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辉煌被安史之乱的鼙鼓声敲得粉碎，中唐则在内忧外患中踉踉跄跄前行。虽然有过唐宪宗“中兴”的昙花一现，但是帝国的衰败已经成为定局。

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

——《唐纪》六十

司马光指出，晚唐在宦官专权以及藩镇割据等痼疾的影响下，已经成了一架破烂不堪，随时可能散架的牛车，衰亡已经不可避免。

中唐以后，唐代宦官专权就已经愈演愈烈，肃宗的贴身宦官李辅国竟声称皇帝老老实实待在宫里就可以了，国事可以交由他一人处理。（大家但居禁中，凡事有老奴处置）到后来，宦官权势竟然大到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宦官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仇士良一生曾弑二主、杀一妃和四位宰相，贪酷暴虐二十余年，恩宠不衰。文宗时，皇帝和李训、郑注等大臣谋诛宦官，结果走漏风声，宦官反败为胜，大肆诛杀大臣，竟造成朝野一空，无人理政的局面，这就是有名的“甘露之变”。

虽然从八世纪开始，帝国就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但是对尾大不掉的节度使们却是无可奈何。839年，全国人口统计一共有五百万户，这是唐朝后半期的最高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没有包括河北的任何数字”。（《剑桥中国隋唐史》）当时的藩镇，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到昭宗时期，这些独立王国就已形成：大顺二年（891年），王建建立前蜀国，景福元年（892年），杨行密建立吴国，景福二年（893年），钱镠建立吴越国，王审知建立闽国，乾宁三年（896年），马殷建立楚国……对他们，朝廷根本奈何不得，中央的诏令，更像是一次次只能自己欣赏的行为艺术，连起个象征的作用都有些勉为其难。

李泽厚先生认为，唐代经济在安史之乱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帝国仍然处在安定繁荣的阶段：“所有这一切都与众多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进入或造成一个新的社会上层有关。”（《美的历程》）然而到了晚唐，藩镇割据使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官位紧缺，朝中要职又为朋党以及有权势者占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机会很少。少数士人即使幸而中举入仕，也很难像中唐的韩愈、白居易等人那样，凭他们的文才进入政治机构上层。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人尽管仍然眷念朝廷，关心时政，怀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终。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使晚唐诗人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即来。韩柳元白提倡的“文以载道”在晚唐更像一个黑色幽默，因为“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生活经常是事与愿违。皇帝并不那么英明，仕途并不那么顺利，天下也并不那么太平。他们所热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沉浮、市朝倾轧”。（李泽厚《美的历程》）

衰世中生活的诗人，是无法再如前辈一样，歌唱出自信雄浑之音的。因此，晚唐的诗歌总给人以萧瑟衰飒的感觉。即使是咏史，也与前代不同：盛唐咏史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与渴望，中唐咏史则多表达对中兴的希冀，而晚唐的咏史，则更像是帝国衰亡的预言，如杜牧《泊秦淮》就是把当下听到的音乐比作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用诗歌直接宣告了一个伟大的王朝的灭亡。

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的极度失望，诗人们的目光已经由外在的现实退守到了内心。与盛唐相比，“时代精神已经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中”。（李泽厚《美的历程》）于是，杜牧悄悄吟唱“轻罗小扇扑流萤”，李商隐悲歌“蜡炬成灰泪始干”，温庭筠执着于“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韦庄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盛唐的豪迈已经不再，这绝非诗人蓄意，而是时代精神使然。当对功业的期待随着国家的衰败而逐渐淡漠时，唐诗的江山也由雄伟宏大转入了尖窄狭小。而这种审美情趣，并不属于气魄宏大的唐诗，却为另外一种美丽的诗歌吹响了前奏曲，这种诗歌，就是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