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发展像一条长河，上游的每一颗水滴对下游都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唐诗的产生，与齐梁诗歌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形成了一种诗体，进而成为一种诗风，这种诗风注重声律，平仄协调，音韵铿锵，对仗工整，是中国诗歌史上格律诗的开端，也成为唐朝格律诗的先声。而说到齐梁诗歌，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种诗歌体裁：宫体诗。宫体诗以流行于梁朝太子萧纲的东宫而得名，其特点是“伤于浮艳”，（《梁书·简文帝本纪》）其内容和文风，颇有点现在的下半身写作的味道。它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写来写去关键词只有一个：女人。经常是从美人头上的发簪一直吟咏到美人的鞋底方才罢休。如简文帝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独处怨》等诗歌莫不如此，以至于后面的《咏娈童》，描写达官贵人玩同性恋的乐趣，就更让人恶心了。上有好之，下必从之，由于太子殿下以及一帮文士的提倡，宫体诗就成为影响一百多年的诗歌主流。《隋书·李谔传》说当时的诗“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王勃十四岁入朝为官，而杨炯更是九岁就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见上章注）及第，被授予校书郎官职。也许是由于年少得志，杨炯为人也恃才傲物，他曾经讽刺当时的朝臣为“麒麟楦”，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你看玩杂耍的艺人，把画着麒麟样子的布蒙在驴身上，翩翩起舞，待到结束，把布拿下来，驴子还是驴子，并没有变成麒麟。由于他出言无忌，得罪了许多人，于是被找了个借口，贬到梓州当司法参军。

杨炯在诗歌上的性格和他在官场上的性格一样，也是锋芒毕露，绝不妥协，当听说四杰的排名自己在第二的时候，他说：“吾愧在卢（照邻）前，耻居王（勃）后。”宰相张说曾经说，杨炯文思如泉涌，比卢照邻强，也不亚于王勃。更重要的是，杨炯对当时流行的齐梁诗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自觉担负起了改革文风的重任，王勃去世之后，杨炯在为他作的《王勃集序》中说，龙朔年间以来的诗歌，只会从小处入手，雕章琢句，……毫无风骨可言，更无刚健气象，希望能改革这种弊端，以光大诗歌的事业。（“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于是，杨炯在诗人们还沉迷于石榴裙下的时候，从楼台亭阁走出来，走向了高山，走进了大漠，走进了更广阔的天地，更广阔的人生，用自己的诗歌，为后人杀出了一条血路，这条血路，指向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隘，指向不可攀登的蜀道，指向雄浑的大海，指向真正属于唐诗的境界。

从 军 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跃马疆场，建功立业，似乎是男儿心中永远不会磨灭的梦想，中唐的李贺曾不无感慨地长叹：“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此诗一洗齐梁诗歌的脂粉气，于初唐诗歌的绮靡中横空出世，塑造了一个投笔从戎、出征边塞的书生形象。战火烧到国都附近，书生毅然废书从军，一个“自”字，表现的是男人的血性，壮士的豪迈，这与莺莺燕燕春春的宫体诗人，自不可同日而语。颔联写将军领兵出征，直捣敌人巢穴；颈联避免直接描写战场，而是从画面（凋旗画）和声音（杂鼓声）两个细节下手，描写了战事的激烈，也表现了战士们的勇猛；而末尾的结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更是出语不凡，斩钉截铁，铿锵有力。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说：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王国维认为，气质、神韵，乃至于技巧、细节，其实都是派生的，只有境界才是根本，作诗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人生最怕的就是境界狭窄，气象狭窄，居于井底往往还自得其乐，寻章摘句，如同庄子笔下的鹌鹑麻雀，满足于在树丛中飞翔（枪榆枋而后止），却还嘲笑高飞的大鹏，认为后者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庄子感慨地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里的知与年，其实也就有境界的含义在里面。而拥有大境界者，才能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走出凡庸和狭小，走入宽广和宏大。

杨炯和其他三杰，用自己的主张和诗歌为唐诗打开了境界的大门，使唐诗终于走出了贾宝玉脂香粉浓的大观园，走入了盛唐气象，于是，经过宫体诗的波折之后，杨炯用自己的诗歌重新还给了唐诗一个男儿身，也还给唐代三百年诗人一个男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