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华社前不久报道四人帮在世的最后一个人——姚文元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了文革。说到文革，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种语言，一种那个年代盛行一时的行文方式与说话风格。文革的战斗性，文革的杀伤力，多多少少和这种语言有关。不搞清楚这种语言的性质，就很难让今天的年轻一代理解那10年以至于共和国数十年来经历过的运动；不看透这种语言空洞的力量，就谈不上反思文革，也很难保证后人可以彻底脱离历史的阴影。

且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文革式的语言，比如“极少数”这个形容词。今天重看文革10年的文献，“极少数”三个字出现的频率可说是极不少数。内地以外的华人大概不知道“极少数”在这个脉络底下，并非一种纯粹描绘数量的中性形容词，而是一种饱蕴价值涵义的判断。

如果我们说“今天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染上了禽流感”，这里当然没有任何道德判断的含义，因为这里的“极少数”指的不过是患病的机会罢了。但是当年要做政治批判的时候，“极少数”就是很强烈的指责了。

是什么使得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变成非常负面的价值谴责呢？当然就是近代中国革命里的民粹思潮。按照这种民粹思潮的主张，凡是大多数老百姓认可的，必然就是对的；而凡是大多数老百姓否定的，多半也就是错的了。放在政治上，这可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也就是得“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那一边”。所以“极少数”和“绝大多数”都不止是单纯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对与错的判断区分。

同时它还牵涉一个划界的问题，无论是统战还是批判，从实效上讲都不可能团结“极少数”或者“一小撮”，却跑去打击“大多数”。当时每逢批判活动展开，惶惑不安的老百姓没有谁愿意当少数派，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一边，而不要被划做一堆白羊里的几只黑羊。直到今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害怕自己被叫做“极少数”。

这种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盛行于文革时期，说来实在十分粗糙。它不只把一切的事物都按数量的多寡来定质量的高下，而且还忽略了民主原则中尊重少数的精神。正是近代中国的民粹倾向，使得当时很多优秀的学者受到折磨，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与百姓日用无关；也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很多卓越的艺术家不能继续自己的探索，因为他们的创作太过阳春白雪，一般人看不明白听不懂。在政治上我们当然要强调“多数决”,但艺术和学术乃至其它的意见表达,为什么就非得是多数人欣赏认可的才是对的,而“极少数”就一定是错的,甚至是邪恶的呢？

执政要为大多数老百姓着想，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自动转换成“极少数”就非得斗垮斗臭不可。偏偏在文革10年间，这种转换来得太轻易太绝对，只会有利于不断的斗争，无益于实际的施政和建设。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连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二战之后的德国兴起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看看空洞的语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贫乏和虚无的热情。

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式告别过去的阶级斗争，迈向建设和发展之路，我们也需要相应的语言反省和重建。以“极少数”为例的老式术语虽不是文革的产物，却是可以总结那个年代的“斗争语言”代表，小心清理它过多的价值意蕴既合时且有益，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一些笑话。

原题为“‘极少数’的迷思”，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