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理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后来是校园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相互浸润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技。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80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融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在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癫。

这时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

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存在主义的演讲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席位：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的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情均告失败，心灵受伤，终身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贫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处的时代理解，尤其不被德国知识界理解。这种命运，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凡·高。此点最能引起中国学界和知识者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怜的成分。每导致中国学界人士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理讨论和对知识者思想者的评述方面，过分热忱地以太浓的情感色彩包装客观的评价。

这在目前仍是一种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归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学家认为是尼采“杀死”了人类的“上帝”。只不过尼采自己那样认为那样觉得罢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与在上帝无比强大的时候宣告上帝并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义决然不同的。尼采并没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敌视或判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自然“老”死的。

关于尼采的断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并非多么地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读，几天就可以读完。十天内细读两遍也不成问题。他的理论也不是多么晦涩玄奥的那一种。与他以前的一般哲学家们的哲学著述相比，理解起来绝不吃力。对于他深恶痛绝些什么，主张什么，一读之下，便不难明了七八分的。

我还是比较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哲学家这一说法的。但——他对“哲学”二字并无什么切实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诩是一位“悲剧哲学家”。

他在他的自传《看，这个人》中声称，“我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大有前无古人的意思。

这我也一并接受。尽管我对“悲剧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认一个人是演员，至于他声称自己是本色演员还是性格演员，对我则不怎么重要了。

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启超，而且是与马克思之名同时第一次提到的。这是1902年，尼采死后第二年的事。

梁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

再二年后，王国维在《叔本华和尼采》一文中，亦对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颂词，令人肃然。如，“以强烈之意见而辅之以极伟大之智力，高瞻远瞩于精神界。”并讴歌尼采的“工作”在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

又三年后鲁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抨击扫荡焉”；“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一向以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为己任的鲁迅，对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东一西，各自为战却不谋而合。

到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再次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引荐”尼采，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需要从西方借来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比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更合那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也更见容于当局。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鼓吹文化的运动，而又能自觉谨慎地将文化运动限定在文化的半径内进行，中国的一概当局，向来是颇愿表现出宽谅的开明的。因为文化的运动，不过是新旧文化势力，这种那种文化帮派之间的混战和厮杀。即使“人仰马翻”，对于统治却是安全的。对于文化人，也不至于有真的凶险。

而一个事实是，无论尼采在世的时候，还是从他死后的1900年到1915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其在德国、法国，扩而论之在整个欧洲所获的评价，远不及在中国所获的评价那么神圣和光荣。事实上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问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国，才由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们一次次交口称赞并隆重推出。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国之封建统治的历史，比大日耳曼帝国之形成并延续其统治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国是没有“知识分子”一词的。有的只不过是类似的译词，“智识分子”便是，正如马克思曾被译为“麦喀士”，尼采曾被译为“尼至埃”。

早期中国文人即早期中国知识分子。

早期中国文人对自身作为的最高愿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顶尖级别是“相”，位如一国之总理。倘官运不通，于是沦为“布衣”。倘虽已沦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为，那么只有充当“士”这一社会角色了。反之，曰“隐士”。“士”与“隐士”，在中国，一向是相互大不以为然的两类文人。至近代，亦然。至当代，亦亦然。“士”们批评“隐士”们的全无时代使命感，以“隐”作消极逃遁的体面的盾。或“假隐”，其实巴望着张显的时机到来。“隐士”们嘲讽“士”们的担当责任是堂吉诃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作秀”。或那句适用于任何人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无论“士”或“隐士”中，都曾涌现过最优秀的中国文人，也都有伪隐者和冒牌的“士”。

在当今，中国的文人型知识分子，依然喜欢两件事——或在客厅里悬挂一幅古代的“士”们的词联；或给自己的书房起一个“隐”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当今之中国，其实已没有像那么回子事的“隐士”，正如已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士”。

然而，毕竟的，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士”们的时代，不是“隐士”们获尊的时代。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准切地说，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们，确乎被封建王权、被封建王权所支持的封建文化压抑得太久也太苦闷了。他们深感靠一己们的思想的“锐”和“力”，实难一举划开几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质地绵紧的厚度。正如小鸡封在恐龙的坚硬蛋壳里，只从内部啄，是难以出生的。何况，那是一次中国的门户开放时代，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识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鉴和精神的依傍。于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张，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者们借来的一把利刃。由于他们是文化人，他们首先要推翻的，必然只能是文化压迫的“大山”。马克思与尼采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更新了一种政权的性质，人类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马克思主义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权模式，但对文化却持尊重历史遗产的态度；尼采则认为，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则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

尼采的哲学，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文化至上”的哲学，或曰“唯文化论”的哲学。再进一步说，是“唯哲学论”的哲学，也是“唯尼采的哲学论”的哲学。

“借着这一本书（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给予我的同类人一种为他们所获得的最大赠予。”

“这本书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书，是真正属于高山空气的书——一切现象，人类都是躺在他足下一个难以估计的遥远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是从真理的最深处诞生出来的；像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无不满载而归的。”

语句的不连贯难道不像一名妄想症患者的嘟哝吗？“我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说出的东西。”“这种东西（指他的书）只是给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人的。能在这里做一个听者乃是无上的特权……”“我觉得，接受我著作中的一本书，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予他自己的最高荣誉。”

“能够了解那本书中的六句话（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就是说，在生命中体验了它们，会把一个人提升到比‘现代’人类中的优智者所到达的更高的境界。”

