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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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A君,将七十翁也;退休前任某出版社副总编。该社不大,在业内口碑颇佳;赖其慧眼识珠,推出过不少好书。

君乃善良长者,向以仁心处世待人,虽属无神论者,对特蕾莎修女则敬若女神。他的儿女都在国外成家立业了,老伴也去世了,唯他一人留在北京,住出版社分给他的一幢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老楼的三居室内,九十几平米,住得极满足。自恃身体健康,未雇“阿姨”。终日读书,写随笔、散文,钩沉往事故人,活得倒也澹淡充实,幸福指数挺高。

几年前,他的家曾是我们共同的二三好友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之处。在他书房,正面墙上悬挂特蕾莎修女大幅油画像,他请一位画家朋友为他画的,以一方精美古朴的老砚谢之,所谓各得其所。画像左右配挂条幅,乃君亲笔所书特蕾莎修女生前常说的话: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反逻辑的和自以为是的;不管怎样,都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将你最好的留给世界了,对世界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你还是要将最好的留下。”

他的书法在京城小有名气,若别人求字,每以特蕾莎语录相赠。

曾有人执意要其写孔子语录——多为官场中人。所谓“国学”在官场大热后,执该意者尤多。

他却每次都教导彼们:“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特蕾莎修女是世界的,但也应是中国的。二者的思想都是可敬的,比起来,孔子家族从王权那儿所获得好处太多太大了,简直也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而特蕾莎修女没从任何利益集团那儿沽钓过任何好处,她是一位纯粹地为世界上穷困的人们服务的人,她的一生更是不为任何个人利益竭诚努力的一生——还是写她的话吧。”

倘对方坚持己见,他竟会放下笔,正色道:“要么写特蕾莎修女的话,要么算了,只能请你原谅我驳了你的面子。”

有几次我也在场,眼见他将对方搞得怪难堪的,待对方走后,忍不住劝他何必那么认真?

他却说:“我太讨厌奉迎之风了,俗不可耐。”

他对自己的人生如此评价:“一件害人的事也没做过,给人世间留下了几本好书而已。”

A君称得上是难得的好邻居。那幢六层老楼没电梯,一星期一次,他定期搞楼道卫生,二十几年从未间断,四季如常。他家住三楼,既不但每次从六楼认真扫到一楼,还用拖布拖。拖一遍,至少换三桶水,有时竟拖两遍。他所住的那个单元,楼道总是干干净净的,楼梯扶手更是一尘不染。而另外四个单元的楼道,则脏得近乎垃圾楼的楼道了。那幢楼原本住着两个事业单位的人家,老住户或将房子卖了,或租出了,后搬入的人家都拒绝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扫费(从前每月十元,后来也不过每月二十元)。没专人清扫,也不是每个单元都有一位他那样的义务清扫工,自然就脏。脏得实在让人看不下眼去的时候,由街道干部强迫着,才一家出一个人来一次大扫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户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种时候每锁上门,全家大小遛弯儿去了,等大扫除过后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户,即使住对门同时开门见着了也不说一句话,便根本都不在乎给对方留下怎样的印象。或许,还都想给对方留下这么一种印象——别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谁?几次大扫除后,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气,见着了不拿好眼色瞪对方。对方也还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门槛以外的卫生关我什么事?下次我家还没人,你管得着吗?气死你!仿佛,要证明自己正是那种不管自己怎样,别人那都必须包容自己的人。结果便是,互相嫌恶。这使街道干部们很头疼、很无奈,因为有关方面经常检查社区卫生。怕受批评,后来干脆由街道出一笔钱,每两个月雇人打扫一次那幢楼的楼道。虽然如此,A君仍充当着义务清扫工,他难以忍受两个月才打扫一次的楼道的卫生状况。

某日我去他家,恰见他在拖楼道,也恰见一对青年男女自上层楼下来,都往楼梯上吐瓜子皮。

我说:“年轻人,怜悯一点儿老同志行不行?快七十岁的人了,拖一次楼道不容易……”

不待我的话说完,男青年顶了我一句:“有人逼他做了吗?”

我再说不出话来,一对年轻人冷面而过。

A君却责备我:“你多余说那么几句,他们是租房住的,房租又涨了,他们压力大,应该像特蕾莎修女说的,原谅他们。”

进了他家,各自坐下,他又说:“单元门一关,我就当我们这个单元的人家都属于一个大家庭。不管买下了房子的,租住的,主要家庭成员都是忙人、累人、有压力的人。就我是闲人,也没什么压力,搞搞楼道公共卫生这种事由我来做责无旁贷,全当健身了。”

我说:“你可以写份告知书贴楼道里,要求别人起码能尽量保持一下楼道卫生。”

他说:“不是没那么想过。转而一想,觉得不好。”

问:“为什么觉得不好?”

