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外有两个华表，传自唐尧时代。“华表”最初是道路牌，后来有人在上面议论政治得失，渐渐成为制度，称为“诽谤木”，是最早的自由言论工具之一。既然是议论得失，难免人之常情，是议论过失为主。

当时识字率很低，有能力在诽谤木上书写的，只有少数的精英，所以唐尧还有一个“敢谏鼓”，想提建议的可以击鼓，不识字的也可以用，估计也只限于上层人物。

到了周厉王后期（公元前845年左右），住在国都里的人们纷纷议论厉王的过失。召公虎跟厉王说：“百姓受不了君王的命令了！”厉王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命令一个卫国的巫者监视指责自己的人，一旦发现，就要杀掉。之所以是巫者，因为当时巫、史都是国家的文化精英。

国都里再也没有人敢说话，厉王很高兴，跟召公说：“你看！我能止住谤言，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

召公就提出了著名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理论：“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严重。河水堵塞冲破堤坝就会伤人，百姓也像河水一样。治理河水，要疏导使它畅通；治理百姓，要开导他们，让他们把话说出来。”

厉王觉得自己掩耳盗铃很成功，根本听不进去召公的话，结果三年之后，大家一起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

大约五百年后，邹忌的妻、妾、客人都说自己比城北徐公漂亮，可他自己觉得自己完全比不上，因此睡觉的时候也放不下这件事，辗转反侧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妻子是因为偏爱自己，妾室是因为害怕自己，客人是因为有求于自己，所以都说自己比城北徐公漂亮。

于是他去求见齐威王，指出威王受到宫妇、左右、大臣和百姓的蒙蔽，齐威王是个聪明人，下令：“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受上等奖赏；书面规劝我的，受中等奖赏；在公共场所指出我的过失（谤议于市朝），使我听闻的，受下等奖赏。”

过了一年之后，尽然已经达到想找茬都找不到的地步，燕、赵、韩、魏等国纷纷示好。

常常有人把周厉王止谤和齐威王纳谏放在一起比较，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

其一，齐威王的时代，已是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外部竞争者的存在，使治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名臣良将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来挑选效忠的君主，没有太多的国家概念，因此相对而言，纳谏和宽容是比较容易的，也因为宽容环境的存在，当时士人肆无忌惮的议论政治，这才出现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

反观周厉王的时代，离武王灭商已有二百年，商纣亡国的故事早已没有威慑力。周天子的威信还在，纵观四邻，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对手。

周厉王不过是止谤，到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就令“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于厉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时候，诽谤就转义为诋毁中伤、诽谤之罪了。

始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将来还有人以唐尧“诽谤”之意引蛇出洞，以他始皇“诽谤”之意一网打尽，极尽汉语之妙用。

所以，在一个竞争的时代，宽容是多少的问题，在一个缺乏竞争的时代，宽容就变成有无的问题。中国第二次百家争鸣出现在民国时期也是同样的道理。

宽容，靠得绝对不是单纯的理念，而更多的依赖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平衡。

第二，齐国历来是富饶之国，工商业发达，相对而言，商人不太关注什么政治倾向、道德主张，讲究实用主义，缺乏原教旨主义，这使得齐国的宽容气氛相对较强。

齐国和鲁国各有一个特色建筑，所谓特色建筑，比如黄金台，一听就知道是燕国的。齐国在临淄创办了稷下学宫，允许自由讲学。鲁国有一个两观，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于天安门，一般的诸侯国只有一观，鲁国因为周公旦的缘故，有东西两观，和周天子齐平，后来孔子杀少正卯就是在东观之下。这两个特色建筑代表了两种极端：商人和道德家、思想自由和专制。

位处交通要道的郑国也有一个特色建筑，乡校。乡校，当时乡间的公共建筑，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场所。大概每个诸侯国都有，但只有郑国的出了名。

原因是子产执政郑国时，郑国人喜欢在乡校扎堆，议论执政者的得失成败，这也是诽谤木的意思。

公元542年，郑国大夫然明跟子产说：“把乡校毁掉，如何？”

子产回答说：“为什么要这样？人们早晚干完活聚集在一起，讨论执政的得失。他们喜欢的，我就推行，他们厌恶的，我就改正，他们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过尽力做好事来减少怨恨，没听过依仗权势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可以制止言论，然而就像堵塞河道一样危险。大决口一来，伤人必多，我也挽救不了，不如开个小口因势利导，我听见议论也可以当作良药。”

然明自愧不如。孔子听到后评论说：“以这些话来看，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子产死后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他是古代传下来有仁爱的人。”

这种宽容的理念，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郑国地处大国之间，商业发达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