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美好的傍晚，我辛勤写作了一整天，便离开了在锯木厂楼上的套间，穿过堆放着木料的院子走出去，带上大门，横穿街道，走进门面正对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的那家面包房的后门，在烘炉中冒出的面包香味中穿过店堂，走到街上。面包房内和外面已经开着灯，而外面已是一天的终了，我在初起的暮色中沿着大街走去，在图卢兹黑人餐馆外面的平台前停下步来，那里，餐巾架上搁着用圆木环套住的我们常用的红白相间的方格餐巾，在等待我们去就餐。我看着用紫色油墨印出的菜单，看到当天的特色菜是什锦砂锅〔1〕。看到这道菜的名字使我觉得肚子饿。

餐馆老板拉维格尼先生问我写作干得怎么样，我说干得挺顺利。他说一大早就看到我在丁香园的平台上写作来着，因为我那么专心致志，他没有跟我谈话。

“你有那种一个人独自处身丛林中的架势，”他说。

“我写作的时候就像一头瞎眼的猪。”

“可你那时不是在丛林中吗，先生？”

“在灌木丛里，”我说。

我沿街走去，眼望着橱窗，春天的黄昏和身边走过的人群使我感到欣快。在三家主要的咖啡馆里有些我面熟的人和其他我可以与之交谈的熟人。但是那里总有很多相貌风度更出色的人我不认得，他们在这傍晚华灯初上之际匆匆赶到什么地方去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吃饭然后去做爱。在这些主要咖啡馆里的人们可能干同样的事，或者就那样坐着，喝喝酒，谈情说爱，做给别人看。我喜欢的那些人我没有遇到，他们去了大咖啡馆，因为他们可以消失在那些大咖啡馆里，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可以单独在那里，和自己人在一起。当时这些大咖啡馆收费也很便宜，都备有上好的啤酒，开胃酒价钱也公道，价目清楚地标在和酒一起端上来的小碟子上。

这一天傍晚，我想的是这些有益身心健康但并无创新之见的念头，同时感到自己异乎寻常地问心无愧，因为这一天我写得很顺利也很艰苦，我原本却是想去看赛马的。可那时我没有钱，去不了赛马场，即使那儿有钱可赚，要是你用心干的话。那时还没有开始实行唾液检验以及其他检测人为激励马匹的方法，因此给马服用兴奋剂的做法是屡见不鲜的。但是权衡服用过兴奋剂的马儿的有利或不利的条件，在围场里发现马儿的那些征象，凭你的有时近乎“超感觉”的观察方式行事，然后把你经不起输掉的钱去押在那些马儿身上，这一切对一个要供养一个妻子和孩子，又要在学习写散文这种需要全天投入的活计中取得进展的年轻人来说，可不是正道。

用任何标准来衡量，我们还很穷，因此我依旧采取这样一种小小的节省开支的办法，说什么有人请我在外面吃午饭，然后花了两个钟头在卢森堡公园里散步，回到家里给我妻子描述这顿午饭是多么丰盛。当你二十五岁的时候，而且生就一副重量级拳击手的身材，少吃一顿饭能使你感到非常饥饿。但是这样也能使你所有的感官变得敏锐，我才发现我笔下的那些人物中有很多都具有极强劲的胃口并且对食物怀着极大的爱好和欲望，并且大多数都期待着能喝上一杯。

在图卢兹黑人餐馆我们喝上好的卡奥尔干红葡萄酒，喝四分之一长颈大肚瓶、半瓶或者整瓶的，通常兑上大约三分之一的苏打水，冲淡了喝。在家里，在锯木厂楼上，我们有一瓶科西嘉葡萄酒，品牌很有名气，但是价格低廉。那是一种地道的科西嘉葡萄酒，你可以兑上一半苏打水把它冲淡，喝起来还是品得出它的味道。在巴黎，那时你几乎可以不用花什么钱就生活得很好，偶尔饿上一两顿饭，决不买任何新衣服，你就能省下钱来，拥有奢侈品。

现在我从雅仕咖啡馆往回走，那里我看到哈罗德·斯特恩斯〔2〕，但是我避开了，因为我知道他准会跟我谈起赛马，而当时我正理直气壮、轻松愉快地想起的那些马匹，正是我不久前才发誓与之一刀两断的。这天傍晚，我满怀着洁身自好的心情走过那群聚集在穹庐咖啡馆的人而不顾，心中嘲笑他们的恶习和共同的本能，跨过林荫大道来到圆顶咖啡馆。圆顶咖啡馆里也很挤，但是那里有些人是干完了工作才来的。

那里有干完了工作的模特儿，也有作画作到天色暗下来不能再画的画家，也有好歹完成了一天工作的作家以及一些爱喝酒的人和其他人物，其中有些我认识，有些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我走过去，在帕散〔3〕和两个姐妹模特儿坐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来。我刚才站在戴拉姆勃雷路的人行道上考虑是否进去喝一杯时，帕散曾向我招手。帕散是个非常出色的画家，此时他已醉了；但镇静自若，是存心喝醉的，神志还很清醒。那两个模特儿又年轻又漂亮。一个生得很黑，身材娇小，体型很美，却装出一副弱不经风的放浪不羁的神态。另一个像孩子似的，表情呆滞，但是具有那种孩子所特有的容易消失的绝色的姿容。她长得不及她姐姐那样身材匀称，但是那年春天也没有别的人是长得那么好的。

