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说，这个“决心”大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它只是使我遇到痛苦时更无所谓了，在喝酒和服用鸦片剂时更无忧无虑，对能忍受的极限稍许好奇了一点，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感觉。那天晚上别的经历引起的影响要比这强烈得多。我又通读了几遍荒原狼的论文，有时是怀着感激的心情非常专注，仿佛知道有一种看不见的魔力很正确地指引着我的命运工有时又讨论文的冷静清醒持嘲弄与蔑视的态度，这篇论文似乎根本不理解我的生活所具有的特殊情调和矛盾。论文中论及荒原狼和自杀者的话尽管很好，很有道理，但那是针对整整一类人的，针对某种类型的人的，是隽永的抽象；而我这个人，我的真正的灵魂，我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命运，我觉得很难用这样稀疏的网把它网住。
    可是，比这一切使我更加难以忘怀的是教堂墙壁上的幻影或幻觉，那跳跃闪动的霓虹灯字母组成的充满希望的告示。这预示和论文的暗示不谋而合。它使我满怀希望，那个陌生世界的声音强烈地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常常一连几个钟头思考着它，把其他的事全部抛在脑后。那广告上的警告越来越清晰地对我说：“普通人不得入内——专为狂人而设！”我听见了那声音，那些世界能跟我说话，这说明我肯定是疯了，同“普通人”已经大为悬殊了。我的天啊，难道我不是早已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远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思想？难道我不是早已游离出来，成了狂人？可是我在内心深处还能很好地！听见并理解那呼唤，那呼唤要求我做一个疯子，要求我抛弃理智、拘谨、市民性，献身于汹涌澎湃的、毫无法规的灵魂世界、幻想世界。
    一天，当我又一次走遍街道广场，寻找那个身背广告牌的人，多次经过那有一扇看不见的大门的墙壁，倾听里面的动静而一无所获后，我在郊外的马丁区遇见了一队出殡队伍。送葬的人悲伤痛苦，跟着灵车缓步前进。我一边观看他们的险，一边想：在这个城市、这个世界上，谁死了对我是个损失？这个人住在哪里？这个人也许是埃利卡，我的情人；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之间若即若离，我们很少见面，不争不吵。眼下，我连她的住处也不知道。有时她到我这里来，有时我去找她，我们两人都是孤独的人，不合群，很难相处。在我们的灵魂里，在心病方面，我们有相同的地方，尽管有种种问题，但我们之间还有某种联系。不过，如果她听见我死了，难道不会松一口气，感到如释重负？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否可靠，也无法知道。人只有根据常情猜测，才能了解一点此类事情。
    我信步走过去，加入出殡队伍，跟着那些送葬的人走向墓地。那是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墓地，有设备齐全的火葬场。我们的死者没有火化，棺材在一个简单的墓穴前放下，我看着牧师和其他老滑头——殡仪馆的职工——一项一项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竭力使他们的活动显得庄严悲哀，他们照样逢场作戏，矫揉造作，显得十分卖力气的样子，不免流于滑稽。我看着他们身上的黑制服如何飘垂，看着他们怎样想方设法诱发送葬的人产生哀痛之情，迫使他们在死神的威严前下跪。可这一切都劳而无功，谁也没有哭，似乎大家都觉得死者是多余的人。谁也没有听从劝说产生虔诚之心，牧师一再称呼送葬的人为“亲爱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们”，可是这些商人、面包师以及他们的妻子都是一脸的商人气；一个个沉默不语，非常严肃地低着头，难堪做作，他们只求这使人难堪的仪式立刻结束。仪式总算结束了，站在最前面的两个基督徒兄弟姊妹和演说人握手，在最近一块草地的镶边石上路去沾在鞋上的湿泥。他们刚把死者放进湿泥。墓穴里，他们的脸就恢复了常态。突然，我看见有一个似乎曾经认识的人，对了，我仿佛觉得那个人就是当时背广告牌的，塞给我那本小册子的就是他。
    我觉得我确实认出了他，正在这时他却转过身，弯下腰，摆弄起他的黑裤子，只见他笨拙地卷起垂在鞋上的裤腿，然后夹着雨伞，急匆匆地跑了。我赶紧跟着跑上去，赶上了他，并向他点头示意，然而他却露出一副认不出我的样子。
    “今天没有消遣活动？”我问道，试图做得随便些，就像一些秘密的知情人互相示意那样，一边还向他睡眼睛。可是，自从我熟悉了这种面部表情，由于我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我几乎已经很久不会说话了。我自己都感觉到，我只是做了一个愚蠢的鬼脸。
    “晚间消遣？”那人嘟哝了一句，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如果您需要的话。就到黑老鹰酒家去吧，老兄。”
    说真的，这一来，他是否就是那个人，我倒没有把握了。我很失望，继续走我的路。我不知道上哪里去，漫天目的，没有追求，没有义务。生活有一股苦味，我觉得，许久以来厌世的感觉日益厉害，达到了顶峰，生活把我推开并抛弃了。我发疯似地在灰色城市里乱跑，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有一股坟墓的味道。可不能让这些秃鹰站在我的墓旁，这些穿袈裟发一通伤感议论的秃鹰！啊，不管我往哪里看，往哪里想，等待我的没有一丝欢乐，没有一声呼唤，哪里也感受不到一点诱人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发出一股损耗的腐朽的臭味，发出腐烂的、似乎满意又不满意的臭气，一切都陈旧、枯黄、发灰、松弛、耗竭了。亲爱的上帝，怎么会这样的呢？我原先本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青年，诗人，艺术之友，漫游世界的人，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找麻木了，我恨自己，根所有的人，一切感觉都迟钝了，我感到一种使人恼火的深深的厌恶，我陷进了心胸空虚和绝望的泥坑，然而这一切是怎样慢慢地、悄悄地来到我身上的呢？
