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章太炎：不懂用钱，却能挣钱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民国建立后，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为伉俪，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齐了“四色”。

革命成功，章总算有了“家室”。但他不仅“家”是租的，连家具都是借来的。全部财产，就是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老友送的贺仪，大约7000元。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朋友对他说钱多了不好携带，不如存入银行。章太炎觉得有道理，就委托其去办理。那人拿回一张存单给章，几天后，汤国梨发现只有3500元。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烂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不过，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以为一件东西就是一个价，一张钞票用一次。买东西也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章太炎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袁世凯骗到了北京，被软禁了2年多。不过在软禁期间，袁世凯还给他发了“工资”，每月500银元。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章夫人汤国梨常出门张罗钱财，有时甚至去当铺典质。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困难，章夫人汤国梨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写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有过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对中国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丛报》在清末年轻人心中的地位。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二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二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

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30期。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银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仅仅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简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讲了这么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况。

两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养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这么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个人养活，压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仅维系着大家的日常生活，还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前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另外，老友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又帮忙照顾着林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当时梁先生的儿子梁思成和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已经订了婚，正在国外留学。倘若不是梁启超，林徽因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业。

梁启超还很注意投资房产，从1912年归国之后，十余年时间在北京买下来了几处住房，都是气派的四合院，无论租与卖，都是大资产。让他最满意的房子还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三层小洋楼组成。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里写成，后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座两层小洋楼作为梁家人休闲避暑所在。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赞成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如果说康有为是民国文人中最有钱的，没有之一——估计没人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一批保皇党成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55岁的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康有为多精明的人，自然不依，联名广东缙绅十几个，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了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十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比。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都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三十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四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几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约160斤。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于1万2千银元。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70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对其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人的终结。

亦真亦幻“大槐树”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至今，这些问题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开的“历史之谜”。

“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谱作为进入“洪洞大槐树”的主要依据，当寻根者前往洪洞寻找故土时，他们的依据也是手中泛黄的家谱记载。然而，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谱和碑文中，虽有关于山西的记载，但并没有“大槐树”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阳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载：“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随后，“洪洞”开始在家谱中出现，如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讳义，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屡屡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以后，拥有类似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在张青等人搜集的谱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树后裔的家谱绝大多数创修于清朝中后期，其中关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郑氏族谱载：“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间修的临清张氏族谱载：“张氏系出于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郑州郭氏族谱载：“吾姓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郑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温县王氏族谱载：“由山西洪洞县携四子迁巩之南河。”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族谱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1914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1926年，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后，在当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由李景汉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出版，书中记载，在接受调查的62个村庄中，共有10445户，分为110姓，除了极少部分例外，村民大都认为先祖是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定县的。

如今谱牒中所载的大槐树后裔密布于广阔的华北区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在这三个省份里，各有七十多个县（市、区），其居民多自认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在河北，邯郸县地名办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在全县12个乡镇250个村庄里，有一半以上村庄自认是从洪洞迁来，理由便是“有家谱、碑文可稽查”。在山东，据嘉祥县地名办的调查，全县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认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来山东。

与这些家谱一起广为流传的，是众多有关明初山西迁民的传说。“燕王扫北”说的是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战后，登基称帝的朱棣不得不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空虚之地。“三洗怀庆府”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朝的精锐部队在怀庆府一带反复攻战，当地居民反复无常，元军来支持元军，朱元璋来支持朱元璋。眼见着战事毫无进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军把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领命的常遇春带兵在怀庆府杀了三个来回，直到此地鸡犬不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烟密集的洪洞向怀庆府移民。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的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族谱里的“大槐树”

与无数“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的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

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荜门寒族”也“百代无闻，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

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进行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

清朝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一过程，相反的是，身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从“致仕县丞德州宋谏”为刘氏族谱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躯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

还有人干脆把对“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 如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对于这段谜一样的历史，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迁自洪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 《获嘉县志》卷8《氏族》）

“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

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已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正在快速向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迅速形成。在“反满救汉”的旗帜下，“尊黄”思潮风行一时，革命党人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推崇黄帝为汉民族始祖，大量关于黄帝的论述和专著随之出现，如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攘书》，黄节的《黄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外还有革命性很强的《黄帝魂》等专著。同时，《国粹学报》《新世纪》《民报》《浙江潮》《警世钟》《新湖南》等报刊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帝”的言论，黄帝这个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民族主义的萌发下，被革命党人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对于这一现象，孙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中分析说，“尊黄”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新发明的一种“崇拜”，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虽然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三年（1914年），贺柏寿在其撰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揭诸者，顾不重哉。”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 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十年后，洪洞人柴汝桢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至此，“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偶然”的历史

