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一 货殖传 第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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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僣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僣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柄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昔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荡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再散分与贫友昆弟。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称陶朱。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史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顿用盬盐起,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蠃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籴千钟,薪槁千车,舩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口敖>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蘖曲盐豉千合,鲐鮆千斤,鮿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急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崏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憙,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魋结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陽、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陽,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孅啬,家致数千金,故南陽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丙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周人既孅,而师史尤甚,转毂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贾,过邑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师史能致十千万。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陽张长叔、薛子促訾亦十千万。莽皆以为纳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陽,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遍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斌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

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貣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隃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僣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夏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白话文】

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马夫、门丁、更夫,他们在爵位、俸禄、供养、居住、车马、服饰、棺椁、祭祀、养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级规定,下级不能僭越上级,卑贱者不能超过高贵者。惟有这样,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于是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洼地等不同的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要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鱼;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农历匕月前,不能到小路边上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裹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然后,士农工商各自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产业,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这样,并没有对于民间人力和物力的额外征发,而远近地区财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说:“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变化,辅助天地的所宜,教导万民从事生产,”“生产各种财物,用于各个方面,制成各种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这是圣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这个意思。《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是不许杂居的。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议论仁义,工匠在官府裹相互议论技巧,商人在市场上相互议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相互议论农事。他们从早到晚从事一种职业,不会见异思迁。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即便不严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纵使不劳苦也能学会本领。他们各安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见到奇异和华丽的物品,因为不适于他们的习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好像西北地区戎族、狄族和东南吴越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不能融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充足而没有争夺。于是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讲礼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造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国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鲁庄公违反周礼在其父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红。鲁国大夫臧文仲违反周礼,把柱顶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画上水藻。鲁国的世卿季氏竞在家庙用八佾奏乐舞蹈,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竟唱着《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这种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追逐利欲的活动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义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富人用丝绸来装饰房屋、墙壁,犬马吃粮、食肉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布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虽然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情,以记载人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兵围困在会稽山上时,才任用范蠡、计然佐理国政。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会整顿防务;知道何时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东西的价值。把时间变化与货物供求的关系搞清楚,那么,对于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时就预买船只以备涝,水灾时就预办车辆以备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越国奉行计然的政策,治国十年,国家大为富裕,用重金奖赏战士,终于向吴国报了仇,洗刷了会稽被围的耻辱。范蠡感叹说:“计然的计策有十条,越王衹用了五条就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既然能用来富国,我也想用来富家。”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认为陶邑处在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交易货物非常便利。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运用智巧取利,择人放债,债务不须追讨即可收回。所以善于生财致富的人,一要能够择人,二要善于把握时机。朱公在十九年裹,三次赚来千金,两次分给了那些穷朋友和远房兄弟。后来年老体衰,听凭子孙们作主,子孙们都能继承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贯。所以,后世人们谈论富翁时,没有不称誉陶朱公的。

子贡在孔子那裹学业有成之后,回到卫国做官,又在曹国和卫国之间经商生财。在孔子的七十个高足弟子当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颜渊却穷得箪食瓢饮,住在狭陋的小巷裹。子贡高车驷马,随从骑士前呼后拥,带着束帛厚礼出使诸侯,所到之处,与国君分庭抗礼。可是孔子却夸奖颜渊贤明而讥讽子贡,说:“颜回的学问差不多接近了圣道,虽然囊中经常匮乏,但乐在其中。子贡不受教命,经商生财,揣度是非,侥幸得中罢了。”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时,李克为相,致力于指导农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却喜欢观察不同时期市场的物价变化,所以他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讲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节省穿戴,与管事的家僮奴仆同甘共苦,捕捉发财时机就像猛兽凶禽搏取食物那样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说:“我经商谋利就像伊尹、吕尚图谋国事,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一样。所以,凡是智慧够不上同我这样随机应变,勇气不够坚决果断,仁义而不能正确取舍,强悍而不能坚守原则的人,虽然想学习我的生财之道,我也始终不会告诉他。”大几天下讲论经商生财之道的人都以白圭为祖师。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人郭纵靠炼铁和铸造铁器积聚家业,财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乌氏赢经营畜牧业,等牲畜繁殖众多时,就全部卖掉,搜购奇巧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回赠给他价值十倍于所献物品的牲畜,所给牲畜多得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下令给乌氏蠃以封君的待遇,按规定时间同大臣一道入宫朝见。

巴郡的寡妇名字叫清,她的祖先发现一座丹砂矿,几辈人一直独享开矿的收益,家财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她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位贞妇,待之以宾客之礼,特地为她建了一座女怀清台。

按照秦汉时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征收租税,一般是每年每户二百钱。千户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万钱,朝见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锁赠等费用都靠遣二十万钱开支。百姓中的农夫、工匠、商贾等人,家有一万钱,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万钱财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更徭、租赋都从逭里面开支,这样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欲望都能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所以说,陆地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沼泽养猪二百一十口,陂塘养鱼千石,山中种植成材大树干棵。安邑地区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株栗树;蜀、漠、江陵有千株橘树;淮北、荣水之南,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蔌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园;以及在郡国万户名城近郊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千亩栀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凡是这样的人家,都和千户侯同样富有。

