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89年10月6日到1791年4月

从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对法国政坛的改组；宫廷方面，在进行了阴谋活动的同时，企图出逃外国；特权阶级方面，在没落之后，十分想恢复往日的荣耀，他们企图推翻新制度，恢复旧天地。

新的政府

这一时期，各派别日益分裂。随着政权机构和法制的逐步改革，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开始受到损害或主张难以实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对改革。从三级会议一开始，宫廷就反对革命；等到了各等级共同开会和取消特权时，贵族也开始对革命持反对意见；在确定一院制议会和否决了两院制以后，内阁和赞成英国式政体的人也起来反对革命。另外，从行政区分成郡以后，自治地方又反对革命；颁布教会财产的法令和僧侣世俗化的法令以后，教会团体也开始反对革命；颁布新的军事法律后，所有军队军官都反对革命。由于反对者众多，看来议会的多项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分步进行；但是，由于议会的计划和使命，以及敌人的阴谋，种种改革又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10月5日和6日以后，逃亡的事情也开始在议会里出现。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原想使人民在7月14日拯救议会以后，立即停止活动。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因为人民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再想解散他们就十分困难。但他们仍绝对坚持自己的主张，由于未被采纳，颇感失望的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离开了议会。放弃法国官职的拉利·托朗达耳回到他的祖国英国。穆尼埃则返回自己颇有威望的多菲内省，计划在那里发动人们反对议会。不过，由于力量过于薄弱，无论是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都好似螳臂当车。议会从这件事中发现，对于可能成为内战策源地的旧省区的组织，必须坚决予以取消。

10月5日—6日以后，国民议会的代表和国王一起迁到了首都，这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首都的人心。由于有国王在自己面前，人民都觉得满意，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愤。被认为是暴乱煽动者的奥尔良公爵，被打发去了英国。拉法耶特认为，到了该维持秩序的时候了；国民自卫军素质优良，逐渐习惯于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市政机构已经不像刚成立时那么混乱，并开始树立威望。除了饥荒，没有其他可能导致混乱的因素。不过由于供给有限，尽管粮食委员会已经尽力，但每天仍然有群众聚集。社会上误传面包商弗朗索瓦囤积粮食，结果弗朗索瓦被误杀。为了维持秩序，10月21日颁布了一项戒严令：市政机构可在劝告群众解散无效之后，动用武力驱散他们。平民和国民自卫军服从议会，遵纪守法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国民代表只希望完成制定宪法和实现政府的改组。只有掌握权力的阶层才关心秩序，对于敌人希望用残存的旧制度来给议会制造障碍的企图，议会加紧行动，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即以法令改变旧制度，剥夺敌人的攻击手段。

这段时期，王国的行政区被议会平均划分。在划分之前，各省原是一些面积广阔、自主独立的小国。只有减其地，易其名，才能使它们服从同一政权。12月22日，议会通过了一个由西哀耶斯起草、图雷主要负责的方案。全国按照郡、县、区三级划分，一共分为八十三个面积和人口大致相等的郡，郡下是县，县下是区。所有行政机构按级统一规定。郡设三十六名议员的郡参议会和五人组成的政务厅，分别负责作决定和执行。县一级也设有参议会和执政机关，不过人数较少，并且分别隶属于上一级。区由五六个本堂教区组成，是选举区，但不是行政区，由有选举权的公民共同选出议员和官员。不过，当时采取的是双重选举制：即先由有选举权的公民选定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国民议会议员、郡行政官员、县行政官和法院的法官。每郡设一个刑事法院，每县设一个民事法院，每区建立一个治安法院。

王国政府是最高机构，公社是基层机构，郡是介乎公社与王国政府之间、全国利益和纯地方利益之间的中间组织。公社的行政由市议会和市政府负责，其成员多少按照城市的人口调整。唯一有权使用武力镇压暴乱的市行政官由人民直接选出。

