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在世时，曾经跟我说过，她在云南有个堂兄。

母亲堂兄的儿子，我们叫作表哥。大姐见过其中的二表哥，经常给我说起。说是在云南，已经是港商，但常住在昆明。我往来于滇西北道上多年，穷在深山，生怕去叨扰富贵的远亲，因而一直未去拜见。

后来昆明的一家媒体偶然访谈了我，发表出来被表哥看见，他知道我在大理，便要我借道昆明时，一定去家里小酌。我先是抱着礼节性拜望的意思去的，两手空空，在大街上见到了我素昧平生的二表哥。但见六十岁的他，一身休闲装，大大咧咧，腰圆膀粗，步履生风，完全看不出一点老态。他把我带进他的私立艺术学校，不卑不亢地落座，一杯清茶，两弟兄完全不像是平生的初见——直接就开聊了……

他的父亲是我外祖父的亲侄儿。我外祖父抗战期间驻守昆明时，他父亲是副官。他的外祖母是湖北天门的华侨，二战时，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随着英军撤侨的军舰，从非洲穿过亚丁湾来到印度，后来经缅甸回国。就是在昆明的湖北同乡会上，我外祖父将我表哥的父亲介绍给了他的母亲，才有了他们一家几姊妹的诞生。

表哥行二，上有一兄，下有俩妹。我坐牢时，他和其父去见过我的父母，但我现在已经见不到他的父母了。我们两家各自在这个时代的遭遇，也可谓异曲同工，各有各的悲辛艰难。那一夜我们哥俩由茶到酒的长谈，至今想来，仍觉心底的哀婉悱恻。而我和他，则似乎是这个庞大家族中，最为相似的两个后人。我们各自的野蛮成长、惊心动魄的青春游历，竟然也是那样的令人血脉贲张……

二

抗战胜利凯旋之日，我的外祖父作为邱清泉的黄埔同学兼参谋长，并未跟随邱部转赴东北内战。他接管武汉警备之后，表哥的父亲（我应该叫大舅父）也随之留在了武昌法院，那时，他的家人仍旧还在昆明。武汉易帜前夕，我外祖毙命于鄂西道上。表哥的父亲一看大势不好，也急忙卸甲赶回了昆明。

表哥的母系，是一个很庞大的华侨世家。他的外婆育有众多子女，分别在南非、欧洲、印度、香港、越南和缅甸经商。龙云在昆明起义前夕，表哥的母亲和外婆，就动员他的父亲带着全家逃亡。他们完全可以经由越南到香港，他母系这一支人是见多识广的商人，也习惯了这种乱离生涯。但是，他父亲却觉得共产党不至于为难他们，遂阻止了大家的再度迁徙。

新政权初夺天下，各地都会马上招募识文断字的人为其服务。表哥的父亲进入了供销社，短暂学习之后，分配到曲靖乡下。昆明是和平解放，前国军人员最初并未立马清算，因此他躲过了1951年的镇反运动。但天下底定之后，众多的国民党官员未能撤往台湾，很多进入了新政府任职，其中也不乏潜伏分子。于是在1954年，又开始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内部审干和肃反运动。

这一次，我这位大舅在劫难逃，被捕入狱。经过一年多的严审，最终发现他只是文员，并无血债，于是放出来继续就业。但是，随着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兼并开始，社会出现了颇多怨言和对立情绪。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

同年4月，公安部报告说，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暴动；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于是，中央指出，必须“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

于是，史称“第二次镇反”的运动又开始，表哥的父亲再也难逃天罗。所幸，老实巴交的他只是被捕判刑，没有绑赴刑场。

三

那时，表哥和他的哥哥跟着父亲在乡下生活，他母亲则带着两个妹妹在昆明求生。两个屁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父亲，更不懂得如何去找母亲联系，几乎在乡下饿死。他哥哥不得不学着偷鸡摸狗，勉强和弟弟饥寒相依。等到他们的母亲得到传言前来接他们回城时，两个孩子已经浑如乞丐，浑身爬满了虱子跳蚤，饿得几乎气息奄奄了。

