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强秦统一六国之前，为综合百家、统一思想而纂成的一部政治、历史、文化学术论着，也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

《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并特别标出："《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史记》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之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并详细说明了《吕氏春秋》撰辑的起因、过程和主旨："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为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日《吕氏春秋》、布咸陽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补一字者，予千金。"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势力日衰，秦国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明显优势。由诸侯争雄，进而实现天下归一，已是大势所趋。春秋末年以来出现的儒、墨、道、法、陰陽、纵横、兵、农等诸子百家各执一端，自持一术，竞售于世，相互争斗，已经不符合趋向统一的时代要求。兼合百家，"齐万不同"（《吕氏春秋·不二》，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创立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条件已初步形成。这正是《吕氏春秋》成书的社会历史背景。

但是，《吕氏春秋》并没有完成新创独立思想体系的任务，而只是将各家思想进行了一番拼凑和揉合。所以，该书的突出特点就表现为"杂"。清代学者汪中代毕沅为《吕氏春秋》所写的序文，作了详细而公允的评议："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其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

然而，《吕氏春秋》兼取镑家学说时，并非全无选择，在调和折衷之中，也有所偏重。高诱在《吕氏春秋》注的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从总体来看，《吕氏春秋》在宇宙观和人生哲学方面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揉合各家学说，在社会政治观和教育思想方面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合各派主张。《吕氏春秋》全书160篇，其中集中谈教育问题的有四篇，即：《劝学》、《尊师》、《诬徒》、《善学》；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谈论音乐及音乐教育者有七篇，即：《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基本上都是儒家的作品。汪中十分肯定地说："《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其它各篇中凡与教育思想有关的篇章，也多出自儒家学者之手。如：《至忠》、《忠廉》、《孝行》、《下贤》、《高义》、《上德》等篇。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就全书而言，对墨家多所责难，但在论述教育的数篇中又多次肯定墨子，书中孔墨对举的赞辞见于《当染》、《尊师》、《不侵》、《谕大》、《慎大》、《顺说》、《贵因》、《高义》、《博志》、《有度》、《务大》，竟达11处之多。《吕氏春秋》明显倾向于偏爱道家，但道家主张"绝圣弃智"、"拒师非学"显然与儒家思想相牴牾，因而被舍弃了。

《吕氏春秋》纂辑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统治经验，探讨统治策略。其论及教育也着眼于此。

（一）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疾学"、"善学"

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学派都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学记》将儒家的这一传统思想集中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吕氏春秋》正是吸取和发挥了儒家的这种精神，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巨大作用。

《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人人都应当"疾学"，就是说对学习要有强烈的紧迫感，从而全力以赴地勤奋学习。它认为，人不学则不知理义，"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劝学》）。这正是儒家"人不学，不知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吕氏春秋》进一步指出，圣人也是疾学而成的；无论何人，只要肯于疾学，都可以成为显士名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劝学》）。它列举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典，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厘，"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尊师》）。这正和荀子说的"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皆可以为禹"的思想完全一致。

可贵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不经过学习训练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固有的机能，"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尊师》）。以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经过学习训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来论证教育的作用和学习的必要性，这是很新颖的。

《吕氏春秋》对教育的作用和学习的必要性，作了一个简单明确的结论："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尊师》）。这就是说，对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个人来说，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吕氏春秋》在强调教育作用和学习必要性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善学"。"善学"的关键是"用众"，就是要善于取众之长，补己之短。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善学》篇又名《用介》。它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善学》)。要做到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必须端正对人的态度，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而不能只看别人的短处和缺点。缺点再多的人，也总有某些长处，值得自己学习，"无丑不能，无恶不知。丑不能恶不知，病矣；不丑不能，不恶不知，尚矣。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善学》）。一个人如能博采众长，必将大有长进，超过任何有专长的人，"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善学》）。它用人所共知的事实来论证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任何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得之众也"，"夫以众者，君、人之大宝也。"（《善学》）。

取众之长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从品德修养上说，要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一是从学业提高上说，要博采众长。《吕氏春秋》本身编纂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企图吸收各家的长处，构造一个新体系。尽避它没有完成创立新体系的任务，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取镑家之长，避其所短的思想。

