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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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文章的标题,定一定思绪,却怎么也找不到自信。这题目太大、太沉重,又浸渍了太多的血腥味和英雄气,这一切都压迫着我,使我难以进入——是的,进入,这是最痛苦的时刻,母亲分娩、枪炮发射,以至于火山爆发地震施威其实都是一种进入:由某种生存状态“进入”另一种生存状态,因此,他们都要呼天抢地,挣扎出全部生命的能量,恨不得把自己撕扯成灼热的碎片,又恨不得把自己挤压成力量的造型。真佩服老托尔斯泰那样的大手笔,当《战争与和平》进入莫斯科保卫战时,笔下仍这般从容:

于是战争开始了。

他一共只用了七个字,连感叹号也没有,从容得不动声色而又大气磅礴。

从容是一种底气,进入战争就得有这样的气度,这样的从容。

那么,就从那遥远的欢呼和旁白开始进入吧。

公元1805 年12 月2 日早晨,拿破仑站在奥斯特里茨的前沿阵地上,在他的身后,大炮已经褪去了炮衣,露珠悬挂在炮口上,有如少女的项链一般富于质感;身着匈牙利式紧身短上衣的枪骑兵引缰待发,踢腾的马蹄迸出欲望的火花。这时候,普拉钦高地上的浓雾正在散去,俄奥联军的军旗和枪刺隐约可见,法兰西皇帝挺起他那1.67 米的身躯,呻吟似的欢呼道:“奥斯特里茨的太阳升起来了!”

这欢呼很轻,轻得几近自语,却透出一种峥嵘险峻的渴望,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一种光芒逼人的人生成就感,而一场世界战争史上辉煌的杰作亦由此拉开了帷幕。

这就是战争——一位铁血统帅体验的战争。

前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电视台播放了英国摄制的纪录片《二战警世录》,总共有好几十集吧,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德军开进了村庄(那富于俄罗斯风情的北方村庄,宁静得有如柴可夫斯基交响曲中忧郁的堆积),一个士兵颇像个顽童,用手榴弹砸碎一户农舍的玻璃窗扔进去,于是房子被炸塌,玻璃窗发出痛苦的破裂声……

旁白:战争的起因之一涉及人的破坏世界的本能,比如男孩总喜欢砸玻璃窗,那破碎的声响使他的破坏世界的心理得到满足。

相对于二战期间尸山血海的大场面,这样的细节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相当真实地揭示了人的一种深层意识;战争的原始基因就潜藏在这些看似天真而琐碎的儿戏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确是有点令人颤悸的。

这也是战争——一位普通士兵体验的战争。

统帅的体验加上士兵的体验,于是战争开始了。

据外国学者统计,有史以来的人类战争共使36.4 亿人丧生,由此造成的损失折合成黄金,可以铺成一条宽七十五公里、厚十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把五千余年的血与火的剧痛归结于地球老人的一条金腰带,这样的想象确是很有意思的。但我们不妨循着这条思路再想象一下,人类如果没有这些战争,而真的拥有这么多黄金,那又有什么用呢(恐怕只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用黄金来修建公共厕所)?或者说,人类为此将会失去什么呢?

世界战争史的一个谜:亚历山大在消灭了波斯帝国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东征?

公元前330 年,亚历山大以其所向无敌的重骑兵和马其顿式的斜线阵横扫两河平原,对于这位年轻的国王来说,爱琴海的威胁根源已经铲除,富饶的苏萨和巴比伦已经臣服在自己脚下,而放眼东望则是莽莽无涯的中亚不毛之地,继续东征既不是现实的政治需要,也不会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誉,只能意味着无谓而巨大的牺牲。

但亚历山大力排众议,决计挥戈东征,他的口号是:“一直打到东海。”在当时,“东海”是一个出自上古哲人和神话的地理极限。

马其顿大军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远征,穿过漫无人烟的中亚荒漠,一直进抵印度河口,亚历山大终于看到了大海——那比地中海更浩瀚的印度洋。

最后的结局是:这位被称为“太阳神之子”的国王在三十二岁时客死他乡。

遥望马其顿军团苍茫的背影和悲壮的结局,后人久久地发问:亚历山大东征的动因究竟何在?难道仅仅是由于好大喜功?抑或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中有一大批学者,其中包括以亚里士多德的侄子为首的一批当时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个情节也许有助于我们寻找问题的答案。驱使这位国王不断东征的原因不在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在于他对霍梅罗斯歌颂的万物开端——包围着陆地的大海——的憧憬和寻找,即他对未知世界和真理的热情。亚历山大的影响就其本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在他那里,战争已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而体现为一种穷究世界的探索精神。如果我们顺着亚历山大的目光再向东望去,大体就在同一时期,华夏古国的嬴政大帝也组织了一次面向大海的东征,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嬴政当然也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巨人,他的生命也是多姿多彩的,但同样是对神话的追寻,秦始皇东征的帆影却显得那样愚昧而猥琐。

亚历山大的东征流溢着人类精神的底蕴,他升华了战争。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听历史老师讲过这样一段趣闻:18 世纪末期,法兰西舰队和英国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加海域激战,为了让运送中国月季的商船通过英吉利海峡,交战双方特地商定停战六小时。

这是一个极富于哲理意味的情节,鲜花象征着美好,象征着幸福和温馨,这些都是人类永恒的希冀。战争为鲜花让路,或者说鲜花驱散了战争的阴云,这是人类理性和良知的胜利,虽然这次胜利只有六小时,但人们毕竟在战争的血雨中撕开了一小段明净的时空,它不是由于皇权的谕旨,也不是双方政治利益的交换,更不是战场谋略的一部分,而仅仅是为了迎送一位不同寻常的使者——若干盆高雅艳丽的月季花。人们常常并不屈服于暴力,却不得不屈服于美,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刻,交战双方的士兵都在甲板上列队遥望,有如仪仗队一般。商船从远方款款驶来,驶过巨舰大炮对峙的死亡峡谷,它不惊不乍、堂堂正正,劈开战云和杀气,俨然仪态万方的贵妇从容踱过自家的庭院。汽笛拉响了,在死亡峡谷上撞击出重重的回声,于是所有的军舰都拉响了汽笛,这是致敬的笛声,只有在皇帝或统帅检阅舰队时才偶尔用上一次的。这时候,相信所有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美好或圣洁的情愫,都会真诚地为之祈祷:让这一刻长久些,再长久些,直至永恒……