最大的问题是财政

在这个方案下，人民可以行使主权，所有的公民自行选举官员，自行管理行政，实现各个区域的合理分布。但是这个方案在具体执行时，又遭到了一些省的抵制。例如梅斯、鲁昂、波尔多和图卢兹的高等法院，普遍反对国民议会的行动，朗格多克省和布列塔尼省的等级议会则对新的行政划分十分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护旧制度的人开始想方设法制造障碍。贵族、高等法院、僧侣，甚至是著名作家们都开始攻击革命。革命的两个主要敌人是贵族和主教。这两个等级起初在议会中给革命制造困难，随后便公开向革命进攻，贵族主要靠发动欧洲其他国家来反对革命，僧侣反对革命的方式则是利用内讧。他们十分希望社会局面变得混乱。不过回过头来看，这种混乱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且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即使是革命，也难以克服财政困难。财政问题始终困扰着革命。革命之初，议会需要维持政府经费开支。随着革命的深入，即使到了议会需要组织国家机构的时候，仍然不得不时常停止立法的讨论，转而将增加国库收入视为第一要务。对此，内克尔曾提出一些权宜之计，并很快获得通过。8月9日，首次发行了三千万里弗公债，收效甚微。8月27日，紧接着发行了第二次八千万里弗公债，仍然难以满足国库需求。如果寄希望于税收，由于税收已经缩减或废除，而且征收困难，显然作用不大。如果求助于拒绝援助的公众，更是痴人说梦。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刻，内克尔在9月拿出了最后方案，直接向每名公民征收特别税，征缴额为收入的四分之一。每个公民都应该站在爱国主义的高度据实申报，足额缴纳税款。

就在这时，内克尔被米拉波授予真正的财政独裁权。米拉波认为，国家的形势十分紧迫，议会的工作重心不应该是长时间地研究讨论财政大臣的方案，经验丰富的内克尔，可以确保方案取得成功。他敦促议会信任内克尔并通过他的方案。当然，反对声依然存在，有些人不赞成内克尔的主张，另一些人对米拉波的动机提出质疑。为了达成一致意见，米拉波发表了一篇最雄辩的演说，希望大家都能认识到破产已迫在眉睫，只有通过这项特别的临时税才能满足需要。他大声疾呼，当前的局势已经容不得半点拖延，财政崩溃已经近在咫尺。灾难是永远不会给人们时间的，“喀提林已来到罗马城下，你们还在辩论！”如果还把宝贵的时间用在辩论上的话，那么，大家的财产和荣誉将被毁灭。可能大家对这个方案还心存疑虑，但毋庸置疑的是，实施这个方案势在必行，而且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客观的分析，激情的演讲，将整个议会的气氛带入了高潮，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这项爱国税顺利地在议会获得了通过。

革命时期的财政，不但要保障当前时期革命的各项支出，而且要保障未来革命可能面临的各种费用问题。因此，爱国税这个办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性地缓解财政问题。革命需要长效化的可行措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没收和出售教会财产来减轻国家负担这一个办法。这样做不但符合社会公众利益，而且也完全合理，因为财产属于教会，而不属于神父们，僧侣只是财产的管理人，而不是财产的所有人。国家承担了教会和教士们的开支，自然也享有使用支配这些财产的权力。国家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掌握巨大财源，进而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果。

重要的是，为防止旧有势力阻碍革命，在国家内部不能再容许旧有的独立集团的存在。僧侣这个旧有的集团拥有庞大的等级组织和财富，革命来临后，他们很想保持原来的独立地位。但他们的设想与新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因为只有在国家不存在的情况下，各个集团、各等级才能独立存在。如今一切职能都要变为公共的了，需要把教士职务变为宗教官职，类似于把王权变为最高行政官职一样。国家想把教会变为国有，首先要收回教会的财产，并付给僧侣薪俸，给予适当的补助金。通过这种方式，旧宗教制度被摧毁了。