他说:“确实也没人逼我做啊。何况街道上还雇人每两个月打扫一次。我心甘情愿地做是一回事,可如果以为自己因而就有权要求别人怎样怎样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又无话可说了。

去年年初,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A君摊上官司了,成了被告了,而且基本上是原告胜诉了。

愕问详情,方知——住他楼上的一户人家七十六岁的老太太,在自家门外跌了一跤,大腿骨折。而那老太太的五十来岁的儿子,认为是由于A君刚刚拖过楼道,使水泥地面太湿,因而才导致自己的老娘滑倒了。人家说有自家小“阿姨”可做证,给了他两种选择——或一次性赔偿十万元,彻底私了;或等着上法庭。

A君的常识提醒他,私了往往后患无穷,只得选择了当被告。

而法官认为——楼道没有探头,故无铁证足以证明,老太太之跌倒确与A君拖湿了地面有关;但也没有铁证足以证明,A君拖过的地面并非多么的湿滑。所以,从逻辑上不能排除有其可能性。又所以,此案只能依据逻辑关系进行判决,小“阿姨”的证言作为参考。

结果是——A君须为老太太支付一半也就是两万三千余元的人道主义住院医疗费;老太太没参加过工作,她儿子也没为她缴纳过医保,故本案不能不本着同情弱者的司法精神进行判决。

A君没上诉,他预料上诉也肯定还是那么一种结果,认了。

我说:“我见过他拖楼道啊,他每涮一次拖布,都会用戴胶皮手套的双手将拖布拧得很干呀。”

那位朋友在电话里说:“可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嘛!”

发生了那件事后,A君再也不敢拖楼道了,也完全丧失了以前住在那里的好心情。这是必然的,他根本无法对那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以及那小“阿姨”硬装出若无其事的友好如常的样子;而那老太太的秃头大脸一副刁民形象的儿子,每次见到A君也总像A君仍欠他一大笔钱耍赖不还似的。此种关系已非谁原谅不原谅谁的问题。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帮不上A君任何忙,孔子也帮不上。毕竟,A君达不到特蕾莎修女那种崇高的心灵境界,也算不上孔子所谓的君子。

他只不过是一个好人而已。

春节后,好人A君与我们几位朋友相聚时告知,他做出了人生中破釜沉舟的决定——也将房子卖了,大部分钱存上了,用八十几万在一处环境优美的郊区买了所漂亮的小农家院。不久,他搬去那里住了。

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三位朋友,便都打算去看望他。约来约去的,拖到7月初才终于成行。

A君胖了,气色佳。

那地方依山傍水,果是好去处。离某处部队医院颇近,只消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他的新家不再仅仅是家,而可以说是“家园”了,因为有了不小的院子。他是喜欢养花的人,斯时院子里的树花已开过了,一花圃草花却开得烂漫,散紫翻红,美不胜收。

我们都叫不出那是什么花。

A君说是七彩茉莉,虽属草本,气温若不低于零下10℃,则可挨过冬季,其根不死,来年春夏仍可奉献红花绿叶。

A君的心情分明地又好了,其言其行显得更加热爱生活了。我们都看得出来,与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有关。

那女人五十来岁,衣着得体,快手快脚,做事麻利,当年定有几分姿色,如今还是挺经得住端详的。

A君称她“玉华”,说她是风景区的临时勤杂工,他搬过来后需要一个照顾自己的人,在风景区偶然认识了她,问她愿不愿成为照顾自己的人,而她表示愿意,于是从风景区的集体宿舍搬到这个小院里来住了。还说她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女儿特出息,在北京一家外企做翻译。她愿有自己的一份自由生活,所以不进城去投靠女儿。

“这院里原本只有树,没有那些七彩茉莉,她知道我喜欢花以后,用风景区的花籽在院子里种出来的。我喜欢花,她会种花,我俩缘分不浅吧?”

我们也都听得出来,他俩不只缘分不浅,关系也已不浅。

我们三个在A君那里住了一夜。

晚饭是玉华做的,她厨艺不错,却不就座,像服务员似的,将我们每一个照顾得都很周到。

第二天上午我们告辞时,A君搂着玉华的肩,站在院门口目送我们的车开走。

一个朋友在车上说:“也忘了问玉华是哪个省的人了。”

开车的朋友说:“操心太多了吧?”