（二）提倡尊敬教师，教师要"尽智竭道以教"

重视教育必须从尊敬教师开始。不尊师而空谈重视教育是毫无意义的。《吕氏春秋》明确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尊师》）。它根据史实和传说列举出古代的"十圣人六贤者"，说他们没有不尊师的，"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叔孙敖、沈申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即使身为天子，"入大学，祭先圣，则齿赏为师者弗臣"，也是以此来表示敬学和尊师的诚意（《尊师》）。这和《学记》中'师严而道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教师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受到社会的尊敬，是因为他尽职尽责，从事于"胜理行义"的重要工作，"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假如教师不称职或玩忽职守，不能为人师表，要想取得社会的尊重，也是不可能的，"遗理释义。……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所以说，"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当然，首先还是强调要尊师，只有尊敬教师，教师才能"尽智竭道以教"（《尊师》）。

《吕氏春秋》认为，教育的成败取决于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教师善教，学生善学；教师热爱学生，学生尊敬教师，做到"师徒同体"、"师徒同心"。在师生关系问题上，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善教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善学的学生；教师热爱学生，才能赢得学生的尊敬，也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师不能令于徒"（《诬徒》）。

《吕氏春秋》深刻指出了不善教的教师的种种表现。主要有四点：第一，"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陰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就是随心所欲，毫无原则，喜怒无常，一意孤行；第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就是自己有失败或过失，不肯自我批评，刚愎自用，坚持错误；第三，"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欧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阿谀谄媚权势者，不管其德才如何，千方百计地讨好奉承；第四，"弟子居处修洁，身壮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妬而恶之"，对才学出众，品貌兼优的学生加以压制、嫉妬。结果学生深受其害，学业由此败毁、道术由此荒废（《诬徒》）。这样的教师当然不可能获得社会和学生的尊敬。善教的教师"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结果学业由此而章明，道术由此而大行，教师也必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爱戴、尊敬和支持（《诬徒》）。在这里，《吕氏春秋》揭示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师生同体。才能密切师生关系，"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相反，师徒相与异心。就会互相结怨生厌，因为"人之情，恶异于己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诬徒》）。总之，对教师来说，要求视徒如已；对学生来说，则要敬业尊师，这样才能做到师徒同体同心，亲密无间，这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核心问题。

《吕氏春秋》对如何尊师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观驩愉，问书意，顺耳目，不逆志，求所谓时，辩说以论道，不苟辩"（《尊师》）。学生能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就是对教师最大的尊敬。其次，对教师要讲礼貌，"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尊师》）。最后，对教师的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细心照顾、周到地服侍，"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絮，善调和，务甘肥"（《尊师》）。同时还要从事各种劳务，给教师以必要的帮助。这些要求在细节上不一定完全妥当，但其基本精神还是可资借鉴的。

《吕氏春秋》认为，尊师的基本要求还是在学业和品德方面能够遵循师教。"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纳）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尊师》）。这些思想显然是吸取荀子的主张而加以发挥的。

（三）注重音乐教育，提倡"和乐"，反对"侈乐"

《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八篇专门论述了音乐，这是在先秦文献中保存古代音乐资料最丰富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吕氏春秋》中的乐论综合折衷着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其论音乐的起源采用道家思想为主；其论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却以儒家思想为主。作为音乐教育的主张主要是采自儒家的乐教理论。所以，清代学者汪中说，论乐诸篇，"乃六艺之遗文也"，这是很有道理的。

《吕氏春秋》首先提出了音乐的起源问题，"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萌芽始震，凝滞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大乐》）。这完全是道家"太一生万物"思想的反映，但也吸收了儒家乐生于和、生于平、生于适的思想，并将二者揉合在一起了。