我一直怀疑这种情节的真实性,但它确是广为流传的,那么就让它流传吧,即使是杜撰,这也是至善至美的杜撰,因为在以鲜花和仪仗构架的场面背后,潜藏着对和平的呼唤——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深层意识。

1982 年6 月,英国特混舰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败了阿根廷军队。阿根廷全国沉浸在悲痛和耻辱之中,加里铁总统宣布辞职。

四年以后,在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上,阿根廷队打败了英格兰队,墨西哥城到处游荡着酗酒闹事的英国球迷。

十二年以后,马拉多纳在那次比赛中打入的第二粒进球被评为有史以来的最精彩进球,而组织评选的恰恰是英国的《足球》杂志。

把这几条新闻剪辑在一起很有点寓言的味道:人类不需要战争,但愿能把战争的心理能量释放到竞技场上去。英国和阿根廷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远未了结,那么,就让阿根廷人在足球场上打败英国人,让战场上的复仇心理转化为球门前的狂轰滥炸吧。

寓言当然是理想化的,自古以来,人们发出过多少次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的呼吁,但战争并没有消失,反倒不断升级换代,变得更为精致,也更为残酷。某一天晚上,我曾为电视里的这样一条新闻而颤栗:叶利钦总统在病床前签署了“关于俄联邦代总统的命令”,在他进行心脏外科手术期间,由联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代理总统职务,代总统拥有总统的一切权力,包括对战略核力量和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为此,叶利钦向他移交了“核按钮”。

我相信,全世界为之颤栗的人远不止我一个,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刻,人们才又一次意识到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某个人物随手携带的那只小小的密码箱里,只要他心血来潮,一个指令,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就将毁于一旦。

战争不会消失,尽管我们这个星球上有无数的足球场和拳击台。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对和平生生不息的祈求。

是的,人类世世代代地祈求和平,从达官显贵们堂皇的施政演说到乡野村妇悠长苦涩的梦境,和平往往是一道最具煽情效应的承诺和天长地久的生命主题,连那位因发明雷管和无烟火药而使战争杀伤力大增的瑞典富豪,在遗嘱中也忘不了设立一项“诺贝尔和平奖”。但和平其实是相对于战争状态而言的,它们互为背景、互为前提,又互为因果。战争状态的残酷,才使得和平倍受珍惜;和平状态的庸常,又使得战争成为渴望。因此,没有战争就无所谓和平,就像没有争吵就无所谓爱情一样。人们常常把相敬如宾、齐眉举案作为爱的最高典范,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因为这种和睦中失却了期待的焦躁,失却了袒露和倾诉的欲求,也失却了因嫉妒而造成的误解以及因误解而燃烧的妒火,一切都平静得不在乎。“不在乎”决不是爱情。爱情是一种波澜,这时候真该来一场“推波助澜”的战争(如果连这一点渴望也没有,那么就拉倒吧),把关闭的心扉重新打开,让所有的怨忿、呼唤、关注甚至还有熊熊燃烧的妒火都喧嚣而入,在心灵的纠葛中腾挪出一片融洽谐美的天地,于是,“战争”拯救(或催生、激发)了爱情。

人类社会也是在战争与和平的反复纠葛中蹒跚前行的,一种东西被人们世世代代地诅咒,又被人们世世代代地沿用,肯定有它自身的魅力。相对于和平状态的庸常,战争固然有着野蛮、残忍和窒息人性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着伟岸、质朴、粗犷、更接近生命原力的一面。面对着这柄古老而神秘的双刃剑,我们很难说清它从何处而来,又将向何处而去;我们只知道它常常和峻岭惊涛、旷野荒原、长风豪雨联系在一起,和生、死、爱、恨这些千古不朽的人生大命题联系在一起,和人们铭心刻骨的痛苦、欢乐、期待、创造联系在一起,这也就够了。就像中世纪的鼠疫常常是对纵情狂欢的罗马人的一种警告,艾滋病的蔓延是对现代人闲极无聊的一种惩罚一样,战争则是冥冥上苍对人类行为的一种训诫和调整。和平的天空无疑是明净而美好的,但这时候,一场偶然发生的打斗或火灾就会在周围吸引一大批亢奋的人们,从他们那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神态中,你会感到他们平日的生活是多么乏味。那么就来点刺激的吧,还记得海湾战争期间,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收看最新战况的情景,他们迫不及待地期盼着那些关于改革、物价、反腐倡廉之类的消息快一点过去(平日里,他们曾对这些表现出多么热切的关注),注视着战斧式导弹优美的飞行轨迹和巴格达夜空礼花似的弹雨,他们油然有一种仗剑把酒的豪迈感。在那些日子里,连街谈巷议也显得更有档次:萨达姆、施瓦茨科夫、安理会决议、旋风式轰炸机和飞毛腿导弹。议论战场当然比议论官场、商场、情场或舞场之类的话题更刺激、也更有质量。路透社记者曾在北京街头进行随机采访,拎着菜篮子或挤在公共汽车上的普通市民对战争进程的精确了解使他们感到惊讶。毋庸讳言,当布什总统宣布停火时,人们心底或多或少总有点遗憾,这种遗憾有点类似于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曲终人散时的感觉:怎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们似乎还没有欣赏够哩——恕我冒昧,我只能用这个词:欣赏。

欣赏源于魅力,战争的魅力就在于人们对和平的无法忍受,在于战争的宣泄和释放功能,更在于战争本身所呈示的美境。

美境何在?还是翻用老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和平状态总是相似的,战争状态各有各的不同。