    我经过图书馆时，遇见一位年轻的教授。以前，我曾经和他谈过几次活，我几年前最后一次在这个城市逗留时，还曾多次到他的住宅拜访，和他讨论东方神话。当时我在这一带忙得很。这位学者腰杆挺得直直的向我走来，他眼睛有点近视，我正要从他身旁走过去，他才认出我。他非常热情地朝我迎过来，我当时心境不佳，对他此举并不怎样感激。他很高兴，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让我回忆我们当时几次谈话的细节。他还向我表示，他有很多地方要归功于我的启发，他常常想念我；说，从那以后，他和同事们的讨论，还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多的启发，那么多的收获。他问我在这个城市待了多久了（我撒谎说：才几天），我为什么不去拜访他。我看着这位文质彬彬的男子，看着他那张聪慧善良的脸，觉得这场戏未免可笑，但是我却像一条饿狗那样享受这一小块地方的温暖，这一点儿爱，这小小的赞许、荒原狼哈里感动地撇嘴一笑，他干渴的喉咙里沙出了唾液，伤感违背他的意志征服了他。于是，我忙着微起说来，我对他说。我只是为了研究暂时在这里，而且身感不适，否则我早就去看他了。他恳切邀请我今晚到他家宝，我很感激地接受了邀请，并请他向他夫人致意。我说话微笑时，感到两颊疼痛，我的脸颊已经不习惯这样紧张的活动了。正当我——里·哈勒尔——站在街上，对这意外的相遇感到惊讶，受到别人的奉承心里美滋滋的很有礼貌、很热心地看着那位和蔼可亲的男子，看着他那近视的眼睛，和善的险时，仿佛另一个哈里就站在旁边，同样拧笑着站在那里，心里想，我这个兄弟多么奇怪、多么糊涂、多么会说谎，两分钟以前，他还痛恨这个可恶已极的世界，还呲牙咧嘴地向它挥拳头呢。而现在，一位可尊敬的老实人叫了他一声，很平常地向他打了个招呼，他就感激涕零，欣然领受，高兴得像一只满地打滚的小猪崽似的，陶醉在那一点点善意、尊重与亲切之中。两个哈里——两个一点不讨人喜爱的人——在文质彬彬的教授前面，他们俩互相嘲讽，互相观察，互相吐唾沫，像以往在这种情况时那样，他们都在想：这也许是人的愚蠢和弱点之处，是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抑或是一种伤感的个人主义，是没有个性没有主见、感情的污秽和分裂的特性，它们只是他个人的、荒原狼式的特性。如果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么我就可以蔑视世界，重新向这些坏事大力冲击二。如果这只是我个人的弱点，那我就有理由放纵地蔑视自己。
    两个哈里一吵，教授就几乎给忘了；突然，我讨厌他了，我赶忙摆脱开他。”我久久地看他怎样迈着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信徒的善良而有些可笑的步伐，沿着光秃的大道逐渐远去。我的内心掀起了一场大战，我机械地反复屈伸僵硬的手指，与暗地里使人疼痛的痛风病搏斗着，我不得不承认，我受骗上当了，我已经接受了七点半去吃饭的邀请，这样，、就把这次邀请连同一切客套的繁文缛节、科学的闲谈、对他人家庭幸福的观察全都承担了下来。我恼火地回到家里，把白兰地和水掺和到一起，就着水酒吃下镇痛药，然后躺到长沙发上看书。我终于读了一会儿《索菲氏梅默尔——萨克森游记》，这是一本十八世纪的图书，写得十分动人，突然我又想起教授的邀请，我还没有刮脸，还得穿衣服。天烧得，我为什么这样跟自己过不去！哈里。起来吧，放下书本，抹上肥皂，把下巴刮得血淋淋的，穿上衣服，去享受与人打交道的乐趣吧！我一边擦肥皂，一边想起墓地上的那个肮脏的土穴，今天，一位不认识的死者被放进这个墓穴。我也想起那些基督徒兄弟姊妹感到无聊而紧皱着的脸，可是我却笑不出来。那里，在那肮脏的默士墓穴里，在牧师发表愚蠢而令人难堪的演说时，在送葬人又笨又窘的表情里，在所有这些铁皮、大理石的十字架和墓碑构成的不能给人以慰藉的景象里，在所有那些铁丝或玻璃做的假花里，我觉得，不仅那位陌生人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不仅我明后天会在那里结束我的一生，在送葬人的窘态和谎言中我会被草草埋进土穴里；世上的一切都会这样结束，我们的全部追求，我们的全部文化，我们的全部信仰，我们的全部生活乐趣，所有这一切都已病入膏肓，很快就会被埋葬到那里。墓地就是我们的全部文化，在那里，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莫扎特和海顿，但丁和歌德都只不过是刻在锈迹斑斑的铁板上的黯然失色的名字，四周站着那些窘态百出、说谎骗人的致哀人，如果他们还能相信这些一度非常神圣的铁板，他们一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他们对这已经灭亡的世界哪怕能认真地说一句公平话，表示哀悼和绝望，那么他们一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可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知所措地狞笑着，在墓旁站立。我恼火地搔破下巴那块老伤口，并用盐水烧灼了一会儿，接着又把戴了不久的干净领子换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对赴约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但是，哈里身上的某一小部分又逢场作戏起来，称教授为可亲可爱的人，渴望闻到一点人的气味，渴望与人往来，一起谈天说地，回忆起教授的漂亮夫人，认为到友好的人家消磨一个晚上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振奋人心的。凡此种种促使我在下巴上贴了一张药膏，促使我穿上衣服，结上一条雅致的领带，我对自己好言相劝，打消了留在家里的愿望。