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人刘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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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人,是伟大的庄子为汉语贡献的一个名词。他认为这样的人,“畸于人而侔于天”;也就是说他们在人世间孤独无匹,却与天道完美契合。

我每每看见这个词,就想起故乡的莫逆之交老刘。在这个世界,我有幸结交过万千奇人,但是真正能当得起这个“畸人”称名的,似乎非他莫属。

最近的一次还乡,我们又坐到了一起。朋友们问我——为什么还不写老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老刘自己便解释——他说要等我死了才写的,可是我偏生是个老不死的,看来诸位还得等了。

大家笑罢,我忽然内心涌出一丝歉疚和凄凉。难道我真的要到他坟前去焚稿,才能倾尽我们30年的交谊吗?我何不趁他健在,就给他朗读我积年的知遇和敬重呢?

是的,是朗读而不是给他看,他早已看不见我的文字了。他圆睁的双眼在这个世界始终像怒目金刚,可是却早已被黑暗遮蔽。他每天在孤老院里,拿着我的书去祈求那些识字的护理员读给他听,听着听着,那枯井般的眼眶就泉涌两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睁眼瞎,每天却拒绝策杖;他独自像明眼人一样横行于闹市通衢,而且总要高唱着自己所谱的歌曲,旁若无人地行走在他的江湖生涯中。

1977年我还在利川高中读书时,便认识了老刘。但是那时他不认识我,那时他在广场的戏台上被反绑着示众,然后我们这些集合去参会的学生,惊骇地看着他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8年,然后被恐怖呼啸的刑车带到了省城监狱。

1981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小城,浮躁孟浪地成为一个薄有姓名的诗人。一日,我和文化局长刘湘松在书店闲转,正在翻看新到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忽然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人急匆匆闯来,近乎无礼地直接从我们手中夺过该书开始翻阅。他一边看目录,一边嘀咕——牡丹亭怎么也收进了悲剧?

刘湘松是儒雅富学的人,便搭腔道——这个在学界也有争议,可算悲喜剧吧。他一听我们的议论接近内行,立马回眸打量问道——两位高姓大名啊?我们眼见此人古怪,寒暄着自报家门;他突然双手各自紧拽我俩,高声笑道——神交已久,缘悭一面。未曾想今日邂逅,请两位务必到寒舍小坐。

我们赶紧模拟他的古旧声腔,回问阁下怎么称呼;他爽朗答曰在下刘镇西便是。我们都记起了这个小城著名的政治犯,想到初识不便登门,便委婉客气曰改日拜访云云。哪知他完全不由分说,直接强拉着我们跟他进入一个歪斜的木楼。

上得楼来,他家却柴门深锁,我们又急忙托故说下次下次。他哪里肯听,直接将我们按进邻居的椅子,说他去去便来。只听他在院子里喊了几声老妻,便去敲隔壁一家的门借斧头。我们像遇见强人打劫一般,急忙出去拉住他说,千万别如此,我们改日一定再来。他已然利器在手,口中念念有词曰——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刀落,门锁已被他砍成两截。就这样,我们在他不足十平方米的暗室,杯茶订交,成了今生头颅相许的朋友。

老刘似乎是一个始终活在古代的人。他无论言谈举止,处处都透着古风。上面那些对话,外人以为我乃虚构明清小说的口吻,殊不知利川的百姓,但凡接近过老刘的人,皆知我所言非虚。

那时的他约略40多岁,皮肤黝黑,额上皱纹深刻如横写的川字。浓密的眉毛几乎要连接在一起,下面是一副宽边的高度近视眼镜。他自嘲说根据古代相术,他就是天生的苦相。我看他的形貌,不需要懂麻衣柳庄,那也是绝对可以看得出的悲苦。

那时他刚刚平反提前出狱,原本没有工作,故而也不存在补偿工资一说,三年多的深牢大狱那算是白坐了。问起案由,则才知道其中的荒诞。原来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乱说反动言论,曾经被劳教过三年。“两劳”人员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一角,属于要永远监督惩罚的对象。

但凡国家有大事,基层政权都要集中这些“五类分子”学习训话,观察反应。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自然是审看这些所谓反动派的最好时机。他被叫到了城关镇政府,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老刘一生耿介磊落,反问主官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骜不驯,自然窃喜说要听真话。他说——那你等我回去把后事安排一下,马上就来回答。

老刘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时坐牢是要自带被子的),妻问他干吗,他说明缘由——要去镇上讲真话,肯定就会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给一家朋友看顾,妻是文盲,抱着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么国家的闲事。他是那种绝不屈服和畏惧的人,还是悲风扑面地走向了衙门。