战争是一种美丽的错误,不是和平时期那种苍白的瘦骨嶙峋的错误。

战争的美境来自其过程的不确定性,越是在远古时代,这种不确定性越是有力地扭曲着战争进程,也越是富于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原始战争是个体生命之间的搏击,即使是最高统帅,也无一例外地要在这种搏击中展示自己生命的质量。一切都是面对面的,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对方衣甲下肌肉的强度和血液的流速,看到对方的睾丸或畏怯或豪迈的晃动频率。那么就动手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肉搏,金属在碰撞中呻吟,热血在刀剑下喷射,每一声喘息和呐喊都凸显出意志的质感。这时候,一切崇高而庄严的命题都黯然失色,没有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或为了造福民众而矢志填海的少女精卫,那些太理性、也太遥远;有的只是夸父追日式的生命本能——他要超越对方,他在疲惫中极度枯竭,最后他悲壮地倒下了,弃杖化为邓林。这里呼唤英雄、崇尚伟力,所谓的“两军相逢勇者胜”“置于死地而后生”之类的战场定律,都赤裸裸地还原为一种生命定律。于是血流漂杵、尸横遍野,强者的马蹄撕碎了弱者的哀鸣,这是多么残酷而浩大的景观。人们常常哀叹无法体验两种重要的感觉:诞生和死亡,战争缔造的正是生与死融合的深刻的生命,淌过绝望和死亡,便是生命的又一次诞生,而且比原先的生命更强大百倍。就生命体验的方式而言,战争有点近似于赌博、探险或婚外恋,都属于奇险刺激一类,什么东西一旦稳操胜券,同时也就失去了诱惑力,唾手可得只能使人舒服而不能使人激动。即使同样是赌博,一个囊中羞涩的穷汉比之于腰缠万贯的富翁,前者肯定会更投入、更刺激,因而也会从中得到更大的快感。正是在这一点上,战争契合了人类的天性,因此战争应被视为一种天赐或天谴。

蒙哥马利是著名的二战英雄,他一手导演的哈勒法山战役和阿拉曼战役被称为典型的“蒙哥马利战役”,即战前对战争的每个细节都构想得十分周到,战争完全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在阿拉曼战役发起前,蒙氏曾断言:“整个战役大约需要十二天。”果然,到了第十二天,隆美尔的坦克兵团溃退了。而当哈勒法山战役打响,参谋长把隆美尔开始进攻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只是很淡漠地说了句,“太好了,不能再好了。”说完便蒙头大睡。是的,还有什么值得他操心的呢?一切都在沙盘上反复演习过了,每一步相应的作战方案都装在参谋的皮包里,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实施就是了,战争的胜负,实际上在第一枪打响之前就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以鲜血和生命铺垫的仪式。这样的统帅真够潇洒的,但潇洒中是不是少了几分惊险和刺激呢?

高质量的战争都是反常规的,汉尼拔之翻越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项羽之破釜沉舟、背水死战;山本五十六之长途奔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反常规的杰作。请仔细体味这些词语的感情色彩:神出鬼没、不可思议、石破天惊、绝处逢生、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都是属于反常规的。反常规体现着战争精神的底蕴:冒险、创新、拼搏、逆转、追求出众、混沌中开拓,等等。从本质上说,人类的生命个体也是这样在绝望中诞生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天才都是反常规的斗士,这是一种生命质量。

那么失误呢?战争史上那一页页黑色的书记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其实失误也是战争的一部分,最伟大的天才也难免失误,他们的英雄本色恰恰体现在敢于面对失误。军事辞典里所谓的战机是和失误相比邻的,追求万无一失往往会导致战机的丧失,当然,那种一边倒的战争不在此列,因为那里并不需要卓越。诺曼底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但有谁知道,就在战役发起前几分钟,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因为英吉利海峡恶劣的天气还举棋不定,这时候,他的助手史密斯将军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这是一场赌博,但这是一场最好的赌博。”艾森豪威尔神情为之一振,“我们干吧。”他下达了出击的命令。在这一瞬间,战争中一切至关重要的因素——兵力和武器的对比,将士的斗志,敌情的变化,各兵种的协调和战术结合,等等——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敢不敢面对可能发生的失误,而正是史密斯将军那句决定性的话,唤醒了艾森豪威尔向失误挑战的英雄本色。从欣赏角度看,失误不是科学,却常常是艺术,无论如何,各种成功之间的差别总是小于各种失误之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从失误比从成功更能认识战争,也更能窥视一个军事家的意志和人格力量,因为在他们那里,失误往往是追求杰出的散落物。从不失误的统帅只有一种:庸常之辈。

平心而论,蒙哥马利不是一个天才级的军事家,说得确切一点,只能算是一个会打仗的将领,他多的是匠心而少有出神入化的大手笔(美国的巴顿就不大看得起他),他的基本原则是“均衡”,这种指导思想可能会延缓进程,却比较稳妥可靠。他很少冒险,也不敢反常规,总是以优势的兵力和火器为保证,在周密组织的前提下实施挤压式的攻击。这种英国式的绅士战术需要足够的本钱,虽然赢面较大,却缺少即兴张扬的激情和灵气,就当事人的生命体验而言,恐怕还抵不上一场赛马或橄榄球。失去了对过程的品味,所谓结局只是一颗风干的青果。这就像下棋一样,后面的每一步都已经了然于胸,再下还有什么趣味呢?因此,在战役打响时,蒙哥马利却要睡觉了。

蒙哥马利睡觉了,但真正的军事家们却在大喜大悲中体验战争的每一步进程。

蒙哥马利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他蒙头酣睡的北非战场上,他没有遭到“上帝之手”的惊扰。而谈论战争却常常躲不开那只神奇的“上帝之手”,那上面用令人颤栗的深黑色书写着:偶然性。

注视偶然性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它会让人妄自多情地想到许多“如果”,遥望战争的烟云而唏嘘不已。唐代诗人杜牧在古战场遗址上拾到一支锈烂的戟矛,由此曾生发了一番关于历史的感慨,他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赤壁之战那天不刮东风,周瑜的胜利就很成问题了,他认为是偶然性改变了战争的结局。偶然性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意外,一种超越理性的逆变,一种充满魔幻色彩的情节组合,一种使历史进程骤然缩短或拉长,使人生的欢乐、悔悟、悲哀和惆怅一次性定格的瞬间机缘,或者干脆说是一种只能接受却无法理喻的恶作剧。有如一道猝然闯入的黑色闪电,它只可欣赏,却无从讨论。面对着这样的恶作剧,任何天才也只能仰望苍天,徒唤奈何。但任何一次偶然性事件都是独特的,独特本身就是一种美,偶然性的撞击,使战争之美臻于奇诡。

在历届的世界杯足球赛中,球王贝利的预测总是被炒得沸沸扬扬。但绿茵场上的结局似乎有意要和这位球王过不去,他的预测几乎没有一次得到验证过,但贝利并不因此而沮丧。因为——“这就是足球!”

