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且限于文化知识分子，即自身所学专业及后来乃至终身职业与文、史、哲领域密不可分的一类知识分子。

科技知识分子是另一类人。除了在人类处于科学知识蒙昧的时期，这一类人的发现、发明、创造曾与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尺度产生冲突，因而受到迫害——在历史的多数时期，他们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性质的当局所愿倚重的人，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大抵会使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当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过来。故他们的人生，通常不致过于可悲。这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事实，无须赘言的。

这里谈的“转基因”，与崔永元与方舟子之间争论是非的“转基因”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以比喻。他们争得特别激烈之时，有记者要我表态，我拒绝了，由于当时我对“转基因”食物的知识完全空白。现在，我也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故可以表态站在崔永元一边了。入口之物无小事，危害与否尚不明确的东西，当然以慎食为好。

言归正题——仅举蔡元培、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例，浅析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之群体的思想“基因”的守与失，试看我们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成色的嬗变。

一、1940年蔡元培逝后，国内曾有报道言及联合国亦表示了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国教育事业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认为对于教育落后的国家有示范性的作用。未经核实，姑且存欤。但以上两点确合事实，当无争议。

这里且不谈他的贡献，单论其德。

当年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非寻常哀悼），颂其“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以上恳词包含以下诸意：

蔡元培是一位“士”，其“士”的精神磊落坦荡；

他是一个为主义而鞠躬尽瘁的人，他推行的自然是三民主义；

他在人格方面，具有极其本色的而非企图靠作秀赢得的强大魅力，即使反对他的人也由衷折服。

所以全国不分政治派别，“万流景仰”。

冯友兰认为他“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

儒家文化论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全部内容，无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躯，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志不可夺也”，“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道”——这些中国古代关于君子的标准，在蔡元培人生的不同阶段，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

冯友兰由是称赞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

傅斯年的评价更全面些，他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鲁迅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正因其具有“不择壤流”，兼容并包之襟怀，连辜鸿铭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不肯做官的蔡元培托病离朝，回到家乡兴办新式学堂，先后主办、创建了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稽山中学、嵊县剡山书院、南阳公学。1902年，创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民校。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谦谦君子而研制炸药，每欲以文人之躯换清廷大佬之狗命——想来真真令人心疼。

今日之国人，特别是青年，若对鲁迅知之甚多，对蔡元培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实在是不应该的，也实在是知识方面的遗憾。

同在绍兴，同在一条街上，鲁迅故居车水马龙，蔡元培故居门可罗雀，可谓国人一大羞耻也。

蔡元培者，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文化知识分子中的孙逸仙啊！

世负斯人！世负斯人！

若有青年读了我此书，且又去了绍兴，我劝你们也前往蔡元培故居参观。比之于鲁迅故居，那里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于鲁迅，蔡元培则尤可崇敬也！

你们若果去了，勿忘代我深鞠一躬。

你们须知，你们中人所津津乐道的近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师级的文化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受到过蔡元培人格与精神的感召的！

二、关于鲁迅，我以为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所作之序中的评语，甚为中肯：“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之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这实际上等于替泉下的鲁迅辩了“带病态的人物”这一贬识。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蔡元培推崇备至：“蹊往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鲁迅生前，对是同乡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讥讽。其逝后，蔡元培毫不计较，诚受其夫人重托，两个月内遍阅鲁迅遗著，潜心析思，方落笔墨，足见他的人格之可敬绝非虚名。

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每将其与胡适相比较，以拔高他的伟大。此种比较之法的失当之处在于，仿佛胡适很矮小，只可做伟大之鲁迅的陪衬人。我年轻时深受此种比较的影响，深信不疑。后来读书渐多，始觉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将鲁迅与郭沫若相比较，结果一次又一次产生这样的印象——鲁迅与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却曾十分地近似过。

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乃因鲁迅是格外赞赏尼采的。

尼采的所谓哲学，在我看来，无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来，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众生的。他几乎一切都反，包括对宗教也乏敬意。但却从不以文字或语言冒犯德皇——因其母亲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泽及其身。仅此一点，作为“哲学家”便甚不靠谱了。

