一

上了淮河大桥，风便直往脸上扑，虽是阳春三月，却仍有几分凛冽的意味。桥很长，北望是无垠的旷野，点缀着青砖灰瓦的平房，隐隐传来几声鸡鸣狗吠，渲染出一派牧歌情调。东去的河面愈显开阔，不远处就是洪泽湖了。此刻我却不忍去看，这里的水啊，太浩茫，浩茫得亘古无边，天涯无际，让人心里发冷。

那么，就走进桥北的那片旷野吧。

旷野的南沿是莽莽苍苍的淮河大堤，村民大都沿堤而居，往北便很寥廓，似乎有意要留下一片供人凭吊的空间。我走在村里的机耕道上，脚步轻轻的，仿佛怕惊醒了什么，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脚下，沉睡着一座千年古城。

这座古城叫泗州，在从后周到清初七百余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史上，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特别是在南宋和金帝国隔淮对峙的百余年间，这个名字常常和兵连祸结的征伐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大事件维系在一起。但泗州的沉沦并不是由于铁血和马蹄的蹂躏，而是由于一场天灾。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夏天的某个夜里，泗州被溢出淮河大堤的洪波所吞没，从此深深地埋沉在地下，算起来，已经又是三百多年了。

脚步轻轻的，带着祭奠的虔诚和庄严，走过茅草丛生的阡陌，走过缀满野花的河坡，走过春苗的新绿和牧童的笛音，在我的脚下，沉睡着一座三百年前的古城。就人类历史而言，三百年算不上很长的历程，但也绝对不能算短。三百年中，多少一代天骄灰飞烟灭，多少倾国红颜成了腐骨一堆，多少悲欢荣辱被洗刷得了无痕迹，那么我脚下的这座古城呢？它被静静地定格在地层深处，年复一年地看江山易代、淮水东流，仍旧是旧日容颜么？

在这以前，我已经从地方志上见过古泗州的地图，对这座古城的大体格局了然于胸。因此，在这初春的艳阳下，我在旷野上的每一步都超越了时空的框范，在古城的石板街上激起悠远的回声。据地方志记载，泗州城的周长为九里三十步，依此推算，则直径当为三里左右。下淮河大桥往北一箭之地，当是旧日的东门吧。从东门入城，沿着通衢大街西去，不久便是州衙公署了。都说八字衙门朝南开，可这里的衙门却是向东的，正对着淮河的流向。这座宏敞堂皇的建筑是古城的神经中枢，门前的旗杆石大抵还在的，每年的封印仪式、迎春典礼以及判案、排衙和送往迎来之类在这里演绎得很热闹。但这些都是虚应文章，没有多大意思。真正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在州衙前面的商业街和平民区。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是最生动的社会生活情节，所谓“淮上风情”更多地潜藏在这里锱铢必较的市声俚语中，潜藏在幽静陋僻的小巷深处。当然，这中间也少不了爱情——小家碧玉的婚恋是充分世俗化的，虽不那么浪漫，却更加缠绵深挚。

从州府衙门往南，通过市招掩映的商业街，脚下该是古泗州的南门了，据说这里当年是一片自由市场，很繁华的。此刻我看到的却只有几座恬静的农家小院，一个女人坐在门前纳鞋底，春晖慵倦，树影婆娑，那动作和神采，安闲得令人心折。门前的小河边，一个穿花格衫的女孩子在用门闩捶衣，声音贴着水面传得很远。阳光懒懒的，映着墙头上的宣传标语，再看看那落款，心头不由得一阵激灵：城根村。难道说，这农妇和女孩正坐在当年的城堞上么？她们当然不会想到，在自己身下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报警的锣声，曾撕裂了多少颤栗的心灵……

二

领略古泗州的繁华，最初是在苏东坡的一首《行香子》词中。时值东坡居士生命的秋天，政治上很不得意，那桩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把他从京师赶到了黄州。几年以后，皇上开恩，又转徙汝州，因为那里离京师较近。但诗人看中了山清水秀的宜兴，想在那里置几间房子打发晚年。“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已经心灰意懒了。于是一边带着家小向汝州进发，一边向皇帝上表陈情。他走得很慢，希望自己的请求得到皇帝的批准，也就不必再到汝州去了。当时的景况实在恓惶，全家人连饭都吃不饱，他给朋友的诗至少有三首提到饥饿，有一首甚至自比饥鼠，整夜啃咬东西。这样，一路磨磨蹭蹭地到了淮河边上的泗州，一家人实在走不动了，苏东坡决定在泗州小住，并向皇帝发出了第二封哀告信。泗州太守是个简朴诚实的山东学者，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心仪已久，晚上陪苏东坡渡过淮水到南山去玩。淮水上有一座长桥，泗州扼淮上咽喉，是战略要地，天黑以后是不准过桥的，违者将处以很重的刑罚。为了陪苏东坡，太守不惜违规过桥。两人玩得很尽兴，苏东坡自然要作诗填词的，于是有了一首《行香子》，其最后两句为：“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想不到这几句小诗却让太守受了一场大惊吓。第二天，太守读到这首词，连忙找到苏东坡，说：“你闻名全国，这首词一定会传到朝中。普通老百姓晚上过桥要罚两年的苦役，太守犯法，一定会更重。我求你不要把这首词拿给别人看。”

