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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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记忆

2007年春,我与好几个同事一起,被报社派去香港拍摄纪念回归十周年的专题素材。为了能够成行,我还专门回了老家办了证件和签注。当初刚来广州不久,就有一次要随王磊去香港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的机会,因为证件不齐,我与鼓手在深圳关口被挡了回来,搞得很失落,随后被深埋的“赴港”的心,终于在多年后被刨了出来。

和同事们到香港之后,顿觉开心。到处是繁忙而有条理的景象,街道招牌上的繁体字也让我欣喜,它们存在的意义似乎不是广告,而是在向我确证自己并未因什么而改换过门庭。大街上的斑马线边,人们整整齐齐地等着绿灯,红灯一停,人的巨大方阵在第一秒钟像是被弹射了出去。我像意外蹚进了一条陌生的河流,变得手足无措。周围一切都在忙碌忙碌,前进前进,我却像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不禁愧疚起来。好在河水不是太深,好在我还可以回到社会主义广州去,瞬间又庆幸起来。下一个瞬间又觉得自己不想走,想留在这河流之中。

在香港,最实惠的吃饭地点当数茶餐厅了。第一次进去,觉得好挤!开什么玩笑,人挨人、背挨背在那儿吃着牛扒饭猪扒饭。那么小的桌子,还要与不认识的人同座,头抵着头去享用那一餐饭。能在陌生人旁边找到位置已经不错了,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好。也曾在麦当劳看见一位白领买了汉堡,站在玻璃窗前低着头沉默而快速地吃完它的样子,心中会生起一点同情,这些被压挤的生命,是不是活得太辛苦了。

香港茶餐厅,形式虽然和广州几乎一样,但有本质区别:够吃,而且做得好。比如点一份牛扒饭,那就有一块大的、做得又香又嫩的牛扒。虽然一份饭菜比广州要贵上十几元,但你全无交了钱又受蹂躏的憋屈。

在香港地铁上,竟遇到过一位男士给我们让座的事。我跟着几个同事冲进地铁,见有座位,相继落座。座位差一个,我还在站着,一位在旁边座位上看书的男士见我们是一起的,随即默默站起身,笑着示意我坐下。真是为抢座的心惭愧,我尴尬地站着,再不好意思去坐。后来也跟同事讨论过这个事,为什么香港人跟我们不太一样?结论是:他们讲“奋斗”却不是讲“斗争”的。究其原因,他们教育的根本是教人向善的。当内地人努力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说要受到好的教育,其实聪明的家长很明了并不是去学数理化。数理化中国教得并不差,最根本上的好教育是让人心向善。不一定西方才有,华人世界也有。

就是那次在香港的一天晚上,我跟同事从山上拍夜景回来,打车回到酒店大堂,发现相机包丢失,用了三年的徕卡MP相机连同镜头丢在了出租车上。发现时,出租车已经开走,我急得跺脚。懂粤语的同事连忙帮我打电话报警,很快来了三位年轻的警察,迅速了解情况并联络交通声讯台播报寻物启事。那三位警察忙前忙后的关切神态特别令我难忘。

那天晚上,我是在极痛苦的等待中度过的。不仅是因为价值几万块的相机,还因为我跟它相伴几年走街串巷产生的感情,难以接受它瞬间就不在了。晚上洗澡时,我盯着镜子发现自己的脸都是僵硬的……当时最强烈的愿望是希望时间能倒回去、倒回去,回到打车之前,回到上山之前,或者回到我没来香港之前……

天遂人愿,在我沮丧地回到广州一周后,香港警察打来电话,说相机找到了,礼貌地问我近期有没有时间再去香港。我激动地答道:“有,有,我马上就去。”

在湾仔警署证物科,我见到了我的相机。装相机的腰包、几个纽扣电池、三个胶卷等都被单独放在不同的袋子里,并缀有标牌,还附有打印的物品清单。通过警察联系到交相机的人,电话中对方却不肯接受任何酬谢……我没法具体了解警察在寻找相机过程中经过了哪些努力,但我想,之所以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那一定是个需要绝大多数人明理、向善、守法的地方。人心的安全,才让我们的东西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丢失。

来自台湾的答案

我还没有去过台湾。很早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让人觉得“想去”就是一个有风险的笑话:

某日,厦大的一对学生情侣在海边恋爱,他们看到滔天海浪中远远地奋力游来一人,越来越近,非常艰难。终于,那人上了岸,踉跄走到他们面前说:“请问同学,这里是不是台湾?”

