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天来临，即使是虚假的春天，除了寻找什么地方能使人过得最快活以外，再没有别的问题了。唯一能败坏一天的兴致的要算人了，而如果你能做到不跟别人约会，那么每一天都没有止境了。对你的愉快心情构成障碍的总是人，除非是极少数像春天那样美好的人。

每当春天早晨，我很早就起来写作，而我的妻子犹酣睡未醒。窗子都敞开着，街上夜雨淋湿的鹅卵石路面正在干燥起来。太阳正在把窗子对面那些房子的潮湿的门面晒干。店铺还都没有开门。山羊倌吹着笛子从街上走来，住在我们上面一层楼的一个女人提着一把大壶从屋里走上人行道。那山羊倌挑了一只大乳房的黑色奶羊，把奶挤入壶中，这时他的狗则把其余的羊赶上人行道。羊群四面张望，像观光客似地转动着它们的头颈。山羊倌收了女人给他的钱，道过谢，便吹着笛子继续沿街走去，狗领着羊群在前面走，羊角上下摆动着。我继续写作，而那女人提着羊奶走上楼来。她穿了做清洁工作的毡底鞋，因此我只能听到她在我们门外楼梯上停下时喘气的声音，接着她关上了她的房门。在我们的大楼里，她是羊奶的唯一顾客。

我决定下楼去买一份早晨版的赛马报。没有一个居民区会穷得连一份赛马报都没有，可是在这样的日子，你得趁早去买。我在壕沟外护墙广场拐角的笛卡尔路上买到了一份。那些山羊正顺着笛卡尔路走去，我吸着清新的空气，快步走回去，爬上楼梯去完成我的工作。我很想留在外面，跟着山羊一起在清晨的街道上走。但是在我重新开始工作之前，我看了一下报纸。有人要在昂吉安，那个漂亮的、扒手横行的小型赛马场举行赛马，那里是圈外人会集之所。

所以，在那天我完成工作后，我们就想去看赛马。我干新闻工作的那家多伦多报社给我汇来了一笔钱，如果能发现一匹合适的马，我们就想在它身上好好赌一把。我的妻子一度在奥特伊跑马场赌过一匹名叫金山羊的马，它的赔率为一百二十比一，它领先了二十个马身，可是在最后一次跳栏时摔倒了，我们也就输掉了够我们维持六个月生活的积蓄。我尽量不去想这事。那年直到金山羊摔倒之前，我们一直赢钱。

“我们真的有足够的钱去下赌注吗，塔迪？”我的妻子问我。

“没有。我们只能考虑花我们手头现有的钱。有什么别的东西，你宁愿在那上面花钱吗？”

“哦，”她说。

“我知道。这一阵过得很艰苦，而我在花钱方面总是手面很紧而且吝啬。”

“不，”她说。“可是——”

我知道我一向是多么苛刻，而且境况又是多么糟。一个干着工作并从工作中得到满足的人，是不会被贫穷所困扰的。我想到地位比我们低的人拥有澡盆、淋浴设备和抽水马桶之类的东西，或者你出外旅行时能享用的东西——我们倒是经常旅行的。在塞纳河边那条街的尽头处始终有一家公共澡堂。我妻子从未为这些事情抱怨过一次，当初金山羊摔倒时也没多哭过。我记得她是为了这匹马而不是为了输钱才哭的。她需要一件灰色羔羊皮短上衣，而我一无所知，可是一旦她买来了，我却很喜欢。我在别的一些事情上也是显得很愚钝的。这一切全是你跟贫穷作斗争的内容，除非你根本不花钱，否则你是决不会取胜的。尤其是如果你买画而不买衣服的话。但是那时我们从未想到我们自己穷。我们不接受这个概念。我们认为我们是高人一等的，我们看不起并且理所当然地不予信任的其他人却是有钱的。拿圆领长袖运动衫当内衣穿来保暖御寒，在我看来毫无奇怪之处。这只在有钱人眼里才显得古怪。我们吃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喝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睡得很好而且睡在一起很温暖，相亲相爱。