这位太守是老实人，他的惧怕是有道理的。苏东坡笑道：“老天爷，我一开口便是罪过，岂在苦役二年以下？”

不知苏东坡采取了怎样的防扩散措施，反正这首词还是流传下来了。从词中看，当时的泗州是很繁华的。诗人很幸运，他在泗州的时候正值早春二月，离汛期还远，这时的淮河是温柔而恬静的，泗州一片升平景象，太守也才有心思陪他游山玩水。而且，就在这期间，苏东坡接到了朝廷的旨意，批准他定居江南，不必再到汝州去了。在饥饿、颠沛和困顿中，泗州成了他生命的绿洲，虽只是旅途小憩，顾盼匆匆，但泗州长桥上迷离的灯火，将长存在诗人晚年的记忆中。

这是在宋代，当时的淮河还比较文静，洪水扑城的惊险只是在开宝七年和隆兴二年各发生过一次，相对于三百余年的宋王朝来说，这样的频率不算高。当泗州太守陪同苏东坡指点江山时，淮河大抵只是一道静物化的风景，苏东坡因此也才能写出那样意态闲适的词章。但是到了明代的正统年间，这道风景突然幻化出恣肆暴戾的冷色，自此以后，《泗州志》便浸淫在一片水患连绵的阴影之中。

终于到了清康熙十九年。

毁灭是在瞬间完成的。在汹涌的洪峰面前，一座方圆数里的古城有如砂器一般脆弱。可以想见，这天倾地陷的瞬间将会引发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情节，死别和生离，崇高和卑劣，人情和兽性，在这一瞬间都凸现无遗。但这些不是我关注的内容。走在古泗州的遗址上，我的心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惊悸。事实上，泗州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的，在其后的岁月里，人们与洪水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反复争夺，这中间有力和美的呈示，有生命智慧和意志力的张扬，还有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一种交织着不屈不挠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积淀，随着一层又一层的泥沙把泗州埋入地层深处，一代又一代的淮上儿女也埋下了他们面对苍天的诘问和沉重悠长的叹息。

且看《泗州志》上的这一段记载：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嘻，甚矣哉，官若浮鸥， 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

寥寥数语中，竟用了这么一连串沉重的感叹词，修志者的悲哀和无奈可以想见。关于这个“具区”，《辞海》上的解释是：“古泽薮名”，一说为扬州薮，一说为太湖。反正泗州毁灭了，毁灭在一片汪洋大波之中。但与此同时，泗州人也山一样地站立起来了，在与灾难和命运义无反顾的抗争中，一种生生不息、坚韧执著的地域性格完成了悲壮的奠基。

这是一段关于生存的传奇，更是一段关于生命意志和文化性格的阐释。聚集在残破的淮河大堤上，远眺着浩浩汪洋中的家园，泗州人本来可以选择外出流亡的道路，日暮乡关何处是，唯有浊流滔滔，烟雨茫茫。但他们没有离去，传统的乡土意识拴系着他们。这里有他们的祖宗陵寝，有他们世世代代的奋斗和追求，也有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恩怨。农业文明形成的民族性格中，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坚守和耕耘，而不是漂泊天涯的狂放和浪漫。他们不惯于驾着“诺亚方舟”驶向遥远的新岸；也不惯于率引着畜群唱着牧歌去寻找生命的芳草地。他们留恋脚下的一方乡土，哪怕是一派汪洋、一片荒漠、一座废墟。就在泗州东南不远，有一座圣人山，山下有一条禹王河。圣人即禹王，禹王即圣人，都是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这样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孟子·滕文公》中所说的大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大抵就在这里。面对着洪水的进袭，中华民族的传统对策是“阻”，是“导”，而不是扬起风帆一走了之。大禹当年是走得很远的，以至于“手足胼胝”，且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死在离家老远的会稽。从泗州溯淮河上行，有一处叫怀远的地方，还留下了大禹与涂山女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说的是大禹外出治水，涂山女经常在涂山之阳等侯夫君归来（我怀疑“怀远”的地名即由此而来），等候的结果当然总是失望。于是，心怀焦虑的女人唱道：

候人兮猗！ 《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这首“咏叹调”即《南音》的起源，也是中国上古诗歌的滥觞之作。在这里，涂山女一句直抒胸臆的吟唱，不仅唱出了一个最原始而永恒的文学主题，也唱出了中国妇女性格底层的一个重要情结：等待。丈夫外出了，她们能做到的只有等待，在织机上，在耒耜旁，在月下的捣衣声中，在村头、路口和潮涨潮落的海滨，中国的女人就这样世世代代地等待着。多少民间故事中，她们甚至化成了永远的情感雕像——望夫石。

