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记忆

2007年春，我与好几个同事一起，被报社派去香港拍摄纪念回归十周年的专题素材。为了能够成行，我还专门回了老家办了证件和签注。当初刚来广州不久，就有一次要随王磊去香港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的机会，因为证件不齐，我与鼓手在深圳关口被挡了回来，搞得很失落，随后被深埋的“赴港”的心，终于在多年后被刨了出来。

和同事们到香港之后，顿觉开心。到处是繁忙而有条理的景象，街道招牌上的繁体字也让我欣喜，它们存在的意义似乎不是广告，而是在向我确证自己并未因什么而改换过门庭。大街上的斑马线边，人们整整齐齐地等着绿灯，红灯一停，人的巨大方阵在第一秒钟像是被弹射了出去。我像意外蹚进了一条陌生的河流，变得手足无措。周围一切都在忙碌忙碌，前进前进，我却像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不禁愧疚起来。好在河水不是太深，好在我还可以回到社会主义广州去，瞬间又庆幸起来。下一个瞬间又觉得自己不想走，想留在这河流之中。

在香港，最实惠的吃饭地点当数茶餐厅了。第一次进去，觉得好挤！开什么玩笑，人挨人、背挨背在那儿吃着牛扒饭猪扒饭。那么小的桌子，还要与不认识的人同座，头抵着头去享用那一餐饭。能在陌生人旁边找到位置已经不错了，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好。也曾在麦当劳看见一位白领买了汉堡，站在玻璃窗前低着头沉默而快速地吃完它的样子，心中会生起一点同情，这些被压挤的生命，是不是活得太辛苦了。

香港茶餐厅，形式虽然和广州几乎一样，但有本质区别：够吃，而且做得好。比如点一份牛扒饭，那就有一块大的、做得又香又嫩的牛扒。虽然一份饭菜比广州要贵上十几元，但你全无交了钱又受蹂躏的憋屈。

在香港地铁上，竟遇到过一位男士给我们让座的事。我跟着几个同事冲进地铁，见有座位，相继落座。座位差一个，我还在站着，一位在旁边座位上看书的男士见我们是一起的，随即默默站起身，笑着示意我坐下。真是为抢座的心惭愧，我尴尬地站着，再不好意思去坐。后来也跟同事讨论过这个事，为什么香港人跟我们不太一样？结论是：他们讲“奋斗”却不是讲“斗争”的。究其原因，他们教育的根本是教人向善的。当内地人努力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说要受到好的教育，其实聪明的家长很明了并不是去学数理化。数理化中国教得并不差，最根本上的好教育是让人心向善。不一定西方才有，华人世界也有。

就是那次在香港的一天晚上，我跟同事从山上拍夜景回来，打车回到酒店大堂，发现相机包丢失，用了三年的徕卡MP相机连同镜头丢在了出租车上。发现时，出租车已经开走，我急得跺脚。懂粤语的同事连忙帮我打电话报警，很快来了三位年轻的警察，迅速了解情况并联络交通声讯台播报寻物启事。那三位警察忙前忙后的关切神态特别令我难忘。

那天晚上，我是在极痛苦的等待中度过的。不仅是因为价值几万块的相机，还因为我跟它相伴几年走街串巷产生的感情，难以接受它瞬间就不在了。晚上洗澡时，我盯着镜子发现自己的脸都是僵硬的……当时最强烈的愿望是希望时间能倒回去、倒回去，回到打车之前，回到上山之前，或者回到我没来香港之前……

天遂人愿，在我沮丧地回到广州一周后，香港警察打来电话，说相机找到了，礼貌地问我近期有没有时间再去香港。我激动地答道：“有，有，我马上就去。”

在湾仔警署证物科，我见到了我的相机。装相机的腰包、几个纽扣电池、三个胶卷等都被单独放在不同的袋子里，并缀有标牌，还附有打印的物品清单。通过警察联系到交相机的人，电话中对方却不肯接受任何酬谢……我没法具体了解警察在寻找相机过程中经过了哪些努力，但我想，之所以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那一定是个需要绝大多数人明理、向善、守法的地方。人心的安全，才让我们的东西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丢失。