表哥的外婆和母亲，原本是牙医世家，且是华侨身份；虽然新中国不让他们个体执业了，但是最初好歹没算太受迫害，安排她们进了公私合营的服装厂工作。他的母亲独自带着四个儿女，靠着过去的积蓄，勉强支撑着这个濒危的家。但是她开始深深地怨恨丈夫——他们本来可以出国尊严生存的。为了孩子们不受歧视和牵连，她选择了和狱中的丈夫离异。

就这样，表哥一家颤颤巍巍地熬到了“文革”爆发。当昆明开始出现大规模打家劫舍般的查抄运动时，他母亲把他外婆和多年珍藏的细软，一起送到了乡下他的小舅舅家里。有一天，十几岁的表哥独自去乡下看望外婆，忽然发现舅舅家遍地狼藉。他顺着邻人的指引来到操场，看见人群正在批斗他的外婆，而舅舅则被捆绑着吊在篮球架上。他看见从舅舅家抄出来的所谓珍宝，竟然更多的是他们家在民国抗战时，响应政府号召，在海外购买的爱国公债。这是他们华侨世家的拳拳之心，摞起来高达两尺的债券啊，民国没了，无人偿债，但是他们终究也舍不得扔下的这些象征性的财富，现在竟成了他们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罪证。

年少气盛的表哥，实在不忍看外婆和舅舅的惨状。他号叫着冲进人群，强行解开舅舅的绳索，和前来干预的红卫兵对打起来。人群大乱，乡下的红卫兵对这个省城口音且来路不明的青年略存畏惧，而乡民们则颇多同情他们一家好人，两厢拉扯起来，舅舅便带着外婆逃离了混乱的现场。

他拼命冲出重围，引着追兵往铁路上跑。他不知道乡村乱象的出路何在，只知道沿着铁路，他还能跑回省城，跑回那个在革命时代风雨飘摇的家。

四

其实，乱世中的家，皆如危巢。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初中即将毕业的表哥，已经被编入上山下乡的名册。外婆和舅舅，实在无法再在那个小城苟安，这时也逃来了昆明。看着各地遣返逃亡“五类分子”，合家商议，只有把外婆偷渡送往缅甸的姨妈家，才可能逃过这一劫难。

可是从昆明到缅甸，必须要经由边城瑞丽。而那个年代，此行一千几百公里，坐车也得五天，更不要说进入边境必须经过几道边关，没有合法证件根本难以成行。表哥决定自己去探路，而这是他也从未踏上过的冒险之旅。

在过去子女多的家庭，往往总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也许是艰危岁月的玉汝其成，我这位二表哥十几岁开始，就已然胆大妄为敢想敢干了。他独自跑到知青安置办死缠滥打，坚决不肯去原本安排的版纳方向，而要去更为艰苦的瑞丽县。安置办被他搅得无法安宁，只好改派他去这个边境小县。他拿着户口和一百元的安置费，直奔百货市场。他异想天开地买了几十双解放鞋，包在一个被子里就上路了。

楚雄、大理、宝山、瑞丽，百二河山昼出夜伏，他抵达那个非常小的边城时，几乎身无分文。他没有去当地的知青办报到，而直接去了边境线上的一个乡镇赶集。那个年代，边民们赶圩都是随时可以跨越国境的，而缅甸的山民则多要到中方来购买各种日用品。表哥的解放鞋正是当年缅胞的时尚，很快就以两倍多的价钱一扫而空。一百元变成三百元，在那个年代，他顿时俨然腰缠万贯。

他去知青办寻求安置，该主任按规定，要把他分到一个知青部落。而他的目的是要帮外婆偷渡，当然继续坚持要求去边境线上的一个寨子落户。主任坚决不允，他反正死活不去，每天到知青办闲坐扯皮。实在无法，某日他跟踪主任的孩子放学回家，然后一脸坏笑地对主任说：我也不下乡了，以后就负责接送你家的孩子。主任实在担心这些省城来的坏小子无恶不作，只好妥协，将他分配到了他想去的那个山寨。