现在，聚在淮河大堤上的泗州人当然也不愿远走他乡，那么就别走吧，留下来，像大禹那样“手足胼胝”地苦斗，像涂山女那样年复一年地等待吧。

为了脚下的一方乡土，他们必须苦斗和等待；但为了苦斗和等待，他们又不得不伸出枯骨嶙峋的求生之手，去撕扯乡土上鲜血淋漓的创伤。

首先出发的是州府的官船，为了在淮堤上搭建临时办公用房，这几艘原先让州官老爷们赖以逃生的官船，又驶向了浩浩汪洋中的州城。州城，隐现在秋水和长天的孤寂之中，只剩下了一圈灰褐色的轮廓，那是露出水面的城堞，其间点缀着几处塔尖、屋脊和校场上的旗杆，有如航标一般。官船由城墙的缺口鼓帆而入，倒是比原先的轿子在石板街上拐弯抹角顺畅了许多。转眼间已到了州衙的大堂前。那么就动手吧。把这些露出水面的建筑先行拆毁，运到大堤上去。在工匠们沉重的呐喊和叮叮咚咚的斧斤声中，一座座带着鸱吻的建筑在大水中被肢解，只留下了水下的墙基和柱础，昭示着劫难和历史。这时候，州府衙门的种种威严和整肃都失去了意义，只有赤裸裸的生存驱动在起作用。浪花中翻动着殿堂解体的竹头木屑，昨日的权威和秩序也在浑黄的浊流中一任飘零。

接下来轮到寻常巷陌的拆迁了。对于这些小民百姓来说，他们的感情负载自然要比州官们沉重得多，虽然拆毁的只是数楹老屋、一方庭院，但其间的一木一石往往凝聚着祖辈几代人的艰辛和希冀，甚至还有一个小民百姓毕生的成就感。因此，要求他们义无反顾是不切实际的。可以想见，当他们驾着小舟驶向自家的老屋时，那一段心理历程该是多么悲壮。但小舟还是驶过来了，船舷轻吻着老屋的檐角，主人抹去眼角的泪水，小心翼翼地拆卸，用心细细地整理，他们几乎是在整理一部家族的经济史和感情史。此刻，邻里之间不再为方寸地基的归属而明争暗斗，也不会再为门楣高低风水冲克而耿耿于怀，漫天的洪水冲洗了小巷胡同里的琐碎和狭隘，只留下了患难与共的浓浓乡情。是的，灾难的巨掌把他们捏到了一块，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生存空间同样逼仄而严酷。在悲壮的拆迁中，他们也许会哼上几句粗犷的淮上歌谣，在苍凉无奈中透出他们心底的憧憬：洪水总有一天要退去，他们总有一天要回来的，为了明天的回来，那么今天就拆吧。

洪水当然是要退去的。洪水退去了，人们又回来了。那大抵是在冬天或春天，泗州又升起了温暖的炊烟，又有了男人粗重的吆喝和女人匆忙的脚步。锈蚀的城门打开了，生命的色彩流动在断垣残壁的街巷里。说什么饿殍遍野、疮痍满目，反正人们回来了，回到了乡土的怀抱，过去的一幕只是一场梦魇，噩梦醒来是早晨，生活的阳光会重新照临他们的。

但梦魇却死死地纠缠着泗州人，自康熙十九年以后，淮河像一个有恃无恐的浪荡子，偶然得手后便越发放荡无羁，洪水灌城的悲剧被一再重复，人们的退却和归来也成了一再演绎的情节。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类原始的意志力是有极限的。泗州，在最后一次悲壮的填城运动失败后，终于沦为一片汪洋。

今天的城根村正值一片繁茂的春景，村头的鱼塘畔草绿花红，天光云影折射着长天和春水的律动。据村民们介绍，1980 年代初开挖鱼塘时，曾在深处的瓦砾下挖到一层黏土，厚度可达一米，这是当年泗州人从数里之外的高冈上运来的。康熙五十六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泗州曾掀起一场撼天动地的填城运动，半年之内，城外的数座高冈被削为平地，泗州城的标高则上升了三尺多。一座方圆九里许的州城，平地垫高三尺，这中间的土方量是大致可以算出来的。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这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但对于动辄“水深数丈”的洪峰来说，三尺黑土又能抵挡什么？可以说，这是泗州人在万般无奈下的最后一次抗争，是一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演出。楚天高，淮水长，遥望着他们蠕动在莽莽荒原上枯槁的身影，我们谁也没有资格批评先人“愚公式”的蛮干，而只能在他们执著的生命意志面前肃然起敬。

泗州人的最后一次抢救，是驾着舟船拆除城墙，把那巨大的城砖运到淮堤上去建造一座流亡州府。从此，这座淮上名城真正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水天苍苍，荒草萋萋，只有淮水年复一年地拍打着死寂的空城。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人与自然的对峙，终于奏响了悲怆的最后一个音符。这是康熙末年的事。

三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材料大多取自一本雕版印刷的《泗州志》，这是康熙二十七年由一个叫莫之翰的州守主持编撰的。康熙二十七年离泗州第一次沦于大水才八个年头，当时的州衙设在淮河大堤上的临时办公棚内，这位州官是在组织治水赈灾时，用他那泥汗淋漓的手来完成这项文化工程的。因此，今天当我翻阅这本残破发黄的《泗州志》时，亦不得不对这位地方官的文化人格投以赞赏的一瞥。