“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咏史诗，也许只是发一点诗人特有的感慨，但却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经常会有的某种困惑。历史的演进，偶然性的因素实在太强了，很多事如果不那么赶巧，历史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战时英法残军困守敦刻尔克，如果希特勒不轻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继续猛攻，恐怕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几十万英军小命休矣。德军地面部队的停顿，给了英国人喘息之机，为英国保存了几十万生力军。否则，下一步如果德军进攻英伦三岛，恐怕英国连守卫的都没有。法国已经完了，英国再失败，美国人也未必会参战，那么，反纳粹同盟，自然就无从谈起。二战的历史将会怎样？天知道。

同样，清朝最后一年，其实朝野上下也没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虽然革命党人拼命革命，精心设计的广州起义，动员了全党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结果，广州起义一败涂地。亲自领军奋战的副领袖黄兴负伤，领袖孙中山远避美国。可是，群龙无首的武昌新军，在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起哄一闹，居然大获成功。这个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义爆发前几日，起义者在汉口租界试验炸弹失败，他们的据点不会暴露。那么，新军中革命党的领袖，就不会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划成了起义，也跟此前多个起义一样，属于密谋家的密谋，参与者严重动员不足，劲头自然不会很大，一举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如果不是传说据点暴露，革命党人花名册落到朝廷手里，那么，新军上下的恐慌，不会如此厉害。道理很简单，谁也没见过花名册，谁知道那里有谁。于是，凡是平时跟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或者看过过激宣传品的新军士兵（人数众多），难免不人心惶惶。从战争心理学角度，这种恐慌，实际上等于是一场最好的战争动员——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决心。当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个人心浮动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军官，不去多事，出头训斥躁动的士兵，这层窗户纸兴许也不会有人马上给捅破，拖上两天，士兵发现没事，也许恐慌就平息了。革命党人再想鼓动造反，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士兵们鼓噪起来，如果此时的湖广总督，是个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带上来的瑞澂，不急于逃跑，稳住阵脚，坚持两天，起义也难以成功。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于是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时历史好像密闭容器里的粒子，胡乱撞一气，谁碰上谁都没准，但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虽然未必像某些历史学家讲的那样，必然有规律可循。但有些大的方向，还是有的。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当时不犯错误，就算纳粹席卷了全球，最终也维持不下去，因为这样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违背人性，迟早还是会垮掉，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时间跟现在我们已知的不一样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根上说是因为满清新贵的收权行为，得罪了大多数的汉人士绅，人家不再帮忙。闹事者总会有，有人帮忙，则闹不成事，没人帮，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国响应。毁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却记录自己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儿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国士无双

汉元年四月，驻在灞上的刘邦军拔营启程，经由杜县(今西安长安)南部，进入子午道赴汉中而去。

前往汉中的刘邦军，不过三万余人。这支三万人的部队，是刘邦担任楚国砀郡长时期的本部兵马，他们自沛县起兵以来一直随同刘邦转战南北，最终从武关攻入关中。秦王子婴统领秦政府投降以后，刘邦接收了驻守关中的秦军，拥军号称十万。鸿门宴议和，刘邦接受了项羽的讲和条件，将投降的秦军全部交与项羽处置，只留下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这支三万人的军队，将士们都出生于关东地区，以泗水郡和砀郡出生的人最多，他们是刘邦军团的核心和中坚，史称砀泗楚人集团，未来汉帝国的功臣宿将，基本上都在其中。

在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之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少的人私下跟随刘邦前往汉中。这些人，都出生于关东各诸侯国，他们或者随同刘邦由武关，或者随同项羽由函谷关进入关中，在项羽分封天下为十九国以后，按照各归故国的命令，都应当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度去。然而，这些人对于现状不满意，不满足，他们不安心，不安分，不愿意马上回到故乡去，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他们还想趁乱拼一把，博得功名利禄。他们仰慕刘邦，觉得跟随刘邦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先吃些苦头也在所不惜。这批人的数量有数万人，史称诸侯子，他们加入了刘邦军，坚持下来的人，后来也成了西汉建国的中坚，革命成功以后，终身享受汉朝政府特殊的优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出生于楚国东海郡的韩信，正是属于跟随刘邦前往汉中的数万诸侯子中的一员。不过，在所有的诸侯子中，韩信的野心最大，瞄准的目标最高，他是冲着指挥汉军的最高军职——大将而来的。

