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对书名做一点解释。《家庭中的泰戈尔》，根据英文原名，直译应作《炉火旁的泰戈尔》。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们平常认识泰戈尔，一般都是通过他的著作。这些著作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不管他写每一部作品时所抱的态度怎样，他总是难免有意为文。书中的泰戈尔不完全是真实的，甚至有点做作。即使有人有短暂的机会能亲眼看到泰戈尔，看到的也只能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或者“仙人”（rsi）。这是不是泰戈尔呢？当然是的，但这只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家庭中的泰戈尔。他处在家人中间，随随便便，不摆架子，一颦一笑，一喜一怒，自然率真，本色天成。这才是真实的泰戈尔。我们感谢黛维夫人在她这一本书里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的泰戈尔。黛维夫人是一个有心人。

在所有的古今外国作家中，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恐怕是最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一个作家。从五四运动后期起，我们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演讲、回忆录等等，都大量地翻译了过来。一直到解放后，这股劲头并没有减弱，出版了《泰戈尔作品集》十卷，就是具体的证明。泰戈尔一生热爱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他的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直到最近，他的作品还在影响着我们的青年，推动他们投身于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泰戈尔，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实事求是的了解。黛维夫人的这一本书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诚挚地感谢她，她是一个有心人。

据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作家，能像泰戈尔这样有这一种福气的人，真如凤毛麟角。除了泰戈尔以外，我知道的，只有一个德国的大诗人歌德。爱克曼留下了一部《歌德谈话录》。爱好歌德作品的人无不喜欢这一部书，非常感激这一部书。它把歌德的另一方面，通过作品看不到的一个方面，介绍给我们。歌德的许多充满了机智的想法都通过这一部书透露给我们。我们也都说，爱克曼是一个有心人。

但是，我认为，爱克曼却无法同黛维夫人相比。他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记录，不管是多么详尽、亲切、细致、生动，却不能说是文学作品。而黛维夫人正相反。她家学渊源，父亲是举世闻名的印度哲学史家达斯古普塔教授。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精通古典梵文文学和孟加拉文学。她从很小就开始写诗，出过几本诗集。在印度，特别是在孟加拉，广有名声。她虽然不是泰戈尔的亲属，但是他们两家过从极密，亲如一家。她从孩提一直到婚后长期亲接泰翁謦欬，泰翁把她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在诗人逝世前的三年中，从1938年起，他到喜马拉雅山脚下蒙铺她的家中度假共有四次。1940年是第四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再过一年，诗人离开了人世。他的声音笑容人们再也听不到看不见了。可是这些东西却被黛维夫人完完整整地、栩栩如生地记录在这一本书中。在黛维夫人笔下，满头白发、银须飘拂的诗人，原来是一个十分富于幽默感，经常说说笑话、开个玩笑，十分有人情味的老人。他关心周围所有的人，关心自己祖国的前途，关心中国的抗战；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为她们甘心做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决不是一个逝世的仙人，而是一个富于感情的有血有肉的人。萦绕他头上的那一圈圣光消逝了，并无损于他的伟大。他同我们中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近了，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黛维夫人。

1958年，我第三次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第一次见到了黛维夫人。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泰戈尔。第二天，我离开了加尔各答，到圣谛尼克坦去访问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这是我的第二次访问，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到这里来过。我清晰地回忆起当年我住在泰戈尔生前居住过的北楼的情景。在古旧高大的屋子里睡过一夜觉以后，我黎明即起，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到楼外。在一个小小的池塘中，一朵红色的睡莲赫然冲出了水面，衬托着东天的霞光，幻出了神异的光辉。我的心一震，我眼前好像出现了什么奇迹，我潜心凝虑，在那里站了半天。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我在招待所里睡了一夜觉以后，又是黎明即起，去寻找那一个小池塘，结果是杳无踪影。我在惘然之余，深深地感觉到，世界到处都在变化，这里当然也不会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真挚的友情。这友情在黛维夫人身上也具体地体现了出来。在印度是这样，到了中国仍然是这样。我同她在印度会过面以后，前年她到中国来访问。她邀我到她下榻的北京饭店长谈了半天。临别时她送给我了一本书，这本书原来用孟加拉文写成，后来又由她自己译成了英文，这就是《家庭中的泰戈尔》。她问我，愿意不愿意译成汉文。我从小就读泰戈尔的作品，应该说也受了他的影响。解放后又写过几篇论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和他的短篇小说的文章，对泰戈尔的兴趣和尊敬始终未衰。可是黛维夫人这一本书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相信，出自黛维夫人笔下的这一本书一定会是好的。我立刻满口答应把它译成汉文。回来后立刻在众多会议的夹缝里着手翻译起来。原书文字很美，仿佛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本色天成，宛如行云流水，一点也不露惨淡经营的痕迹。古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黛维夫人算是做到了。翻译这样的书，不是辛苦，而是享受。我很快就译完了第一章。