当时，迫切需要取消什一税。免除交给僧侣的什一税后，将很大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8月4日夜，免除什一税的决议宣布后，仅仅7天，什一税被完全取消。最开始，僧侣还比较反对，不过后来也同意了。这是他们能够作出的最大让步。巴黎大主教代表全体主教宣布，教会放弃什一税。

教会财产属于谁

紧接着，马上开始讨论关于教会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奥顿的主教塔列朗认为，僧侣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放弃这些财产。对于国家来说，这是正确且合适的选择。拥有了总额达数十亿里弗的教会财产后，国家不但可以维持宗教开支，还可以偿还国债，支付永久年金、终身年金和司法机关经费。塔列朗的主张遭到僧侣的强烈反对。不过，由于僧侣只是教会财产的保管人而非拥有者，1789年12月2日，还是制定了国家拥有教会财产的法令。

这也埋下了僧侣仇恨革命的种子。失去财产的僧侣开始反对新制度，而且比贵族反对得更为激烈。不过，由于财产还由他们负责管理，僧侣们希望归国家所有后的财产只是用于债务抵押，而不出售。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能用的办法已经用尽。国库已是寅吃卯粮，勉强维持，由于大量发行票据，贴现银行的信用度日益降低，更是入不敷出。只有出售四亿里弗的教会财产，才能应付当年及下年的支出。出售的过程也是相当困难的，巴黎市政府和其他市政府虽然出面认购了很大一部分，却因为没有钱缴纳，只得先发行市钞券筹募资金，等到财产出售给私人有了必要资金后再将市钞券收回。这时有人提出，如果不发行市钞，采用由国家发行票券，代替金属货币强制流通的办法，将会更加便捷。指券（信用券）便是这样产生的。

通过这种方式，教会财产终于能够出售了，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借助指券这个媒介，国家和债权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国家通过指券偿付债务，债权人通过指券享有担保收益。指券流通到最后，还是要走到兑换现金的地步。一旦兑现，指券的使命马上终结，将不再具有担保证据的功能。因为这些原因，发行指券必须强制流通，并根据出售财产总值对发行额进行限制，维护指券的信用，还要规定指券有利息，防止指券因骤然兑现而贬值。最开始发行指券的时候，还是相当谨慎的，所以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指券的利息最初增加了指券的好处，后来却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到第二次发行指券时就取消了。由于使用不当等外部原因，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指券的信任。

12月29日，国家拥有教会财产的法令公布以后，僧侣发现转移财产管理权和出售四亿里弗财产的事情将成定局，而且要发行纸币，他们便想方设法地来阻挠，防止自己的财富被剥夺。他们希望能够认购四亿里弗的公债，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计。如果议会接受，就相当于先否认僧侣是财产的主人，又承认他们是财产的主人。要求被拒绝后，僧侣发动多项攻势，阻挠市政府的工作。他们打着维护宗教利益的幌子，维护自己的私利。他们制造宗教纠纷，煽动天主教徒反对基督教徒，并嫁祸于议会。在当时，就连僧侣们也承认修道院修道誓愿的恶弊。1790年2月13日，这种恶弊被取缔，南锡的主教提出，天主教是唯一能举行公开的仪式的宗教。对于这种提议，议会起先是置之不理。后来，又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为表示对最高主宰和天主教的尊崇，议会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宣布，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来自宗教的反抗