同时我想，我违心地穿上衣服，出门拜访一位教授，跟他互换或多或少是骗人的假殷勤，我想，大多数人也都像我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被迫违心做事，违心生活，违心行动，他们探亲访友，聊天交谈，到机关上班办公，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被迫的、机械的、不是心甘情愿的，这些事情也可以由机器做，也可以根本不做；正是这种永远运转不休的机械妨碍他们——如同妨碍我一样——批判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妨碍他们看清并感觉这种生活的愚蠢、浅薄、可疑、毫无希望的悲哀和空虚。噢，他们是对的，这些人完全正确，他们就这样生活，演戏，追名逐利。而不像我这种脱离正常轨道的人那样反抗那些使人愁闷的机械，绝望地凝视虚空。即使我在这短短几页自述中有看不起人、嘲弄人的地方，但不要以为我要把责任转嫁给他们，我要指控他们，要让他们为我个人的困苦负责。但是，我现在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滑到生活的边缘，再迈一步就会掉进黑暗的无底深渊，如果这时我还企图自欺欺人，还说生活机械在为我运转，我还是永远运转的天真可爱的世界的一页，那么我就是在说谎，在做坏事。
    那个晚上天气挺不错。我在熟人的楼前停了片刻，仰视着窗户。我心里想，他就住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做他的工作。看书，写文章，探索西亚和印度神话之间的联系，他在做这些事情时觉得其乐无穷，因为他相信他的工作的价值，相信科学（他是科学的奴仆），相信纯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积累的价值，因为他相信进步，相信发展。他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爱因斯坦给迄今为止的思想基础带来的巨大震动（他想，这只跟数学家有关），他看不见在他周围一场新的战争正在孕育中，他认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都该憎恨，他是个善良、没有头脑的、快乐、自大的孩子，这真使人羡慕。我振作了一下。走了过去，一穿着白围裙的使女接待我，我从某种预感中准确地注意到她会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放到什么地方。使女把我带进一间温暖明亮的房间，请我稍等片刻。我没有祷告，也没有合眼略事小憩，而是听从某种想玩儿的本能，顺手拿起离我最近的一样东西。那是一幅小小的镶框的画，背后有一个硬纸片支架，把画斜支着放在圆桌上。这是一幅蚀刻版画，刻的是诗人歌德，一位性格鲜明、发式出众的老人，脸部造型非常漂亮，脸上既不缺乏那众所周知的神采奕奕的眼神，也不缺乏那一丝宫廷大臣的庄严所略略掩盖的孤独与凄楚。艺术家在表现孤独与凄楚这一特点上特别下了功夫。他成功地赋予了这位非凡的老人以克制和诚实这样一种教授的、也可说是演员的特征，同时又无损他的深度。总而言之，他把他塑造成一位确确实实很漂亮的老先生，每幢市民住宅都可以把它作为摆设。勤劳的手工艺家创作了一系列形象可爱的救世主、耶稣十二信徒、英雄、思想巨人和政治家的画，我手里这幅画大概并不比这些画更令人不适，也许只是由于这幅画画技高超才刺激了我；不管怎样，我已经受了足够的刺激，恼怒万分，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老歌德那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的形象还用预示不幸的刺耳的声音冲着我喊叫，向我指出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这里是温文尔雅的先师和民族英雄的家．而不是荒原狼的家。
    假如这时主人走进来，我也许就会成功地找出可信的借口撤退。可是进来的是他的夫人，我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我预感到大难临头。我们互相问候，不协调的事儿接壤而来。夫人祝贺我气色好，而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上次见面后的这些年里我老了很多；她跟我握手，我那患风湿病的手指一阵疼痛，我就知道我老了。然后她问我的妻子可好，我只得老实告诉她，我妻子已经离开我，我们离婚了。教授跨进房间，我们两人都很高兴。他也热烈地欢迎我。很快就表明情况是如何可笑。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这是他订阅的，是军国主义和主战派的报纸。他跟我握过手后，指着报纸对我说，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政论家，他与我同姓，也叫哈勒尔，他肯定是个讲小子，是个不爱祖国的家伙，他曾拿皇帝寻开心，他声言。他的祖国和敌国一样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这是什么混蛋！哎，这儿够他瞧的了，编辑部把这个害虫狠狠批了一通，驳得他体无完肤。他看我对这个题目毫无兴趣，我们就谈起别的问题。他们夫妻两个事先真的都没有想到，那个可恶的人会坐在他们面前，而且如此可恶的人就是我本人。当然，干吗要大声张扬，使他们不安！我暗自发笑，但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今晚我还会有什么愉快呢。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教授谈起卖国贼哈勒尔的一瞬间，我心里升起一种沮丧和绝望的难受感觉，自从目睹了那一幕出殡情景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浓郁，最后变成了强大的压力。变成了身体（下半身）感受得到的痛苦，变成了非常可怕的命运所系之感。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窥视我、有什么危险悄悄地从后面向我靠近。幸好仆人报告说晚饭准备好了。我们走进餐室。我搜索枯肠，尽力说点无关痛痒的话，问点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边说边吃，比平时吃得多，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可怜了。我不断地想，我的天哪，我们干吗要这样折磨自己？我清楚地感到，我的主人也并不觉得舒服，不管是由于我给人一种麻木迟滞的印象也好，还是他们家里本来就有不高兴的事，我觉得他们是费很大劲儿才装出这么活跃的。他们也问了我一些事情，我却无法给予诚实的答复，很快我就说了一大通谎话，每说一个字都得拼命忍住恶心。最后，为了引开话题，我讲起我今天目睹的安葬仪式。可是我的语气不对头，我的幽默一开始就让人扫兴，我们越来越谈不到一起，荒原狼嘴牙咧嘴地笑，等到了科点，我们三个人都不怎么说话了。