谚语说:“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这就是说,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四通八达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销售酒千瓮、醋酱千缸、浆水千坛,宰卖牛、羊、猪千头,售米千钟,柴草千车,船只千丈,木材千幢,竹竿万根,轺车百辆,牛车千辆,漆饰木器千件,铜器三万斤,没上漆的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两千只,僮仆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丝絮、捆布三万斤,采缎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合,海鱼、刀鱼千斤,小杂鱼千斤,咸鱼三万斤,枣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毡毯千条,各类果菜千种,高利贷钱千贯。经纪人调节物价贵贱,贪心的商人,厚利滞销,获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销,获利十分之五,他们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户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趟国时,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俩推着小车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点余财,就争着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迁徙到近一点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县。衹有卓氏家说:“葭萌县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婚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有它充饥,老死也不会挨饿。那裹的百姓很善于经商,做买卖方便。”于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临Ip,全家人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裹开矿炼铁,铸造铁器,妥善筹划盘算,精心经营,和滇、蜀地区的人做买卖。富裕到家有奴仆八百人。平时钓鱼游猎,快乐得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也经营冶炼铸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少数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两家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成都人罗裒家财达到万万。当初,罗哀到京师经商,自己随身带有将近一百万钱,他为平陵人石氏掌管钱财。罗裒为人强悍有勇力。石氏的资财稍次于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亲信罗裒,给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经商,几年以后,谋利一千多万钱。罗裒拿出其中一半贿赂曲陽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仗他们的权力,把剩余的一半贷给郡国,没有人敢欠他的账。他独占经营井盐的利润,一年所获利润是资本的一倍,于是大发其财。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从事冶炼铸造业。秦灭魏国,将孑L家迁徙到南陽。孔氏大力经营冶铸业,又规划农田水利,车骑前呼后拥,交游诸侯,趁机与各诸侯国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闲公子”的美号。可是他的盈利超过花费的本钱,赚的钱多于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家中积累的财富多达敷千金,所以南陽一带经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鲁国人风俗节俭,丙家更为突出。丙氏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万万钱。可是他家从父兄到子孙都遵守一条家规:弯腰要有所拾,抬头要有所取,一举一动都要有利可图。他家放贷,做买卖遍及各郡国。邹、鲁一带的人因为受丙家影响的缘故,有很多人抛弃文学而经商牟利。

齐地风俗贱视奴仆,而刀闲却喜欢看重奴仆。凶悍狡诈的奴仆,人们都感到头痛,惟独刀闲收留他们,派他们经营鱼盐商贾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门车马成队,交结郡守国相,而刀闲对这样的奴仆更加信任。刀闲终于靠他们的力量,积聚起数千万钱财。所以奴仆们说:“与其出外谋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仆。”意思是说刀闲能使豪奴个人富有而让他们为自己尽心竭力。刀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人姓伟有资产五千万钱。

周人本来就够节俭吝啬了,师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动数以百计的车辆,满载货物到各郡国经商,无所不至。洛陽地处齐、秦、楚、趟的中心,富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往往路过洛陽而不入家门。能使用这类人,所以师史赚钱多到十千万。师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王莽时,洛陽人张长叔、薛子仲家产也多达万万钱。王莽任命他们都为纳言士,想效法漠武帝的做法,可是没有能得到任用他们为官的益处。

宣曲县任氏的祖先,做过督道地方的仓库管理员。秦朝败亡时,地方豪杰都争着夺取金银玉器,惟有任氏窑藏仓库的粮食。楚汉相争于荣陽时,农民无法耕种,粮价涨到每石一万钱,结果豪杰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发财致富。富人竞相奢侈,而任氏却不摆有钱人的架子俭朴度H,大力经营农田畜牧。人们争购便宜货,任氏却偏爱买价贵质高的东西。他家富有延续了好几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规规定:不是自家种田畜养得来的东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许饮酒吃肉。因此,任家成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并得到皇上的尊重。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时,衹有桥桃得以达到有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盐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遇了三个月,吴楚七国叛乱被平息。一年之中,毋盐氏就获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为关中的富豪。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贾,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墙、田兰最为富有。韦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财万贯。前面这些富有者衰落以后,从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间,京师长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县的樊嘉、茂陵县的挚纲、平陵县的如氏、苴氏,长安县卖丹的王君房、卖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资财的人家。樊嘉有钱五千万,其他人的财产都上万万。王孙卿拿钱财供养士人,与雄才俊杰交往,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束市令。

上述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别突出的富翁。至于其他郡国的富人兼业专利,并通过贿赂而显赫于乡里的,多得不可胜数。因此,秦杨因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贩卖动物油而成为县邑的首户;张氏靠卖酱发财,生活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质氏靠磨刀发家,列鼎而食;浊氏靠卖肉干起家,侍从的车骑前呼后拥;张里凭藉医马致富,击钟而食;他们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级制度的规定。但是他们通常还都是固守自己的事业,一点点地积累盈利,逐渐发家致富。至于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齐人刀闲,他们公然占有山川、铜铁、鱼盐市场的收益,运筹谋划,上同帝王争利,对下专有平民的生业,他们都陷入了违法、奢侈、犯上的邪恶。更何况那些通过盗墓、赌博、抢劫、犯法奸诈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发、雍乐成之流,他们依然和善良的人齐齿并列,不受惩罚,这是败坏风俗,损伤教化,导致社会大乱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