1790年6月至7月，僧侣们想借议会忙于内部组织工作的时机挑起分裂。他们希望能够恢复信仰的纯正，按照最古老的方式重建教会。为使宗教能够造福国家，提出一个不侵犯教会教义的计划，按照八十三个郡的数目削减主教管区，使两者所辖区域相互一致，主教由行政官和议员的选举人任命，教会参事会同时被取消，其成员由副司铎代替。另外，僧侣们的生活有了充分保证，除了高级僧侣的收入有所减少外，教区司铎们的收入普遍增加，他们占僧侣的大多数。但是，僧侣要利用世俗化这个借口大做文章。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埃克斯的大主教提出，按照教规，行政当局不能任命或撤销主教职位。克莱蒙的主教在投票表决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异议，随后离开了会场。在他的率领下，反对派议员全部离场。不过，法令最终还是通过了。不过自此之后，僧侣开始和反对派贵族勾结在一起，动用他们的所有力量阻挠革命。为了分裂议会和郡，他们在郡的机构刚成立的时候，私下串联选举人，企图用提出新候选人的方式制造混乱。他们的阴谋很快被人在议会讲坛上揭发。事情败露后，他们又打着人民最高主权的幌子，企图推动议会改选，如果达到目的，对他们而言自然利大于弊。夏普利埃发现了他们的意图，说：“全部最高主权的确属于人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如今宪法还未完成，仓促改选议会只是破坏宪法和自由；如今有些人，他们妄想消灭宪法和自由，妄想复辟等级和专制，妄想挥霍国家收入。如果真的改选议会，只会给这些妄想带来希望。”议员们纷纷注视着宗教派代表——修道院长莫里。莫里大声喊道：“这些人应该被送到夏特莱裁判所去！不过，假如你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就没必要提他们。”夏普利埃接着说：“宪法不可能由两个议会来制定。更何况，现如今已经没有等级区分了，现在的选举人已不是以前的选举人，原来的选区司法区已经和郡混同了。因此，限制权力的条款已经无效，如果将权限受到条款限制的议员排除在议会外，是不符合宪法原则的。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他们也必须留在议会。”莫里接着又说：“有人巧舌如簧，实际上是和我们诡辩，我们这些代表是从哪天起组成国民议会的？先生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宪法，只差宣布全部执行权属于国王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外乎是保证人民享有立法权，证明人民同意税收，使我们的自由更有保障。因此，任何限制人民代表权的决议，我都坚决反对。全体国民在我们之上，我们限制他们的权力，就相当于限制我们自己的权力。我们缔造了自由，就更应当尊重全体国民的自由。”右边的人们对莫里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米拉波见状立即走上讲坛，他说：“我回答刚才的问题。当士兵们团团围住会场门口，我们只得将会场换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人民代表成为国民议会。这一天，改变了我们的权力。我们千辛万苦使我们的权力合法化了，并得到了国民的拥护。有位为了拯救祖国而违反法律的古代伟人，当敌人质问他没有遵守法律时，他说了一句名言：‘我敢说我拯救了祖国！’”这时，米拉波转身面向平民代表们说：“诸位先生，我敢说，你们拯救了法国！”这时，与会人员自发地站了起来，并宣布，不完成会议的工作决不解散。

与此同时，议会外面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从未停止。议会采取措施果断应对，规定军队属于革命力量，宫廷和贵族头衔不限制军阶和晋升，一举击败了敌人瓦解军队的阴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7月14日逃到都灵以后，秘密联系里昂和南方，但由于缺乏国内外支持者，所有的阴谋计划全部失败。在朗格多克，僧侣尝试发动暴动，除引起短时间骚乱外毫无结果。法夫拉斯侯爵计划挟持国王到佩龙讷，由于过于高调，还未来得及执行便东窗事发，被夏特莱裁判所判处死刑。