平心而论，在泗州这种地方当官并不是什么美差，虽然也是个正六品的厅局级，但治下仅一方灾土、数万饥民而已，实在是很清苦的。可以想见，被打发到这里来的，大多是些在官场上玩不转的老实人。但对泗州的民众来说，一个玩不转官场的老实人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莫之翰就任于康熙二十年，当时正值泗州的灾难之秋，哀鸿遍野，疮痍满目，父母官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若是个有门路的钻营趋附之徒，不用多久就会打通关节开溜的。但莫之翰没有走，至少到他修成《泗州志》的康熙二十七年他还没有走。栖身在风雨飘摇的临时办公棚里，他不仅带领民众进行了一场撼天动地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泗州保卫战，还修成了一部相当不错的《泗州志》，仅就这两点，这位太守就很不简单。

在莫之翰看来，清苦也有清苦的好处，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屁股下的这把交椅，避之唯恐不及，也就不会挖空心思来排挤倾轧，因此，你可以尽心尽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当务之急自然是两件事：一是赈灾，一是治水。莫之翰上任后，在淮河大堤上设了六处粥厂，亲自操勺为老弱饥民放粥；又开河筑堤，置牛车以戽内水。但最要紧的还是向中央政府报告灾情，请求救济。这样的呈文，莫之翰的前任们已经写得不少，现在他又接下去写。一个小小的州官是没有资格直接向中央反映灾情的，他只能把报告送给巡抚，由巡抚签署意见后向上转送，这叫“题奉”。有时为了显示问题的紧要，巡抚还要会同漕运总督一起“题奉”，这样，报告才能送往京城，等候皇帝发落。其实皇帝这时往往不在京城，因为大水一般都发生在夏秋，而每年的这个时候皇帝是要到承德的山庄避暑的，还要进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狩”。对于这些从京城辗转送来的文件，大概也懒得细看，只是皱皱眉头，大略睃巡一下地方督抚的“题奉”，便提笔画了一个圈，草草打发如是：“旨蠲灾三分。”

我数了一下，从顺治初年到康熙二十七年，这样一字不差的批示就在《泗州志》中出现了十数次之多。大概皇上已经习惯了这几个字，写来相当顺手。至于这个“蠲灾三分”对于颗粒无收、嗷嗷待哺的灾民究竟有多少赈济作用，那不是他操心的问题。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偶尔，皇上因为和嫔妃们看戏看得高兴了，或者因为白天围猎中的斩获而志得意满、龙心舒畅，笔下的头寸便放松些：“旨蠲免本年丁粮，以甦民困。”

谢天谢地，总算有了这么一次“蠲免本年丁粮”，而且还顺便提到了“以甦民困”，显得很有人情味。子民遭灾，朕深为体谅，今年不向你们伸手，明年再说。

但皇恩浩荡仅此一次而已。以后，皇帝仍然是要和嫔妃们一起看戏、在塞外的围场上打猎的，龙心舒畅的时候想必也不会少，御批中的这种人情味却再也不曾有过，有时甚至连写得相当顺手的“蠲灾三分”也有所保留了，例如这一次的批示就打了折扣：“旨蠲灾一二分有差。”

那么，是不是这次的灾情一般，不足以牵动圣忧呢？我们看看：

乙丑六月淮大溢，东南堤溃，水灌泗城，深丈余，男妇猝无所备，溺死者数百人。至十月始渐消，自是官廨民居十圮四五矣，乡鄙田畴一望晶淼，禾稼俱尽。州守寄居南城楼， 详报巡抚上官，会同漕抚吴具题奉。

我不知道皇帝笔下的这个“蠲灾一二分有差”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说堤溃城破，溺死数百人，禾稼俱尽还不算大灾？而且这报告是由巡按和漕台共同“题奉”的，你不相信州官在南城楼上起草的灾情报告，总该相信这两位大员的“题奉”吧。可能皇上对泗州年复一年的灾情报告有些烦了，年年治水，年年赈灾，已成了例行故事。有的言官甚至建议，让灾区的妇女每人腰间系一根黄带子，因为从五行上讲，黄属土，而土能克水。康熙是个有科学头脑的帝王，当然不会听信这种左道旁门的胡说；而且即使听了，颁诏施行，像泗州淹成那种样子，恐怕每个妇女腰间的一根黄带子也很难解救。康熙又是个气魄宏伟的帝王，他绝对相信子民百姓的生存能力，不管遭了多大的灾，人总是要想方设法活下去的，吃山珍海味是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也是活。再不济，千古艰难唯一死，大不了多死几个人罢了，中国这么大，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多死几个谅也无碍国本。因此，“蠲灾三分”与“蠲灾一二分有差”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重要的是一种姿态，意思到了就行。

领受这样的“姿态”和“意思”，不知我们这位莫之翰莫大人作何感想，也许正是一次又一次在这样的御批下叩头谢恩之后，他感到了惊心动魄的悲哀。泗州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了，自己很可能是最后一任州守。任何职务一旦与“末代”联系在一起，况味便难免辛酸沉重。他除了勉力赈灾，尽量少饿死人而外，作为一个文人出身的官僚，他不能没有一种紧迫的文化使命感：应该修撰一部《泗州志》，既然不能留下泗州的楼台城阙、市井街衢，那么，就留下几页盛衰兴亡的书记，留下一座泗州城永远的雕像吧。