以上是尼采对他的哲学的自我评价。在他一生的文字中，类似的，或比以上话语还令人瞠目结舌的强烈自恋式的自我评价比比皆是。而对于他自己，尼采是这么宣言的：“我允诺去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改良’人类。”“这个事实将我事业的伟大性和我同时代人的渺小性之间的悬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我得以完整地阅读尼采，我不禁为那些我非常敬仰的，中国现代史中极为优秀的知识分子感到难堪。因为，我无论如何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优秀和值得后人敬仰，乃由于读懂了尼采的一本散文诗体的小册子中的六句话。我只能这么理解——中国历史上那一场新文化运动，需要一位外国的“战友”；正如中国后来的革命，需要一位外国的导师。于是自恋到极点的尼采，名字一次次出现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文论中。这其实是尼采的殊荣。尼采死前绝想不到这一点。如果他生前便获知了这一点，那么他也许不会是四十五岁才住进耶拿大学的精神病院，而一定会因为与中国“战友”们的精神的“交近”更早地住进去……

在中国，我以为，一位当代知识分子，无论其学问渊博到什么程度，无论其思想高深到什么境界，无论其精神的世界自以为纯洁超俗到多高的高处，一旦自恋起来，紧接着便会矮小。

关于鲁迅与尼采

排除别人不提，鲁迅确乎是将尼采视为果敢无畏地向旧文化冲锋陷阵的战士（或用鲁迅习惯的说法，称为“斗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对比鲁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话语，给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我根本上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我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以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炸药。”

总而言之，尼采认为自己的“攻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超人”式的“攻击”。因而是他的“敌人”的自豪。

鲁迅：“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佩着盒子炮。他毫不乞灵于牛皮和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这样的战士将谁们视为“敌人”呢？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即使“敌人”们发誓其实自己有益无害或并无大害也不行。“他微笑着，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纵使“敌人”们友好点头也不行。因为那战士“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于是战士一次次举起投枪。战士是一定要挑战那虚假的“太平”的。

“但他举起了投枪！”

那样的战士，他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一生都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战士”，然而于他似乎终不可得。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战士”是要求太过苛刻的战士，因为几乎等于要求他视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粪土。因而鲁迅只有孤独而悲怆地，自己始终充当着这样的战士。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并确信：“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都由于鲁迅对他所处的时代深恶痛绝。而那一个时代，也确乎腐朽到了如是田地。

然而尼采真的是鲁迅所期望诞生的那一种战士吗？今天倘我们细细研读尼采，便会发现，写过一篇杂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错了人”的鲁迅，自己也难免有看错了人的时候。鲁迅认为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文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继续，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真相，只不过是“吃人”二字。鲁迅要从精神上唤醒的是自己的同胞。

尼采要从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类。尼采认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类除少数智者，其余一概虚伪而又卑鄙，根本无可救药地活着。因而慈悲者、说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学者、诗人，乃至贱氓（即穷愁而麻木的芸芸众生），一概都是不获他的“改良”，便该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干净的东西。纵然少数他认为还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应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学）的洗礼。

他唯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参与战争的士兵。他鼓励一切士兵都要成为他理想之中的战士：“你们当得这样，你们的眼睛永远追求一个仇敌——你们的仇敌。你们中有许多人且要一见面就起憎恨。”“你们要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要挑动你们的战争。”“你们当爱和平，以和平为对于新的战争的手段——并爱短期的和平甚于爱长期的和平。”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发动更大的战争你们需有短暂的和平时期储备你们再战的锐气。“战争和勇敢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你们问：‘什么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们必须骄傲你们能有仇敌。”“所以你们这样过着你们的服从和战斗的生活吧！长生算什么呢？战士谁愿受人怜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祝寿时，以尼采文集之精装本作为礼物相赠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向士兵分发尼采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小册子，命他们的士兵满怀着“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的冷酷意志去征服别的国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当德国士兵那么灭绝人性地屠杀别国人尤其是犹太人时，可以像进行日常工作一样不受良知的谴责。因为“查拉图斯特拉”说：“仇恨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永远不要停止工作。”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不能归于尼采。但，一种自称旨在“改良”人类的思想，或一种所谓哲学，竟被世界上最反动最恐怖的行为所利用，其本身的价值显然便是大打折扣了。

鲁迅却又终究是与尼采不同的。鲁迅并不自视为中国人，更不自视为全人类的思想的上帝。鲁迅固然无怨无悔地做着与中国旧文化孤身奋战的战士，但他也不过就视自己是那样的一个战士而已。并且，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却连那样的战士也不是的，只不过是这俗世间的一分子。

鲁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这样形容自己：“我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亩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虽深知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是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

鲁迅这一种自知之明，与尼采的病态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

鲁迅有很自谦的一面。尼采则完全没有。非但没有，尼采甚而认为自谦是被异化了的道德，奴性的道德。他那一种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体现。

鲁迅是时常自省的。尼采则认为自省之于人也是虚伪丑陋的。仿佛，因为他拒绝自省，所以他才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神完人，并且一再地声明自己的身体也是健康强壮的。所以他，只有他，才有资格这样写书：《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我的书是——“一部给一切人看而无人能看懂的书”……

鲁迅是悲悯大众的。尼采不但蔑视大众，并简直可以说仇视大众。他叫他们为“贱氓”。他说：“生命是一派快乐之源泉；但贱氓所饮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他说：“许多人逃避开某地即是要逃避了贱氓；他憎恨和他们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实。”他说：“许多人走到了沙漠而宁愿与猛兽一同感到干渴，只是因为不愿同污脏的赶骆驼的人坐在水槽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