“这就是足球”体现了人们在偶然性面前的惆怅和无奈,然而这也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在所有的竞技体育中,足球无疑是最能令人沉醉令人癫狂的。

同样,面对着战争史上的一次次偶然性事件,我们也只能说:“这就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被称为近代战争史上的“绞肉机”,在历时十个月的战役中,双方互有攻守,死伤逾百万之众,最后都已筋疲力尽。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颗法国流弹无意中击中了隐蔽在斯潘库尔森林中的德军弹药库,而存放在那里的四十五万发大口径炮弹偏偏不小心装上了引信,因而引发了这次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爆炸。战后,法国军事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帕拉将军断言,正是这桩意外事件,在凡尔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后导致了同盟国的失败。

这就是偶然性,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历史颤抖了一下,犹如巨人不经意的一个趔趄或喷嚏,然后庄严地定格。而在更多的时候,历史的细节就是伟人的细节,他们的胆略、意志、情感、人格亦在这一瞬间凸显无遗。

滑铁卢战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这场大战不仅使叱咤风云二十余年的拿破仑一蹶不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 世纪初叶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西方的军事史家在回顾这场大战时,发现有一连串偶然因素促成了拿破仑的失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场意外的大雨,这场大雨迫使法军发动进攻的时间推迟了半天,而这半天恰好足够驰援威灵顿公爵的普鲁士军队赶到滑铁卢,战争的天平由此发生了倾斜。于是人们设想:如果这一连串偶然中的某一件没有发生,那么19 世纪欧洲的历史将如何书写?

人们有理由这样“如果”,它表达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征服欲——对历史偶然性的征服。他们要穿透那瞬间的神秘和奇诡,去探究战争寓言的多种可能性。这就不仅使一部板板正正的战争史增添了几多趣味,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窥视人类精神的本质。

因此,我们不妨也“如果”一下:如果拿破仑最后不是在圣赫勒拿岛死于病榻,而是战死于滑铁卢……

那么,他不仅会得到自己将士泪雨滂沱的哀悼,而且会得到对手的尊重,当载着法兰西皇帝灵柩的炮车缓缓北归时,威灵顿公爵或许会命令所有的大炮对空轰鸣,向这位平生最伟大的对手致敬,因为,这时他感到的不是胜利者的喜悦,而是一种深沉的孤寂——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人的话。

其实仪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这种标准的军人姿势倒下,比后来在圣赫勒拿岛的结局更能显示出生命的质量。

拿破仑曾与同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在一起(包括他那些杰出的对手),度过了许多辉煌壮丽的时光,但在放逐孤岛的最后几年里,他却被一群卑微屑小之辈所包围。英国士兵对他自由和威严的蔑视倒不去说了,最不能忍受的是他身边的随从,这些人跟随他而来,原本是怀着各种蝇营狗苟的目的,他们日常的行为和话题处处显露着鄙琐,他们不会谈论史诗、谈论英雄、谈论高山大海、谈论壮丽和崇高,他们只能挤眉弄眼地谈论种种蝇头小利,例如餐桌上的一杯鸡尾酒或女人——不,连女人他们也不配谈,因为他们谈不出境界和趣味,他们的审美水平只勉强够得上谈论青楼娼妓或女人身上的某个器官。生活在这样一群驱之不散的声音和眉眼之中,拿破仑精神上的孤独无告是可以想见的,这位有如长风烈火一般的科西嘉人可以承受整个欧洲的憎恨,可以承受法兰西浅薄的遗忘,可以承受战争的惨败和皇冠的失落,却绝对不能承受被群小包围的精神困顿。对一个真正的男人来说,其生命力最蓬勃的释放无疑是面对一个同样强劲的对手或女人的柔情;而对其生命力的最大摧残则莫过于小人散发的腐浊之气。历史应该记住,拿破仑最后不是死于胃癌,也不是死于前些年传说得沸沸扬扬的砒霜中毒,而是死于由一群卑微小人合谋的精神窒息。一位曾经使整个欧洲为之颤抖的战争之神,竟罹难于这些下三滥的小角色之手,令后人在扼腕痛惜之余,不由得会想到:如果让他战死在滑铁卢该有多好!

这种“如果”探究的不是政治历史层面的另一种解读,而是对人格精神空间的深入体味。对于英雄盖世的拿破仑来说,他宁愿在滑铁卢留下自己卓越的遗骸,他那“法兰西……军队……冲锋”的遗言也正好切合那壮烈的场面。

哦,如果……

欣赏偶然是欣赏战争的一部分,战争因了偶然而更具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也因此有了朦胧诗的意蕴。我们当然可以反思,可以喟叹,可以沉醉于某种悲剧感悟,但更应该看到站在偶然背后的一种巨大的渴望,请想象一下古希腊雕塑中那雄踞山顶危危欲坠的巨石——那是必然的力量。

现代战争的“兰切斯特方程”。

18 世纪以来,随着数学和力学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被称为“计算派”的军事学派,英国军事学家劳埃德认为,只要熟悉地形,就可以像演算几何题那样计算出一切军事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工程师兰切斯特主张系统地应用数学方式来研究战争,并描述了作战双方兵力变化的数学方程,这就是现代军事运筹学中有名的“兰切斯特方程”。在这位英格兰人的笔下,战场上的一切都可以量化:步枪的射程、炮弹的杀伤半径、人体肌肉的张力和爆发力、一门迫击炮的战场效率等同于一个步兵排,等等,都可以用方程上的一个符号来表示。西方人真有把什么都换算成数字的天才,例如他们曾用“马的力量” (马力)来量度人或蒸汽机之类的功效;在更早的时候,则在羊皮纸上计算过如何用杠杆来撬起自己脚下的地球。

