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将唐诗宋词并举。宋词作为一代文学之最，是每一位中国人不能拒绝的文化遗产。

词，最初全称为“曲子词”，本来就是与音乐配合的歌词，产生于隋唐之际。当时，从西域传来的外国音乐与中国的旧有音乐融成的新兴音乐十分流行，曲子词便是这种流行音乐的歌词。这种词最早在民间流行，后来，一些文化人欣赏这些歌曲的音调之美，却又嫌民间的歌词俚俗，就开始自己动手来填写歌词。这样一来，词逐渐发展成一种成熟的诗歌形式，于宋代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许多各领风骚的词作大师和名篇佳句。

新兴的词与传统的诗文化无论内在外在，都大不相同。中国古来的文学传统，讲究“文载道”“诗言志”，即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温柔敦厚”是“诗之教也”。而词从一开始就没有承载那样沉重的伦理道德的负担。词最初大多是文人为酒筵歌榭间的女子歌唱而谱写的，内容也多是男欢女怨，伤春悲秋，后来虽然也有人用来寄托忧国伤民的政治情怀，但总体上来说仍以抒情为主，与诗的言志不同。前人也称词为“诗余”，有点像是正餐后的点心的味道，正襟危坐久了有点累，找点儿个人空间放松一下。因此，词在思想上比诗要自由一些。

词与诗的外在不同，则主要体现在词的音乐性上。中国的旧体诗，或五言，或七言，句式整齐，韵律匀称。而词的另一个别名就是长短句，特点是句式参差，长短不齐，韵律更讲究抑扬顿挫，富于变化。古诗里也有长短句，但对诗句的韵律没有严格的要求。词虽然有变化极为丰富的词牌，但每一词牌却对句式、声韵有极严格的要求。词也有句式整齐的，看上去和诗相似，但细读起来，它的平仄格律仍与诗不同，更讲究声韵上的抑扬顿挫。词的这种严格的格律，是由它要与曲调相配合的音乐性所决定的，即使在今天脱离了曲谱诵读起来，仍能感受到它那抑扬顿挫的音乐之美。

据近代学者收辑，南北两宋有词人1400余家，风格流派，繁富多彩。前人曾粗线条地将宋代词人划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明·徐师曾）婉约，是婉转含蓄的意思。婉约派的词，内容侧重于儿女情长，形式上讲求音律谐婉，结构缜密，语言圆润清丽，具有阴柔之美。被归入婉约派的名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因为长期以来词多趋于柔美，后来词学家多将婉约派视为“词之正宗”。

豪放派则首推苏轼、辛弃疾。苏轼首开风气，他的一些词作，视野开阔，气象恢弘，并打破一些音律的束缚。有人拿他与柳永作比较，说柳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种说法也可大略用于两派风格的对比。辛弃疾更是在“剪红刻翠之外别树一帜”，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和“抑郁无聊之气”寄托于词，写大题材、大感慨，反映社会的层面更为广阔。形式上也更不拘于音律，有时甚至直接将诗文的句式搬到词中。

效法苏、辛，风格豪放的词作名家，还有黄庭坚、晁补之、贺铸、陈与义、张孝祥、张元幹、陈亮等，其词作也大多具有阳刚之美。豪放派对后世影响也很大。特别是每当面临民族危机、社会动荡之际，更多标举豪放旗帜、力倡学习苏、辛的词人。

《宋词三百首》的编者朱孝臧（1857—1931），别名彊村，是近代词学大师。清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做过礼部侍郎、广东学政等官。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他写词，走的是吴文英、周邦彦的路数，精通格律，讲究审音，有“律博士”之称。著有词集《彊村语业》。他于词学的另一贡献是编纂了《彊村丛书》，收集唐、宋、金、元词家专集163家，遍求善本加以校勘，是迄今所见较为完善的词的大型总集。《宋词三百首》是他为供自己的侄儿诵习而编，可以算是宋词的启蒙读本，也是近代以来流传较广的宋词普及读本。选词宗旨以浑成为主，所选的范围比较全面，并不拘泥于浙、常二派，各种流派的名家均有入选。当然，区区三百首，无法尽收宋词的名篇，而且取舍之间，选家也不免有个人的喜好和标准，难得一碗水端平。例如，辛弃疾是词人中传下的作品最多、内容最丰富、风格变化最多样的巨擘，入选作品却远不及吴文英、周邦彦的多，而且那些大胆运用诗、文、口语的词作都没有收入，未免有遗珠之憾。不过，考虑到选家所遵从的“词之正宗”的路数，以及此书是用作初学的范本，取舍仍算较为精到。总之。这个薄薄的选集，能大体上反映宋词的全貌，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不失为一份珍贵的精神美食，值得去细细品尝、玩味。

《宋词三百首》有家刻本和多家注本。此次刊印，尽量保持原本原貌，加上新式标点。原本中个别差错，予以径改，不再出具校记。为诵读便利起见，对词中辞汇、本事，也只作简略精要的注释。对于词的作者，则在其作品首次出现时，附以简略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