那时的多数日用品，都是要凭票供应的。知青安家，可以去知青办领票购置。他几乎一天劳动没干，就成天往知青办跑。今天要一点烟酒票，明天要一些布票肥皂票，拿着这些票证就去购物，转手就去集市上倒卖。这个华侨后裔，似乎天生财商超人，十七八岁就精明多智，精打细算着自己好逸恶劳的青春生活。

五

完成越境的踩点之后，他给缅甸的亲戚去信联系接应。他转道昆明，带着外婆和小舅舅，一路晓行夜宿穿州过府，终于绕过多道边防军的关卡，顺利进入缅甸，将外婆交给了那边的亲戚。

但是那时正是缅甸排华风潮严重之时，那边的亲人也无法提供生存的机会给他们两个男人。想到在国内所受的迫害和歧视，回去也毫无前途，于是他们干脆就在边境线上的佤邦，参加了缅共游击队。

关于缅共反政府游击队的来历，而今很多人已经迷糊。实际情况是1948年缅甸宣告独立，但缅甸共产党力量微弱，被仰光政府打压驱逐。缅共内部矛盾斗争加剧，分成了红白两派。红派学习苏联，日渐衰败，到1972年，便烟消云散了。而白派领袖德钦丹东学习中国，在缅甸南部建立了武装力量。50年代后期，由于不抵政府的军事打击，这支队伍退入中国，被中国政府安置在了川黔两省矿区。

60年代，中国与缅甸边界谈判，中方做出了很大让步。但1967年“文革”中，在缅甸仰光就读的华人学生，也成立“红卫兵”，开始了一系列过激行为，以至于引起大规模的反华活动。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被砸，旅缅华人惨遭牵连，两国矛盾突然加深。缅共的彭家声部这时也被驱赶退入云南，这支武装马上被解放军整编和训练。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的原缅共成员，也被紧急集合武装起来，正式打出“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突然反扑，而当时云南军区被赋予了支援缅共的任务。

由中国军事顾问和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一夜之间过关斩将，转瞬占领果敢地区，向萨尔温江西岸扩张。他们编制成立了四个军区，这就是今天缅北佤邦、掸邦各个割据势力的由来。当时，正是中国知青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始之时，如火如荼的缅共武装斗争，给了这批苦闷青年一个诱惑——与其在国内务农，不如参加世界革命。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仅提供武器和顾问给缅共游击队，还认可中国知青越境从军参加“革命工作”。

表哥和他的小舅来到缅北的一个征兵站，二话不说，每人马上拿到一套简陋的军服，以及中国制式长枪和弹药。缅共根本就不培训这些新兵，他们立即被分配到两支部队，转身就投入了著名的“滚弄战役”。

六

天性尚武且机敏过人的表哥，无师自通就学会了狙击和野战。他所在的那个营，主要驻守在一个原始森林里的壕堑中。目光所及的山下，是一个坝子和一些农户，对面的山上则是政府军的驻地。坝子乃缓冲区，农民也不管两方的冲突，依旧自耕自足，同时还要为双方都提供菜蔬补给。

白天基本无战事，夜里，双方都会派出小组，去对方阵地偷袭和骚扰。在死神面前，大家轮流上场，各自凭本事和运气拼搏。轮到表哥时，他和两个战友多带了两颗地雷。他们在夜色中潜入敌方营地前，在逼近的小路上埋下杀器。然后他朝着对面堡垒的隐约灯火射击，立刻引出了喊叫着的追兵，很快一声巨响，一片惨叫……他们得胜回营。