现代战争已经比兰切斯特走得更远,作战双方几乎可以戴着白手套在计算机上进行较量。这种战争更接近于游戏,因为双方都是在屏幕上展示心智,这时候,你即使像项羽那样“力拔山兮气盖世”,像李元霸那样“恨天无柄、恨地无环”也压根儿不顶用,因为你面对的不再是具有意志和情感的生命个体,在“爱国者”和“飞毛腿”导弹的后面,你很难见到男性发达的肌肉和胸毛,因此,你无法因对方一丝畏怯的眼神而勇猛,或因对方拔山贯日的勇猛而疯狂。我们很难想象,一场听不见呐喊和呻吟,亦看不到鲜血和死亡的战争,一场没有极度的仇恨、愤怒、痛苦和疯狂的战争,一场无法体验惊心动魄的“对手感”的战争,怎能使生命之美进入巅峰?李广射石,箭没石棱,是因为夜里把草间的巨石误认为猛虎,与虎相搏的对手感使生命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奇迹只能出现在特定情境的瞬间,他后来一再射石,却再也达不到这一水平。“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唐代诗人卢纶就把这种特定的情境渲染得很充分。真正的军人追求的是一种古典的阳刚之美——崇高、庄严、激情和永不枯竭的灵性。但令人沮丧的是,现代战争似乎正在悄悄地投入科学的怀抱,而离艺术越来越远,就像古典式的浪漫爱情正在被红灯区里掐着钟点计费的交易所取代一样。

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人类理智的结晶,它冷静、精辟、有着刀锋一般锐利的质感;而艺术则是生命灵性的笑容,有如晨雾中朦胧的远山,只能感觉却不能触摸。

战争当然也是一种艺术,但战争并不需要本原意义上的艺术天才,艺术天才大多狂放天真,蔑视理性,甚至表现为一种神经质。我们可以随口说出一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歌德、普希金、贝多芬、屈原、李白、苏东坡等等,他们无疑都是天才型的艺术大师,但如果把这些天才放到战场上,他们的光芒肯定会黯淡不少(大诗人拜伦最后的结局就属于这种尴尬)。问题在于,他们有的是才华,却缺少才能,战争需要那种把才华和才能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人(不光是战争,除艺术以外的行业大多如此),一般来说,军事家只需要艺术上的中才,他们有一点艺术感觉,但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又远远不够,却刚好够得上当一名军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索姆河战役。这次战役本身没有多少可说的,倒是其中的两段小插曲有点意思,很值得一提。一段是某天早晨英军使用了一种诨名叫“坦克”的秘密武器,这种“怪物”虽然给德军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对英军在战术范围内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但战场上的双方当时都并未意识到,这种像运水车似的玩意将会引起军事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索姆河也因此成为军事史家们感兴趣的话题。另一段小插曲是,在索姆河对垒的堑壕里后来走出了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大人物,协约国方面,他们是二战中鼎鼎大名的蒙哥马利元帅和韦维尔元帅、文学家布伦登(《战争基调》)、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梅斯菲尔德(《永恒的宽恕》)和萨松(《通向和平之路》)。从同盟国堑壕里走出来一位下士,他就是二十七岁的阿道夫·希特勒。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希特勒身边带着一叠写生用的画布和一本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意志与表象》。这时候,作为下士的希特勒并不向往当元帅,而是全身心地憧憬着神圣的艺术殿堂,特别是憧憬当一名画家,这是他从十一岁开始就魂牵梦萦的情结。但他没有能考取维也纳艺术学院,落榜的评语上写着:“试画成绩不够满意。”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该生天赋的才华不够,虽然他相当刻苦,光是在维也纳的写生就有七百多幅,其中有一幅题为《维也纳的秋天》的水粉画,当时标价仅一克郎,但还是不能出手。维也纳人是一群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们的审美目光是世界上最挑剔的,不能让他们的眼波顾盼生辉的作品,即使一个克郎他们也决不轻抛——顺便交代一下,八十多年以后,希特勒的这幅画被一个美国富婆买去,她付出的价钱是二千四百万美元,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与艺术无关。

既然这个档次的才华够不上当一名艺术家,那么就把它掷给战场,掷给军用地图上那些带箭头的红蓝线条吧,或许,当一名军事家倒恰到好处。

若撇开是非评价,单就战争艺术而言,希特勒那驰骋的奇想、惊人的判断力和出神入化的大手笔绝对称得上20 世纪的美学骑士。这里仅举一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军统帅部最初制定的西线战略基本上是一战期间“史里芬计划”的翻版。史里芬也是位卓越的军事天才,以他命名的这项计划属于那种典型的古典式坎尼会战(自汉尼拔以来,多少战略家曾为之梦寐以求)。希特勒挥手拂去前辈巨人的身影,以他泼辣而新颖的闪击战(俗称“斯坦泰因计划”)否定了史里芬的古典会战。你看他笔下的攻击图标:让德军中精锐的坦克师团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的阿登森林,绕到法军马其诺防线延长线背后,直捣法国色当,把法兰西版图如同棉絮一般撕开……

“斯坦泰因计划”的闪光点在阿登,那是一块军事盲区;山高林密,装甲部队很难通过;又缺乏铁路网和公路网,后勤保障非常困难,没有人(包括德军统帅部的高级将领)会想到德国的坦克群将在那里出现。

这时候,地图上并不起眼的阿登被渲染、放大,变幻出令人颤栗亦令人神往的多种可能,有如凡高那里最初闯入的色块或罗丹那里隐约跃动的线条,阿登点燃了灵感,渲染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战争中,模糊的综合判断往往比追求精确更为重要。战争的动态决定了数字力的局限——你永远不可能真正走近精确,一切都是概率,都是“大致如此”,于是便有了直觉的介入。军事家的直觉有艺术想象的成分,但并不是异想天开的浪漫,它是一个军事家才华的瞬间爆发;它似乎并不在乎细节的详尽准确,而注重对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它以轻盈灵动的跳跃压缩了思维的操作步骤;透过那难以言喻的神秘和朦胧,它闪耀着历练老到的智慧之光。

把直觉和智慧、艺术和才能结合得恰到好处的这种人,是大军事家。

历史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既是雄才大略的军事巨匠,又并不缺乏艺术气质和才情。请体味下面这些名字中的金属质感和诗性:亚历山大、恺撒、腓特烈大帝、俾斯麦、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当然,还有毛泽东。

为什么没有拿破仑?对,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名字,他戎马一生,虽然没有那么多精力附庸风雅,但他天性中的狂放、热情和忧郁、羞怯,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气质。

我们就来说说拿破仑。

对伟人的评论往往是空乏苍白的,因为你自己的质量太轻,不是失之偏激就是流于套话。关于拿破仑,恐怕没有谁比雨果的评论更精彩,他是这样说的:拿破仑“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雄才大略的”。法国人对自己的民族英雄难免偏爱,雨果又是大文豪,臧否人物时亦难免带点感情色彩,但应该承认,这段评价大体上还是恰当的。