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8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此后,他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骚赋一直伴随着他的自我放逐。没有人相信这个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辞》的横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辞古韵和名物的民间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在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儿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儿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还是被我劝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刘来我这羞涩地借钱,他说只要五块钱,够他上路的车票即可。我要多给,他却坚持不要。我只好将吃不完的粮票塞给了他,看他摸索着远行他乡。

老刘的妻子叫桂枝,我们没大没小地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种苦相的人,没有工作,独自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每天依门守候着老刘的挂号信——那是他们母女赖以存活的唯一指望。

偶尔我会看见嫂子在街边嗑瓜子,年轻的我好恶分明,想到老刘终年流浪的辛苦和谋生的艰难,便有些郁郁不乐,觉得她不该这样好吃零食。

一次老刘归来,沉重地找我诉说——想要离婚。说这个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点读书下棋爱好都要被剥夺。那时的我真是不谙世事,立马就表示支持,而且说这个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脱。

老刘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动力,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出门而去。几天之后,他又颓丧地来了,我以为他已经办完手续。哪知他沉痛地对我说——我不离了。我询之,他这才告诉我,关于他的婚姻与爱情——

老刘十几岁就被劳教,出来之后戴着“坏分子”的帽子,自然没有人敢嫁他。那时的他靠当泥瓦工在建筑队糊口,整个青春期完全与女人无缘。到了1975年左右,终于有媒人说合,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媒人只说是乡下农妇,守寡带着一个女孩,且女孩还是婆家在喂养。老刘正当年,却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剔对方的条件,两人很快就结合了。

婚后未几,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结扎,再也不能生育。女儿是送给别家的,病了需要救治。老刘虽然有些憋屈,但立刻就答应把女儿接回来喂养。就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被老刘抚育到那时。

老刘泪眼蒙眬地对我说——我不能离,离了后这个孩子就失去了生活,肯定不是死就是被卖出去。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孩子,可是我把她养大,就是养个猫狗,那也养出了感情。再说这孩子心地善良,对我如亲父,我岂能看着她被遗弃啊。

当我知道这一深层原因之后,顿觉脸红;在老刘的善良高尚面前,我愧觉了自己的少不更事。他们夫妻此后再也没有什么纷争了,但是哀伤的故事却远远不只这一些。

我在这个国家,见过无数悲苦的女人。但是像老刘妻子这样的悲剧人物,我还真没见过超乎其上的苦命。有时不免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因缘啊,天地之间竟然把这样两个极端苦难的男女组合在一起。

老刘新婚未久,某天回家,突然看见高矮一顺溜多出了另外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样子,惊恐地看着他。妻子正在打骂那些孩子,看见他出现也一时手足无措,紧张地不知如何说起,只知道泪流满面。他把妻子拉到一边细问,这才捅开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桂枝在嫁给他以前,已经有过三次婚史和四个儿女。前面的三个男人,一个病逝,一个坐牢离婚,一个车祸身亡。她一个无助的女人,怎么也无法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况乎还在那样一个农村极端贫苦的年代。因此,寻求再嫁一个城里人,找一份供应粮,是她唯一求生的可能。于是,她把那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各自托付给他们不同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在媒婆的隐瞒下,找到了老刘这样一个忠厚人。

那个年代到处打零工的老刘,无论怎样善良,实际上都无法养活老婆和四个孩子。桂枝也深知这一点,不愿太拖累他,只敢带回最小的女儿,而继续隐瞒着前面的婚事和孩子。哪知道十多岁的大儿子,听说母亲嫁到了城里,知道弟妹们在各家都挨饿,便相约一起进城寻母,只为要吃一顿饱饭。

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自个儿打听,竟然饥肠辘辘地找到了母亲。贫穷的母亲看着瘦骨嶙峋的孩子们,垂泪不已,但是她实在没有能力和勇气抚养他们,也不敢让老刘知道她还有如此沉重的负担和卑微的历史,只好赶紧让他们吃一顿饱饭之后,催促他们回去。孩子们也渴望母爱,恋恋不舍磨蹭着想留下,想和小妹妹一样有人疼爱。母亲万般无奈流泪打骂他们,要他们赶紧趁天黑之前回家。这时,老刘疲惫地回来了。

