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诗歌一个男儿身杨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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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发展像一条长河,上游的每一颗水滴对下游都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唐诗的产生,与齐梁诗歌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形成了一种诗体,进而成为一种诗风,这种诗风注重声律,平仄协调,音韵铿锵,对仗工整,是中国诗歌史上格律诗的开端,也成为唐朝格律诗的先声。而说到齐梁诗歌,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种诗歌体裁:宫体诗。宫体诗以流行于梁朝太子萧纲的东宫而得名,其特点是“伤于浮艳”,(《梁书·简文帝本纪》)其内容和文风,颇有点现在的下半身写作的味道。它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写来写去关键词只有一个:女人。经常是从美人头上的发簪一直吟咏到美人的鞋底方才罢休。如简文帝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独处怨》等诗歌莫不如此,以至于后面的《咏娈童》,描写达官贵人玩同性恋的乐趣,就更让人恶心了。上有好之,下必从之,由于太子殿下以及一帮文士的提倡,宫体诗就成为影响一百多年的诗歌主流。《隋书·李谔传》说当时的诗“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王勃十四岁入朝为官,而杨炯更是九岁就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见上章注)及第,被授予校书郎官职。也许是由于年少得志,杨炯为人也恃才傲物,他曾经讽刺当时的朝臣为“麒麟楦”,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你看玩杂耍的艺人,把画着麒麟样子的布蒙在驴身上,翩翩起舞,待到结束,把布拿下来,驴子还是驴子,并没有变成麒麟。由于他出言无忌,得罪了许多人,于是被找了个借口,贬到梓州当司法参军。

杨炯在诗歌上的性格和他在官场上的性格一样,也是锋芒毕露,绝不妥协,当听说四杰的排名自己在第二的时候,他说:“吾愧在卢(照邻)前,耻居王(勃)后。”宰相张说曾经说,杨炯文思如泉涌,比卢照邻强,也不亚于王勃。更重要的是,杨炯对当时流行的齐梁诗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自觉担负起了改革文风的重任,王勃去世之后,杨炯在为他作的《王勃集序》中说,龙朔年间以来的诗歌,只会从小处入手,雕章琢句,……毫无风骨可言,更无刚健气象,希望能改革这种弊端,以光大诗歌的事业。(“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于是,杨炯在诗人们还沉迷于石榴裙下的时候,从楼台亭阁走出来,走向了高山,走进了大漠,走进了更广阔的天地,更广阔的人生,用自己的诗歌,为后人杀出了一条血路,这条血路,指向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隘,指向不可攀登的蜀道,指向雄浑的大海,指向真正属于唐诗的境界。

从 军 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跃马疆场,建功立业,似乎是男儿心中永远不会磨灭的梦想,中唐的李贺曾不无感慨地长叹:“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此诗一洗齐梁诗歌的脂粉气,于初唐诗歌的绮靡中横空出世,塑造了一个投笔从戎、出征边塞的书生形象。战火烧到国都附近,书生毅然废书从军,一个“自”字,表现的是男人的血性,壮士的豪迈,这与莺莺燕燕春春的宫体诗人,自不可同日而语。颔联写将军领兵出征,直捣敌人巢穴;颈联避免直接描写战场,而是从画面(凋旗画)和声音(杂鼓声)两个细节下手,描写了战事的激烈,也表现了战士们的勇猛;而末尾的结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更是出语不凡,斩钉截铁,铿锵有力。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说: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王国维认为,气质、神韵,乃至于技巧、细节,其实都是派生的,只有境界才是根本,作诗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人生最怕的就是境界狭窄,气象狭窄,居于井底往往还自得其乐,寻章摘句,如同庄子笔下的鹌鹑麻雀,满足于在树丛中飞翔(枪榆枋而后止),却还嘲笑高飞的大鹏,认为后者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庄子感慨地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里的知与年,其实也就有境界的含义在里面。而拥有大境界者,才能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走出凡庸和狭小,走入宽广和宏大。

杨炯和其他三杰,用自己的主张和诗歌为唐诗打开了境界的大门,使唐诗终于走出了贾宝玉脂香粉浓的大观园,走入了盛唐气象,于是,经过宫体诗的波折之后,杨炯用自己的诗歌重新还给了唐诗一个男儿身,也还给唐代三百年诗人一个男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