宫廷进退两难，它感到对议会的依赖更加明显，而且很多时候自己无能为力。它迫切想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难度过大，又根本不敢去尝试。因此，它只是躲在暗处煽动反革命，却从来不公开露面。在成为改革的主要发起人之后，米拉波想联合所有派别——包括宫廷来稳定改革。他支持立宪，也不想将革命交给宫廷，只是为使宫廷转向革命。但是，他的失误之处在于不应叫别人收买他的这种支持。宫廷先后与拉法耶特、拉梅特之辈和吉伦特派人有过瓜葛，想利用他们终止革命、摧毁革命。由于力量强大、影响广泛，平民领袖米拉波在宫廷中很有威望。尽管面临种种阴谋和奸计，制宪的工作坚持着国民的最高主权的原则，在议会中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司法组织被确立下来，所有新的司法官职都是暂时的。按照君主立宪制度，人民拥有所有权力，可以任命官员。所有权力不归某个人或某个家族所有，所以不像王位一样可以世袭。司法领域也有了新变化，刑事案件中出现了过去一般性的民主组织陪审团，民事案件中有了专门的审判官。所有案件都要在固定法庭中分两级审判，以防止出现错判误判。用于维持法律的保护作用的最高法院开始出现。放在国王时代，这些权力是固定属于国王的。革命以后，这些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不归任何个人所有。在与他国是战是和的问题上，议会把主动权赋予国王，立法机关拥有决定权。

通过革命，旧有的藩篱被推翻，新的政治、社会秩序被建立起来。革命政府迅速成立，国君、国民议会、行政区域被设立，军队、市政权、行政权、平民法庭、教会和货币建立起来，国债也找到了抵押，一些财产的所有权被合理转移。

练兵场上的结盟大会

7月14日是国民解放周年纪念日，人们打算在练兵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由国王、各郡代表、国民议会代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为宪法宣誓。节日来临之前，有一些同情平民的贵族议员建议取消贵族爵位，议会随即召开专门会议，于6月20日废除了所有爵位、纹章、徽章和勋爵骑士团。这次会议的召开，消灭了旧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职务的爵位、标志家族势力的纹章、封建贵族私人军队佩戴的徽章、立下战功的勋爵骑士团全都不存在了，特权不复存在，一切的权力和荣誉都属于平民。这项针对贵族的决议，像僧侣世俗化引起僧侣的反对一样，引起了贵族的逃亡和反击。贵族们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反对革命的行动。

7月14日很快来到，除了天气不太好之外，还算是一个好日子。各郡代表陆续赶来觐见国王，国王以立宪君主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布列塔尼代表团团长单膝跪地，把象征忠诚的宝剑献给国王。路易十六高兴地说：“我相信布列塔尼人对我的爱戴和忠诚，宝剑还是交给你们吧！请转告大家，我是所有法国人的父兄，也是他们的朋友。”代表又说，“陛下，您是公民国王，全体法国人永远都爱戴您。”

紧张筹备了几个星期后，7月14日早上七点，结盟大会拉开序幕。各路代表从巴士底狱旧址开始，沿着既定路线，浩浩荡荡地朝练兵场进发。前进的队伍中，有选举人和各公社代表，也有各县县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军队代表、巴黎国民自卫军和各郡的结盟军也在其中。大家身着节日盛装，高举着旗帜和爱国标语，在悦耳的音乐声中穿过城区，跨过塞纳河，从牌楼下进入练兵场。练兵场周围是宽敞的草坡看台，上面聚集了约四十万观众。练兵场上，各郡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代表列队站在各自的旗帜下，一个古式祭坛被设置在场中央，国王、宫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在祭坛周围的观礼台上就座。伴随着军乐声，首先由身着祭礼服装的奥顿的主教主持了弥撒。随后，他又为王旗和八十三面郡旗行了祝圣礼。接下来进入宣誓环节，广场上十分肃静，在当天上任的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拉法耶特，首先走出来。他代表他自己、军队和结盟军宣誓，将永远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全力维护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和全体法国人民永远保持团结。然后，国民议会议长和全体议员也进行了宣誓。路易十六以全体法兰西人国王的名义宣誓，将尽自己的全力来维护宪法。王后举起怀中的王子，激动地说：“我和我的儿子，怀有同样的愿望。”刹那间，各团体的旗帜挥舞起来，和群众的欢呼声一起，将练兵场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14日之后，巴黎市举行了竞技会、灯会和舞会，延续结盟节。在遍布铁栅、刑具和瓦砾的巴士底狱旧址，人民载歌载舞。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监狱旧址，会成为歌舞欢乐的场地。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专门制作了纪念章，代表们也随后返回。结盟大会的召开，暂时停息了各党派之间的敌对行为。

