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有关巴勒斯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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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尊敬的黑塞先生:
今天我就要乘船回我的家乡海法去了。在我上船之前,我想对您提个请求,或者毋宁说是个建议。
请您在当今犹太历史的悲痛时刻站出来呼吁,不论以个人名义或是与其他世界知名作家联名都可以。几代人勤勤恳恳做出的成果,象征人类纯洁的孤岛的移民区、城市、图书馆被入侵者焚烧了。入侵者不但毁灭这些宝贵的地方,如果文明世界不加以制止的话,还将有一大批保存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珍贵的画和科学艺术收藏品以及古版书籍和手稿会被毁灭,包括诺瓦利斯和卡夫卡全部未发表的遗稿。全世界各民族从事精神工作的人应该起来阻止这事,让和平重见天日。
我深信,您的声音将起很大的作用,能够把人类的良知从沉睡中唤醒。
马克斯·布罗德
1948年5月22日
尊敬而亲爱的布罗德先生:
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收到一些请求帮助的信,这些信多数来自德国。有人病了,需要住进较好的疗养院。一位作家或科学家或艺术家几年来一直和几个人挤住在一间房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为了救他得让他有地方住,得到康复、安静和工作。有人写道:“只要您打个招呼,一些慈善组织就会尽力帮助。”另有人写道:“您说一句话,联邦机构就会批准这可怜人的入境签证和工作许可,说不定还能让他入籍。”每次我的答复都只能是:在我们这儿,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组织,无论是疗养院还是面包店,都不会因为我的一个招呼或我的一句话就送饥饿者一顿饭,不管这人是谁。写信求助者,轻信想像中魔术师的力量,以为他动动手指头就能把痛苦转变为幸福,把战争转变为和平,这真使人奇怪,令人伤心。
如今,您,悲剧性人物卡夫卡的老友,您也有事找我,您要求我的不只是帮助一个人或几个人,您要求我支持一整个民族,“帮助重建和平”!这很使我受惊,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完全不信任从事“精神工作者”的联合行动,更不信任“文明世界”的良好意愿。精神和量的大小没有任何关系,“知名人士”十个也好百个也好,无论他们劝告当权者做某事或不做某事,他们的进言都不会被接受的。假如您在几年前对您自己民族年轻的恐怖组织进言,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人道主义和敬畏之心,不要施行暴力,他们一定会清清楚楚地把他们对此的想法告诉您。
您的意愿再好再高尚,我也不能同意您的看法。相反,我认为知识分子对世间权势人物做出任何“精神”上的假动作,提出任何劝告、请求、说教或威胁都是错误的,都会使精神受损害,使精神失去尊严,我认为,这是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做的事。亲爱的布罗德,我们的国度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该做的既非说教,也非命令或请求,在这地狱和魔鬼世界中我们该做的是坚守不屈,既不要信赖我们的名声,也不要信赖许多名人的联合力量。从长远看,我们当然是胜利者,当今天的部长或将军被人遗忘时,我们的一些东西还会存留着。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是可怜虫,世界舞台没有我们参与的余地。我们诗人和哲人之所以还算是什么,惟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有头脑有心灵,能以同胞之心理解一切自然和有机之物。部长们和其他政治人物短期的权势不是以心灵和头脑为基础,而是以群众为基础,他们是群众的“代表”。他们用以运作的是数字,是量,而那是我们不能用,也不允许用的,这块地盘只有让给他们。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甚至比我们还难过,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智、自己的安宁与不安、自己内心的平衡,他们被成百万的选民承载着、推移着或者抹掉。对于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许多可怕的事他们也并非无动于衷,那些事之所以发生,部分是因着他们的错误,他们其实十分尴尬。他们有他们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保护他们,使他们比较容易面对责任心。我们这些不同的人,我们这些真正的人,既可怜他们,又很受惊。我们也有游戏规则,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游戏规则不仅仅是游戏规则,而是真正的戒律,是律法,是神性而永恒的东西。我们献身去保护它,任何妥协都会危及它,即使因着最高尚的意愿而以他们的游戏规则行事,也意味着危害我们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这么直截了当说明我的意见,不深入探个究竟的人一定会怀疑我是个爱梦想的艺术家,怀疑我认为艺术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接触到险恶的现实会破坏情调或弄脏自己的手,因而整日躲在审美的象牙塔里。我知道,在您面前我无需就这一点为自己辩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唤醒以来,我曾多次呼吁过,也曾把自己很长的一段生命奉献给当时在我内心觉醒的责任感。不过我一直严格把守住界限,我努力以诗人和文人的身份劝勉读者,要坚守人道主义神圣的戒律,但我从未尝试亲自去影响政治,不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发出庄严、无效而且有损人道主义声望的呼吁、抗议和警告。我会坚持我的做法。
虽然我无法满足您的愿望,不过还是把您的和我的信发表出来,把您的愿望送到别人面前,让更多的人知道您关注的这件事。
您的赫尔曼·黑塞
1948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