“我想我们应该去看赛马，”我的妻子说。“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有去啦。我们可以带一份午餐和一点酒去。我会做一些可口的三明治。”

“我们可以乘火车去，这样比较便宜。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们不该去，那就别去。我们今天不论干什么都会是有趣的。今天是个美妙的日子。”

“我认为我们应该去。”

“你不想把钱用在别的方面吗？”

“不想，”她高傲地说。她长着可爱的高颧骨，显得高傲。“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什么人啊？”

这样，我们就从北站乘火车出发，穿过城里最脏最糟的地区，然后从铁路的侧线走到那绿洲般的赛马场。时间尚早，我们就在新修剪过的绿草堤上铺上我的雨衣，坐下吃午餐，就着瓶子喝葡萄酒，观看那古老的大看台、那些棕色的购马票的木制小间、绿色的跑道、一道道暗绿色的跳栏、褐色闪光的障碍水沟、刷白的石墙和白色的柱子和栏杆、在新近透出绿叶的树林下的围场，以及正被带往围场的第一批马。我们又喝了一些葡萄酒，研究赛马报上的程序表，我妻子在雨衣上躺下睡着了，太阳正照在她的脸上。我走过去，发现有一位过去在米兰的圣西罗赛马场结识的熟人。他给我提了两匹马的名字。

“记着，它们是不值得下大赌注的。但是也别让这赔率叫你不想下注了。”

我们用打算花费的一半钱押在第一匹马上，它的赔率是十二比一，它跳越得很漂亮，在跑道远远那一端跑在头里，到达终点时领先四个马身。我们把赢来的钱留下一半，把它收起，用另一半赌那第二匹马，只见它向前冲去，跃过一道道跳栏，一路领先，每次跳跃起，两下鞭打，在平地上刚刚跑到终点线，那匹众望所归的马就紧跟上来了。

我们到看台下面的酒吧去喝杯香槟，一面等待公布赢马配的金额。

“啊呀，赛马真是让人挺难受的，”我的妻子说。“你可曾看见那匹马在后面追它吗？”

“我心里这会儿还能感觉到呢。”

“它能配多少钱？”

“牌价上写的是十八比一。但是人家可能最后又下了不少注。”

马群走过面前，我们的那匹湿漉漉的，鼻孔张大着喘气，骑师轻轻拍打着它。

“可怜的马儿，”我的妻子说。“我们只不过下下注罢了。”

我们注视着它们在面前经过，又喝了一杯香槟，然后那赢金的牌价亮出来了：85。这意味着押十法郎能拿到八十五法郎。

“人家准是在最后关头押下了一大笔钱〔1〕，”我说。

但是我们赢了不少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了，这时我们有了春天，也有了钱。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像这样的一天，如果你把赢来的钱分成四份，每人花四分之一，还可以留下一半作为今后看赛马的本钱。我把这笔本钱悄悄藏起来，不同其他的钱相混。

那年在这以后我们有次旅行归来，又有一天在一家赛马场遇上了好运气，于是在回家途中在普律尼埃饭店前停下，观看了橱窗里明码标价的所有美馐佳肴以后，走进去在吧台前坐下。我们要了牡蛎和墨西哥螃蟹，加上两杯桑塞尔葡萄酒。我们在黑暗中穿过蒂伊勒里公园〔2〕走回去，停下步来，越过骑兵竞技场拱门眺望这黑沉沉的花园，以及这一片憧憧黑影后面的协和广场的灯火，再过去是两长列逐渐升高的灯火直达凯旋门。接着我们回头向卢浮宫的暗处看去，我说，“你真的认为这三座拱门是成一直线的吗？这两座跟米兰的塞米昂纳拱门？”

“我不知道，塔迪。人家这么说来着，那他们是应该知道的。你可记得我们当初在雪地里登山，最后到达圣伯纳山隘〔3〕的意大利那一边，进入了春天，你跟钦克〔4〕和我一整天就在这春光里下山到了奥俄斯泰城？”

