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等八项教条在内的“八荣八耻”，目的是要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八荣八耻”这个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这样的道德信条，学习这样的“中央精神”，背景当然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得可以；为官的欺上瞒下，贪污不过百万不成新闻；经商的不信不实，伪劣仿冒几如必然常态；至于所谓的“重大”工业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征地，更是无日无之。“旧社会”的四维八德和各种传统宗教给摔了个稀巴烂，“新中国”倡导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则沦为口号，中国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闻了。

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在其名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有自己的文化网络，调节了各方的权力，维持了民间村社的自行运转。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深入拓展到各个地方，却出现了“政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就是国家政权愈是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地方的社会愈是破败，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网络失效，政府的威权取代了传统士绅族长赖以维持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比如说关帝。崇拜关帝不只是民间的“迷信”，也是传统帝国认可的行为；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关帝可保风调雨顺；对皇权来讲，关帝是忠君价值的终极体现。政府不只不破坏民间的祭祀结社，反而积极介入出一把力，于是一个关帝，政府民间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但是尊崇汉蜀的小说《三国演义》却能透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帝国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荣辱观”，他只需要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的完整”。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满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在这里说清楚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侧击中国社会价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传统史学作用的沦丧，和独立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先要了解，满清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干隆41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157个“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反过来，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某些人仍不愿全面认同抗日国军功绩的态度，相差岂止道里？

满清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

饶宗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是要有这个正统，其前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所以饶公又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 judge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

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

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损抑的明君；而且还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后者则是要站稳党的立场去解释历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于是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

当历史可以尽管利用，它的利用价值就会破产：当知识份子放弃了自已的批判角色，他们对政权的美言也就不再可信。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态强推一套道德观，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明日不成黄花？

原题为“春秋既亡贼子何惧”，刊于《明报·笔阵》2006年0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