那时的缅共，经费不足，供给自然也是朝不保夕。他们在丛林之中，成天与各种蚊虫和旱蚂蟥作战，常常食不果腹。但是战斗的血腥味，在那个充满革命的年代，几乎天然地吸引着这些从小看战争电影的浪漫青年。十八九岁的孩子，虽有时代迫害的怨尤，却又多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枉自挥洒着他们的青春热血。他们在自家尚不能解救的厄运中，却在热带丛林中幻想着世界革命，妄图去解放全人类。

表哥身边，一批批知青战士默默死去，一个个幸存者开始站在了指挥岗位上。伤残的英雄一样树立为模范，政工干部夜夜催眠着这些走投无路的男女。但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天资禀赋不同的思考者。表哥的一个战友，同样是昆明知青，其父曾经是龙云将军的参谋长，在那个特定年代也被打倒，孩子们跟着饱受欺凌。这个冷静聪慧的年轻人，与表哥成为烽火狼烟中的铁血哥们儿，在兵戈血肉的厮杀间隙，他开始厌战，开始私下倾诉对这场革命和战争的迷茫……

革命从来不允许怀疑者的存在，更何况这种被迷惑而虚构的义战，从根基上就害怕被质疑。缅甸百姓对游击队带来的不安和重负，啧有烦言；毫不高尚的同族厮杀，也让这些确实有一点知识的邻国志愿者，渐渐寒心起来。表哥的这位唯一可以肝胆相见的战友的日记，终于被缅共政委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他的笔下流露出的对缅共的质疑，以及对前途的悲观绝望，使得政委杀机顿现。

为了杀一儆百，队伍集中观看对这个潜在的叛徒的宣判。他被罚跪在地上，南亚的烈日在雨林中腥热潮红，千山鸟飞绝一般的寂静。一个为了逃避“文革”迫害、曾经怀抱崇高理想的中国青年，却被叛军冷血地击爆了青春的头颅。那一刻，表哥看见了飞迸的脑浆，带着那些缤纷的思想碎片，暴雨般散向异国沃土。他强忍的泪眼突然看见了恐惧，看见了革命的无情和虚无……

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忠诚，他被点名抽出来挖坑埋葬他的兄弟，他一点一点收拾着那些生命碎片。他看见那爆裂的眼珠，绝望地朝向北方，在那迢递千山之外的北方，是他的祖国，是初恋，是倚门终身的老母，和那个同样破碎的乱世之家。天性血勇的表哥，埋葬了他的同胞，同时也埋下了他的愤恨和质疑……

七

就像当年苏共对中共的“国际主义援助”一样，中国方面对缅共，也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这场被邻国暗中支撑的内战，令缅甸政府头疼万分。两国原本建交，领导人还得在不同场合见面，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抗议。70年代末，中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施。于是缅甸政府军与缅共进入僵持对峙，各自等待变局。

失去经费的缅共游击队，不得不开始了大规模的鸦片财政。眼看罂粟花漫山遍野地开放，表哥和更多知青战士的热血，开始冷却在他们打滚的罪恶土地上，他开始策划逃亡……

他早已失去了和家里的联系，父亲是否出狱，母亲和妹妹哥哥究竟在“文革”中乱离何处，这都是他在丛林中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只知道那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小舅，还在附近的壕沟里，傻傻地保卫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缅共。他深知他的逃亡，可能会带来对小舅的惩罚甚至处死，他不得不寻找机会见到小舅，与他合谋危险的前程。

他们在70年代初的战火中终于相逢，他看见原本懦弱的舅舅，竟然被烽烟熏陶成了一个完全缅甸化了的游击战士。两个滑稽的小排长幸运地还未化作炮灰，木然地握手相看泪眼。他的动议没有获得舅舅的首肯，他认为祖国的内乱，远比这场荒诞的内战更为可怕。他在这里虽然出生入死，但是至少不会再被捆绑吊打。而真正的祖国，却把他们这些海归的华侨视为寇仇，他情愿选择在这里尊严地死，也不愿再回去残酷地生。