进入汉中以后，韩信被编入汉军，出任连敖。连敖是楚国的官名，大概是军中的中级武官。刘邦自起兵以来，一直是楚军的一部分，服从楚王，采用楚国的官制，他对于主动归属于汉军的他国将士，大体采用官制对等接受的原则，特别是归属过来的别部楚军，与旧部一视同仁。韩信在项羽军中最后的军职是郎中，相当于侍从武官，他在刘邦被左迁，在刘邦军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前来投奔，自然受到欢迎和优待，连敖的级别应当不低于郎中。

脱楚归汉的韩信，他的心愿，不是在军中积功步步升迁，逐级得到爵禄官职的封赏。韩信是自比姜太公和孙武子的人，他希望刘邦是周武王，是吴王阖闾。他认定刘邦有帝王之才，看准刘邦军缺少一位统军的大将，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干得到刘邦的赏识，成为汉军的统帅，领军击败项羽，成就如同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孙武子指挥吴军败楚的伟业。然而，离开项羽投靠刘邦，辞去郎中而任连敖，从级别上来说，或许算是有所升迁，从职务上看，反而离开君王更远，几乎没有直接进入汉王视野的机会。韩信大感失望，郁郁不得志的埋没感与日俱增，他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据史书记载，韩信在连敖任上，犯法被定了死罪。韩信究竟犯了什么罪，由于史书失载，我们已经无法考究。以韩信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论，或许是集体逃亡? 刑场上，同被判处死刑的人，前面已有十三人被斩首，轮到韩信的时候，他抬起头来，仰望刑场的监斩官大声喊道：“汉王难道不是想要夺取天下吗，为什么反而要处死壮士?”

当时的监斩官是夏侯婴，韩信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见韩信身材高大，相貌伟岸，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候毫不恐惧失态，反而是冷静豪迈，堂堂能言，当即心生好感，下令刀下留人。夏侯婴释放了韩信以后，开始询问交谈，一席话下来，他心中暗暗称奇，感到韩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上推荐给刘邦。

夏侯婴是刘邦的同乡，泗水亭长任上的铁杆哥们儿，沛县起兵以来的心腹大臣。夏侯婴的推荐，刘邦是买账的，他当即下达指令，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出任汉军治粟都尉的韩信，相当于刘邦军的后勤部长，官职地位，已经远远高于连敖，相当于别部将军一类了。

得到夏侯婴的赏识，被推荐出任治粟都尉，是韩信在刘邦军中出头的第一步。治粟都尉任上的韩信，因为后勤工作的关系，与当时担任丞相、负责整个汉王国行政事务的萧何有了接触。经过几次接触，萧何感到夏侯婴眼力不凡，韩信确是人才。

萧何是有识人慧眼的人。当年，刘邦还在泗水亭长任上厮混的时候，身为顶头上司的萧何早早地察觉到刘邦是内慧有肚量的人，敢担当能承头，对他另眼相看。后来的事实证明，萧何的眼光一点不错，刘邦确实是独步天下的帝王型人才。如今的萧何，识人的慧眼再一次开启，他预感韩信是独步天下的统帅型人才。更让萧何兴奋的是，韩信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汉中，可谓是上天特意赐予的瑰宝，来填补刘邦军的缺陷，引领刘邦军脱出当前困境的希望应当就在韩信的身上!

