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北大校园出了件趣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央电视台合办了一场论坛，兴致勃勃地请来一批经济学家畅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果。在这样的场合底下，没想到有两位经济学家很不给面子地发出了惊人的尖锐言论。首先是茅于轼先生就着近日城管打死人的事件痛批城管制度。接着是吴敬琏先生在压轴座谈会上语带嘲讽地问央视主持人：“我看茅先生刚才那番话，你们肯定是要剪掉，不播了吧？”

然后话锋一转，吴先生又说起了央视红极一时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他说自己只看了第一集就看不下去了，原因是里面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吴先生回头再问台下的听众和学生：“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吗？”在大家一时还会不过意来的时候，吴先生又引述刘少奇当年的名言，且更进一步指出那三年的大饥荒几乎完全就是人祸。于是台下掌声一片，主持人尴尬地说要回去检讨，整场座谈会不久就提前结束了。

茅先生与吴先生都是常常惹起争议的人物；但这一回他俩的坦率直言，我以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新左派，不管是庙堂精英还是草根愤青，都应该为他们鼓掌喝彩。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于是问题就来了，茅先生和吴先生到底说了什么真话？他们的言说面对的又是什么呢？在那一天的论坛里面，最刺激的当属吴敬琏先生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从台下的掌声看来，大家一定都很认同他的意见。可是一个人说了番人人都晓得的事实，又有什么好喝彩的呢？假如我今天煞有介事地向大家宣布太阳果然是从东边升起的，会得到掌声还是笑声呢？换句话说，吴先生一定是说出了大家都明白，但某些人硬是想回避甚至否认的道理或事实。

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曾为中国的现代化立过功劳，认为这些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大社会工程替今天的荣景奠下了基础；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坚持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是纯粹的自然灾害了。当年平江一位农民写的那首词：“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已经成为那几年最有名也最真实的写照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号召底下，中国出现了亩产万斤的奇迹，大如人的玉米“怪物”……那些欺上瞒下的数字甚至影像掩盖的是过千万人的死去（到底那三年死了多少人，还是个备受争议的谜团，最高的估计甚至达到四千万）。最令人气结的，是种种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在当年不只被掩盖，还要上升为政治路线斗争的论题，而听过老农诉苦，真打算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却被残酷斗倒。

吴先生说得对，现代中国史上真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有的只是人祸，所以连官方也早把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命名为“三年困难时期”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要为吴先生那番“太阳必从东方升起”的大实话喝彩？为何这番话果然没出现在央视的转播之中呢？原因我们都知道，因为大饥荒的真相虽然早已不是禁忌，但它始终涉及毛泽东，始终涉及历史的诠释，始终涉及某种似乎不宜言表的问题。

政府若要施行有效的统治，要百姓心悦诚服地遵从法律政令，要纳税人心甘情愿地缴税，靠的不能只是暴力，还要靠对统治者的同意与信服，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必须同意政府的统治，政府才有合法性可言，才能有效地管治。中国现代史之所以还有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是因为在一些人现有的意识中，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却是历史。为什么共产党是执政党呢？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民(无产阶级)的利益。怎见得它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是因为在历史的实践经验上，我们可以看见它一次又一次地走对了路做对了事……

然而，不客气地说，一个永远正确从不犯错的政权，这是在传统社会里才行得通的神话。如今还有谁会认为一个政权能够只靠传统和神话般的神圣历史就能取得合法性，赢得受统治者的同意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程恰恰说明了，政权的合法性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不容动摇的神话史观，还要依靠凭债效而来的良治经验。最近两年，领导层不断强调民主的重要，甚至逐渐推进民主选举列入改革的目标之一，用政治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是合法性由人民同意迈向人民依程序授权的转化。由此看来，再去重复神话史观的力量不只不合时宜，简直就是开倒车了。

好玩的是，吴先生那番言论得到一片掌声，仿佛他问的不是“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吗”，而是“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吗”。也就是说，其实人人都已经晓得太阳是从东方冒头，但偏偏还不能畅快直白地承认这个事实。

原题为“破除忌讳错误的神话史观”，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