这是一项悲怆的文化工程。说什么盛世修志，承平雅事，面对着行将覆灭的州城，泗州人现在是要作一篇祭文，唱一曲挽歌，在凄风冷雨中与自己的家园仓皇诀别。

在淮河大堤上的临时办公棚内，在那盏摇曳飘忽的小油灯下，莫之翰带着一天公务的疲惫，精心梳理着那些水淋淋的寸牍片纸。这里有逝去的辉煌和风化的青史，有铁马金戈和笙歌红袖，但更多的却是关于水的记载。泗州本来就是与水维系在一起的，它的繁华得之于淮水和泗水温情脉脉的滋润，它的劫难和沦亡也是由于这两条母亲河的反复浸淫。那么，就蹚过恣肆奔湍的洪波，穿过苔藓湿漉的街巷，一步步走向泗州的深处吧。在这里，历史显示了它无与伦比的幽深和浩瀚，即使是一座不大的州城，那平静质朴之下，也潜藏着动人心魄的诗情。灾区的夜晚，静得让人恐怖，连狗的吠叫也绝迹了，星月惨淡，万籁俱寂，天地间有如铺展着一块巨大的尸布，裹挟着无边的死亡，而州守莫之翰则在悄悄地走向泗州的深处，走向那远古的诗情。

当然，要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必须有一个工作班子。灾后的泗州，生存是压倒一切的主题，当饥饿的灾民在吞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时，州守却要组织一批文化人，坐下来慢条斯理地修史编志，这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莫之翰还是这样做了，为此，他或许要从极其有限的地方财政中，掂斤拨两地划出一笔不算很小的份额来作为办公开支。为了保证这一群文化精英最基本的热量，有时甚至要从赈灾粥棚前的饥饿走廊里分走最后半桶粥。面对着扶老携幼、满脸菜色的饥民，这无疑需要相当大的心理承受力，也无疑会遭到各种非议：人都饿死了，还谈什么文化？自古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这不是太奢侈了吗？顺理成章的推论还有：太守这是慷公家之慨，为自己树碑立传。

莫太守的行动算不算“奢侈”，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他有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只要看看《泗州志》就知道了。我在翻阅这部地方志时，并没有发现多少太守自我标榜的内容，这曾使我对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莫之翰是一个文人官僚，平时想必也有些情怀小唱或应酬文字的，作为主编，放进几篇自己的诗文也是堂而皇之的。但他没有，在洋洋大观的《泗州志》中，记在太守名下的文章只有一篇，即康熙二十四年他写的《请减食盐详文》，这是向中央政府请求减免盐税的报告。因为泗州历经大灾，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原先在册的三万多人丁，仅剩下一万有余，但朝廷每年仍要按原先的三万人征收食盐附加税，这自然是吃不消的。这份报告写得很动情，完全称得上一篇很不错的散文，即使和李密的《陈情表》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的。不同的只是李密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请求朝廷允许他在家奉母尽孝，而莫之翰是站在一方民众的立场上请求朝廷蠲减盐税。就情怀而言，后者似乎更值得称道。

朝廷有没有批准莫之翰的请求呢？大概没有。《泗州志》中只留下了一篇奏疏，倒是情辞并茂，很值得一读。

四

沉沦于洪水的不仅有泗州的城廓街衢、小民百姓，还有一处皇家墓地——明祖陵。

明祖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的衣冠冢。朱元璋祖籍泗州，这三位朱氏先人原先都是葬在这一带的，但到了朱元璋发迹时，却连坟墩也寻不着了，于是便有了这座象征性的陵墓。明代的皇陵，人们一般都知道的有北京十三陵和南京明孝陵，其实另外还有几处，不过这几处的主人生前都不曾有过黄袍加身的福祉，只是因为后代当了皇帝而被追封的，是一种荣誉。享受这种“荣誉”的陵墓有三处：一是安徽凤阳的皇陵，主人是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一是湖北钟祥的显陵，主人是嘉靖皇帝的父亲朱祐杌。相比之下，泗州的明祖陵人们知道得不多，由于从清朝初年开始，它就一直埋沉在大泽洪波之下，也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明代的皇陵已经够多的了，淮水滔滔，逝者已矣，有谁还记得水下有一座皇陵呢？

但人们终究还是记起来了。1963 年淮河大旱，人们发现了露出水面的巨型石刻，由此才想起沉沦在水下的朱家祖坟。1976 年国家拨款打坝围滩，将明祖陵从淮河中圈出，经过匡扶、复位和初步修整，人们发现，这些埋沉在水下数百年的石刻竟风采依然。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应该感谢康熙十九年的那场洪水，它以不容抗拒的强横保存了这批艺术珍品，使之躲过了历代的兵灾和战乱，躲过了利禄之徒的觊觎，也躲过了自然界的风风雨雨和污染物质的浸淫。数百年来，祖陵石刻就这样在长河的底层深藏不露，默默无闻；而一旦显现，便以其精致绝伦的美征服了世人。我想，这中间是不是蕴含着某种美学辩证法呢？任何一种美，过分招摇了总难保长久，西施、王嫱、貂蝉、绿珠的悲剧都在于美的泄露和张扬。阿房宫毁圮了，凌烟阁湮没了，秦汉的长城也早已坍塌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兵马俑却保存下来了，汉代编钟保存下来了，连脆弱的竹简帛书也在马王堆的一座坟墓里保存下来了。今天，在古泗州的淮河滩涂上，我们则看到了明祖陵风采依旧的石刻。