来自台湾的答案

我还没有去过台湾。很早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让人觉得“想去”就是一个有风险的笑话：

某日，厦大的一对学生情侣在海边恋爱，他们看到滔天海浪中远远地奋力游来一人，越来越近，非常艰难。终于，那人上了岸，踉跄走到他们面前说：“请问同学，这里是不是台湾？”

当然，这是“吓大的”朋友编出的笑话。虽然我也有去台湾拍照片的愿望，但还是像当初去香港一样，先拖着。但我在去年看了一个作品后，变得非常想去。

天津美院女生朱婷婷的毕业作品——视频纪录片《我要见马英九》，记述去年她带着想见马英九的愿望第二次去台湾并为之努力的过程。种种经历之后，最终未能得见，但非常令人敬佩。她的采访中很多民众认为是有可能的，只是不确定，要申请、碰碰运气。也有人让她带话给领导人，言辞恳切，非常令人感慨。

整个作品特别令我难忘的场景是：她在雨中去“总统府”门前跟“宪兵”提出求见，以及“宪兵”请她稍等后进院叫来长官接待。前前后后通过隐蔽拍摄记录，所有执勤人员的态度令我震惊得眼珠子都要跌落下来：友善和蔼甚至有些温文尔雅，就像上学时同班的最老实的男同学，而这分明又不是在谍战剧里。我当过那么多年记者，太知道各级看门人是什么样子了。我敢打赌同样的作品在“内地”做一次，其结果应该是不能播出的吧。我们的惯性意识让我们拿出相反的态度，认为相反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看到影视剧里，给达官贵人站岗或开道的，满嘴都是“走开走开”、“闪开闪开”，用“肃静”和“回避”维护着权力的威武。后代的衙门甚至包括单位门岗、小区保安大多不用教就会娴熟运用职业前辈的嘴脸。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站在权力一边的，权力就是对抗人的、是不可亲近的，更是不可分享的。

我有一个摄影师朋友，家在广西革命老区。在当地博物馆工作的朋友请他为馆里拍一组照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拍摄红军在当地会师的盛况。拍摄时他们找来不少群众演员，拍摄方案也不复杂：在山坡上，大家穿上红军的衣服，簇拥在两位紧紧握手的“首长”身边，举着红旗、长枪和大刀并龇牙大笑即可。群众演员是附近的农民，还有从街上雇来的 “摩托仔”。开始换装、领枪时大家还挺新鲜、兴奋，拍摄时却因位置、状态等不合主旋律要求而迟迟不能完工。就在大家都很疲惫的时候，一个群众演员支吾了一声：“老板能不能加一点钱啊？这么久……”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大家互相看着，摄影师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人群中一名“摩托仔”突然挥动手里的驳壳枪大喝一声：“刚才是谁说的？拖出毙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红军”哗变竟这样随一阵哄笑平息了，拍摄顺利完成。

你看，有时候不需要权力和金钱发话，我们自己都能有上好的表现。惯性的代入感足以让我们忘情游戏而忘记自己的根本权益，忍不住地拥护点什么或保持沉默。

我们猜想别人可能也坏过，但他们改变了，可以好得让你觉得陌生。我们身边和脑子里的坏东西还很多，在我们都认为它理所应当时，它正慢慢巩固成了基因。我们一次次地低下头，躲掉了一次次可以面朝文明的机会。

朱婷婷赴台之前听别人说，那里最美的风景是人。她想去了解它，了解文明背后的支撑点是什么。我想，朱婷婷找到了答案，视频作品的最后，她以在自由广场的地面上“睡一会儿”的方式作了沉默的表示。

当时下着小雨，她很确信地躺在答案上面，并有十分钟的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