表哥只好放弃他的动员，但是他已绝意要逃亡了。然而，新的命令下来，他们要去攻打一个县城。游击队的这次倾巢冒进全线出击，被迅疾赶来的政府军王牌师包围，顿时陷入绝境。无数未经严格军事训练的青年，真正离开山野进入城区巷战时，几乎不辨方向。他们在正规军的炮火下，像野火烧荒一般被席卷而去。表哥带着他所剩无几的残部，凭着他对城市生活的经验，迅疾逃入森林。一路被追踪伏击，战友不断在他身边血肉横飞。他带着轻伤连滚带爬地冲出重围，回到营地休整，开始设计逃亡的路线。

终于轮到他站岗的夜晚，他趁查哨的间歇，什么也没带就直奔原始森林而去。一夜狂奔，路遇野兽，他深深后悔没把枪带上。总算连滚带爬地来到了中缅界河，他不敢经过中方哨所，只好往下游渡河，最后回到了他下放的那个村寨。

八

景颇族的村民，向来不关心国事，更不关心这些来来去去的汉人知青。表哥把他名下的一亩三分地，交给了村里的一个农民，自己便潜回了省城。

山中不知年，那时其实已接近70年代中期，中缅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的中国社会秩序，正在渐渐恢复，而缅共内部矛盾冲突却不断恶化。毛泽东登遐前后，中国赴缅军事“顾问组”也暗中分批撤回。缅共气息奄奄，游击队的中国知青开始纷纷逃亡；一个个割据独立的缅共领袖，正朝着腐败邪恶的毒枭演进。

回到省城的表哥，才知道他的哥哥也去参加了缅共游击队，而且生死未卜。他的妈妈和妹妹，再也不许他回到瑞丽。但是知青返城的运动还没开始，他无法找到工作，于是游手好闲地成了昆明街头的著名“超哥”。他们一伙身经百战的闲散混混儿，拜蔡锷将军过去的保镖为师，修习云南著名的刘家拳。

在那个年头，正是中国城市群殴单挑成风的时候。这些野蛮成长的青年，多半家庭被毁，前途无望，血气方刚地拉帮结派，像电影《美国往事》一样在暴力拼杀中讨生活。以表哥为首的这一标人马，又多是缅甸归来的战士，即便寻常江湖恩仇，也会多了视死如归的气概，自然很快就崭露头角。他们就靠帮人打架，竟然也能在乱世求到衣食，今天看来则恍若传奇了。

往往混社会的猛男，天然喜欢温文尔雅的美女。而原本娴静规矩的少女，偏偏容易迷途于粗犷血性的野人。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生活中，青春正好的表哥遭遇了他的爱情。我这位现在的表嫂，那时是照相馆的职员。她作为模特的照片，是喧嚣春城的一道漏网的美。许多当时的知青哥，都在暗中觊觎着这道风景。夺美的战斗已经刀光剑影，怀春的表嫂似乎还浑然不觉。仿佛非洲草原的动物世界，最为勇猛健美的表哥成了唯一的胜者，连试图制止反对他们婚姻的国营照相馆领导，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执着和蛮狠。他结婚了，表嫂像一个智慧的驯兽师一样，将他从芜杂的江湖拽回到成人的世界。

他不得不开始思考养家糊口，他的江湖口碑使得他很快混进了一个车队。那时的大车司机，是整个底层社会最风光的职业，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捎货带人，出手阔绰。他重返瑞丽山寨时，几乎像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就这样一路穿越，他们径直走进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中国。

九

表哥的父亲释放了，但是家破难回，依旧在乡下独自生活。他大哥和小舅也从缅甸落荒退伍，但祖国并不承认他们的革命历史，自然也无从安排工作和承认工龄。更麻烦的是，他的大哥不知道受过什么战争创伤，显然已经丢魂失魄，神志不清得像一个弱智了。

被重新确认华侨身份的母亲，和隔绝几十年的各国亲戚纷纷重新取得联系，成了最早一批报经中央同意而出国定居的老华侨。她暂时还不能带走任何一个子女，这个家，从此就有赖于我这位二表哥来撑持了。