走在明祖陵的神道上，我感到了一种灵魂深处的震撼，二十一对石刻，组成了一条气魄恢宏的艺术长廊。谁说这里只是僵硬的石刻呢？这里分明澎湃着生命的激情。祖陵石刻先于南京孝陵而晚于凤阳皇陵，产生于洪武、永乐年间，这时，皇家山陵体制尚未确立。也就是说，“刻什么”和“怎样刻”尚无一定之规。这种题材和风格的相对宽松，稍稍放纵了艺术家的自我意识，这时候，他们不只是按图雕琢的操作工，而是一群富于艺术个性的创作者，他们的气质、才华和时代的精神氛围取得了某种和谐的统一，相当顺畅地流进了石像那雄伟的身姿和栩栩如生的线条之中。当祖陵石刻开工的时候，徐达的大军正横扫漠北。到永乐十一年竣工时，堪称旷世文化工程的《永乐大典》已经修成，而郑和率领的艨艟巨舰正行驶在波涛万顷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这是一个沉雄阔大的时代，祖陵石刻亦透出一股粗豪奔脱的大气。但粗豪不是粗糙，你看那衣甲服饰、凤毛麟角，无不流溢着生命的质感，就连马唇上的汗渍也依稀可见。在这匹骏马前，我曾迷惑不解，它那低眉垂首的静态和淋漓的汗水不是很矛盾吗？汗水属于扬蹄疾驰，属于负重粗喘，属于大漠和疆场，怎么会出现在皇陵前这副站班如仪、慵闲得有点忧郁的身躯上呢？要么，就是它刚刚来自那遥远的边关，还未来得及卸去征鞍、平息粗喘？一匹驰骋疆场的骏马被奉到这里来守陵，一举一动都被森严的礼法规范着，再也不能引颈长嘶啸傲关山，更不能腾跃冰河饮长风餐豪雨，其寂寞是可以想见的，难怪它此刻低眉垂首、一副郁郁不得志的忧怨之色。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为自己先前浅薄的迷惑而惭愧，更为工匠们对生命的理解以及把这种理解艺术化的鬼斧神工而惊叹。

但相比于石兽的精微传神，那几尊被称为翁仲的人像似乎就显得呆板僵硬。人像有文臣和武将，文臣拱手，武将握剑（剑自然是倒垂着的），照规矩，他们都站立在神道的最前列，也就是最靠近皇祖的眼皮底下。我不知道工匠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为什么对这些达官贵人如此冷漠，也许因为这些达官贵人离自己太远，对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形态都不甚了了，唯一知道的只有他们的身份：臣子，臣子在君王面前除去毕恭毕敬还有什么呢？那么就让他们毕恭毕敬地站着吧。这种解释似乎勉强说得通，但又总觉得似是而非。工匠们能理解一匹马，一头狮子，以至一只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麒麟，并赋予它们那样丰富的人格内涵，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人呢？这中间肯定潜藏着深层次的艺术匠心。明祖陵兴建期间，正值朱元璋和朱棣大兴冤狱、大开杀戒之时，屠刀所向，开国元勋授首了，知识分子噤声了，政治上的反对派销声匿迹了。腥风血雨中，做臣子的都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惧感。是的，恐惧感，这是一种时代病，一种笼罩于满朝朱紫的深层心理。“伴君如伴虎”，他们离君王这样近，几乎可以听到对方衣褶的轻微响动，捕捉到对方眼波和脸色中任何一丝猜忌的阴影，他们不可能不恐惧。而在恐惧的压迫下，他们也不可能有更生动的神态，哪怕是努力做作的矫情。在这里，工匠们正是抓住了人物最具典型意义的心态，以巨大的艺术真实雕塑了他们的形象：呆板、僵硬。

神道的尽头是地宫，也就是老祖宗安息的地方。其实这里并没有半根腐骨，只是一堆衮冕冠服，这么森严的仪仗和崇宏的建筑竟是为了陪伴几套衣帽，实在令人感叹。朱元璋是穷人出身，这从他祖上几代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的高祖父叫朱百六，曾祖父叫朱四九，父亲叫朱五四，这一串名字现代人听来颇有点滑稽，其实在当时，正是朱家世代赤贫的阶级烙印。宋元以来，平民百姓常常是不用名字的，只以行辈和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朱元璋高祖的那个“百六”，大概是一百零六的简称，而祖父的“初一”则可能取自出生的日期，反正有一个吆喝的符号就行了，用不着许多讲究。直到朱元璋谥封父亲为仁祖皇帝的时候，才顺便也追封了一个体面的大号，叫朱世珍，这是朱五四老汉的殊荣。

