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南渡、北伐、掉书袋

警句：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这一年在南宋是宋高宗绍兴十年。

站在南宋的角度，辛弃疾生长于沦陷区，只有从故老相传里了解宋朝的模样；站在金国的角度，金国才是辛弃疾的祖国，历城才是辛弃疾的故乡，爱国与爱家乡都是不需要理由的，金国的国土虽然是靠侵略得来，但宋朝的国土又何尝不是呢？

其实在宋、金南北对峙已成定局之后，沦陷于金人手中的中原大地并不都是腥风血雨、愁云惨雾。金人的汉化程度之高往往令宋人咋舌，他们沿袭了汉人的职官、科举、刑律等制度，早已不是想象中的野蛮部落了。所以，北方书香门第的子弟从小就可以接受与南方一样的儒学教育，长大以后也一样可以参加科举，入朝为官，一点也没有做牛做马的亡国奴的感觉。

而对于那些由宋入金的年长一辈来说，做亡国奴的滋味时常咬啮着心灵。儒家传统最重华夷之辨，堂堂中华衣冠门第竟然被迫生活在夷狄的世界，这种刻骨的耻辱感简直要把人逼到发疯。所以尽管在金国完全能获得优裕的物质条件与相当程度的政治权利，但他们始终都不熄灭驱逐鞑虏之念，即便无力做到这一点，至少也渴望逃回宋境。

其实连金人都觉得做夷狄是可耻的。他们虽然是武力上的胜利者，却不自觉地受了汉文化太深的影响，极力想要和自己的夷狄出身划清界限，一点也不在意“忘本”的讥讽。金人战斗力的惊人衰退与此有绝大关系，他们若始终尽到夷狄本分的话，灭亡南宋完全不是难事。

传统上都认为华夏文明更重脸面，夷狄世界更重实利，但我们会看到金与南宋在外交上常常发生礼仪之争，金人执拗地要在礼仪上压宋人一头，不惜因此而激发宋朝主战派的狂热斗志，原因就在于金人太想摆脱夷狄身份，太想把自己建设成华夏文明的第一继承人，建设成正统的儒家王朝。宋人也惊恐地发现，如果不能迅速北伐，收复失地，沦陷区的百姓与士大夫便不会觉得生活在宋境和金境有任何差别了，那时候他们将会安心做真正的金朝子民，南宋北伐的人心优势将会彻底丧失。

2.

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位由宋入金，被迫滞留沦陷区的士大夫。

为了保全家族，他忍辱接受了伪职。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汉奸这个概念，但做汉奸的耻辱感终生在辛赞心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当孙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国子民的时候，他依旧不忘以宋朝的立场对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辛弃疾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被熏陶出来的。

然而社会的大环境毕竟不同了。对于新生代而言，大宋文明只是一个悠久的传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金国子民的身份，努力学习儒学，参加金国的科举考试，争取将来能在金国的官场中出人头地。辛弃疾的同学党怀英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当辛弃疾率兵南渡，在南宋朝廷谋求兴复大业的时候，党怀英在金国顺利地科举及第，入翰林院为官，终于成为北方一代文坛宗主。儒家事业，在金朝并不逊于南宋。

倘若不是志大才疏的完颜亮做了皇帝，辛弃疾也许一生都等不到南渡的机会，就留在金国走上与党怀英一般的道路了。完颜亮的倒行逆施在金国激起了太大的民愤，非但汉人恨他，女真人一样恨他。于是，一方面出于好大喜功之心，一方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完颜亮发动数十万大军南侵，要实现统一寰宇之志。

理想主义者被残酷现实狠狠打击的事情往往会令人同情，但完颜亮是个例外。他惊诧地发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才一实现，就引发出太多的动乱：汉人造反，契丹人造反，就连女真人都造反了。完颜亮兵败采石矶，随即被厌战已久的部将谋杀，金人另立了一位稳妥可靠的新君，即金世宗完颜雍。而就是在这样一场大动荡里，辛弃疾也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亲率五十余名豪杰驰突于五万金军之中，生擒叛徒张安国，然后一路与追兵周旋，终于南渡大江，回归宋境，使张安国在临安闹市问斩，轰动宋金两地。

3.