突然知道这些情况,我想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毕竟一个女人似乎隐瞒了太多的往事,且无端添出了这么多的责任。老刘听罢妻子哭诉,二话不说,带着这群孩子就进了一个餐馆,他将当天收入的钱全部拿出,为孩子们点了一大盆红烧肉,看着他们饱餐。然后对他们说,他实在养不活全家,甚至唯一的一间房也住不下大家。孩子们还是得回到各自的爷爷奶奶家去,但是每月可以进城来打一顿牙祭。

我在80年代与老刘时相过往之时,他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养女已经在小学。他一直是利川的文化人之一,爱写诗歌,新旧体都写,与我也不时唱和。他还爱谱曲,偶尔发表在一些基层刊物上,便也其乐陶陶。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直在默默地研究楚辞的古韵和名物。他的足迹主要活动在古代的楚文化地域,因此他有心在各地方言中去求证古音韵的残留现象,以及楚辞中的大量植物名称与现在楚地的存活植物的对应关系。

音韵学一直是中文系称为“绝学”的学问,我在第一个大学时,古汉语老师讲到音韵学时,便明确说自己不懂,大家自学粗通即可。老刘这样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民间爱好者,且又时刻处在乱离岁月中,与学界毫无联系,他怎么会迷恋这样一种孤僻的学问呢?为了成全他的爱好,我还是送了他不少楚辞研究的书籍。

悲剧还是要上演了。某日他兴冲冲地找来,从怀里掏出一卷书稿对我自得地说——我终于完成这本书了,半生的研究总算有个结果。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楚辞韵读的手写稿。也就是说,楚辞按今天的普通话读,很多已经不押韵,但是在古代,它是押韵的。它在古代究竟是怎样的读音,老刘给你一一标注出来——这就叫上古音韵学和方言研究。

我翻看了一下他的稿子,心中犹豫再三,不忍破坏他的快乐;但是最终又不能不告诉他真相。我从书架上抽出我刚买的王力先生《楚辞韵读》和《诗经韵读》给他,对他说——老刘,你晚了一步。老刘急忙打开翻阅,一会儿只见眼泪滴答在书页上,最后竟然伏在我膝盖上号啕起来。

一个民间学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更没有学术信息,完全不知道学界的发展状态;他就像一个暗夜的瞎子一样,完全靠自己摸索前进。钱钟书先生曾说,意大利有一个典故成语叫——发明伞的人。老刘实际上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此后他焚稿断痴,再也不谈楚辞了。只有在极少的朋友圈子谈起某个乡间植物时,他会指出,这就是楚辞中的某某。

一个“两劳”释放人员,一个高度近视接近盲眼的人,没有固定工作,更没有社会福利,加上拖家带口,其日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好转很多。更不要说老刘的性格耿直孤介,不善与人相处了。

一日在小街上,我远远看见他岔开双脚,举步维艰地移动向前,急忙过去扶住他问。他痛苦地摇头叹息说,他不幸染上了坐板疮,屁股长满脓疮,不能出门谋生,只好在家养病。我问他去医院看看没有,他说哪里有钱看病,就靠自己每天热水烫洗,也许慢慢就好了。

这次我是第一次对他发火,我大声呵斥他为何不来找我,他说欠我太多,不好意思再添麻烦了。我说你不赶紧治病出门谋生,你一家子怎么活啊?他说已经借了不少人的米了。我愤怒而哀伤地拉着他直奔医院,打针开药,这么点小感染,对西医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他很快好了,又来嗫嚅着借钱上路,总是三五块,反正他每次回家是首先必来还钱的,但是他的生意却是越来越难做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各单位再也不把盆盆钵钵当一回事了,因此烧字做记号或发放作纪念的,就越来越少。20世纪的突飞猛进,已经残酷地淘汰了太多古老的手艺人,老刘这样的畸零者,面对着时代张皇失措,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跟进别人的脚步。

但他是一生难得低头的人,多年的江湖游历,使得他生命力极强。养家糊口——这是男人的使命,他必须硬扛着生活寻求变局。他决定放下他那老旧的工具箱,且很快学会了自己配制老鼠药。他每周一天驱赶出妻女,自己闭户锁门调配那些剧毒品,几乎成了东邪西毒一样的世外高人;然后再去各个乡间赶集出售。感于他的身世况味,我尝赠诗云——垂老街头作药师,一生偃蹇为诗痴。古时君子时终悖,当世高人世莫知。天性淳真不苟俗,秉心清苦已忘机。每回相对还相哭,寒士风姿让我思。