“两姐妹一个好一个坏，”帕散说。“我有钱。你想喝什么？”

“来半升黄啤，”我用法语对侍者说。

“来一杯威士忌吧。我有的是钱。”

“我爱喝啤酒。”

“要是你真的爱喝啤酒，那你该去利普咖啡馆。我猜想你一直在写东西吧。”

“是的。”

“顺利吗？”

“我希望如此。”

“好。我很高兴。而且一切都还有滋有味的？”

“是的。”

“你几岁了？”

“二十五。”

“你想不想干她？”他朝那黑皮肤的姐姐望去，笑眯眯地说。“她需要着哩。”

“你今天大概已经跟她干够了。”

她翕开双唇向我微笑。“他坏，”她说。“可是待人好。”

“你可以把她带到画室去。”

“别干肮脏事，”那金发妹妹说。

“谁跟你说话来着？”帕散问她。

“没人啊。可我说出口了。”

“我们来轻松一下，”帕散说。“一个严肃的年轻作家和一个友好聪明的老画家还有两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在一起，整个生活都展示在他们面前啊。”

我们坐在那里，姑娘们啜着饮料，帕散又喝了一杯兑水白兰地，我喝着啤酒；但是除了帕散以外，谁也不觉得轻松惬意。那黑皮肤姑娘焦躁不安，她炫耀地坐着，转过脸去让人看到侧面，让光线投射到她脸孔的凹面上，一面向我显露她黑色羊毛衫裹住的乳房。她的头发修剪得很短，又亮又黑像个东方女人。

“你摆了一天的姿势，”帕散对她说。“难道这会儿还得在咖啡馆里当那件羊毛衫的模特儿？”

“我高兴这样，”她说。

“你看来像个爪哇玩偶，”他说。

“眼睛可不像，”她说。“要比那复杂得多。”

“你看来像个可怜的变态小玩偶。”

“也许吧，”她说。“可我是活的。比你还活呢。”

“我们等着瞧吧。”

“好，”她说。“我喜欢得到证明。”

“你今天可什么证明都没得到吧？”

“哦，你说那个呀，”她说着把脸转过去，让黄昏的余辉照在她脸上。“你只为作画激动来着。他爱的是油画布，”她对我说。“总是有些肮脏的东西。”

“你要我画你，给你钱，操你，这样来让我头脑保持清醒，而且还要爱上你，”帕散说。“你这可怜的小玩偶。”

“你喜欢我，不是吗，先生？”她问我。

“非常喜欢。”

“可你个儿太大，”她伤心地说。

“在床上每个人的尺寸都一样。”

“这话不对，”她的妹妹说。“我可听腻了这种话。”

“听着，”帕散说。“要是你认为我爱上了油画布，那明天我用水彩来画你。”

“我们什么时候吃晚饭？”她的妹妹问道。“在哪儿吃？”

“你陪我们一起吃好吗？”那黑皮肤姑娘问我。

“不。我要陪我的légitime一起吃。”那时人家都这么说。如今他们则说“我的régulière〔4〕”了。

“你非得走吗？”

“非得走而且想走。”

“那就走吧，”帕散说。“可别爱上打字纸啊。”

“要是爱上了，我就用铅笔写。”

“明天画水彩，”他说。“好吧，我的孩子们，我再来一杯，然后到你们想去的地方吃饭。”

“去北欧海盗饭店，”那黑皮肤姑娘说。

“我也想去，”她的妹妹怂恿道。

“好吧，”帕散同意道。“晚安，年轻人。祝你睡得好。”

“祝你也一样。”

“她们弄得我睡不着，”他说。“我从不入睡。”

“今晚让你睡。”

“在北欧海盗饭店吃了饭以后吗？”他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咧着嘴笑。他看来更像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百老汇舞台上的人物，而不大像一位讨人喜欢的画家，这原是他的本色，等到后来他上吊自杀了，我总爱想起他那天晚上在圆顶咖啡馆的形象。人家说我们将来会干些什么，其种子就在我们心中，但是我始终以为那些在生活中爱开玩笑的人心中，种子上覆盖的是优质泥土和高级肥料。

注释

〔1〕　一般用白扁豆和鲜肉煨制，图卢兹地区则用鹅、鸭代替，加上多种蔬菜。

〔2〕　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1891—1943），美国作家，当时也侨居巴黎。1921年发表《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第二年发表他编的专题论文集《美国文明：三十个美国人的调查报告》，阐明大战后那一代青年人的信条，对当代美国文明中居统治地位的人们表示蔑视和憎恶。

〔3〕　帕散（Jules Pascin，1885—1930），美国画家，生于保加利亚。1905年迁居巴黎，以“风流社会”为题材创作讽刺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籍，1920年回巴黎，开始创作一系列大型圣经和神话题材作品。后转向描绘妇女。在第一次重要的个展前夕，突然上吊自杀。

〔4〕　légitime，法语，意为“合法的妻子”；régulière，法语，意为“固定的女人”，可指妻子或情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