在萧何看来，刘邦的才能，政治长于军事。以政治才能而论，当今天下，无人能出刘邦之上。如果以军事才能而论的话，排名第一的，无疑是项羽，项羽之后，当数章邯。钜鹿之战，王离兵败，章邯抗衡项羽半年之久，正是在两雄难分高下的空隙间，刘邦才能够所向披靡，一举攻入关中。所以，以排名而论的话，刘邦当在第三。

进入汉中以后，刘邦所要面对的敌人，是章邯加上项羽，单纯地看，第一联合第二对第三，这已经远远超出刘邦的能力了。放眼刘邦军中，如同樊哙、周勃、灌婴这样的勇将是大有人在，能够统领大军独当一面，可以与章邯和项羽对抗的人物，却一个也找不出来。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的缺乏，眼下正是困扰刘邦军的难题之一。萧何预感到，韩信正是这样一位可以填补空白的人才，如果有韩信的加入，眼前这场第一加第二对第三的不利博弈，将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刘邦军进入汉中以来，陷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困境。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为一狭小的山间盆地，只有几条漫长而险峻的山间小道连接巴蜀和关中。在范增的精心安排下，以章邯为首的三秦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围堵刘邦，他们已经严密地封锁了汉中进入关中的所有通道。如何能够返回关中，进而东去，是进入汉中的刘邦军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又一难题。雪上加霜的是，足智多谋的张良，已经在项羽的命令下随韩王成东去，失去了军师的刘邦及其部下，至今想不出脱出困境的办法，正陷于焦虑和困苦之中。

在萧何与韩信的密切接触中，击败章邯，脱出汉中的事情，自然是必须涉及的话题。让萧何震动的是，韩信对此已经胸有成竹，他对萧何详细地分析形势，明确地提出了“明出子午，暗度陈仓”的反攻关中的计划。这个计划，让萧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在迷途中被指明了通路。当萧何进一步听取了韩信对于项羽的看法，对于楚汉间强弱形势可以转化的分析以后，他益发坚信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他断定，韩信，唯有韩信，是能够引领刘邦军走出困境的统帅人才。

国士无双，就是萧何在这个时候对于韩信所作的评价，他允诺韩信说，定将请准刘邦亲自召见。

土木堡之变：明王朝的转折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450年8月30日），大明朝北部军事重镇宣府以东的怀来县土木堡，此地离京师西北咽喉要地居庸关一百来里地，而东距怀来县城只有二十五里。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和他亲率的数十万大军在此扎营，计划第二天天明启程，顺利的话当晚能越过居庸关，将蒙古铁骑甩在关外。

然而，骁勇而有谋略的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抓住了大明皇帝这个致命的错误，早已弯弓勒马等候时机的蒙古骑兵第二天将英宗及其扈从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怀来以西一百五十里的宣府，驻有重兵，但难以及时驰援。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蒙古兵突破皇帝行在外一道道防线——由于驻地水源被切断，明朝军队士气低落，国公、驸马、尚书、侍郎等数十位高级官员战死，撮弄御驾亲征的大太监王振，被痛恨小人误国的护卫将军樊忠一锤锤死。八月十五日（公元9月1日）——正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中秋节，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的英宗束手就擒。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次事件被公认为是明王朝从强到衰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北部游牧民族采取守势，用重兵守住九镇等据点，修筑长城，企图御敌于外，舍弃了成祖的国防方针——最好的防守就是出击。后世修史者又一如既往地为尊者讳，以阿Q精神书写皇帝被俘乃“北狩”。

这场巨变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于谦顶住了要求迁都南京的压力，力主英宗弟弟朱祁钰先监国，后称帝，是为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绝了瓦剌“奇货可居”的念头。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回京后过了一段囚禁生活，最后趁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掌握国炳，于谦受到了清算，被杀。

“土木堡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多数人归罪于王振惑主，而英宗过于轻率地亲征——所谓的“浪战”。英宗原本可以避免这场浪战，皇帝亲征，多数是象征性的，固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如果皇帝本人不是合格的军事统帅，往往弊大于利。英宗既不是也先这种马背上长大的首领，冒箭矢、逆锋镝习以为常，也不同于高祖朱元璋起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不同于成祖这样的雄才之主，带兵“靖难”而登九五。英宗八岁登基，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连纸上谈兵的赵括都不如。

而专制最大的毛病是：没有谁能纠正最高统治者的错误。一种专制僵化的体制内，决策的正确与否，系于最高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若最高统治者昏庸，体质内储备再多的英才，也是枉然。

以英宗决定草率亲征为例，这不是个北征季节，因为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向北征伐，多半是春季开拔，秋季班师。原因是这个季节天气暖和，既利于粮草的储运，也利于南方士兵的作战。而北方游牧民族正相反，他们一般是秋高草黄马肥的季节，向中原王朝发起进攻，此时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秋收结束，有了粮食，便于骑兵的剽掠。然而因为十四年七月，也先侵扰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天朝的威严受到了挑战，所以英宗仓促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吏部尚书王直的苦谏，英宗根本听不进去。

