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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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前,孔丘讲:食,色,性也。中国人伦理观念的基调就定了。
第一,作为探讨人和人之间以及天和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主要两个内容:食和色。食,讲工作,如何看待搵食,如何协调同事以及上下级的关系。色,讲生活,如何看待上床,如何保证生殖成功,子嗣繁衍。
第二,伦理学的基调是,食色性也。不肮脏,不可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百姓需要的,皇上不禁。2500年前孔丘的理论和今天的生物学理论一致。对于生物体,生存是最大道理,吃饭,是为了个体生存,上床,是为了种群的基因生存。百年后,老张的血肉筋骨归于尘土,基因还在市面上流转,基因编码蛋白,蛋白聚合成眼珠子,小张眼珠子里的瞳孔看到大奶和大钞而放大,和上辈子老流氓的瞳孔并无不同,这就是常人实现不朽的形式和佛经说的转世。老天爷编写人性操作系统的时候,认定人性的最终驱动力是让个体基因存在下去的概率最大化。为了生存,可以六亲不认,无法无天,有奶就是娘,大奶是大娘。
中国人的工作观,比较简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做事要讲规矩,年轻人要学会等待。但是对于到底规矩是什么,2500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直接总结过一二三四。只是明确了做事的态度: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明确了做事需要达到的效果: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只是明确了做事过程中要把握的两个原则: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500年了,中国人一直在用这一套工作伦理,不清晰,但是实用。理论太清楚了,流氓的种类太多,混账事情的种类太多,不能套用,不实用。2500年过去,即使现在中组部选拔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把上千亿的国有资产交给某个五十来岁一百多斤的胖子,仿佛两千年前,秦王把全国一半的精壮男子交给王翦去灭楚国,用的不是平衡计分表(Balanced Score Card)或者关键业绩指标(KPI),用的还是大拇指原则:这个人可不可以托三尺之孤,寄千里之命。
中国人的性爱观,比较矛盾。宋明以前,乐生,人活天地间,顺应自然,尊重人欲。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影院,天黑了,农民们喝几杯自酿的米酒,院子里和自己身体里的虫子都在鸣叫,于是彼此娱乐各自的身体,缓解一天的疲劳,制造新的劳动力量。城市里的文人和官员到青楼和寺院,做诗饮酒,商议国家治理边防漕运。歌妓和女道士比花还香艳,穿戴着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制造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钻,吟唱着“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水平。在自然规律面前,孔丘自己也无可奈何,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使孔丘本身也是这种性爱伦理的产物,《史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野合而生。到了宋明,国力狭促,理学盛行,讲究灭人欲,存天理。不是你老婆,看一眼都是不道德的,想一下都是罪过。有个笑话讲,一个理学信徒一辈子不上街,因为人上街则淫具上街,带着淫具在街上溜达,天理何在?文革时候,情况类似,衣服只有绿色和蓝色两种,偶像只有毛主席一个,男女手拉手,就是耍流氓。改革开放之后的性爱观,介于宋明之前和宋明之后的中间。白天在街上手拉手的还是很少,CEO们也基本都有老婆,但是中国二线城市以上,汇总起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色情业,这些服务产值由于没有包含在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国的GDP被严重低估。一天中最有效率的时间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最重要的业务是在这些地方谈成,一个CEO教导我:“在中国做生意也复杂也简单,复杂到拜佛不知道庙门,简单到ABC,烈酒(Alcohol)、美女(Beauty)和回扣(Commission)。”
CEO们最近的潮流是每年去寺庙里上上香,吃几顿斋饭,住几天斋房,忘掉ABC,养肝固肾,想想公司未来三五年的战略和组织结构。有个老总上完香之后,问过我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应该用一生去明白欲望就是虚幻呢,还是用一生来追求一个又一个欲望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