当然,这是“吓大的”朋友编出的笑话。虽然我也有去台湾拍照片的愿望,但还是像当初去香港一样,先拖着。但我在去年看了一个作品后,变得非常想去。

天津美院女生朱婷婷的毕业作品——视频纪录片《我要见马英九》,记述去年她带着想见马英九的愿望第二次去台湾并为之努力的过程。种种经历之后,最终未能得见,但非常令人敬佩。她的采访中很多民众认为是有可能的,只是不确定,要申请、碰碰运气。也有人让她带话给领导人,言辞恳切,非常令人感慨。

整个作品特别令我难忘的场景是:她在雨中去“总统府”门前跟“宪兵”提出求见,以及“宪兵”请她稍等后进院叫来长官接待。前前后后通过隐蔽拍摄记录,所有执勤人员的态度令我震惊得眼珠子都要跌落下来:友善和蔼甚至有些温文尔雅,就像上学时同班的最老实的男同学,而这分明又不是在谍战剧里。我当过那么多年记者,太知道各级看门人是什么样子了。我敢打赌同样的作品在“内地”做一次,其结果应该是不能播出的吧。我们的惯性意识让我们拿出相反的态度,认为相反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看到影视剧里,给达官贵人站岗或开道的,满嘴都是“走开走开”、“闪开闪开”,用“肃静”和“回避”维护着权力的威武。后代的衙门甚至包括单位门岗、小区保安大多不用教就会娴熟运用职业前辈的嘴脸。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站在权力一边的,权力就是对抗人的、是不可亲近的,更是不可分享的。

我有一个摄影师朋友,家在广西革命老区。在当地博物馆工作的朋友请他为馆里拍一组照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拍摄红军在当地会师的盛况。拍摄时他们找来不少群众演员,拍摄方案也不复杂:在山坡上,大家穿上红军的衣服,簇拥在两位紧紧握手的“首长”身边,举着红旗、长枪和大刀并龇牙大笑即可。群众演员是附近的农民,还有从街上雇来的 “摩托仔”。开始换装、领枪时大家还挺新鲜、兴奋,拍摄时却因位置、状态等不合主旋律要求而迟迟不能完工。就在大家都很疲惫的时候,一个群众演员支吾了一声:“老板能不能加一点钱啊?这么久……”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大家互相看着,摄影师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人群中一名“摩托仔”突然挥动手里的驳壳枪大喝一声:“刚才是谁说的?拖出毙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红军”哗变竟这样随一阵哄笑平息了,拍摄顺利完成。

你看,有时候不需要权力和金钱发话,我们自己都能有上好的表现。惯性的代入感足以让我们忘情游戏而忘记自己的根本权益,忍不住地拥护点什么或保持沉默。

我们猜想别人可能也坏过,但他们改变了,可以好得让你觉得陌生。我们身边和脑子里的坏东西还很多,在我们都认为它理所应当时,它正慢慢巩固成了基因。我们一次次地低下头,躲掉了一次次可以面朝文明的机会。

朱婷婷赴台之前听别人说,那里最美的风景是人。她想去了解它,了解文明背后的支撑点是什么。我想,朱婷婷找到了答案,视频作品的最后,她以在自由广场的地面上“睡一会儿”的方式作了沉默的表示。

当时下着小雨,她很确信地躺在答案上面,并有十分钟的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