拿破仑一生中大约指挥过近六十次战役,我不经意地梳理了一下,却隐约发现了几条有意思的规律:其一,拿破仑最擅长于指挥五至十万人的中型战役,更大规模的战役似乎就不那么得心应手;其二,拿破仑最擅长进攻,不长于防守(特别是撤退);其三,拿破仑最擅长于运动战,不长于阵地战。

这样的发现令我怦然心动,也为之陷入了思索,统帅的性格就是战争的性格,拿破仑的个性魅力是如此突兀峥嵘,在前沿指挥所里,他可以同时向几个秘书口述内容全然不同的文件,使秘书们手忙脚乱,而他自己则泰然自若,游刃有余。在攻打奥地利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他仍然能写火热的情书,抒发渴望同情人幽会的相思之情。他不是故作深沉的高山峻岭,更像热烈奔放的长川激流。他导演的战争恣肆张扬、快如疾风,呈现出天马行空般的动感。他当然老谋深算,负载着巨大的历史使命感,但就生命本色而言,他又是一个争强好胜、辐射着勇气和热情的大孩子。我想,这中间肯定潜藏着一种更大的性格,它的名字叫——法兰西。

哦,法兰西,你就是阿尔卑斯山下那醉倒多少英雄和美人的红葡萄酒么?就是大仲马笔下充满浪漫情节的复仇故事么?就是巴黎大剧院里的音乐喜剧和凯旋门上线条嘹亮的浮雕么?就是香榭丽舍大街上标新立异的时装女郎和足球场上潇洒脱尘的普拉蒂尼么?

是的,这就是法兰西的民族性格。

战争,说到底是民族精神的聚合和较量,英国人稳重而保守的绅士战法,美国人的大手大脚和西部牛仔式的粗鲁勇敢,俄国人那种拖不垮打不烂的韧性,德国人的严整协调和钢铁般的意志,无不透析出本民族原始的血性和天性,甚至他们在战场上的最后一声呐喊也带着本民族歌谣的韵律。而拿破仑的伟大,就在于他把法兰西的民族性格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

“新兵不需要在训练营里待八天以上。”拿破仑说,虽然武断得近乎粗暴,却绝对符合他的性格。

“一个轻骑兵三十岁时还未死去,那必定是个装病的开小差者。”骑兵将领拉萨尔说,这位拿破仑手下著名的骁将后来死于瓦格拉姆会战,时年三十四岁。

在这里,拿破仑和他手下的将领强调的都是一种战斗热情。

这种热情当然并不代表法兰西性格,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都可能具有这种不怕死的热情。

但同样是不怕死,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战争是一座舞台,是让士兵们尽情地创造、尽情地挥洒生命能量的舞台;而在他的对手那里,战争则是一座祭坛,士兵们只能机械地、毫无主动精神地倒下,连他们的尸骸也如同检阅场上的队列一般规整。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旧式的欧洲陆军。那实在算得上是训练有素的“机械化”部队,冲锋时,战斗队形各部分的组成、行列和间隔距离,战斗中队形的变换、步法、步幅和行速,以及使用武器的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是一支在仪式和形式上尽善尽美的军队,他们在检阅场上确是威武雄壮、赏心悦目的,但到了战场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再威武雄壮的队列成了一堆肉时,都不再赏心悦目。

从表面上看,拿破仑似乎只是变化了一下作战队形,他摒弃了陈旧的线式战术,创建了一种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散开式队形。但正是这一变化牵动了法兰西胴体上最亢奋的神经,为他们的士兵提供了即兴表演的阔大空间。是的,即兴表演,这是法兰西人热情的天性,他们不需要检阅场上那一套浮华而僵硬的仪式,他们注重的是战场上的自由发挥,潇洒、奔放、富于即兴创造和浪漫色彩。特别是法国军团中狂热的散兵群,一听到枪声便热血沸腾,他们快如疾风、灵如脱兔,一招一式都喷泻出炽热的才华,那简直就是生命的欢舞,简直就是一种审美旋律。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不对!至少此刻不是这样。此刻他们只想当一名优秀的士兵(或者伍长),因为他们从中享受着淋漓酣畅的快感,或者说进入了华彩缎一般的生命境界。在这样的士兵面前,你英吉利的稳重也好,俄罗斯的坚韧也好,日耳曼战车的意志力也好,或者你们抱成堆结成这个同盟那个阵营也好,全都不在话下。并不是说民族性格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因为你们的统帅太操蛋,把你们的性格活力禁锢在一套僵硬死板的程式之中,那么,战场上高扬的便只有法兰西民族性格的旗帜。正是这面旗帜造就了拿破仑的作战风格,也造就了世界战争史上一系列辉煌的杰作。当然,我们亦不难解释,在伊比利亚半岛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和俄罗斯漫无边际的原野上,所向披靡的法国军旗为什么会黯淡无光。

拿破仑死后以光荣的老兵身份长眠于塞纳河畔,统帅——士兵——民族魂最终定格于一座法兰西风格的圆顶大堂里,这样的归宿是很恰当的。在这里,他静静地注视着法兰西和他的儿女,因为战争远没有结束,炮声还会在某一个早晨响起的。

果然,差不多一百年以后,欧洲战场上又重现了当年反法同盟演出的那一幕愚蠢的惨剧,不过这次的主角变成了法国人。一位英国军官战后回忆道:

“法国军队以19 世纪最好的队形出现在战场上,戴了白手套、修饰得漂漂亮亮的军官走在他们部队前面六十英尺,部队则穿了暗蓝色短上衣和猩红色裤子,伴随他们的是团旗和军乐队……士兵们都很勇敢,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个能在向他们集中射击的炮火中活下来。军官们都是杰出的,他们走在部队前面大约二十码,就像阅兵那样安详,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前进五十码以上而不被打翻的。”

请注意,战争明明发生在20 世纪初期的1914 年,这位英国人却用了“19 世纪最好的队形”的说法,其中的讽刺意味是不难体会的。因此,当人们面对着这里“勇敢”“杰出”“安详”之类的褒扬用语时,心底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当时的法军统帅是约瑟夫·霞飞将军。令人发笑的是,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经成为战争主角的炮兵,却被这位将军视为多余的“拖油瓶的孩子”,他是一名堡垒主义者,也是一名常败将军。当然,由于他亵渎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法兰西也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凡尔登战役后,他被解职。

