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一梦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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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应届毕业。半年前,这个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每天仿佛都在发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还在考虑到何处下乡——而且开始情窦初开的悲惨早恋。那时的人似乎都很单纯,首先是女同学把我的情书上交给了学校,然后是天天写检讨到校办罚站,之后是父母责骂殴打,最后是我自杀未遂。

醒来后为了表示我仍是个不甘堕落的青年,更为了心中那点自尊和硬气,我确实咬破手指写了个血书。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

那年,我16岁。

结果通知书下来,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个。但悲哀的是,仅被录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后,现在叫湖北民族学院)。于是,我拒绝去。家父怕我次年连这个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为与梦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很早就变得颓废而堕落。

三年的诗酒孟浪很快结束,毕业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结社,经常醉卧街头被清晨扫街的人喊醒。20岁左右的我,几乎很清醒地看见了我可悲的结局——从科员到副股长到股长到副科长到科长。最后的悼词是——该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山中教育事业,享受副县级待遇埋进关山陵园。

那时,谁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会生出觍脸赖活的羞愧。

应该说我的武大梦始于少年。那时虽然流行读书无用论,全国都在学张铁生和黄帅,但知书识礼的外婆却一直在对我进行理想教育。她来自江汉平原,也算书香门第,在那个知识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窥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她所了解的只有武大,于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贵的学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我们唤作大伯的那个传说中的奇人,就在那里任教。准确地说正是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对这所遥远大学的向往。

从1979年起,我即开始了与独身的大伯的频繁通信。他结束“右派”生涯后调到武大主编《美国当代哲学研究》,不断地从武大图书馆给我借寄各种那时山里没有的书。我工作后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党学生,苏雪林的弟子,谈起母校来自然如数家珍。那时,武大刚好进入辉煌的刘道玉时代,大伯不断给我讲学校的各种变化,鼓励我来考研。我知道我外语不行,大概是没有机会来传承大伯的衣钵了。

那时,祖慰写了个报告文学叫《快乐学院》,记录的正是刘校长和一群优秀学生的故事,确实读得我心潮澎湃充满艳羡。那时真未想到几年后,我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会有缘成为一生的知交,仿佛老天要帮我了此夙愿。1985年大伯紧急来信,告诉我刘校长决定开招插班生,让我火速备考。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看见命运的转机在向我招手了。

考试分为文化课和社会业绩。文化课我自然不怕,但业绩是看已经发表的作品。我是所谓“地下写作”的出身,变成铅字的有限,兼之只写诗,多半比不赢那些写小说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务处领导於可训先生青眼相加,为我说项。1986年,我终于成为中文系七个插班生之一,走进了珞珈梦乡。

所谓插班生,即按专科生身份直接插进三年级,读两年,修满125个学分,拿武大本科学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档案调进学校,毕业重新分配——在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是对人生洗牌再开新局的机会。否则,在人事和户籍制度奇严的当日,走出深山,还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插进三年级是指听课,在管理上则七个人单独编班,由丁忱先生做导师。丁先生是黄焯先生的关门博士弟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把月,镇日漂在江上,系里却毫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诉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没?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儿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

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当然,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应该说,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

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低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来探望,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当然,学校也有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这个著名的汉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份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

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待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19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之一。以后的命运则似波峰浪谷,几乎遍历了人间的五味百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但无论怎样的沮丧困顿,回忆起在武大结识的诸多师友,总觉得背后还有力量,还在支撑着我去面对悲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