我看他生意清淡,决定帮他义卖一次。那时我在县委工作,满街都是熟人朋友。我让他站一边收钱,我拿着半导体喇叭帮他守着摊子叫卖。过往人群见我卖药,都觉滑稽好笑,一时围观看热闹者甚众。我逮住每一个熟人要求他们必须买,有朋友哀求家里无鼠,买去实在没用。我说不管那些,开玩笑说“买去两口子自己吃也行”,反正掏钱才能走人。

那天算是帮老刘挣了一笔,但是,这终究不过相濡以沫而已。

武大毕业,我要南下海口了。回乡揖别亲友,老刘在街上拦住我说——我受了你多年的恩,却没请你吃过一餐饭。此次你远行,也不知再见之日。你嫂子桂枝说,无论如何要请你去家里喝一杯。

我深知他家窘境,婉拒说你我之间,无须这些俗礼。他像抓贼一样抓住我哽咽说,我也请不起更多的人作陪,就请了你的至交苏家桥,你们俩要是不肯给我这个薄面,那我们今生也就到此为止了。

晚上我只好带着苏家桥去了,桌子上果然没有多的菜,两荤一素一汤,却只放着两副碗筷和酒杯。我诧异,他喃喃云他们全家都先吃了,就想看着我们喝酒聊天,他们一家便足矣。我怎么也要拉他们上席,但是连初中的女儿都坚拒不肯。

我和苏家桥只好坐下开饮,世间这样的请客法,平生我也就看见这一次。酒到微醺,老刘取出他那一把二胡说——我为送你远行,填了一首词并谱曲,且教会了桂枝和女儿。现在聊助两位酒兴,我们全家一起为你们合唱一下。唱得不好,万勿笑话。

就在那空空如也的陋室,苍凉的二胡声开始回旋。他沙哑的嗓子,和着他五音不全的文盲妻子的如泣如诉,再加上一个少女脆生生的童音,像三重奏一样唱起来,且歌词又是他的妻女尚无法全懂的文言。我和苏家桥再也无法忍住我们的眼泪,他们就那样投入地缠绵回环地长歌,我们就这样涕泗交流地低泣。连初初懂事的孩子,都唱出了眼泪,这是怎样朴素苦情的一家啊。

那一夜的别情,至今想来还是酸涩。之后,我果然差点真就是相见无日了。

我坐牢那几年,每年冬天都要收到老刘寄来的一双老棉鞋。那是老嫂子桂枝一针一线手扎的,温暖结实。武汉的冬天凄冷难言,那些来自山中故人的暖意从脚底升起,使我今生都能笑对尘世炎凉。

刚一释放,老刘就来信说要来看我。间关千里,我不忍要他奔波,但他还是摸到了我那脏乱差的出租屋。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眼睛已经基本失去视力了。他拿着我在狱中写的诗集,完全是鼻子顶在纸面上,才能勉强分辨阅读。我劝他不要读了,他坚持要读,他从中读出了我和他两代人共同的那些经历和记忆,他不时狂笑如疯子,不时号啕似孩儿。

他的老鼠药因为太有效,国家不许民间配制剧毒,他又失去了生计。但是这样的人注定是天地难杀的人杰,他又改行做起了肥猪增长剂的生意,依旧是瞎眼去赶周边的乡场勉强活命。这时,他的养女已经辍学,小小年纪就到福建沿海打工去了。

那时正是我也走投无路之日,无从帮他,大家布衣相交一场,还得各奔生路。哪知当年底,我为彻底轻身远行,回乡要去为外婆拾骨迁坟,又只有找他帮我出力了。故乡是土葬,偌大的坟堆和沉重的棺材,入土12年的尸身究竟何般模样,这都是我独自无力料理的难事。老刘带着工具和几个晚辈大早随我上山,在乱坟岗上找到我外婆的碑刻,他说——你跪拜完就到一边去等着,这个时候你是难以面对的,就让我代你为婆婆尽孝吧。

他瞎着老眼在那里一点一点地刨土,生怕那些晚辈挖烂了外婆的棺材。最后启开棺盖,我们一起细细地将外婆的骨殖一寸一寸地捡起来,他和我一起扛着已然不到十斤的骨头下山。我们再一次挥泪而别,皆不知未来还有何等厄运在等着。

十一

老刘70年代入狱之后,骤然再度失去生活来源的桂枝和女儿,岂是朋友真能彻底照管的。杯水车薪不足以解救艰危时日,更不要说政治上的牵连之虑了。

迫于无奈的桂枝,再次被人介绍到了鄂东的乡下,带着孩子跟一个男人勉强度日。她没有和老刘离婚,心中依旧惦记着这个倔强而善良的男人。老刘出狱之后,人去楼空,他四处打探妻女的下落。没有这个女人,他在这个世界那是真的连家的感觉都没了。桂枝那边也一直在关注故乡的消息,她终于等到了寻找而来的老刘。贫贱夫妻的劫后重逢,大悲大喜都只换成了清泪两行。那个同居的男人并未为难他们,他们终于又破镜重圆了。

