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也许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但他们的确创造了现代足球的形式与规则，例如把一场球赛分成上下半场。十九世纪初叶，从哈罗公学到伊顿公学，从牛津到剑桥，几乎没有一家学校的学生不玩足球。问题是他们不只没有共通的玩法，甚至连足球和橄榄球的区别也还没开始区分清楚。于是一遇到校际比赛，你用脚踢，我用手接，大家闹得不可开交，混乱非常。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将球赛划成上下两截，上半场依你的规矩，下半场就按我的来。

在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里头，除了奥巴马那动人的胜选演说之外，我觉得麦凯恩的认输演讲也绝对不容忽视，那可能是近年同类讲辞中最令人佩服的代表作。麦凯恩告诉他的支持者，这次失败“是我的错，而非你们的”；还压制倒采，极度宽宏地呼吁大家要支持奥巴马，说“他是美国总统，我的总统”。他没有否认双方的分歧，但是他也看到了对手胜出的意义与民主的真谛，认为这一次选举证明了每一个公民都不该忽视自己那看似微弱的影响力。最令人动容的，是麦凯恩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忘慰问刚刚失去外祖母的奥巴马。为他的演讲加上了一个格外有人味的注脚。

这篇演讲极为特出，但它的基调却不罕见。在所有以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的国度里，大选落败的那一方总是要致电对手道贺，总是要发表一次落落大方的退场感言。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举措已经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惯例。麦凯恩的演讲固然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格调（“格调”，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这是多么陌生的字眼呀！），但这种个人风格的美善其实来自于背后一个客观的习惯存在，那就是要尊重游戏规则。既然大家都下场参与了民主普选，就该明白“愿赌服输”的道理；只要双方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规则本身提出异议，而且跟着它一路玩下来，便要接受这场竞技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输打赢要。

为什么出来的结果明明不合己意，却还不能表达不满甚至反悔覆盘呢？原因绝不仅止于风度尊严等人格因素，还包括了更深层也更真实的愿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足球规则制定和普及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假如当年那些学生只想关起校门自己跟自己踢球，他们用得着发明上下半场这种点子吗？假如那些不同的学校只想办一次校际比赛，以后再也不打算搞下去的话；他们还用得着约束自己去服从规则接受结果吗？

民主选举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游戏规则：参与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须和其它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还得一起生活下去。于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觉得还算公平的规矩，然后按规矩办事。在这意义上讲，选举乃至于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游戏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人我共存的问题，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团结的目的。

今天我们有不少自由主义者喜欢宣扬民主选举的价值，觉得这是最能体现公民自由的政制设计；也有一些保守派从道德立场怀疑自由主义可能会令个体无限膨涨，最终导致社会的瓦解。大家很容易忘记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义真正想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如何让众多分歧甚巨的个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使不同的人生愿望并存不悖。这就是规则的作用，也是尊重规则的意义。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它这么热衷于推动学校体育运动，这么喜欢为各种运动设计规划，或许不只是巧合。

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