记得有一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时，发现饭店的女老板长得奇丑，于是便引出一个话题，如果该老板娘一夜之间变成了绝色佳人，她将会怎样生活。一位朋友说，她肯定承受不了这种反差，心理会随之崩溃。这位朋友的推论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由此言之，一个穷光蛋当了皇帝，首要的难题恐怕不是治国驭民，而是如何承受那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甚至会整个地改铸他的人格走向，叱咤风云的伟丈夫变得怯懦宵小；阔大坦荡的胸怀塞进了猜忌、暴戾和险隘；谦和健朗的面孔浮上了贪欲自大的阴影。这是一种心理变态，从先前一无所有到什么都有了，一时反倒手足无措起来，巨大的既得利益令他眼花缭乱、心旌摇荡，却又唯恐受用不及、过期作废，就像民间故事《石门开》的结尾那样，石门突然关闭，满屋子的黄金都变成了石头。那么就抓紧挥霍吧，自己挥霍不算，还要请出祖宗先人来分享，让他们也捞个皇帝当当。给祖宗追加谥号并不是朱元璋的首创，但像朱元璋这样一下子让四代祖宗都黄袍加身的却委实少见。追封便追封，一纸红头文件诏示天下得了，要那么多精美绝伦的石人石兽干什么？要那么多堆砌谀词的封号干什么？要那么多雕栏玉砌的崇宏巨殿干什么？不就是几根腐骨么？不，这里连腐骨也没有，只有几套衣冠。在甩场面掼派头的背后，恰恰显露出那种“小人得志”的浅薄和自卑。

在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朱家的另外两处祖陵，即安徽凤阳的皇陵和湖北钟祥的显陵。这两处陵墓在明史上都曾演绎过一些有趣的事。前者在崇祯九年被李自成的起义军翻尸倒骨，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凤阳总督因此被崇祯砍了脑袋。随即，官军也派人到陕西米脂扒了李自成的祖坟，并把其先人的颅骨用快马呈送朝廷处置。明朝末年天崩地坼的政治大搏斗，竟在朱、李两家的祖坟上拼得如此你死我活，这实在是很有深意的。人们不难发现，显现于其中的是那种农民式的复仇情结和天命观。后者则引出了一场朝野震动的“大礼仪”事件，这件事虽然闹得轰轰烈烈，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究竟“谁是自己的父亲”。原来正德皇帝没有儿子，死后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当朱厚熜从湖北安陆的封地颠儿颠儿地前往京城登基时，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不久便遇到了一个难题，按照儒家的礼教，他以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必须称已故的伯父弘治皇帝朱祐樘为父亲，而自己的父亲献兴王朱祐杌就降格成了叔父。这位嘉靖皇帝后来虽然昏庸透顶，但这点起码的人伦之情还不曾丧失，他很不情愿，于是便引起了一大批朝臣伏阙请愿，上书抗议，甚至以集体辞职相要挟。一时金銮殿前呼天抢地，悲声号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关于“主义”的争议，千秋伦常，在此一举。但臣子终究是拗不过皇上的，皇上决定停止这场关于“主义”的争议，直接诉诸武器的批判。最后的结局是，数百名死脑筋的官员先是被廷杖打烂了屁股（其中有十九人被当场打死），然后下狱、罢官、贬逐。而几个脑筋不那么死的官员则因此飞黄腾达、厕身中枢。朱祐杌不仅仍然是朱厚熜的父亲，而且还被当了皇帝的儿子追谥为恭穆献皇帝，享受了以帝王规格重新修葺的陵墓，这就是湖北钟祥的显陵。

泗州明祖陵的故事比较平淡，因为它过早地沉埋在淮河底下，被人们遗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应该感谢康熙十九年的那场大水。

五

泗州沉沦了，留下了两则关于“水漫泗州城”的传说，倒也颇有意思。

第一个传说完全是世俗化的，情节也相当朴素：张果老骑驴路过泗州，讨水饮驴，谁知小毛驴见水猛喝，水母娘娘担心毛驴把自己的水喝光，急忙上前抢桶，不小心把水桶打翻，结果造成洪水泛滥，淹了泗州城。

张果老是八仙之一，八仙是天上的神仙，却又相当平民化，从里到外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他们是一批个性解放主义者，想怎样潇洒就怎样潇洒，从不让抽象的教条来束缚自己。例如吕洞宾就是个相当风流的登徒子，他自己也并不掩饰这一点，因此惹出了许多桃色事件。张果老则是个极富于喜剧色彩的小老头，他倒骑毛驴，拐杖上挑着酒葫芦，走到哪里就把恶作剧带到哪里，那些恶作剧大多是很精彩的黑色幽默。但是在这则“水漫泗州城”的故事里，张果老的形象却很模糊，基本上是道具式的，完全可以换成另外的张三李四。倒是那位水母娘娘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她的心态也很值得研究。