大军浩浩荡荡一直走到大同，早就摸清明军底细的瓦剌部避实就虚，不与锐气方盛的明军交战，而是等待其师老兵疲，在撤军途中伺机伏击。而撤军时英宗又听信了王振的话，不从大同南下蔚州，再经紫荆关回京师——这个路线可避开瓦剌骑兵的活动区域。王振这样的馊主意是出自私心，他是蔚州人，不愿意大军践踏他家乡正在收割的庄稼。而大军在十三日晚野营时，选择的是水源容易被人切断的死地。可以说，英宗从决定亲征到被俘，可谓每一步走的都是最臭的那一招。英宗手下那么多军事人才干吗去了？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执拗起来，再合理的建议也不会被采纳，那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公允地评价，英宗实在不算一个坏皇帝。他最大的特点是待人真诚仁厚，特别有亲和力。如果是个普通人，这些是优点，若当皇帝则是不足，那些成功的皇帝往往高深莫测、刻薄寡恩。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比，在“职业化”方面，普遍逊色，因为明朝不少皇帝太有性格了，也就是说太像普通人，性格中有那么一点“痴”。比如英宗到死都怀念闯下大祸连累他被俘的王振，以及后来总想带兵打仗的武宗和喜欢木匠活的熹宗。

英宗为什么偏偏相信一个王振的话，而轻率地亲征了？当然有他年少气盛以及过于信任王振的原因。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成祖朱棣篡位以来，几代皇帝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合法性”焦虑。

刘基的儿子刘璟对攻下南京的朱棣说过，殿下百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得位不正的质疑，是朱棣心中最大的伤口。既然程序不合法，那么只能希望用业绩来弥补。皇帝最大的业绩是什么？是开疆拓土，消除外部隐患。

朱棣迁都北京，从国土安全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如果首都远在南京，要抵御北部蒙古部落的侵扰，只能让北部边疆的将帅或亲王有专断之权，能便宜从事，如此就必然有藩镇割据之忧。当初朱元璋允许北部的宁王、燕王等藩王掌握武装，固然可以防蒙古骑兵，但终有萧墙之祸。所以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形成“天子守边”之局，固然有增强当政者忧患意识的作用，但首都的防务实在太艰巨了，蒙古骑兵一旦攻破大同至宣府的防线，一夜之间就能出现在京畿。朱棣在世时，数次亲征漠北，就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骑兵的威胁，最后驾崩在军旅之中。朱棣死后，蒙古骑兵的威胁依然存在，还不断加剧。

经过朱棣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再经过仁宗、宣宗十一年的休养生息、宽厚为政，等到英宗即位后，如《明史》所言：“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人才储备上都是空前的强盛，等到八岁登基的皇帝长成二十二的青年，如果他能完成曾祖父未竟的事业，将瓦剌等蒙古部落远远地赶到漠北，彻底解决首都以及北部边疆的安全威胁。那么，这一帝系的合法性，谁还能质疑？这样的前景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皇帝浪战，其结局彻底改变了大明朝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守之势。从那以后，明朝再无力主动对外，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对付域内的百姓。

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他们的活动一般非常隐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图在最短时间内，让目标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职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带有一些侠的气息。秦以后的刺客，行刺动机多为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各类原因。

生活在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过诗歌《侠客行》，对中国古代刺客这一群体，进行过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剑走天涯。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中国早期的刺客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也并不是一种不光鲜的角色，而是赋予了各种浪漫和高贵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为还被尊为“义士”，那刺客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刻画了一拨中国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轻人挂在嘴上、喜欢当玩笑话来开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始自于那个年代，而且在各种史料记载中，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持这种信念的刺客们，往往被尊为“义士”，它不仅成为刺客们行走江湖的一种执业信条，也是古代义士们最为崇信的一种气节。

本文从这句千年古语出发，探寻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们的举动，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实触动，还是源自于道德绑架，都能让我们对当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窥一二，最终不得不承认，“死”真的是古代刺客们崇尚的最高气节。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要说中国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如今广为流传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出自这位古代义士。他也被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根据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豫让姓姬，是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他先为范氏做事，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让他觉得很是失败。