宋高宗其实并不欢迎辛弃疾这样的南渡者，尤其介意的是这位南渡者竟然是个英雄豪杰，永远在自己耳边聒噪着北伐。这样的人，还是一辈子让他投闲置散的好，免得生事。

南宋的外交政策早已注定了这个南渡英雄后半生的命运。朝廷很大度地给他职位，给他财富，给他荣誉，就是不给他实现北伐壮志的机会。辛弃疾不知道有没有后悔过，如此苟活在南宋难道真的就比留在金国更好吗？职位、财富、荣誉，这些东西可以腐化凡夫俗子，却无法笼络一位英雄。所以辛弃疾的词里满是壮志难酬的苦闷，满是故作旷达的凄凉。自然，词句里对朝廷也常有怨言，比如他那首名篇《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

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

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词上片全是伤春情绪，下片借美女失宠于君王的典故抒发自己空有壮怀而不见用的愤懑，连带着还将当权者狠狠讥讽了一番。宋人罗大经这样评论：“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圣德也矣！”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倘若辛弃疾生活在汉、唐两代，这首词是会给他招致文字狱的；

宋孝宗对这首词很有意见，却不曾加罪于辛弃疾，真是一位好皇帝啊！

种豆之祸是指西汉杨恽的事情：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被贬官赋闲之后非但没有半点悔过反省的意思，还在信里对规劝他的友人满怀怨气地解释自己的高调生活是如何的理所当然，其中就有一段对自己酒酣耳热唱种豆之诗的生动描写。那首诗是：“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虽然字面上是说南山种豆，实则暗讽朝政芜秽，说自己乐得免官逍遥。杨恽这篇书信写得文采斐然，以至于被收入《古文观止》，名为《报孙会宗书》。

后来因为别的事由，杨恽再次获罪，抄家时抄出了这份《报孙会宗书》。

原本杨恽罪不至死，但汉宣帝无法容忍他书信中这种冷嘲热讽的腔调，以大逆不道罪将他处斩，孙会宗也受牵连而被罢官处分。

种桃之祸是唐代刘禹锡的事情：刘禹锡从贬所返京，经过桃花盛开的玄都观，写下一首《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将满朝新贵一并讥讽了去，以至于刘禹锡才返京城，便被贬到更远的地方。

相比之下，辛弃疾虽然屡屡被投闲置散，但已经太值得庆幸了。

辛词虽好，但怨愤、讥讪太多，辛弃疾不曾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实在要感谢宋代宽容士大夫这一基本国策。

4.

在南宋文恬武嬉的日子里，金国却一直都在励精图治。金世宗即位之后，为了彻底摆脱蛮夷身份，争夺正统王朝的地位，在境内大力推行儒家仁政，以至于为自己赢得了“小尧舜”的称号。眼看着就连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也要落入金人之手了，南宋收复故土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对于辛弃疾而言，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心痛了。

壮志无酬，便只有在诗酒中自娱。早年在金国的时候，辛弃疾曾以诗词拜谒前辈蔡光，蔡光说他的诗缺乏潜力，但他日必当以词扬名。

入宋之后的辛弃疾果然成为词坛巨擘，在他的手里无语不可入词，也只有词最能够排遣他的忧愤。

坐镇南徐的时候，辛弃疾每次开筵必定命歌女歌唱他的词作，也每每自诵其警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到此时，他总是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这两句皆出自同一篇《贺新郎》，无论客人们如何交口称赞，词中所深蕴的孤寂终是无法排解：

甚矣吾衰矣。

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

问何物、能令公喜。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

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

回首叫、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知我者，二三子。

5.

自从宋孝宗与金世宗签订隆兴和议之后，两国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时期。在这三十年间，南宋越发耽于偏安的闲适，金国越发加速着汉化进程。然而到了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即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四十三年，主和已久的南宋朝廷忽然兴起了北伐之议。

看上去宋人似乎真的等来了北伐的良机，因为金国在不断加速汉化的过程里，战斗力早已大不如前，而北方的蒙古人作为新兴的蛮夷开始严重威胁到金国的安危。蒙古之于金，近乎当年的金之于北宋。

金人既忙于应付北方的蒙古，势必无力兼顾南线，宋人正可以建千载之功，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权臣韩侂胄的肩上。

韩侂胄锐意北伐，其实是很有私心的：自己是靠政变起家，没什么足以服众的政治资本，若能抓住时机建一番不世殊勋，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吗？于是在开禧元年，韩侂胄走上前台，任平章军国事，权位更在宰相之上，全方位筹备北伐事宜。

那是群情激奋的一年，即便是韩侂胄的政治对手以及素来不屑于韩侂胄的人，这时候也纷纷站在了韩侂胄的一边。为了这一刻，辛弃疾已经足足等候了四十三年。

被贬谪多年的主战分子被纷纷启用，这自然少不了本已主动请缨的辛弃疾。但当真开始备战的具体工作，辛弃疾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而问题全出在韩侂胄身上：韩侂胄一来绝非帅才，完全缺乏对大事件统筹规划的能力；二来私心太重，政客的习气太深；