80年代初的中国，个体户开始被允许。侨商世家的表哥，打小就跟随外婆和母亲，学会了祖传的牙医手艺。他翻检出那些封存的器械，开张了昆明第一家私人牙医诊所。个人的命运从来与国运相关，中国人致富，需要的不过是政府的松绑而已。很快他成了第一批万元户之一，但是一颗一颗牙齿上刮钱，究竟是太过辛苦。新兴的个体出租车，又让他敏锐地看见了商机。

第一批买车开出租的他，一时风光何其得意。那时有钱打车的人士很有限，敏锐的他专门到民航卖票的地方去守候客人。但那时的民航，买票竟然要开单位介绍信。他遂通过各种小恩小惠，掌握了走后门买票的特权。过路客商要买票就得找他，然后搭乘他的出租去机场，他只是赚他的车钱，但生意却有了保障。

一来二往，熟客渐多，他发现其中一伙北方人，总是神秘地来去，且总要将看似贵重的行李，寄存在他的车上。他是缅甸回来的人，自然深知黑道的一些话语。他预感到自己正被危险地利用，害怕日后被牵连祸端，于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将疑情知会了警方。警方检查行李，发现大量毒品，于是设计抓捕，整整端掉了一个黑帮。

民航公安处和地方公安是两个系统，地方警察的破案抢功，却给民航警方一个巨大难堪。地方公安给予嘉奖的表哥，却被民航警局以投机倒卖机票的名义逮捕。那时的收审毫无章法，有的长达数年都难以定罪，也不释放。刑讯逼供向来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所幸武功在身且多年混江湖的阅历，使得他坚不屈服，最后在省厅的干预下，他才得无罪释放。

世道险恶行路难，他那封存已久的出租车已然生锈，只好贱卖给他人，他又不得不开始谋求新的生路。他初中未毕业，天赋智商却文化不高，一生的打拼，靠的只是男人的血性和胆略。就这样跌跌撞撞，他也拉扯着整个家，走到了21世纪。

十

隔着整整半个世纪，我们哥儿俩才初次相逢。零落栖迟一杯酒，我们各自叙说各自的九死一生，桌上的两碗酒似乎都掀起了波澜。湖北天门刘氏家族的两支遗孑，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见证的正是一个时代的艰危和不堪。

六旬初过的他，霜鬓入秋，宠辱不惊地给我翻看残存的世家老照片，让我次第熟悉那些从未见过的亲人。这时的他，父母和小舅各自亡去；他照料了一生的哥哥，也已结束了他浑浑噩噩的卑贱生命。他的两个妹妹都已移民海外，妻子和女儿也都定居香港。这个华侨之家，终于回到了他们血脉中习惯的行商生涯。只有他，依旧独自出入于昆明，独自守着那最后一份家业。

他带着我穿行在他打小熟稔的深巷，指指点点说着当年的豪勇。他偶尔还会去拜访那些散落在云南各地的战友——这些零落卑微在底层的缅共游击队员，至今无人关怀他们无辜而潦倒的存在。我是在他的苍老回顾中，才知道这一场荒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兴亡：那些国际主义战士的血，浇开的竟然是罂粟花的绚烂……

缅共在1980年正式成立由中央直属的毒品贸易机构，代号“8.19”。毒品成为其各种经费的唯一来源，他们建立的海洛因加工厂多达百家。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贩毒之中，所有高干领袖均从中谋利腐化。

1989年，彭家声在果敢兵变，宣布脱离缅共。之后，缅共“八一五”军区也宣告独立，该部多数领导是从中国援战的“知青”。缅共中央终于日暮途穷，领袖德钦巴登顶以及他的追随者，在中国的庇护下度过余生。

这一块被中国支持过的割据山寨，最终却将大量的毒品倾泻到中国。至今，那片山野依旧罂粟烂漫，表哥那一代的血液，依旧肥沃着他国的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