战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手。

这似乎是一句废话,因为没有对手当然无所谓战争。但这里所指的对手是就本原意义而言的,即质量上大致处于同一档次的双方,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棋逢“对手”,正是在这种碰撞中,战争精神才闪射出不世之光和极致之美。

我们来看看这些对手:恺撒和庞培、汉尼拔和西庇阿、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巴顿和隆美尔、朱可夫和曼施泰因,当然还有东方古国的黄帝和蚩尤、项羽和韩信、诸葛亮和司马懿、岳飞和金兀术、袁崇焕和皇太极等等,读着这些名字,你就会感到一种冷峻峥嵘的质感和倚天仗剑的豪迈情怀,这些都是高质量的对手,他们之间的碰撞不光是意志和智慧的角逐,也是个性和人格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幸遭遇了,他们都在遭遇中付出了全部的心智和能量,并且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他们互相隔离又互相贴近,互相傲视又互相尊重,互相仇恨又互相渴求,互相摧残又互相呼唤,互相对峙又互相濡沫,因为对方的分量就是自己的标高,而自己的存在又恰恰体现了对方的价值。有如一经一纬两根力线,他们共同编织了人类的战争史,这中间任何一根力线的质量,都将决定战争的档次。

这两个名字上面没有提到:鲁登道夫和勒芒,就先从他们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为中立国的比利时是不设防的,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才匆匆组织了一支军队,默默无闻的勒芒将军奉命防守列日的12 座炮台,而站在他对面的则是赫赫有名的鲁登道夫。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德军的炮队里拥有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四百二十毫米攻城榴弹炮,这种绰号“大贝尔塔”的家伙十分了得,可以把一吨重的炮弹发射到九英里以外。他们原以为列日会像温驯的羊羔一样迎接德军的铁骑,但勒芒和他的士兵硬是坚守了一个星期。请注意,这一个星期对当时的欧洲战场至关重要,英国的军事史家在战后分析道:“列日是丢失了,但由于拖延了德国的进军,它对比利时的协约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炮台失守时,勒芒将军被俘,德军破例没有取下他的军刀,这是对一个军人的赞赏——尽管他失败了。勒芒和鲁登道夫似乎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对手,但由于其精神的强悍,他受到了对手的尊重,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做得比较大气。鲁登道夫曾参与修改通过比利时包抄法国的“史里芬计划”,战后又和希特勒一起组织纳粹党,政治上的名声很臭,但在作为军人这一点上,他起码是合格的。

但同样是败军之将,同样是在军刀这一体现了军人荣誉的细节上,奥地利的维尔姆泽元帅就比勒芒将军沮丧多了。维尔姆泽是19 世纪初期欧洲享有盛名的元帅,当他率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曼图亚要塞和法军对垒时,他七十二岁,而他的对手则是二十七岁的年轻将领拿破仑。结果,维尔姆泽战败投降。受降仪式是隆重而盛大的,当这位年迈的元帅走到胜利者面前,恭恭敬敬地缴出军刀时,却发现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拿破仑,而是一名级别较低的军官,这最后的一击使得老元帅目瞪口呆。其实,拿破仑并没有想得这么多,他只是以那惯有的风格马不停蹄地出击,当曼图亚要塞尘埃落定时,他已经闪电般的出现在博洛尼亚战场上。至于受降仪式,那没有多大意思,尽管让手下的人去张罗好了。但不管怎么说,年轻气盛的拿破仑在潜意识里可能并不怎么看重维尔姆泽,因为这位老朽实在不是他的对手。这是奥地利元帅的悲哀,他戎马一生,最大的遗憾并不在于最后吃了败仗,而在于没有得到对手的承认——特别是拿破仑这样有质量的对手。

真正有质量的对手是这么一种关系,他们并不因为对方的伟大而渺小,相反,他们会当之无愧地分享对方头顶的光环,连他们身后的青史上的书记也不会轻慢地遗忘对方。这实在是一种幸运的纠缠,既险象环生又缠绵悱恻。他们就这样在纠缠中共同创造和升华,并由此走出孤独,获得自由与快感。这一切都体现了生命存在的某种本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爱的方式。这样的对手难道不应该誉之为伟大、誉之为经典吗?

拿破仑一生中遭遇过无数的对手,但真正够格的只有一个,他就是俄罗斯的独眼将军库图佐夫。

他们的第一次遭遇在奥斯特里茨,库图佐夫惨败,并且差点当了法军的俘虏。但平心而论,库图佐夫不应该为失败负责,因为他这个名义上的总司令,一举一动都受到沙皇和奥皇的牵掣,而拿破仑则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但就是在这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他们认识了,如同大山和长河在某个切点上猝然相逢一样,他们匆匆对视又匆匆分离,却各自都在心底里欣赏对方:库图佐夫领教了拿破仑雷霆万钧般的迅猛和果决,而拿破仑则感到了库图佐夫的老谋深算和不可捉摸。于是他们都选择了对方,把对方摆到了值得一搏的对手的位置上,因为真正的较量迟早要到来的。

1812 年秋天,拿破仑远征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只得起用他并不喜欢的库图佐夫为总司令。

“这可是一只狡猾的北方老狐狸。”拿破仑在得知库图佐夫的任命时,意味深长地说。

“我将努力向这位伟大的统帅证明,他没有说错。”库图佐夫在得知拿破仑的反应后,同样意味深长地说。

你看,枪炮还没有对上话,两位巨人之间的格斗已经开始了。一个天才的重量,只有与他匹敌的对手才最有资格评价,当彼此对视的目光猝然相击时,那金属碰撞般的脆响和火花是何等嘹亮辉煌。

库图佐夫一路退却,他要用漫长的交通线来拖垮拿破仑。

拿破仑步步进逼,他渴望着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摧垮对方。

终于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博罗季诺,那么就摆开架势较量一下吧,当时的力量对比是:法军十三万五千人,俄军十二万人,双方势均力敌。拿破仑擅长进攻而不长于防守,库图佐夫则恰恰相反。很好,战场态势正好是法军进攻、俄军防守,让他们各自展其所长,这样既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场面上也会更好看。