郁郁不得志之际，豫让遇到智伯，成为对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在他看来，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转，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豫让的人生事业却再次出现转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氏拒绝献出封地，于是他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没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当时还是晋国卿大夫之一的赵襄子派人向魏、韩两家陈说利害，魏氏、韩氏竟然临阵反戈，联合赵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赵襄子擒杀。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三家分晋”。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

赵襄子就是赵毋恤，嬴姓，赵氏，名毋恤（亦作无恤）。公元前475年，执晋国国政二十年的赵简子按照自然规律死掉了，其子赵无恤嗣立。后来成为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

所谓树倒猢狲散。主子没了，门客豫让无处可去，只好逃到山里。对智伯，豫让奉其为知己，却未能尽忠，空留一身遗憾，“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对赵襄子，他暗下决心，“吾其报知氏之仇矣”。

在那个年代，“报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当刺客，干掉赵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传诵的誓言后，他的内心种下一粒顽强的种子：以后什么事都不干了，只为主公复仇。

但是行刺并不是豫让所擅长的事情，他被后世奉为四大刺客，也不在于他武艺有多么高强，而是因为他对自己誓言的坚守，对忠诚的执着。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后所干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会觉得此人太过偏执，崇敬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信条和气节。这种气节要是放在现世，已是一种稀缺品，只能从古书中慢慢品味。

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要杀人，首先就得改头换面。豫让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干的也是最低等下贱的活路：打扫厕所。凭借这身临时学来的手艺，他成功进入赵襄子的宫中修整厕所。

豫让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厕所的时候杀死他。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好，但说实话，豫让真不适合做刺客。第一次来杀人，他就穿帮了。

虽然他如期等到赵襄子来上厕所，但赵襄子始终感觉厕所气氛可疑，这个修整厕所的人也从未见过，心一悸动，于是抓来一问，才发现眼前这人是豫让，衣服里面还藏着一把刀子。赵襄子马上把他逮捕了。

豫让也没有屈服。被审问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欲为智伯报仇！”侍卫们都吆喝着要杀掉他，没想到，赵襄子倒格外开恩。

他无比感慨地说，“他是义士，我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士啊。”在侍卫们的一片反对声中，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那可是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不得不说一下赵襄子，此人生于五霸称雄的春秋末代，卒于诸侯兼并的战国早期。《史记》中所列赵国的襄子纪年，在位为33年（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性格沉稳，颇有远略，见识不同常人。

要知道，在赵简子（赵鞅）的一干儿子中，最初赵襄子一点优势都没有，母亲是从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诸子中名分最低，处于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时候，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而是赵伯鲁。但赵襄子从小机敏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般纨绔，乃至多年后他赢得父亲赵鞅的青睐，赵伯鲁被废掉，而他被破例立为太子。

前文提到的“智伯之怨”，实际上由来已久。赵鞅死后，晋国正卿由智伯瑶取而代之。智伯与赵襄子曾有过多次合作，比如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他很瞧不起赵襄子，曾骂他“相貌丑陋，懦弱胆怯”。四年之后，再次一同讨伐郑国时，智伯还借酒醉将酒杯扔到襄子脸上。

面对这些屈辱，就连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主动请缨要求杀掉智伯，以洗刷耻辱。但襄子的回答是：“主君之所以让我做储君，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现在看来，他能容忍智伯，还不能容忍一个“义士”吗？哪怕，这是一个要杀自己的义士。

复仇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按理说，豫让被逮个现行，又被宽厚仁慈的赵襄子给放掉，证明自己就不是杀人的料，理应就该收手了，心怀感恩才是。但是豫让根本不会，他心里还揣着那句誓言：士为知己者死。

他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开始全面改造自己的外形：不惜把漆涂满全身，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

令人感慨的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走在大街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认得他了。不过，妻子说的一句话，又让他觉得对自己的毁灭还有待升级。妻子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豫让转而就活活吞下火炭，为的是烧坏声带，改变自己的声音。这种事得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干得了。

就连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对豫让又是可怜又是惋惜，并且还泼起了冷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但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

他们为豫让支招说，凭你的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也不迟，而且你一定能成功。

但豫让听了这话后，不以为然地笑了。他认为，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很不齿很不道德，也是一种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