鲁迅赞赏尼采的文学，不引也罢。

其杂文《这样的战士》中，有几行字是：“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心窝。”

在《复仇》二篇中，鲁迅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对看客们的极强烈的憎恶，不，那其实是憎恨，因极厌恶而极强烈的与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这是鲁迅那个时代几乎唯他独有的一种痛苦。他憎恨别人的悲运变成看客围娱的现象，自己却往往陷于同样境况。

然而，无论我们对鲁迅多么理解，都难以否认他有思想特别偏激的方面，如他对中国历史、中国字以及中医全面而彻底地否定的言论。

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左”，那么他与尼采可算是“国际战友”；而与郭沫若，则可谓是思想上的“同志”，尽管他们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并包的范围；1949年后，郭的“左”的激昂优越感逐年炽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属同一阵营的人都是他必带头欢呼的，而且往往也亲自口诛笔伐。

故，到“文革”时期，死了的鲁迅的语录，也有殊荣被印成“小红书”，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广为流传；活着的郭沫若的表态，往往意味着是代表中国全体文化知识分子宣告立场了。

两个互无好感的人，因他们思想中的“左”的共同点，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鲁迅，那是完全无奈的，因为已无法抗议了。

在郭沫若，却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于自我证明，后来出于趋利避害的“明智”。

鲁迅的“左”是由衷的、刚烈的、宁折不弯的，无丝毫取悦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极其鄙视利用的勾当和情愿被利用的伪态。

所以鲁迅在人格上与许多别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左”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鲁迅之“气象”，宝贵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终结于中国某些70年代文化知识分子身上了；不那么可取的方面，却反而似乎成了后人身上的“基因”现象……

三、相对于鲁迅，胡适一向被大陆的历史定义为近代以降“右翼”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

这么定义自有其道理，因为连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都不曾是过一日，并且一向“效忠”于国民党。

确乎，在国共两党之间，胡适是选边站的。

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却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陆，那么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选择去了美国，于是上了“战犯”名单，且排名极为靠前。

姑且不论他的政治立场选择之对错，单论其历史作用与人格美点，我以为周、胡二人身上实在是有诸多相同之点。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那么胡适就不是了吗？肯定应该说更是的吧？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汉字能在中国较容易地达到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以现代汉字创作出越来越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能将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人人读起来轻松流畅的中文读本，是不是应该对胡适心怀感激呢？

那在当年也是一件骂声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对千夫指，甘为孺子牛”呢？只不过他做得相当淡定，未曾“横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与志同道合者们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党派、阶级，功在国家与民族的。

胡适是有奴颜和媚骨的吗？

当然也是丝毫没有的——他与蒋介石之间一向以诤言、逆言平等讨论问题的自尊自重的态度，足以说明此点。

他虽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他于“国统”时期，一再大声疾呼民主、法制、言论自由、人权平等，难道不也等于是在不遗余力地传播进步思想吗？

与鲁迅的四处树敌相反，胡适是团结每一个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连瞧着他大不顺眼的辜鸿铭，他也不愿与其真的形成交恶关系，而且最终辜鸿铭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团结了——因为辜鸿铭在他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坏人。

当时及以后曾有某些人士贬损胡适“是个大乡愿”，在我这儿，视为“訾嗷”蔡元培的同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我认为此评恰当，毫不过分。

但我更喜欢徐复观评胡适的——“一个伟大的书生”。

此“书生”在社会学的主张方面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但又与坚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的两位高级领导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友谊深焉。

他之反对暴力革命纯粹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而非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李、陈二位逝后，他将对他们的真挚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出版的书上。

他“书生”到写信劝毛泽东解散共产党的武装，以不流血的参与议会斗争的方式对抗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一党专制，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当然是天真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不流的只会是国民党的血，许多共产党人却肯定会肝脑涂地。