战斗是惨烈而悲壮的,但双方的战术组合似乎不那么精彩,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简单的正面冲突。这就像两位超一流的棋手对弈,盘面看上去反倒平淡无奇,但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平淡,一招一式都力重千钧、别无选择。对方都是天才的统帅,实力亦大致相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对方一口吞下,也不可能从正面抽出多大的兵力实施迂回机动或突击。因此,他们只能这样死死地撕咬在一起,在反复攻击和坚守中等待转机。高手之间的较量大致如此:有时表现为互相竞赛着发挥,双方奇招迭出、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有时则表现为互相制约,不让对方有丝毫闪展腾挪的机会,场面亦朴素得近乎原始的角斗。在博罗季诺战场上呈现的就是后一种情况。

那么,此时此刻双方的统帅呢?且看——

拿破仑坐在舍瓦尔季诺山下的指挥所里,无动于衷地听着战场上传来的轰响,他几乎从不过问战斗情况,似乎那一切离他十分遥远。

在战场的另一端,库图佐夫坐在他的指挥所里,如果不是他手里微微抖动的马鞭,周围的将军和副官还以为他睡着了。

这是两个巨人之间的牴牾,他们都在努力把自己强悍的精神发挥到最大值,努力承受对方山一般的重压而不断裂,于是他们被迫还原成生命的本原状态——沉寂。你不知道他们内心是从容还是颤悸,这状态似乎与叱咤风云、雄姿英发之类不沾边,但你必须承认,它更加惊心动魄。

多么残酷的巨人之战!到了这时候,决定胜负的恐怕只有冥冥上苍了,那么就听天由命吧。

战争的结局是:法军伤亡四万七千人,俄军损失四万四千人,双方打了个平手,但从战略上讲,库图佐夫胜利了。博罗季诺之战是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此后便是拿破仑进入被焚毁一空的莫斯科而后又被迫退出,狼狈地逃回巴黎。

值得一提的是,当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在俄罗斯原野上交手时,他们麾下各有一名高参: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世界级的军事理论巨匠,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战争艺术概论》和《战争论》,相信所有对战争稍有兴趣的人都会知道这两本书。统帅的质量是这般匹敌,手下的辅佐幕僚又恰巧是同一档次的精英,这样的对手真可谓天作之合。

拿破仑失败后,当俄军中的某个军官用轻薄的口气嘲笑拿破仑时,库图佐夫打断了他的话,严厉地说:“年轻人,是谁允许你这样评论伟大的统帅的?”——请注意,库图佐夫从来都是这样称呼拿破仑的:伟大的统帅。

同样,拿破仑也忘记不了这位俄罗斯伟大的统帅,在流放圣赫勒拿岛的日子里,和库图佐夫之间的较量一直死死地纠缠着他,“真是天晓得,法军本来稳操胜券,但俄军却成了胜利者。”这位永不言败的科西嘉人是多么想和对手再来一次决斗!

这就是对手。

只有库图佐夫才够得上是拿破仑的对手。

那么威灵顿呢?难道……

很遗憾,这位都柏林的公爵够不上,尽管他最终战胜了拿破仑。滑铁卢是拿破仑戎马生涯的最后一战,任何天才都无法逃避最后那宿命似的终结:胜利或失败。如果我们的目光不那么势利,就应该承认这种终结并不体现一个人的全部分量,而且就生命体验而言,后一种结局似乎更为珍贵而结实,这就是英雄末路的悲剧美。威灵顿的目光倒不见得势利,但是他胆怯,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退位,本拟流亡美国,但途中被英国军舰拦截,威灵顿一定要将他放逐到离陆地数千里之遥的孤岛,并且由英军看管。他害怕拿破仑东山再起,在这位失势的巨人面前,他也不敢挺起身躯与之堂堂正正地对视,他的灵魂在颤栗。

威灵顿只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客,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不懂战争,却可以说他更懂得在收拾战场时如何收拾对手。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拒绝死去,于是把最精彩的段落定格为遗址。遗址不是遗骸,它仍然澎湃着生命的激情。因此在所有的遗址中,我最欣赏战争遗址。

战争遗址不是花前月下精巧的小摆设,也不是曲径回廊中的呢喃情话,这些都太逼仄、太小家子气。它恣肆慷慨地坦陈一派真山真水和荒原,连同那原始的野性和雄奇阔大的阳刚之美。且不说那俯仰万里的长城和崔嵬峥嵘的栈道,也不说那塞外的边关和风尘掩映的古堡,就在我周围这片柔婉清丽的江南山水中,也随处可见古战场雄硕的残骸。你看那江畔岩石上巨大的脚印和马蹄印,那是生命伟力的杰作,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当初那凌波一跃的凛凛身姿。还有青石板上千年不朽的剑痕(几乎无一例外地叫“试剑石”),面对着它,所有关于剑的诗句都显得太苍白,什么“一剑曾当百万师”,什么“踏天磨刀割紫云”,都不足以形容。它就是一道剑痕,充满了质朴无华的力感。这些当然都是理想化的夸张,属于假托的鬼斧神工,但没有谁去推敲它是否真实,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啸其中的威猛和强悍,这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底蕴,它流淌在一切健康人的血脉里,令人产生一种挟泰山而超北海或倚天仗剑那样的豪迈情怀,这时候,即使是彬彬弱质的蒲柳之躯也会“好战”起来,“男人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其实岂止是男儿?又岂止是为了收取边关的功名?

我早已步入中年,半辈人生中也曾经历过铭心刻骨的贫困、痛苦、屈辱和抗争,甚至经历过死亡阴影下的恐慌和等待,当然还有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历的欲生欲死的爱情(那是一种怎样的轰轰烈烈的伟大啊)!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使我感到生命的张力到了极限,都犹如一次战争的洗礼。但我从未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我至今不知道战场上的硝烟和节日弥散的火药味有什么不同。展望天下大势,我这辈子很可能将无缘战争,每每念及,总觉得是一种缺憾。滚滚红尘中,我并不眼热别人的玉堂金马和锦衣美食,一点都不眼热;但面对着别人身体上一块战争留下的疤痕,我常常会抑止不住灵魂的颤动,我知道,这是一种羡慕。都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生是幸运的,有谁知道这也是一种不幸呢?

既然无缘战争,那么就吟一阕《战争赋》吧,不光是为了祭奠和警喻,更是为了解读和欣赏,为了抖擞精神走出一路昂奋和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