    我们回到先头那间屋子，在那里喝咖啡，喝烧酒，一也许这会帮助我们恢复一点情绪。但那位大诗人又映入我的眼帘，虽然他是放在旁边的五斗柜上我始终摆脱不了他，我听见内心那警告的声音，但还是把那幅画拿到了手里，开始与诗人争论起来。我完全被这种感情支配了：现在的情况无法忍受，我只有两条路，要么提起主人的兴趣，感动他们，让他们与我的话发生共鸣，要么完全破裂，不可收拾。
    我说：“但愿歌德并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你看他这副自负高贵的模样！他摆出一副架子，眼看肖像的尊敬的诸君眉来眼去，他表面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心里却非常缠绵伤感！他肯定有许多可以被人指责的地方，我也常常对这位傲慢的老头有许多不满，但是把他画成这个样子，这可不行，这也太过分了。”
    主妇再次斟满咖啡，哭丧着脸匆匆走出房间，她丈夫既难堪又气忿地开了口，说这幅歌德画像是他妻子的，她特别喜爱它。“即使您从客观上说是对的，您也不能说得这样尖刻。况且，您说的话是否对，我有不同看法。”
    “这您说得对，”我承认。“可惜，我说话总爱尖刻、好走极端，这是我的习惯，我的毛病。不过，歌德自己情绪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位可爱的、庸俗的沙龙歌德自然永远不会说一句直截了当的刻薄话。我请您和夫人原谅，请您告诉她，我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时请允许我就此告辞。”
    教授有点难堪，又提出几点不同意见，一再说，我们以前的谈话是多么有意思，多么有启发，我有关米特拉斯和讫哩
    什那的推测当时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曾希望今天也……如此等等。我向他表示感谢，说这些话自然很亲切友好，但遗憾的是，我对讫哩什那的兴趣以及谈论科学的乐趣已经消失殆尽。今天，我多次欺骗了他，比如，我来到这个城市不是几天，而是好几个月了，我独来独往，已经不适合与体面人家打交道，因为我的情绪越来越坏，又患有痛风，况且大部分时间又喝醉酒。另外，为了赶快把事情了结，而且至少离开时不再说谎，我不得不告诉尊敬的先生，他今天大大地伤了我的心。他接受了一张反动报纸对哈勒尔的意见所持的愚蠢而固执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学者的身份是不相称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军官才这么看。那个“坏蛋一，那个不爱祖国的家伙哈勒尔就是我自己，如果至少有这为数不多的有思维能力的人主张理智，热爱和平，而不去盲目地、狂热地煽动一场新的战争，这对我们祖国、对世界反而会更好一些。好了，就此告辞！
    说完，我站起身，告辞了歌德和教授，走到过道里，从衣帽钧。取下我的东西、离开了这位房子。在我的心灵深处，幸灾乐祸的荒原狼高声嚎叫，在两个哈里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很快就明白，这一个小时不愉快的谈话对我来说比对恼火的教授意义更大；他只是感到失望，生了一场气，而对我说来，这个小时意味着是最后一次失败，最后一次逃跑，意味着向讲道德的世界、向有学识的世界、向市民世界告别，荒原粮完全胜利了。这是作为逃兵和失败者的告别，在我自己面前宣告破产，这是一次没有安慰、没有优越感、没有幽默的告别。我向我原先的世界，向家乡、市民性、风俗习惯和博学告别的方式无异于患胃溃疡的人向烤猪肉告别。我在街灯下狂奔，既生气又悲哀万分。这一天从早到晚，从基地到教授家的不愉快谈话，整整一天多么索然无味，多么令人羞愧，多么凶险啊！这都为了什么？什么原因？再过这种日子，再受这种罪，难道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那么今天晚上我就结束这场喜剧吧。回家吧，哈里，快回去割断喉管！这一天你等得够久了。
    我为痛苦所驱使，在街上来回乱走。我在好人家里亵渎他们客厅里的装饰品，这太不应该了，太不体面太不礼貌了。可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温文尔雅、虚伪说谎的生活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而另一方面，看来我也不再能忍受孤独的生活，我自己的社会也已变得无比可恨，令人作呕，我在我自己的真空地狱里透不过气来，手脚乱伸乱抓地挣扎。你看，哪里还有什么出路？没有出路了。噢，父亲，母亲，噢，我那遥远而圣洁的青春之火，噢，我生活中的万千欢乐、工作和目标！这一切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了，连悔恨也都无影无踪，留给我的只有厌恶和痛苦。我仿佛觉得。好赖必须活着这一点从来没有像这个小时那样使我痛苦。