“钦克把这称作‘穿了上街的鞋子翻过圣伯纳山口’。还记得你的鞋子吗？”

“我可怜的鞋子。你可记得我们在美术馆旁的比菲咖啡馆吃什锦水果杯，吃盛在加有冰块的大玻璃罐里兑上卡普里白葡萄酒的新鲜桃子和野草莓吗？”

“正是在那时候使我琢磨起那三座拱门来。”

“我记得塞米昂纳拱门。它就像这座拱门。”

“你可记得在艾格尔〔5〕的那家客栈，那天我在钓鱼，你和钦克一起坐在花园里看书？”

“记得，塔迪。”

我记得那河面很窄、河水灰暗而且有大量雪水的罗讷河，河的两岸都有一条可以捕鳟鱼的溪流，施托卡普河和罗讷支流。那天施托卡普河河水实在清澈，而罗讷河的那条支流仍然是黑黝黝的。

“你还记得正当七叶树开花的时候，我怎样竭力想回忆起我想是吉姆·甘布尔〔6〕给我讲过的那个关于紫藤花的故事，可我却始终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塔迪，而你跟钦克两人总是讲到要怎样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把它们写下来，要表达得恰到好处而不用描绘。我什么都记得。有时他对，有时是你对。我还记得你们争论的灯光、结构和外形等具体情况。”

此刻我们已经穿过卢浮宫，走出院门，来到了外面的街对面，倚着石栏站在桥上，俯视桥下的流水。

“我们三个人什么事情都要争论一番，总是争论具体问题，我们还互相开玩笑。我们在整个旅途中干过的一切，说过的一切，我全都记得，”哈德莉说。“我记得清清楚楚。什么都记得。你跟钦克两人讲话的时候，总是包括我在内。可不像在斯泰因小姐家里只是一个做妻子的。”

“但愿我能记起紫藤花那个故事。”

“那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葡萄树，塔迪。”

“你可记得我从艾格尔带回那个休假小木屋的葡萄酒吗？人家在客栈里卖给我们的。他们说这酒应该就着鳟鱼一起喝。我们把酒用《洛桑日报》包了带回家，我记得。”

“西昂〔7〕葡萄酒甚至更好。你还记得我们回到休假小木屋之后，甘吉斯韦施太太做奶汁鳟鱼来着？那可真是妙极的鳟鱼，塔迪，我们在外面门廊上一面喝西昂酒，一面吃鳟鱼，山坡从下面一路下削，我们能眺望日内瓦湖，隔湖望见积雪覆盖到半山腰的南高峰，望见罗讷河流入那湖的河口附近的树林。”

“我们在冬天和春天总是要想念钦克。”

“总是这样，而现在春天快过去了，我还在想念他。”

钦克是个职业军人，从桑赫斯特〔8〕毕业后就去了蒙斯前线。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意大利，成了我的莫逆之交，接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我们两人的莫逆之交。那时他每逢休假，总跟我们一起玩。

“他打算下一个春天争取到假期。上星期他从科隆写过信来。”

“我知道，这回我们可得享受眼前的生活，一分钟也不放过。”

“我们现在正注视着河水，水正冲击着这座扶墙。我们朝河的上游望去，看看能望见什么。”

我们望着，只见一切都在眼前：我们的这条塞纳河，我们的这座城市和我们这城市的这座岛。

“我们太幸运啦，”她说。“我希望钦克能来。他关心着我们。”

“他可不这样想。”

“当然不会这么想。”

“他想我们是一起在探险。”

“我们是这样。但那决定于你探什么样的险。”

我们走过桥去，来到这条河的我们这一边。

“你又饿了吗？”我说。“我们。又说又走的。”

“当然啦，塔迪。难道你不饿？”

“我们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吧。”

“哪儿？”

“米肖餐厅，好吗？”

“那好极了，而且离这儿很近。”