“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豫让和朋友的这句对话，得以窥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复仇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他说，“况且我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为之，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在那个年代，这种理论确实很有市场，足以被天下义士奉为经典。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尽管提前做了各种计划，把自己也弄得面目全非，最终豫让的算盘还是落空了。

毁容之后的豫让提前摸清了赵襄子某天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在他要外出的那天，提前埋伏于一座桥下。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桥如今已成名胜古迹，古典中还有记载，名曰豫让桥，并被解释为豫让行刺赵襄子之处。

豫让桥国内据传有两座：一座为邢台豫让桥，如今在河北邢台市区内，在明朝《顺德府志》中还有记载；另一处为赤桥，原名豫让桥，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桥村，现存完好，桥为砂石砌筑，桥上勾栏围护，桥下晋水长流，赤桥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为赤桥村。

这天，赵襄子的人马果然行至此处。没想到还没到桥上，马儿突然受惊。赵襄子立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让。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让再次被拿下。两人有一番经典对话。

显得有些生气的赵襄子，跟豫让理论起来：“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

豫让解释了自己的初衷：“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在那个年代，“义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赵襄子也很服这种人。但他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就下令让兵士把豫让团团围住。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没想到豫让首先开口了。

豫让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令人惊讶的是，他随后向赵襄子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请他脱下一件衣服，让自己象征性地刺杀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无法知道赵襄子当时的想法。根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最终襄子还是满足了豫让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据说，他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中国人的隐逸史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所引发的共鸣和调侃，又一次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于现实的无奈展露无遗。

为理想一搏，还是留下来上班挣钱供房子，这种困惑和选择，如同规矩的人内心里偶有的促狭，总会借着机会冒芽。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自由隐逸的话题周期性沉寂后，借着热点的名义，把无数浑浑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拨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传疯的一篇名为《借山而居》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画家花4000元租下终南山小院准备过20年山居生活的过程。还有一篇《三五知己，一处小院，择邻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种美式田园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痒难耐。再往前，是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引发的隐士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对这两篇文章和这一本书的高度浓缩。

但是，不管辞职信、文章和书多么撩拨，除了少数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选择继续沿着既定的现实生活轨道向前走。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隐士，即使只是偶然闪现，生命，也足够有寄托。

往历史的深处追溯，陶渊明所践行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和《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意境，该是隐逸理想的最好范式。

陶渊明之前，严子陵是公认的隐士标榜。作为汉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屡次拒召，终老林泉，被时人及后世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麓，现在还有严子陵钓台。

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声名最显著的隐士了，他们以“巢许”并称，开启了中国经久不衰的隐逸传统。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也并非都单纯如上述陶、严、许、巢。钱钟书先生说，一些隐士“待贾俟时，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不过是以营名为手段、以退为进、有迹无实的假隐者，这就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有名的“终南捷径”。

还有一部分隐士，是由于“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是有益于政教的。陈眉公先生的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正是此类隐士。

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隐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按此推论，陶潜也好，严子陵也罢，都不能算真的隐士。至于《借山而居》中的画家，不过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手段来为自己营名的假隐者，和真的隐士无关。

真隐也好，假隐也罢，中国几千年传承有序的隐逸传统，其实已经深深刻进了国人的精神根基，且每因时局、环境和风尚的变化而推陈出新。现实世界越迫急、生存环境越严酷，隐逸的理想就会越强烈。冲撞、反击、安顿，如此因循反复，从未两两相安。

只是忙碌的世界，见不得一个闲人。这个“见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个隐者，在大多数国人的实践里，不外乎是一种攀比心理。由是我们看到，旧的隐逸传统已经消亡，新的隐逸传统正在崛起，这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的认识维度。它应成为当下突破传统的隐逸宣言，并开启一种新的隐逸模式：随时保有的“出走心”和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关于“出走心”，《借山而居》的画家应是此类；而“静持心”，在成都有这样的例子。

赖高翔这个人，很多成都人已然不知道了。赖先生国学造诣异常深闳，对于先秦儒道以及诸子之学，造诣尤为精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多有创获。1950年，赖先生辞去成都蜀华中学校长职务，便归田务农于成都东郊董家山，不久移居沙河桥东，躬耕自养长达三十五年。期间虽累有征召，先生皆不为所动，被誉为当代隐士。他总结这段隐士生活为“不失掉自己”。这正是“是处可隐”的“静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