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生活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所以李煜自小也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润，佛教对其人生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据南宋陆游的《南唐书》中记载，先主李昪之父名荣，曰：“荣性谨厚，喜从浮屠游，多晦迹精舍，时号李道者。”而李昪有二姊，亦曾投寺为尼。李昪六七岁时相继丧父丧母，因孤贫无依亦曾托身佛寺中。

康熙《凤阳府志》载：“潜龙殿在开元寺内，南唐先主李昪微时常寓寺中，故名。”李昪父、姊皆信佛，他自己也从小托身佛寺，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深刻。

登上帝座后，李昪更是信佛有加。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侣、写经译经、推广佛教等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知名僧侣们时时受到中主延纳和礼待。从流传于世的中主与佛徒的交往事迹中，可以看出，讲究机锋顿悟的佛理样思对其影响尤为显著。

那么对于出生在这样一个信奉佛教世家的李煜来说，佛教既贯穿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也就影响着他的种种思想表现。他的词不仅寄予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且蕴涵着深深的佛理禅机。

为了提倡佛教，李煜在位期间大力崇修佛寺，广度僧侣。

据宋无名氏著的《江南余载》卷下记载：“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日供千僧，所费皆二宫玩用。”

《十国春秋》记载：“开宝三年（970），春，命境内崇修佛寺，改宝公院为开善道场。”

可见李煜即使是在南唐风雨飘摇、国库空虚之际，仍不遗余力地从事扶持佛教的事业，把整个身心都寄托在佛教上。

李煜如此信佛佞佛，必然也影响了他的臣子，以至南唐诸臣亦多信佛，全国上下信佛者众。

如曾任潭州节度使的边镐，人称“边罗汉”、“边菩萨”、“边和尚”；又如中书舍人张洎，更以谈佛为逢迎，每次觐见，必论佛经，因而得宠。

李煜信佛几至痴狂，不仅耗费财力，而且荒逸国政。因此大臣中有识见者曾直言进谏，无奈后主哪里能听纳忠言。

据《十国春秋》中《汪焕传》记载，有个叫汪焕的大臣就曾极力劝谏。

当时，李煜信佛已近乎狂热，宫中造寺十余座，都城的寺庙都挤满了、花费金钱无数，招募民众为僧，供养的僧众有万余。国事日非，在汪焕之前已有二臣“极谏”，皆遭流徙。最后汪焕以死相谏，上书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

意思就是当初梁武帝痴迷事佛，最后落得饿死台城的后果。而今，如果陛下仍然这样狂热的迷恋佛教，恐怕结果还不如梁武帝。

然而李煜看完谏书只说了一句：“此敢死士也。”不以罪论之。虽嘉其忠勇，却依然置若罔闻，足见其浸淫之深。

一个人的特殊嗜好往往会成敌人攻击的弱点，后主终于因佞佛而付出了亡国的沉痛代价。

南唐之亡，虽为大势所趋，但也与后主的信佛不无关系。

据宋咸《笑谈录》云：“李煜有国日，樊若水与江氏子共谋。江年少而黠，时李主重佛法，即削发投法眼禅师为弟子，随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凉寺，号曰小长老，凡国中虚实尽得之。先令若水走阙下，献下江南之策，江为内应。”

这段说的就是李煜迷恋佛教被敌人钻了空子。宋派来一个叫樊若水的人假扮成僧侣，名号“小长老”，获得了李煜的信任和重用，暗地里从事“间谍”、“卖国”活动。

据说宋师兵临城下之时，后主依然在礼佛听经。

《十国春秋·南唐后主本纪》记载：“长围既合，内外隔绝，城中惶怖无死所。后主方幸净居室，听沙门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楞严圆觉经》。”

历史悠悠，往事如东逝水。已无法得知当时的李煜是在祈求佛祖帮他退兵，还是继续在佛教的世界里，逃避现实祈求往生。

又据《十国春秋·小长老传》记载：“金陵被围，后主召小长老问祸福，对曰：‘臣当以佛力御之。’乃登城大呼，周回数四。后主令僧俗军士念救苦菩萨，满城沸涌。未几，四面矢石交下，复召小长老麾之，称疾不起，始疑其诞，遂鸩杀之。”

兵临城下之时，李煜竟然相信小长老以佛力退兵之说，还要求僧俗军士齐齐念经求菩萨保佑，真是荒诞至极。这些记载虽多出自野史丛谈，但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

佛力终于难挽南唐灭亡的命运，然后后主似乎并没有因此丧失对佛祖的崇信。在城破被俘之后，李煜乘船被押往汴京，“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赞念久之，散施缗帛甚众”。自身已沦为俘虏，犹且礼拜佛祖，施舍众生。看来，李煜一生确实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煜的仁义纯真源自佛教，而佛教却不能帮他治国安邦。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是出于家庭的影响，二是由于国事的衰危，三是因为个人性格和经历的缘故。

深远的家庭宗教信仰的影响、国事的衰危给李煜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以他懦弱的性格去佛学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求借佛教以为麻痹和排遣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李煜曾自剖心迹曰：“孤平生喜耽禅学，世味澹如也。先帝弃代时，冢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怀。自割江以来，屈身中朝，常恐获罪，每想脱屣，顾无计耳。”

这段自述应该是发自肺腑，真实可信的。

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机诈，其父辈们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害的景象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令他对政治颇为厌恶，而生活中，爱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分离等等，也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情感打击。那强烈感受到的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促使他更加信奉佛教以求解脱。

李煜如此信奉佛教，对他的文学创作也深有影响。他有钟隐、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隐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等名号。这些名号既见于史书的记载之中，也留存于他流传下的丹青题笔之上。

从这些名号中，我们不难读出李后主的厌世心理及其中所折射的佛教思想。以“隐士”、“隐者”、“白莲”、“莲峰”等词为号，不难看出他对现实的厌倦情绪，以及向往如莲般出淤泥而不染的佛界思想。

然而李煜到死也没有参透人生的禅理，看不透这世间的得与失，放不下人间的情与爱。

参禅之人本应摒弃六尘烦恼，顿悟万法本空的佛理，他却无法做到心“空”净明。虽然李煜前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空”之佛理，如“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秾丽今何在？飘零事已空”，“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之句，但是他却无法放下这些痛苦，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超脱。

到了后期，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对人生、世事均有切肤之痛的体验。这种痛楚他更放不下，日日品味孤独，思前尘，忆往事。日日梦回故国，其悲伤的情怀更甚。因此，他此时的词作中多次出现“梦”字。如：“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在梦中，曾多少次与佳人相逢，曾多少次流连凤阁龙楼；梦醒时分，却依旧是“帘外雨潺潺”、“三更滴到明”。梦中愈是辉煌，醒后愈是惆怅。梦里越美好，现实越冷峻。梦里、梦外的巨大反差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他不止一次地慨叹世事无常，万事皆空，时时吟咏往事如烟，念念不忘人生如梦。然而他离“空”尚远之又远，因为放不下才无法让心灵腾空，才有始终那么多愁、那么多梦在纠缠。

李后主终究达不到佛教所要求的“勤断诸爱见，便归大圆觉”的绝情弃爱、六根皆净的境地。因此我说，他的佛缘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