    我在郊区一家僻静的小酒店里休息片刻，喝了点水和法国白兰地，然后又像被魔鬼追逐似地在城里胡跑乱撞，穿过又陡又弯的老城区的大街小巷，穿过火车站前的广场。我闪过一个念头：离开此地！我走进火车站，凝神看了看墙上的行车时刻表，喝了点酒，试图好好想一想。我看那魔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我害怕这个魔影。这魔影就是要我回家，要我回到我的斗室中去，要我万分失望而又只能一声不吭地等待！即使我再逛几个小时，我也逃脱不了这个魔影。我逃避不了回家，我不得不回去，走近旁门，走到放着书籍的桌旁，走到上面挂着我爱人的照片的沙发旁，我逃避不了拿出刮脸刀，割断我喉管的那一瞬间。这样一幅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花怒放已怦怦直跳，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那最可怕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是和我面对死亡，恐惧万分。虽然我看不见别的出路，虽然厌恶、庸苦和绝望在我周围堆积如山，虽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我。给我欢乐和希望，可是一想到死，想到临死的最后一刹那，想到用凉飕飕的刀片切开自己的肉体，我心中便升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之感。
    我看不见有逃脱这可怕的结局的出路。今天，在绝望与胆怯之间的斗争中，如果胆怯战胜了绝望，那么明灭绝望会重新站在我的面前，而且天天如此，并已由于自我蔑视，绝望会更大。我会一次又一次地拿起刮脸刀，一次又一次地把它放下，直到最后终于下了手。与其这样，还不如今天就干！好像对一个胆怯的孩子那样，我理智地对自己这样说，可是孩子不听，他跑开了，他要活下去。我抽搐了一下，无形的力量又拉着我在城里乱跑，在我住宅周围绕大圈子，我始终想着回家，又始终延宕着。我不时留恋不舍地呆在某个小酒店里，喝一两杯酒，然后又继续逛荡，围着日的地、围着刮脸刀、围着死神绕大圈子。我精疲力竭，偶尔在长凳上、在井沿或门旁屋角的挡车石上坐上片刻，听见我的心脏在激烈跳动，擦去额上的汗，心中充满死亡的恐惧，又怀着求生的热望继续跑起来。
    我就这样一直逛到深夜，来到郊区一个偏僻的、我不太熟悉的地方，进了一家酒馆，从酒馆的窗户里传出节奏明快强烈的舞曲。我往里走的时候，看见门上挂着一块旧牌子：黑老鹰。今天，这里是通宵娱乐，吵吵嚷嚷的挤满了人，烟雾缭绕，酒气熏天，后面的店堂里在跳舞，舞曲激烈刺耳。我留在前厅，这里都是些普通的顾客，有的还穿得很破旧，而后面舞厅里看得见有一些穿着讲究、打扮标致的人。我被挤到柜台旁的一张桌子上。一位脸色苍白。漂亮的姑娘坐在靠墙的长凳上，她身穿薄薄的袒胸舞衣，头发上插一朵枯萎的花。她见我走近，便专注友好地打量起我，一边微笑着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出一个位子。
    “我可以坐吗？”我问了一声，在她身旁坐下。
    “当然可以，”她说。“你是谁？”
    “谢谢，”我说。“我不可能回家，我不能，不能，我要留在这里，如果您允许，我要留在您这里。啊，不行，我不能回家。”
    她点了点头，仿佛理解我似的；点头时，我看了看她那从前额垂到耳边的我发，我发现，那朵枯萎的花是山茶花。从那边传来刺耳的音乐，柜台旁，女招待匆匆地大声报着谁订的饭菜。
    “你尽管留在这里好了。”她说话的声音使我觉得舒服。“你为什么不能回家？”
    “我不能回去。家里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啊，不行，我不能回去，太可怕了。”
    “那就让它等着好了，你就留在这里吧。来，先把眼镜擦一擦，你都什么也看不见了。好，把你的手绢给我。我们喝点什么？喝点勃良第酒吗？”
    她给我擦眼镜；这时我才看清她的面貌。她脸色苍白，肌肉结实，嘴唇抹得鲜红，一双灰眼睛明亮有神，光光的前额显得很冷静。耳朵旁短短的播发低垂。她善意而略带讥嘲地照料着我，叫了酒，跟我碰杯。碰了杯，她低头看了看我的鞋。
    “我的天，你从哪儿来？你这副样子好像是徒步从巴黎来似的。穿这样的鞋怎么能来参加舞会！”
    我不置可否，只是笑了笑。随她说。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很惊讶，这类年轻的姑娘我向来是回避的，总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她们。而此刻，她对我的照顾时我来说却恰恰十分需要，从此她每时每刻都这样对待我。她正像我所需要的那样爱护我，又像我所需要的那样嘲讽我。她要了一份涂黄油的面包，命令我吃下去。她给我斟上酒，叫我喝，但要我不要喝得太快。接着她称赞我听话。
    “你真听话，”她鼓励我。“你不使人感到为难。我敢打赌，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从别人的吩咐了。对不对？”
    “是的，您赢了。这您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什么艺术。服从就像吃饭喝水，谁长时间缺少它，对他来说就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了。对吧，你愿意听我的话吗？”
    “很愿意。您什么都知道。”
    “你真是快人快语。也许，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你家里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什么。不过你自己也知道，我们用不着谈它了，是吧？简直是胡闹！一个人要么上吊，那么他就去上吊好了，他总有他的理由；要么就活着，活着，他就得为生活操心。哪里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片
    “噢，”我脱口喊道，“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真的，我为生活够操心的了，可一点用处也没有。上吊也许很难，我不知道。而活着要难得多！天知道，这有多难！
    “好了，你会看到，活着容易得很。我们已经做了第一步。你擦了眼镜，吃了东西，喝了酒。现在我们走，去刷一刷你的裤子和鞋子，它真该刷一刷了。然后你跟我跳个西迷舞。”
