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还要够帅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镇的中学里，离镇上还有几里地，是被村庄包围的一块地方。那是一个什么都贫乏的地方和年月，就是在那儿，好几样最初的职业梦想萌生了：卖冰棍、放电影、照相师、当兵……

第一个想法就是卖冰棍。卖冰棍的大哥实在太酷了！他们一般骑着自行车来，后座上驮着个木箱，箱中的小棉被内便是码放整齐的夏季里最晶莹剔透的宝贝。后来想想，那些其实是硬邦邦的老冰棍，奶油冰激凌之类高档货是后来才有的。有时冰棍还分颜色，有黄色和水红，有点水果的味，更加诱人，后来才知道里面无非是一些色素和香精吧。这些全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的到来。冰棍哥哥穿着背心、戴着草帽、脖上搭条毛巾、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的身影实在太帅。他们手中还有一个能发出声响的“宝物”：锯开竹筒，只留下竹节的圆片部分，在边上钻个孔，拴根小绳，绳尾系一粒小圆珠子。这个宝物持在手中，像扇扇子一样摇动，珠子打在竹节两面，便会发出连续而清脆的哒哒哒哒声响，我们都叫它“冰棍摇子”。小贩摇着它可急可缓，免去了吆喝的劳累。那个声响，与冰棍哥的帅气、水果冰棍的清凉甜美是浑然一体的。曾经，我很认真地问过爸爸：我长大可以卖冰棍么？

每年，当听到卖冰棍的摇响第一串哒哒声，我和妹妹一定惊喜地对望：啊，夏天来了，卖冰棍的来了。然后会去找爸爸商量，我们是不是可以买？买，是艰难的，天天吃冰棍，实在是太奢靡的消费。好，就算不买，我在家中也可以听着那些勾魂摄魄的哒哒声响，判断出它们的方位、远近，以及小贩的数量。只有在极热的夏天，我们小孩子需要老老实实午睡，醒来后，便可以从大人那儿领到一角钱去买上两只冰棍吃。吃的时候是不能胡乱跑动的，因为有时冰棍保存得不够好，有要融化的倾向，我与妹妹需在地上摆一个脸盆，然后围在那儿蹲着吃。爸爸还会在边上看着，不时指点我们应该怎样吃才不至于浪费：化了的冰水不要流到手上，吃到尾声时冰棍快散架了要用手在底下护住，最好及早吃到嘴里落肚为安……

后来，爸爸还曾给我做了一个“冰棍摇子”。做好之后我就喜不自胜地摇着它在校园里飞奔，引得别人狂笑：你光摇，你的冰棍箱呢？搞得我又很羞愧地回到家中。

我家所住的中学里，有位老师的哥哥是照相师傅，姓曹，一只眼睛是瞎的。小时候刚见到他时，觉得他那只塌陷的眼眶很可怕，后来慢慢发现，他是极有本事的，人也特别和蔼。每到毕业季，他便来学校内住上几天，做做给师生们拍毕业照的生意。那些天，是我和小伙伴们非常欢乐的日子。下午的操场上，围观他摆弄那些照相设备、组织学生老师们站队。就见他在三脚架上摆弄一番后，头钻进一块大的黑布里，黑布一直在动，不知道他在黑布里面做什么，我们只能等待。终于，头从大黑布里伸出来，看得多了之后，我们都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也跟着屏息凝神。曹师傅手捏着一个椭圆的“皮球”，另一只手在大相机的旁边优雅地举起食指，“好，看我这里，不要眨眼睛……”噗嗤一声，曹师傅捏下了皮球并弹射般地松开。我揪着的心也松开了，知道结束了，他搞定了。

照相真是有一种果断的帅。

中途曹师傅回去换胶卷，我们也会跟去倚在门边看，见他坐在床边两手插在被窝里摆弄，只见被子在动，怎么也不明白那是在里面做什么。觉得他就像一个魔术师，能操作一种神奇，能将人的像弄到纸上去。

在几天的工作快结束的时候，他偶尔会给邻里的教师子女拍几张照片，不要钱的。有一次得知要给我和妹妹照相，妈妈还慌忙让我和妹妹回家换上整洁点的衣服，纽扣全扣齐了去照。似乎是几天来的辛苦陪同有了回报，那么神奇的人，竟然还可以这么好。太想当曹师傅那样的人了，只是觉得他的那套家当太高级了，需要全部买来才可以当吧。这个念头在一个少年心里滋生着，像是遇到了一座大山，自己是根本没法逾越的。只能想想作罢，那实在不像做个“冰棍摇子”那么简单了。

总结那些儿时的职业梦想，它们隐约是这样的：有用是必须的，还要够帅。像曹师傅和冰棍哥那样，在被需要时会如约而至、风驰电掣而来。

不扮演才不痛苦

上初中时一度喜欢武术，其实就是被电影《少林寺》闹的，买了好多《武林》杂志看。看了李小龙的故事，又想练截拳道。记得一次，父亲一声不吭在院子里的树上吊起了一个沙袋，我问他：“弄这是做什么？”他说：“给你练嘛。”

喜欢过的事不少，回想起来，父亲还都是支持的。高中时，父亲曾许诺：“等你考上大学了，给你买一双拳击手套和一个相机。”父亲以前教过体育，特别喜欢拳击，一直到现在还每周末看电视上的《武林风》节目。至于为什么想给我买相机，我一直也不太清楚原因，大概这些都是他心目中想玩又没有玩过的好东西吧。

在我要去上大学前，父亲去百货大楼花了八十多块钱给我买了一把广东产的红棉牌吉他，应该是看我当时对音乐太痴迷了吧。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我和妹妹读的都是师范院校，在我们即将迈出家门的时候，他凭自己的经验替我们选择了一种旱涝保收的“稳妥”。

可惜我实在不是个受得住“稳妥”的人。离家转眼二十多年了，我竟然还是一个看上去毫无定性的人。毕业后分配在外地的中学教书，没两年就辞职跑掉，让父母揪心了好些年。后来搞音乐，颠沛流离十年，他们也是极为牵挂。直到后来做记者，经常给他们寄些报纸，感觉他们才安下心来。又十年之后，我又跟爸妈说，我又想辞职了，去搞摄影，他们再次陷入了无边的担忧。

我这代人，跟上辈人的交流着实很少，或者基本不交流，更多的情感都闷在心里。国人的情感，太内敛也太压制并且好拖延。现在每天我的儿子临睡前一定认真地跟我说“爸爸晚安”，我都很慎重地也跟他说晚安。我常想，我都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说过一声“晚安”，更不要说“我爱你”了。父母与子女间只有些最基本的关心，我也只在一些生活变动的节点上知会他们，这个节点又新成为他们担忧的起点。

往哪里去，已经根本不重要， 我只想用剩下的时间找我的从前。——《我的父亲与我的儿子》,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