《吕氏春秋》在论及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时，几乎完全采纳了儒家的主张。它认为音乐与政治、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矣。"（《适音》）。音乐起着安政事、平风俗、美人伦的作用，所以古之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十分重视充分发挥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和音乐教育是"必不可废"的，在这里，《吕氏春秋》婉转而果断地批评了墨家"非乐"的错误主张，"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吕氏春秋》在《古乐》篇详细编制了一部古代音乐的发展史，尽避它所叙述的各个时代音乐产生、发展的原因、效果等是不科学的，但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音乐发展史资料，是很值得珍视的。它指出："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古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对形成|人的品德，培养人的志趣，陶冶人的性情都有重要作用。"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慝。"(《音初》)。音乐发自人的内心，又体现着一个人的作风、志向和德操，因此，音乐对人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吕氏春秋》的这些思想显然是源于儒家，和荀子的《乐论》及《礼记》中的《乐记》的主张十分吻合。很可能它保存着早巳遗失的《乐经》的重要内容和材料。

《吕氏春秋》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认为乐不可废，也不可非。但乐"有节有侈，有正有婬"，又不可不加以区分。对于"节乐"(也就是"和乐"、"适音")和"正声"应大力提倡，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对于"侈乐"、"婬声"则应坚决废止，防止其消极影响。这一主张是十分可贵的。

（四）主张知士、爱士，提倡举贤、用贤

《吕氏春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道家思想，构造了一套治国治民的方略，其要点是：提出"治天下也必先公"，反对"家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主张"审民意"、"顺民心"（《顺民》），"忧民之利，除民之害"（《爱类》）；赞赏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思想；向往禅让制，"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圆道》）。反对世卿世禄制；实行"虚君主制"，大力选贤任能，"君也者处虚"故能使众智也"，"能使众为也"（《分职》），"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君守》）。在这些政治主张中，贯穿着贤才治国的思想，直接提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的主张（《士节》）。所以，《吕氏春秋》对举贤、用贤问题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提出了许多耐心寻味、发人深省的精辟见解。

《吕氏春秋》首先提出了得贤才的极端重要性，它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求人》），"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先识》）。国家大事，千头万绪，进贤举能，应摆在重要位置，"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其本在得贤"（《本味》），"功无大乎进贤"（《赞能》）。

要想求得贤才，必须善于知人识才。《吕氏春秋》提出："今有千里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知士》）。为了取得贤才，必须有善于识才之人，所以，"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贤人"(《赞能》)。

《吕氏春秋》提出了一套知人识才的办法，主张对人材要进行全面考察，统称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通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就是要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全面观察考验其品德、志向、学识、才能。这就是"八观六验"。所谓"六戚四隐"就是考察其在家里，邻居、亲友之中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种种表现。总之。"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论人》)。只有对人进行了全面、严格地考察，才能知人识才，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

《吕氏春秋》特别指出，必须尊重、爱护和关心人才，才能使"士尽力竭智"，充分发挥其才智。首先，必须尊重人才，"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知接》），"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本味》）。有些贤能之士往往清高孤傲，若对其冷淡、厌弃，必然失之；若给以应有的尊重，也会使其归从效力，"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下贤》）。所以，要得贤才必须给以应有的尊重。

《吕氏春秋》还提出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要善于发挥各人之长，使有一技一能者都得到施展其才智的机会，"以全举人者固难，物之情也。物岂可全哉!"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更不要只看人的小毛病，吹毛求疵，而无视其大优长，"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举难》）。这不是说小毛病也加以肯定，而是反对因小失大，压制人才。

《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它的整个教育思想有密切关系，在关于"疾学"、"善学"、"尊师"等教育思想中都贯穿着它的人才思想，而它的人才思想中也都体现了"疾学"、"善学"、"尊师"等教育思想。因此，《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还包括其它方面的内容，如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它提倡"尚德"、"高义"、"至忠"、"孝廉"、"贵公"、"贵直"、"贵信"、"去私"、"务大"、"博志"等等，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内容、标准和具体要求，也是很丰富的。此外，《吕氏春秋》中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古代农业生产知识的资料，如关于农具、作物、土壤、气象、水利、病虫害等知识和技术，值得引起重视。在推崇道家的宇宙观的若干篇章中，也透露了一些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在阐述道家"养生之道"的篇章中，也接触到某些人体生理卫生知识和体育健身的内容，这对了解古代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状况及其传授途径和方式，也是很有意义的，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