水母娘娘是个小官，水是她的权力所在。可不要小看了这座“清水衙门”，精通权术和权力学的人，即使是芝麻绿豆大的权力也照样能玩得有声有色。什么叫权力？权力就是无所不在的控制；就是节骨眼上的拿捏；就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板着面孔打官腔，一边敲骨吸髓一边接受你的顶礼膜拜。可以想见，平时求这位水母娘娘要指标批条子走后门的肯定不少，她的小日子也肯定过得很滋润。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她掌握了水。失去了水，她就失去了一切特权的基石。因此，当饥渴的小毛驴喝水似乎要超指标时，她才会那样手忙脚乱，如同夺了她作威作福的魔杖一般。泗州的悲剧带有深刻的社会必然性，张果老和他的小毛驴是无辜的，悲剧的根源在于水母娘娘的“官本位”和“以水谋私”。在这里，水母娘娘成了一切权势者的化身。正是由于权势者的贪欲和自私，才酿成了泗州天倾地陷的大灾难。民间传说是平易朴素的，却并不浅薄，世俗化的情节中透析出坚挺的哲理品格。我不知道这传说的原始作者是谁，也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但可以肯定，它在长久的流传过程中，充分吸纳了民众的社会体验和感情积淀，因而比许多史书上的阐述更具权威性和终级意义。

第二个传说知道的人更多些，因为有一出叫《虹桥赠珠》的戏文即取材于此。故事袭用了才子佳人的传统套路，把一场洪荒巨祸置于少男少女的青春游戏之中，作为情场纠葛的一段尾声。这样的构思相当奇崛：泗州知州的公子白生赴京赶考途经洪泽湖，与湖中神女凌波仙子邂逅相遇，凌波仙子爱恋白生的聪明俊美，想结为秦晋之好。但书呆子白生偏偏功名要紧，执意不从，神女爱极而恨，一怒之下水漫泗州。

这个传说显然已被文人加工过了，因而也融进了文人士大夫的某种价值取向。对于白生和凌波仙子这两个人物，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我所看到的则是其中关于生命意义的解析。一般来说，人们对公子白生可能会给予更多的肯定，他那种呆头鹅式的苦读和事业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中曾被奉为一种青春偶像。但我总觉得此人缺乏一种生命本体的合理性，他活得太累、太沉重。因为从传说中（至少从戏文中）看，他对凌波仙子也相当倾心，只是因为功名的诱惑，才不得不斩却情丝，怏怏北去。他走得其实并不潇洒。中国的戏文总喜欢在赶考途中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这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艳情趣味。但同样是赶考途中的艳遇，这里的白生远不如《西厢记》里的张生可爱。张生是轰轰烈烈地爱过一场的，为了爱，他甚至装病西厢，想赖着不走了，什么金榜题名、荣宗耀祖，在两性情感的深刻遇合面前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张生的人格健全之处，也是《西厢记》的伟大之处。

相比于白生的委顿，凌波仙子则活泼泼地敢爱、敢恨，虽然带着一股贵族少女的任性和乖张，却通体放射着生命的光华。她是神，却不甘于神的寂寞和徒有其表的尊荣，她要做她那个世界的卓文君和茶花女，于是她爱上了白生。为了爱情，她不惜褪去自己神圣的灵光，但这一切偏偏不为白生所理解和接纳，而且这个白生还是个可以称为知识精英的文化人。凌波仙子的失望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失望不仅在于一腔真情的抛掷，还在于对白生所在的那个世界的否定。既然这个世界如此不通人性、不近人情，既然这个世界的人如此委琐卑贱，既然体现了这个世界最高智慧的文化人都是如此德性，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合理性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凌波仙子的水漫泗州完全可以比之于白娘娘的水漫金山。白娘娘的水漫金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心上人，体现了对人的世界的向往；而凌波仙子的水漫泗州则是为了毁灭自己的心上人，体现了对人的世界的否定。否定有时比向往更为惊心动魄，水漫金山只是一场虾兵蟹将的舞台游戏，而水漫泗州则是实实在在的人间悲剧。

也许我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泗州来吧。前些时我在那里采风时，听到不少呼声，都说应该组织力量挖掘埋在地下的泗州城，说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已挖掘了一多半，成了著名的旅游区；又说有多少名流要人关心这件事，甚至联合国都准备拿出钱来资助。对此，我也很觉得振奋。离开泗州前一天，我拜访了当地一位资历很深的老人，老人退休前曾长期担任该地的水利局长和副县长，对古泗州的历史亦很有研究。在谈到泗州城的挖掘时，他相当冷漠地说：挖出来有什么好看的呢？无非几处断墙残壁。那么大一座废城，又不是秦始皇墓前的兵马俑，造一间大房子就可以装得下的，还是留在地下让人们想象的好。

老人的冷漠不是没有道理的，冷漠中却透出热切的文化意识。设想一下，如果真的花力气把那座地下城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圈上一堵围墙，把门售票，变成一处旅游景点，那又有多大意思呢？我们已经见过了太多散发着铜臭和伪文化气息的旅游景点，也见过了太多的挖掘和雕饰，如果那样的话，泗州城也就真的要消失了，消失在年复一年的风化和修补之后，消失在红男绿女们潇洒的步履之下，消失在人们越来越空洞淡然的目光之中，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那么，就还是让它埋在地下吧，给人们留下一点疏离感和关于悲剧美的思考。如今的淮上，不见了滔滔洪峰滚滚浊流，也不闻凄风苦雨中报警的锣声，纵目所及，只有牧歌情调的旷野和远方洪泽湖上的帆影。但走在这片旷野上，你分明感到这里的宁静中蕴藏着一股强劲的历史张力，你会把脚步迈得很轻，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