于是我们沿着教皇路走到雅各布路的拐角，不时停下观看橱窗里的画和家具。我们站在米肖餐厅的外面看贴出的菜单。餐厅内很拥挤，我们等待顾客出来，注意着那些边上的人们已经喝完了咖啡的桌子。

我们因为走路肚子又饿了，而米肖对我们来说是一家令人兴奋和昂贵的餐厅。当时乔伊斯常和他的家人去那儿吃饭，他和他妻子背靠墙坐着，乔伊斯一只手举着菜单，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瞅着菜单；诺拉〔9〕，一个胃口很大但很娇气的食客，坐在他的身边；乔吉奥显得清瘦，从后面看去，头发贼亮，有点像纨绔子弟；露西亚，长着一头浓浓的鬈发，是一个还没有怎么长大的姑娘；他们全都讲意大利语〔10〕。

站在那里，我琢磨着我们在桥上的感受到底有多少仅仅是饥饿。我问我的妻子，她说，“我不知道，塔迪。饥饿有很多种类。逢到春天，种类就更多了。但是现在饥饿已经过去了。记忆就成了饥饿。”

我说了蠢话，便往窗子里望去，看见两客腓力牛排正端上桌子，我这才清楚我干脆就是肚子饿。

“你说过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当然如此。我们可是得到了很好的建议和信息啊。”

她笑出声来。

“我可不是指赛马啊。你真是个缺乏想象力的小伙子。我说幸运是指别的方面。”

“我可不认为钦克喜欢看赛马，”我这一说使我显得更蠢了。

“对。他只是在骑马的时候才关心。”

“你还想去看赛马吗？”

“当然。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爱什么时候再去就去了。”

“但是你真的想去吗？”

“当然。你也想去，不是吗？”

我们进了米肖餐厅，美美地吃了一餐；但是等我们吃好了，再也没有饥饿的问题了，却在乘上公共汽车回家时，那种我们在桥上感到的类似饥饿的感觉依然存在。等我们走进了房间，上了床在黑暗中做了爱，我还是感到饥饿。半夜醒来发现窗子都开着，月光照在高耸的建筑的屋顶上，这饥饿的感觉还在。我把脸从月光下转向暗处，可是睡不着，就躺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俩在夜里醒了两次，现在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睡得正香。我非得把这一点想出个究竟来，可是我太笨了。那天早晨我醒来发现是个虚假的春天，听到那赶山羊群的人吹起的笛声，跑出楼去买赛马报，生活似乎显得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注释

〔1〕　他们买马票时赔率为18比1，结果拿到的是8.5比1，说明最后关头有很多人也买了这马的马票，才使赔率大幅度下降。

〔2〕　以蒂伊勒里宫得名，该王宫于1871年被焚，现为巴黎著名花园。

〔3〕　圣伯纳山隘位于瑞士西南端，为横贯瑞士和意大利国境线的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隘。从那里可朝南下山到达意大利西北端的城市奥俄斯泰。

〔4〕　钦克为海明威好友爱尔兰军官埃里克·爱德华·多尔曼—史密斯的外号。海明威在米兰医院养伤时和他结识，成为终身好友。

〔5〕　艾格尔位于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的东南。

〔6〕　吉姆·甘布尔（Jim Gamble, 1882—1958）为海明威在意大利北部当志愿兵时红十字会的上司，上尉军衔，是美国宝洁公司（Proctor & Gambls）的小开，曾建议资助海明威和米兰医院护士艾格尼斯在欧洲旅游一年。

〔7〕　西昂（Sion）为位于瑞士西南部罗讷河畔的一古城。

〔8〕　桑赫斯特（Sandhurst），指英国皇家军事学院，该学院位于伦敦西面的桑赫斯特镇，故名。

〔9〕　乔伊斯和诺拉·巴纳克尔于1904年开始同居，生有一子乔吉奥和一女露西亚，1920年起定居巴黎，成为专业作家。他和诺拉到1931年才正式结婚。

〔10〕　乔伊斯于1905年起先后在今意大利东北部的的里雅斯特港和瑞士的苏黎世教授英语，至1920年才定居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