三来将北伐事业看得太过轻率了。

辛弃疾的真诚进言只换来了调职的结果，他已经完全能预见到这场轻率的北伐必将以失利收场，但那又如何呢，他能预见到，却没有半分力量来阻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辛弃疾登京口北固亭眺望长江对岸，怀古兴悲，写出了那首千古传唱的《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岳飞的孙子岳珂年轻时参加过辛弃疾的酒宴，席间见辛弃疾让歌女反复歌唱这首《永遇乐》。当时辛弃疾遍询来客，请指正此词瑕疵，岳珂年轻敢言，说它略嫌用典太多。词坛名宿当真听进去了年轻人的意见，反复修改了几个月之久，却终于没能改掉一字。其实正是有这样多的用典，才让这首词有了它所应有的沧桑和厚重，有了在艰难时局中难以言说的隐痛感。可叹的是，晚年辛弃疾的全部精神也只有寄托在这字斟句酌的填词事业里了。

开禧二年（1206年），宋军正式展开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其结局果然应了辛弃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预言。

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伪造宁宗诏书，使党羽刺杀了早已众叛亲离的韩侂胄，将其首级送往金国。

韩侂胄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南宋即将进入漫长的史弥远时代。生活在史弥远时代的宋人或许会觉得连秦桧都算不得太坏，幸好辛弃疾并没有那么长寿。

6.

辛弃疾的词确实用典太多，但是，若读者是似他一般博学的人，定会佩服他掉书袋能掉得如此驾轻就熟、天衣无缝。在辛弃疾的笔下，似乎所有的书都可以入词，甚至他可以在一首词里通篇用儒家经典之语。这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但这样的游戏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玩得出。

诗有集句，即将前人成句打散之后重新组合成一首新诗，这种玩法一般认为是王安石发明出来的。词自然也可以集句，但因为词的字句错杂，集句难度远大于诗，若是说可以将儒家经典抽出若干句子集成一首词来，任何有过填词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当读到辛弃疾那首《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的时候，技术派高手无一例外地会为之倾倒：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

小人请学樊须稼。

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

东西南北之人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辛弃疾在江南西路安抚使的任上曾为自己觅了一处临湖空地，筑室百间，名之为稼轩，以为日后躬耕隐退之所。辛弃疾自号稼轩，便是由此而来的。这首《踏莎行》专为稼轩而赋，集用《论语》《诗经》《左传》的成句，浑然天成，而且将圣哲经典的严肃面貌变得大有谐趣，申明躬耕归隐大大符合圣贤之道，无论如何也比费力不讨好的从政要舒心许多。

7.

掉书袋掉到这般程度，实在算臻于化境了。但是，词除了是一种抒怀的工具之外，还是一种士大夫之间很重要的社交工具，若对方的学识差些，或领悟力低些，或自觉不自觉地将原本就大有歧义的诗词语言以小人心态揣摩，就难免会招来一些麻烦。

这样的麻烦，辛弃疾当真遇到过。

当时有茶贼陈丰聚众作乱，短短时间里便啸聚数千人之多，往来纵横，所向披靡。王佐受命讨贼，以奇兵攻入山寨，一战而完胜。辛弃疾写了一首《满江红》为王佐庆功，王佐却因此而记恨上辛弃疾了。

今天的读者恐怕很难从这首词里读出王佐所读出的意思：

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

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

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鼪鼯泣。

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

三万卷，龙头客。

浑未得，文章力。

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

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

待刻公、勋业到云霄，浯溪石。

照旧是辛氏掉书袋的风格，也照旧掉得巧妙、贴切。王佐五月出兵，词句便以诸葛亮五月渡泸相比，称赞王佐勋业无双，必定因此加官晋爵，流芳千古。偏偏王佐越是读这首词，越是感觉辛弃疾在讥讽自己。

“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王佐是状元出身，当得起“龙头客”的美誉，但这个龙头客的官位却不是靠文章，而是靠武功得来，难道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

宋代国策一向重文轻武，高级武职甚至不如低两个级别的文职更有尊严和地位，所以武官若立了功，总希望能转成文职，朝廷也以文职作为对有功武将的奖励。王佐原本就是文官，还是状元出身的文官，只因为一次临危受命，立了武功，便被说成“浑未得，文章力”，这怎么让他想得通呢？

更甚者是“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貂蝉是高级文官的头饰，兜鍪是武将的头盔，这话分明是说来年加官晋爵是以今日的武功为阶梯的，一位有羞耻心的文官怎能受得了如此羞辱呢？！

这当然是王佐太敏感了，或者说是王佐的“传统意识”太深。辛弃疾自己就是以武功立业，毕生以北伐为志向的，哪里会有重文轻武之心呢？但他毕竟生于金国，长于金国，整个价值观成型的年轻时代都是在金国度过的，以至于与那些根正苗红的宋人真的有些“文化背景的冲突”。这虽然是个小小的细节，咂摸起来却很有些令人心酸。

辛弃疾名字考

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弃疾”是个很古雅的名字，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人用之，其含义是“丢弃疾患”。这一类的常用名还有“无病”“去病”“无忌”。“幼安”即“自幼平安”，名与字含义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