    “您看，”我赶忙大声说道，“还是我对！再也没有比不能执行您的命令更使我遗憾的了。可是，您刚才这个命令我却无法执行。我不会跳西迷舞，也不会跳华尔兹舞、波尔卡舞，什么舞也不会跳，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学过跳舞。您现在看到了吧，并不是一切都像您说的那样简单，是吗？”
    漂亮姑娘的鲜红嘴唇微微一笑，摇了摇梳着男孩发式的头。我看着她，觉得她很像我还是孩子时爱的第一个姑娘罗莎。克赖斯勒，不过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头发是深色的。不，我不知道，这位陌生姑娘让我想起谁来，我只知道，她让我回忆起少年时代，回忆起儿童时代的什么人来。
    “慢着，”她喊道。“慢着，你不会跳舞？一点不会？连一步舞也不会？而你却说，天烧得，你已经在生活中花了多大的功夫！你这就说谎了。孩子，到你这个年纪不该这样做了。嗯，你连舞都不想跳，怎么能说你已经作出极大努力去生活呢？”
    “可我不会呀！我从来没有学过。”
    她笑了。
    “可是你学过看书写字，对吧，学过算术，也许还学过拉丁文、法文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我敢打赌，你上了十年，也许十二年的学校，可能还上过大学，甚至得过博士学位，会中文或西班牙文。是不是？你瞧。可你却没有花那么一点时间和钱学几个钟点的舞！真是的！”
    我为自己辩解。“这是我父母的事。他们让我学拉丁文、希腊文，学所有这些玩意儿。可他们没有让我学跳舞，当时在我们那里不时兴跳舞，我的父母自己也从未跳过舞。”
    她冷冷地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蔑视，脸上也露出使我想起少年时代的神色。
    “是这样，责任在父母。你是否也问过他们，今天晚是否允许你到黑老鹰酒馆？你问了吗？你说他们早就死了？那就是嘛！你说由于服从，你年轻时不曾想学过跳舞，这我不管！虽然我不相信你当时是个模范儿童。可是后来呢……后来这么长的岁月你都干什么了？”
    “唉，”我坦白地说，“我自己也不清楚。我上了大学，搞过音乐，看书，写书，旅行……”
    “你对生活的看法真奇怪！你做的都是些又难又复杂的事情，而简单的东西你却没有学过？没有时间？没有兴趣？那好吧，谢天谢地，幸好我不是你的母亲。后来你就摆出一副样子，好像你已尝遍了生活的甘苦，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不行，这可不行！”
    “您别责骂我了，”我请求道。“我已经知道，我疯了。”
    “哈，得了，别给我走调调！你根本没有疯，教授先生，应该说，你太过于清醒了！我觉得，你太聪明了，真的像个教授。来，再吃个小面包！吃完你接着讲。”
    她又要了一个小面包，在上头撒上一点盐，涂上一点芥末着，切下一小块留给自己，那大半个叫我吃。我吃了。除了跳舞，她叫我做什么都行，我都会去做。服从某个人的命令，坐在他身旁，让他盘根究底地问，让他发号施令，让他申斥，倒也蛮不错。要是几个小时前，那位教授或他的妻子就这么做，我就省去许多烦恼了。不过现在这样也好，否则，许多东西也就让它溜过去了。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她突然问道。
    “哈里。”
    “哈里？是个孩子名字！你倒也真是个孩子，哈里，尽管你有些头发已经灰白。你是个孩子，你需要有人照料你。跳舞的事我不再提了。可你的头发多乱！难道你没有妻子，没有情人？”
    “我没有妻子了，我们已经离婚。情人有一个，不过她不住在这里，我很少见她，我们不太合得来。”
    她轻轻地吹起口哨来。
    “没有人留在你身边，看来你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不过，现在请告诉我，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使你这样神魂颠倒地在外头乱跑乱撞？吵架了？输了钱了？”
    这可很难回答。
    “你听我说，”我开始讲起来。“原本是小事一桩。我被人请去作客，请我的是个教授，我自己其实并不是教授，本来我不应该去，我已经不习惯跟别人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这种事我已经不会了。我刚走进房子时就感到，今天的事要砸锅，我挂帽子时就想起，过不了一会儿我就又得戴上它了。刚才说了，是在教授家里，桌子上随随便便放着一幅蚀版画，一幅讨厌的画惹我生气……”
    她打断我的话问道：“什么样的画？为什么惹你生气？”
    “噢，那是一幅歌德的肖像画，您知道，诗人歌德。可是画得不像歌德本来的样子。当然，他到底什么样子，现在的人知道得并不确切，他死了一百年了。加是现代的某个画家根据他对歌德的想象画的，这幅画使我恼火，我看着太不顺眼了。我不知道您是否听明白了我的话。”
    “毫无问题，你不用担心，讲下去好了。”
    “在这之前，我和教授的意见就不一致；他跟几乎所有教授一样；是个爱国主义者，战争期间他着实出了一把力，帮着欺骗老百姓，当然，他真以为那是好事，他是真心实意的。而我是反对战争的。嗳，不说它了，我还是往下讲吧。我根本就用不着看这幅画……”
    “你是用不着看的。”
    “可是首先，为了歌德，那幅画使我难受，我十分喜爱歌德。其次，我当时想，咳，我是这样想的，或者是这样感觉的：我现在跟他们坐在一起，我把他们看作我的同类，我想，他们也许差不多和我一样喜爱歌德，会差不多跟我一样想象歌德是什么样的人，可他们家里却放着这样一张乏味的、歪曲的、庸俗化了的歌德像，觉得它美极了，一点没有注意到，这幅画的精神恰好同歌德精神相反。他们觉得那幅画美妙无比，他们自然可以那样看，这倒也随他们的便，可是我对这些人的全部信任，跟他们的全部友谊，跟他们休戚与共的全部感情一下子全都化为乌有了。况且，跟他们的友谊原本就不深。这一来，我又恼又悲，发现我完全孤独了，没有人理解我。您懂吗？”
    “这很容易懂，哈里。后来呢？你拿起画向他们的脑袋砸过去了？”
    “没有，我骂了他们，跑开了。我想问家，可是……”
    “可是回家也没有妈妈安慰或者数落你这个傻孩子。唉，哈里。我几乎为你感到难过，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是的，我似乎自己也看到这一点。她斟了一杯酒让我喝。说真的，她对我像妈妈。可我看见，她多么年轻漂亮。