我说:“他有一天肯定会请咱们喝他俩的喜酒。”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份从某国寄来的邮包。自忖并不认识彼国的什么人,甚怪。拆开,竟是A君所书特蕾莎修女之语录,曾挂在他家那两幅中的一幅,还有一瓶治萎缩性胃炎的药和一封信。

信是A君在那一国家定居的儿子代他写给我的,而他因精神受了大刺激,正在那一国家接受心理治疗。

读罢信,方知A君经历的官司,竟有起伏跌宕的下文:

先是,那老太太的两个女儿,因家产分配不均,求助于电视台的调解节目,希望她们的弟弟能回心转意,与她们重新分配家产——两个姐姐的说辞是,父母老宅的动迁补偿款,几乎被她们的弟弟独吞。一部分买了城里的房子(因而曾与A君成了同一幢老楼的同一个单元的邻居),另一部分不知去向。两个姐姐指斥弟弟,不但挟持母亲与己同住,而且拒绝为老母用动迁补偿款补交医疗保险……

那当弟弟的于现场勃然大怒。

调停失败,闹上了法庭。

既闹上了法庭,便干脆都撕破了脸,亲情殆尽,变为互憎,都恶语攻讦。

两个姐姐怒斥她们的弟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反逻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向善于搅浑水、恶人先告状的人——为了表明她们的话是有根据的,她们揭发了他如何收买小“阿姨”做伪证讹诈A君的劣迹。由于涉及前案判决的公正与否,法庭传唤了那小“阿姨”。慑于法庭的威严,小“阿姨”供认不讳。那老太太的儿子又勃然大怒,反咬一口,咒言小“阿姨”被自己的两个姐姐收买了。小“阿姨”大呼其冤,亦声泪俱下地控诉他多次奸淫过自己……

总之是你咬我来我咬他,当庭打起了连环口架。

便不得不休庭了。

小“阿姨”无处栖身了,亦怕因做伪证被追究法律责任,潜回到她母亲也就是A君后来的住处去了。

A君一见到那小“阿姨”,自是骇然万分,而“玉华”对他说过的种种谎言,不攻自破。

那母女俩跪地乞求原谅。

A君虽不忍当即驱逐,亦不敢与她们在那小院里共度一夜,只得住到附近的宾馆去了。经彻夜思考,决定予以原谅。但回到小院后,那母女俩已不知去向。她们盗走了他的存折以及某些她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连特蕾莎修女的油画像也只剩被破坏了的框子了。

这是必须报案的。

第二天那母女二人就被抓捕到了。

第三天法院的同志也找到了A君,告知他,他有要求结案重审的权利。

他放弃了那权利。

但他也不愿继续在那小院住下去了——尽管那正是七彩茉莉盛开怒放、小院芬芳四溢的时候。

他已没了再一个住处。

好在有护照。于是,锁了院门,在宾馆住了下去,出国申请一经批准,便到某国投奔儿子去也。

另外两位朋友也收到了邮包——内有另一条幅或特蕾莎修女的油画像。

我们三个用短信互发了一通感慨,以后各忙各的,渐渐地,似乎都将远在他国的A君给忘了。

今年7月,A君又开始联系我们。

他说他不会在别国常住下去,还是要落叶归根的。但也不愿一回国就住进养老院——请我们替他去看看,他那第二处家怎么样了?

我们某日清早驱车前往,到时八点多钟。头天晚上刮了半夜的风,那日无雾霾,蓝天白云,阳光灿灿。

一位老友掏出他寄来的钥匙开院门,锁心已完全锈死,哪里还扭得动呢!

驾车的朋友取来车上的救生锤,将锁砸落。门的合页也几乎锈住了,我们差不多是撞门而入。

但见满院七彩茉莉开得葳蕤,一片连一片,一丛傍一丛。除了一条铺砖窄道,凡有土壤的地方全被那花们占领了。铺砖窄道也只能容人侧身而过,开满花朵的花枝,从左右两侧将其遮掩了。几棵树的树干,皆被五彩云霞般的花朵“埋”住了半截。

一院落鲜花开得令人目眩,浓馥香气使人沉醉。

竟难见杂草野蒿的踪影,真是太奇怪了!

一个朋友困惑地说:“怎么会这样?”

我说:“去年是暖冬啊。”

另一个朋友说:“它们原本就是这院落里的多数,种子集中于此,院外又以水泥地面为主,杂草野蒿的种子不太容易被风刮进来。即使刮进来了也是少数。多数排挤少数,当然便会如此啦!”

我一时陷入沉思,觉得自己的头脑之中太应该产生出来一点儿比“去年是暖冬”更值得一说的感想了,却又一时产生不出来。

便只有呆住着。

2016年8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