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首先是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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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折射的其实是世风。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暖风熏得游人醉”的齐梁只能诞生娘娘腔的永明体诗歌了。大唐帝国建立之后,唐太宗几乎是凭借本能指出,全新的帝国需要全新的诗歌为之增光添彩:“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帝京篇》)他认为要改变齐梁颓废绮靡的诗风,把诗歌由靡靡之音变为雅音正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太宗自己,写出的诗也经常是“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这种诗与南朝那些跟着皇帝起哄的诗人所作,几乎毫无区别。(《唐之韵》)而他手下的大臣们,高贵的地位限制了他们真实感情的流露,再加上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于是其诗作大多也秉承了齐梁之风,因此,唐初的诗风仍然是轻薄婉媚的。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就是上官仪,即后来权倾天下的风云人物上官婉儿的祖父,他的诗歌“以绮错婉媚为体”,由于他位高权重,一时成为当时诗风的领军人物,这种诗风也就被称为“上官体”。

面对遍及全社会的下半身写作,真正的智者,需要的不仅是清醒的头脑,更是过人的胆略,因为凭一己之力与整个社会抗衡,下场可能是很悲惨的,但是,这又是成为智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智者首先是觉者。

陈子昂就是这样的智者。当人们都还沉浸在齐梁的颓废绮靡中的时候,他在一篇文章里面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这篇文章如战场上的第一声鼓声,为整个战役奠定了宏伟的基调,又如天空中的一道闪电,划开了颓废的阴霾,露出湛蓝的天空。这篇文章就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在这篇文章里,陈子昂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兴寄和风骨。兴寄就是诗歌应该有所寄托,而不能无病呻吟,更不能堕入下流庸俗的泥淖;而风骨则是直指当时诗歌的娘娘腔风气,并且把汉魏时的建安风骨拿来作为诗歌的榜样。的确,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潇洒和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迈,也许才是医治当时“人人眼角都是淫荡,人人心里都有鬼胎”(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诗风最好的良药。

傅雷先生在《〈贝多芬传〉重译本序》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

我相信,当陈子昂写《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时候,心中怀着的是和傅雷先生同样的信念。他不惮于前驱,一意孤行,愿以呐喊来扫清五百年来诗歌的积弊,在这个矮小的四川汉子的身上,凝聚的是超越了凡俗的勇气和精神。于是,杨炯旗帜鲜明地批驳当时的诗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而陈子昂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英雄们互相呼应,终于宣告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

多年以后,诗圣杜甫在拜谒陈子昂故居时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元稹更是感慨地说:我刚学写诗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正好有人给我看了陈子昂的《感遇诗》,我激动地反复吟诵,当天就仿照写了《寄思玄子诗》二十首,拿给亲友看,令他们“深相骇异”。

就这样,一个觉悟的智者,开启了一个时代,带领着后代的无数智者走进了一个辉煌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