    她又开始说起来：“歌德是一百年前死的，’哈里很喜欢他，歌德当时的模样怎样，哈里想象得很美，他有权这样想象，对吧？而同样爱慕歌德、给他画像的画家倒没有想象的权利，那教授也没有这个权利，而且根本就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不合哈里的心意，他不能忍受，于是他不得不咒骂，跑开！要是他聪明一点的话，就会对画家和教授只置之一笑。要是他疯了，他就把歌德肖像向他们的脸扔过去。可是，他只是个小孩子，所以他跑回家想上吊……我很理解你的故事，哈里。这是个很可笑的故事。它让我发笑。停一停，别喝得这么急！勃民第酒要慢慢喝，喝快了使人发热。你呀真是个小孩子，什么都得告诉你。”
    她的目光像一位六十岁的家庭女教师那样严厉，那样有威力。
    “噢，是的，”我很满意地恳求她道，“请您告诉我一切吧！”
    “要我告诉你什么？”
    “您想说的一切。”
    “好吧，我给你讲一些。整整一个小时了，你听见我跟你说话都用‘你’称呼，而你总用‘您’称呼我。你总讲拉丁文、希腊文，总把事情讲得尽量复杂！如果一位姑娘用‘你’称呼，你也不厌恶她，那你就也用‘你’跟她说话好了。好了，你这又学了一点新东西。其次，半个小时前，我听说你叫哈里。我知道你的名字，是因为我问了你。你却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噢，不是的，我很想知道你的名字。”
    “太晚了，孩子！我们下次见面时，你可以再问。今天我不会告诉你了。好了，现在我要跳舞去了。”
    她做了个要站起来的姿势。突然，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我害怕她会走开，撇下我一个人，那样一切又都会恢复原状。像暂时止住的牙痛又突然折磨起人来，像突然着了火一样，在这一瞬间，害怕与恐惧又突然回到我身上。噢，上帝，我能忘记等着我的事情吗？难道情况有了什么变化？
    “等一等，”我大声恳求道，“您别……你别走开！当然你可以跳舞，你爱跳多久就跳多久，可是别离开太久了，你再回来，再回来！”
    她一边笑一边站起身。她站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她很苗条，但不高。她又让我想起那个人来…想起的是谁呢？一时又想不起来。
    “你还回来吗？”
    “我还回来的，不过可能要过一会儿才回来，过半个小时，也许过一个小时。听我说，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你需要睡眠。”
    我给她让出位子，她走了；她的裙子掠过我的膝盖，一边走一边用一面小圆镜子照了照脸，眉毛一扬，用一个小粉扑擦了擦下巴，随后进舞厅消失了。我看了看四周：周围的人我都不认识，男人们拍着烟，大理石的桌子上撒满了啤酒，到处是吵吵嚷嚷和尖利的怪叫声，隔壁传来舞曲声。她说了，我该睡觉。啊，老弟，你知道我的睡眠，睡魔到了我身上比黄鼠狼还胆怯！在这种、“集市似的场所，坐在桌边，在叮当乱响的啤酒杯之间我能睡觉吗？我呷了一口酒，从衣袋里拿出一支雪茄，看看周围谁有火柴，其实我一点不想抽烟，于是便把烟放到桌子上。她曾对我说过，“闭上眼睛”。天晓得，这个姑娘怎么生就这么一副好嗓音，这样深沉，这样慈爱。服从这声音真好，我已经体会到了。我顺从地合上眼睛，把头靠到墙上，听着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在我周围轰响，她怎么会想起叫我在这个地方睡觉，对这个想法我觉得有些好笑，决定到舞厅门旁去，向舞厅里看一眼——我该看看我那美丽的姑娘怎样跳舞——在椅子下动了动脚，这才觉得我跑了几个小时乏得要命，就没有起来。一会儿，我就忠实地执行慈母般的命令，睡着了，睡得又香又甜，而且做起梦来，这个梦比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里做的梦都更清楚、更美妙。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坐在一间旧式前厅里等着。起先我只知道，我要见一位阁下，后来我想起这位阁下是歌德先生，我要受他的接见。遗憾的是，我不是完全以私人身份来到这里，我的身份是一家杂志的记者，这真让我觉得不对劲，我不明白，是哪个魔鬼把我驮进这种处境。此外，我刚才看见一只蝎子想从我的腿上往上爬，这也使我稍感不安。我抖了抖腿，想把这只黑色的小爬虫抖掉，可我不知道它现在藏在哪里，我哪儿也不敢去摸。
    同时，我心里也不敢肯定，他们会不会由于疏忽，没有把我通报到歌德那里，而通报到了马蒂森那里，可是我在梦中搞错了，把马蒂森换成了比格尔，因为我以为致莫丽的诗是他写的。而且，我非常希望跟莫丽见面，我想象中的她长得很漂亮，纤柔，有音乐天赋，又很文静。要是我到这里并不是为那该死的编辑部办事，那该多好！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而已逐渐埋怨起歌德来，我对他突然有了各种各样的疑虑和责备。这样可能会在接见时出现一场好戏。但是，那蝎子虽然危险，也许就藏在我的贴身处，这倒也不一定就那么糟；我觉得，它也可能意味着亲切友好的事情，我觉得它很可能与莫丽有关，它可能是她的使者，或她的徽记．女性和罪孽的美丽而危险的徽记动物。这个动物不是也可能叫乌尔皮乌斯叫马？正在这时，一位男仆打开了门，我起身走了进去。
    老歌德站在那里，挺得笔直，在他那经典作家的胸前果真藏着一枚厚厚的星形勋章。他似乎一直在统治，一直在接见宾客，他身在魏玛博物馆，却控制着整个世界。因为他一看见我，就像一只老鸦那样颤巍巍地向我点头，庄严地说：“好，你们年轻人，你们大概很不同意我们和我们的种种努力吧？”
    “您说得很对，”他那大臣的威严目光使我感到浑身发凉。‘我们年轻人事实上真的不同意您的看法，老先生。我们觉得您太庄严了，阁下，太爱虚荣，太装模作样，不够诚实。而最最主要的大概是不够诚实。”
    小老头把他严厉的头微微向别动了动，他那严峻的、抿得紧紧的嘴巴放松了一点，露出一丝笑意，变得有生气了。这时，我的心突然怦怦跳了起来，因为我忽然想起《夜幕》这首诗，这首诗的字句正是出自这个人的嘴巴。本来，我在此刻已经完全被缴了械，被制服了，并且真想在他面前下跪。可我还是直挺挺地站着，听他微笑着的嘴巴说出下面的话：“噢，您指责我不诚实？这是什么话！您能不能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很愿意说明，很愿意这样做。