有一次，偶然遇到了顾子欣同志，他也收到了黛维夫人送给他的同一本书，而且他也有意翻译。子欣是诗人，他在各方面的修养都很深厚，是我所深知的，如果他翻译的话，译文一定会是第一流的。我立刻就告诉他，我已经译了一章；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停下不译，其余三章由他翻译，出版时就算是我们两人合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他也立即同意。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大概子欣实在太忙了，他没有能把其余的三章翻译出来。今年夏天，黛维夫人又来华访问。我在印度朋友沈纳兰先生家里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问，她那一本书我们翻译得怎样了。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老太太的面色立刻严肃起来，气呼呼地说道：“难道非等到我死了以后你们翻译的书才出版吗？”老太太之所以渴望看到自己这一本书的汉译本，我猜想，倒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首先是为了泰戈尔，其次是为了中印友谊。她大概觉得，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对她自己，对中印友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我们当时虽然没能谈得很深，但是，她的心情，我认为，我是能够了解的。

可惜的是，子欣同志依然很忙，似乎比以前更忙了；指望他能在短期内将全书译完，似乎是不可能的了。我于是毅然下定决心，并且征得了子欣的同意，在八个月以内独自把剩下的三章译完，以满足黛维夫人的愿望。是不是我自己就不忙，有这个闲情逸致来翻译呢？也不是的。我自己也很忙，而且在译完《罗摩衍那》，看到厚厚的八大卷全部出齐以后，我在松了一口气之余，暗暗立下决心：以后不再搞翻译了。自己已年逾古稀，历年来积存下来的稿子和资料比盈尺还要多，脑子里的研究题目也有一大堆。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把这些稿子加以整理，把资料加以排比，把想研究的题目尽可能地弄个水落石出。翻译之事实在难以再考虑了。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情况。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我只有放弃原来立下的决心，再从事一下翻译工作了。我于是立即动手，把旧的译稿翻了出来，挤出一切可以挤的时间，先把第一章的译稿重新审查了一遍，然后着手翻译其余的几章。此时，适值我有杭州、烟台之行。在杭州时，招待所的楼道里每天放彩色电视都放到很晚，声量之大，全楼震动。我当然无法安眠；但是第二天我照样黎明即起，潜思凝虑，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到了烟台，住在一所豪华的宾馆里，条件比杭州有天渊之别。推窗就能够看到大海。我每天起床后，外面仍然是一片黑暗，海上停泊的万吨巨轮上却是灯火辉煌，灿如列星。此外则海天茫茫，引我遐思。此时此刻，我简直是如鱼得水，心情怡悦，翻译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等我回到北京来时，初译稿已经完成了。同翻译《罗摩衍那》一样，这一次翻译也带给我了极大的愉快。但是这两种愉快又多少有所不同。对于《罗摩衍那》，我只是喜爱它的文辞和内容。对于《家庭中的泰戈尔》，则还有一点个人的成分在内。我十三岁时曾在济南看到过泰戈尔。到了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体裁写过一些小诗。到了中年，对他进行过一些研究，写过论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文章，写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我同泰戈尔的关系，可以说是六十年来没有间断，而今到了垂暮之年，又有幸翻译有关他的书。我此时的心情是，怀旧与念新并举，回顾与瞻望齐行，难道是一句套话“感慨万端”所能完全表达得出来的吗？我想，如果黛维夫人知道了这一件事，她也会会心一笑吧！

黛维夫人虽然已经有点老态龙钟，自己认为已经很老了，但是，实际上她还小我三岁。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对年龄的看法也不一样。我远远还没有感到自己在学术上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已经算是老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现在就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向云天万里之外的一个印度老人致敬，为她祝福，希望她长命百岁，再多为中印友好做些工作。中印友谊的道路，悠久而漫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4年12月25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