这个有过五个男人的悲剧女人,在90年代似乎才开始过上一点安稳的生活。这时,她的其他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工作成家。最小的女儿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跟人远去福建打工,每月给他们寄回一些钱来。老刘真是没有白疼这些个孩子,现在渐渐失去谋生能力的他,终于可以得到孩子们的反哺了。

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地在底层挣扎。肥猪药的市场被四川刘氏集团垄断之后,老刘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了。那年初有改观的我,春节前从北京还乡去看他。嫂子坐在没有生火的屋里瑟瑟发抖,我知道故乡的严寒,问她为何不生火,她说没钱买煤。我问老刘呢,她说上街写春联卖去了。

我赶到街头,远远看见老刘摆着一个简陋的案子,在那里几乎鼻子贴着红纸,用毛笔书法着给万户千家的吉祥话。他的清涕就在刺骨的风中悬挂着,不时要垂落到纸面。我急忙过去夺过他的毛笔,我说你歇着,我来帮你写。他惊喜地搓手顿足,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

他对我欣慰地说,孩子们都有孝心,他们已经攒下了几千元,终于买了一个破房子,现在正在简单修理,明年就可以搬进自己的屋了。他们一生都是在廉租房里度过的,我能想象他那种终于有家的快乐。

嫂子也渐有老相了,我终于看见了她展眉一笑的容颜。看见这对苦难夫妻,似乎终于熬到了头,我也就略略安心了。谁知道次年突然传来消息——嫂子失足摔死了。我急忙去电详问,原来两口子修好那破屋之后,前去验收,嫂子在二楼一脚踏空,当场就断气了。还没搬进新家享受一日之福,就这样撒手人寰。命运于她,实在是太过薄幸了。

十二

老刘像庄子一样鼓盆而歌,送走患难相依几十年的荆妻,自己也骤临老境了。他一生酷爱的读书写字,因为眼睛几乎完全失明而不得不舍下。女儿每月给他寄一点生活费,基本能保证他的饱暖;但是做饭洗衣这样的事情,他在他的长夜里却实在难以自理了。

恰好我的一个同学这时当上了民政局局长,我给她电话说,利川是对不起老刘的。这样一个民间文化人,无缘无故两陷冤狱。而今失明的孤老一个,你们福利院不救助这样的人,那实在不近人情。同学亦善士,很快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哪知他却梗犟不愿去吃这嗟来之食。我只好给他电话,我说人要服老,没有一个朋友可以永远伺候你。你的养女已经很孝顺,但是她在外也不能照管你太多,她也还要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样老刘才搬进了福利院。

福利院的住客多是文盲残疾孤老,无人可与交流,自然愁煞老刘。他的女儿安家在西双版纳,夫妻做熟食维持生计。刚好我亦在大理栖居,老刘决定暮年滇游,来看望我以及他一生都视同己出的女儿。我担心他形同盲翁,如何完成这数千里往返。他笑答平生遍历江湖,沿途自会找到相助者。某日凌晨,我接到一陌生电话,要我去车站接他。赶去果见一对父女陪护着风中的老刘,要亲手将他转交给我才放心而去。

在大理,老刘与我一如荒江野老,在夜雨寒窗之下检点平生往事,遥远的伤痛再次令他泪满青衿——老刘的童年是在抗战烽烟下的奉节度过的,后来母亲去世,十来岁的他竟然独自徒步来到利川寻父。父亲是民国利川粮站的一个吏员,1949之后作为伪职人员饱受打压。他在50年代初考上农校,却为莫名其妙的一件小事被开除。反“右倾”时又因为言论忤逆而被强行劳教,等他释放回来时,父亲已经在大饥饿中奄奄一息。他为父亲找来了一点食物,结果饿得太久而狠狠饱餐的父亲,却被胀死了。

他的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贫困,底层人民的所有苦难他都亲历遍尝。我从未看见过他有任何自怨自艾的时候,也很少看见比他还耐活的男人,他始终乐观地面对一切厄运。

而今,他每天长歌穿过闹市,在世人的眼里像个疯子一样自得其乐。只有我深知,他悲苦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痛与恨;在他终年的黑暗里,是在怎样地渴望着生命中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