    “歌德先生，您像所有大人物一样，清楚地认识并感觉到人生的可疑和绝望，快乐时刻只如昙花一现，马上就会调零消逝；只有在平时受尽煎熬，才能得到感官的至高享受，您渴望精神王国，对无辜失去的自然王国也同样炽热而神圣地热爱着，因而在您来说它们两者永远处在殊死的搏斗中，永远在虚无飘渺和捉摸不定的状态中可怕地飘荡；什么事都注定要烟消云散，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有效；永远带有试验的性质，永远是肤浅表面，一知半解。一亩以蔽之，做一个人真是前途渺茫，过度紧张，万分绝望。这一切您都知道，而且您向来确信这一点，可是您的一生宣扬的却恰好相反，您表达了信仰和乐观，您自欺欺人，说我们在精神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是有意义的，能流传千古。无论在您自己身上，还是在克莱斯特和贝多芬身上，您都反对并压抑追求深度，反对并压抑绝望的真理的声音。几十年之久，您都摆出一副样子，似乎积累知识，收集珍宝，撰写，收集信件以及您在魏玛走过的全部生活之路确实就是一条使瞬间永恒化，使自然具有思想的路。而实际上，您只能将瞬间涂防腐药作永久保存，给自然罩上一层伪装。这就是我们对您提出的指责，我们所说的不诚实。”
    老枢密顾问沉思地盯着我的眼睛，他的嘴角还始终带着一丝笑意。
    然后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使我很宽诧异：“那么，莫扎特的《魔笛》您肯定也很觉反感？”
    我还没有提出异议，他就继续说道：“《魔笛》把生活描写成甜美的歌曲，像歌颂永恒的、神圣的东西那样歌颂我们的感情，虽然我们的感情并不能永久常在，《魔笛》既不同意克莱斯特先生，也不赞同贝多芬先生，而是宣扬乐观与信仰。”
    “我知道，我知道，”我怒气冲冲地喊道。“天晓得，您怎么会想起《魔笛》来的，《魔笛》是我在世界上最喜爱的东西。莫扎特并没有像您那样活到八十二岁，也没有像您那样在他个人的生活中要求持久、安宁、呆板的尊严！他不曾自命不凡！他歌唱了他那些神奇的旋律，他穷困潦倒，早早地去世了，不为世人所了解……”
    我透不过气来。我恨不得把千百件事情用十句话说出来，我额头渗出汗来。
    歌德却很亲切地说：“我活了八十二岁，这也许是永远不可原谅的。可是我因长寿而得到的快乐比您想的要小。我非常渴望持久，这种追求始终使我充实，我始终害怕死亡，并向它作斗争，这话您说对了。我相信，反对死亡的斗争，绝然地、执着地要生活下去，这正是推动所有杰出的人物行动和生活的动力。到头来人都不免一死，这一点，我年轻的朋友，我用八十二岁的一生作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同譬如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夭折一样能令人信服。如果下面这一点能证明我说得不错的话，我在这里也说一下：在我的秉性中有许多天真的东西，好奇，贪玩，乐于消磨时光。这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到，玩耍总得有个够才是。”
    他一边说着，一边狡黠地像调皮鬼似地微笑着。他的身材变高了，加呆板的姿态和脸上痉挛的严肃神情消失了。我们周围的空气里回响着音乐，全是歌德的歌，我清楚地辨认出其中有莫扎特谱曲的《紫罗兰》和舒伯特谱曲的《明月照山谷》。现在，歌德年轻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爽朗地笑起来，一会儿像莫扎特，一会儿又像舒伯特，像他们的兄弟一样，他胸前的星完全由花草组成，星的中央一棵樱草花特别鲜艳夺目。
    这老头儿想用这样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逃避我的问题和指控，我觉得不太合适，我以责备的眼光看着他。于是他向我凑过来，他那变得完全像孩子似的嘴巴贴近我的耳朵，轻轻对我说：“我的年轻人，你对老歌德也太认真了。对已经去世的老年人不能这样苛求，否则就会对他们不公平。我们不朽的人不喜欢这样认真，我们爱玩笑。我的年轻人，你要知道，严肃认真是时间的事情；我要向你透露一点：严肃认真是由于过高估计时间的价值而产生的。我也将过高估计时间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我想活一百岁。而在永仁之中，你要知道，意没有时间的；永恒只是一瞬间，刚好开一个玩笑。”
    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跟这个老头儿认真地谈话了，他快活地、敏捷地手舞足蹈起来，忽而让他那颗胸前星星中的樱草花像火箭一样射出来，忽而又让它变小，消失不见。他精神焕发地跳着舞，我却不期而然地想起，这个人至少没有错过学跳舞的机会。他跳得还真不错。突然，那个蝎子闯进我的脑际，或者与其说是那个蝎子，还不如说是莫丽，我冲着歌德喊道：“告诉我，莫丽在这里吗？”
    歌德高声笑起来。他走到桌子也，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皮制或天鹅绒做的贵重小盒，打开盒盖递到我的眼前。我看见，黑色天鹅绒上放着一条小小的女人大腿，摆得好好的，闪射出淡淡的光彩。这真是一条可爱的腿，膝盖微微弯曲，脚掌向下伸，纤细的脚趾也伸得很直。
    我伸出手，想把这条小腿拿过来，这条腿太使我喜爱了，可是正当我想用两个指头拿起它时，这个小玩意儿仿佛动起来了，我突然怀疑起来，这可能就是那条蝎子。歌德似乎看出我的怀疑，似乎这正是他的目的，他就是要让我进退维谷，看我这种既渴望得到又害怕不敢拿的矛盾状态。他把那诱人的小蝎子递到我的眼前，看我跃跃欲试想得到它，又看我怕得直向后退，这似乎让他非常高兴。他用这个可爱而危险的小东西跟我逗乐时，人又变老了，变得老态龙钟，好像一千岁，一头银丝，他那干瘪的老脸无声地笑着，带着老年人深邃的幽默独自笑个不止，笑得前仰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