他也很反感蒋介石搞党天下，反对“剿共”，认为共产党当然不是“匪”，而是国民党的公开的，有政治纲领、组织系统和军队的“政敌”而已；所以国民党不但应该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还应划分给共产党至少一个省，任其搞共产主义试验——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权力效仿。

因为他是一个影响力“伟大”的书生，而且又是由于真性情驱使的真天真，国、共两党才都不忍心灭他。

他也真的愤慨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才纷纷投奔共产党，拿起枪来反抗！”

他也会天真得相信谣言，见报上说共产党入川后“大开杀戒”，致使几十万人头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国民党拯救四川，“该出手时就出手”——待明白自己上当了，复而对共产党人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共产党逐渐拥有了大陆，天下定局分明，他却偏要忠于他的政治主张一条道走到黑。

国民党退至台湾，他也不跟随求安，于是“流亡”于美国。

蒋介石请他去台湾出任“科学院”院长，一向清高的他反而去了。

他的想法是——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正可利用你对我的利用，做我最想做的弘扬文化民主之事。

已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了；也一再名列国民党的黑名单榜首。

他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却终生无怨无悔。

大陆大张旗鼓地批他，他坦然面对。

蒋介石其实也巴不得他早点儿死，他也完全猜得到。

但他对两边任何一边都绝无屈膝之态。

这是否称得上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当然的！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蔡元培、鲁迅、胡适，他们其实有着一样的骨质，并列于同一人格高度——不同的是他们的性格和思想主张。

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一定要以“君子”风范立人做事的。

而鲁迅不愿做“君子”——如绝不行小人勾当和反感成为人格榜样——这乃是由于他之甚缺兼容并包的襟怀和长期纠缠他的“憎恨的痛苦”所决定的。

他们都是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侥幸存在的人物。

胡适的千年唯此一“书生”的文化“气象”也是不可复制的——以我的眼看来，中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胡适那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识分子们身上不会再现特征。

四、关于郭沫若，便没有多说的必要了。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基因”，在中国当下及以后几代文化知识分子身上，将还会是特征之一，由不同的人对当官（其实大抵是当管文化知识分子的官）这件事的不同感觉而决定体现得明显与不明显。普遍规律是，官位越高，特征越鲜明。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之素质还是进步多了的，表现如下：

1．凡需表态（除非事关国土完整、国家分裂与否），都更愿以低调为好。高调的、激扬文字的、哗众取宠意图分明的表态，已基本上为文化知识分子所不耻。偏演此技者，定遭同类侧目。

2．倘同类又上什么名单，落井下石者鲜见矣。即或其言行的确与自己之见解或主张相左，也只不过表示遗憾而已。若并未被要求表态，则大抵沉默。趁机充当棍棒，采取诛心之法，置同类于雪霜之境以博青睐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鲜闻。并未绝种，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滤掉具体语境，对某同类之发言断章取义，归纳成“黑话”，匿名或实名向有关机构打小报告，目的在于表忠取宠的现象也少了。我从青年时期便深受此种现象之苦，极厌之。如今此现象也并未完全消除，但同类之间的出卖确已被公认是卑鄙行径了。工作性质的汇报却还是常态——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只有理解万岁。有的话别当人家面说才好，你说了，使人家为难。不汇报，人家失职，可能要被问责；汇报了，人家觉得对不起你。所以须懂事。这点道理，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分子开始认同。

在胡适们的时代，文化知识分子们最为关注的乃是民族与民权问题。民生虽哀鸿遍野，文化知识分子们发声的重点倒不在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国情，不同时代的文化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甘愿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权——中国之文化知识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么也卸不下来，那么在这两方面还是有些作用可以发挥的。

写到这里，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胡适了——他们之教育兴国、法制医国，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径，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时耳。

现在之中国，当然还是需要鲁迅精神的；而我却希望蔡元培和胡适的“基因”，在自己和同类们的言行中也有所现——人格上可敬起来，话语权便更大些……

201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