会后的阴谋活动

结盟大会以后，小规模的阴谋活动又在议会内外开始了。奥尔良公爵结束流放，刚回到巴黎，就有人控告他和米拉波是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主谋。于是，夏特莱裁判所继续调查审理这一已经搁置的案件。不过由于无法证实，宫廷这次急于求成的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议会本来就没有打算护短，但由于查无实据，便宣布不应追诉。对这起不成功的诉讼程序，米拉波严厉谴责，对他的控告也不攻自破。

宫廷又想了别的办法破坏议会。他们收买一些写手，撰写了诋毁议会的文章在议会门口出售。大臣们则出面谴责并反对议会的做法。昔日的权贵内克尔不甘寂寞，希望逐步改革的他与议会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不愿意服从议会的命令，便通过向议会递交备忘录的方式表示反对。不过，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便在1790年9月4日辞职，离开巴黎。

被取消爵位的贵族也对革命怀有敌意，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认识到在国内煽动人民难度很大，便想采用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到国外去，通过联合外部势力干涉法国内政，最终卷土重来。但是逃亡之前，他们也不放弃在国内可以煽动反革命的一切机会。

军队也已经发生了分裂。新的军事条例规定，把从前授予贵族的军阶改为授予从军时间长的人，这对士兵而言是有利的。大部分军官却不欢迎新的制度，当被迫宣誓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时，有的人选择了逃亡，有的人选择拉拢士兵希望能自成一派。手下兵多将广的布耶侯爵显然属于后者。在不得已同意宣誓之后，他想方设法让军队忠于自己。一方面，他努力减少军队和公民的接触，防止军队染上反抗思想；另一方面，他谨言慎行，努力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使他们拥护和爱戴自己。而在别的地方，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士兵的反对和舆论界的反映，克扣军饷，隐瞒军需账目，最终激起了士兵的反抗。1790年8月，南锡有三个团的士兵反抗军官，遭到了布耶的率兵镇压。巴黎人民对士兵十分同情，他们认为士兵是爱国的，而布耶却是一个阴谋家。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集会，要求控诉主张镇压的大臣。好在拉法耶特及时出手，平息了群众的不满。这时的议会，努力化解反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攻势。

看到国民议会面临困境，反革命团体得意万分。他们认为，无论群众是否支持议会，旧制度都将很快恢复。僧侣也在推波助澜，为了阻挠出售教会财产，他们甚至使售价高出原定的价格。平民摆脱了什一税，也获得了债权保证，自然和主教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于是主教们便改用“教士法”来煽动教会的分裂。实际上，这项法律既不涉及教规，也不涉及信仰，并且已于12月26日获批通过。主教们却不这么认为，声称这项法律侵犯了教权。教皇也极力怂恿主教们反对僧侣世俗化。主教们决定反抗这项法律，不认可未经教皇同意设立的教区，也不认可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

“教士法”引发的分裂

议会不但没挫败反革命联盟，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事实上，如果最开始议会不强制撤换那些反对派神父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议会认为，僧侣们出于自身考虑，一定会赞成宣誓，凡拒绝宣誓的，必须撤换其职位。主教们却以为，所有教士都会和他们一样拒绝宣誓。结果议会和主教们都失算了。主教和教区司铎在宣誓问题上的选择并不一致，而是有的宣誓了，有的拒绝宣誓。拒绝宣誓的自然被换掉，新的继任者走马上任，并接受了奥顿和利达主教的任命。但是，被撤职的僧侣并不甘心，留在原来的教区继续发号施令，煽动人们违反法律。利益和制度之争最终演变成党派之争。僧侣分成反对派和宪政派两个派别，互相攻击对方为叛徒或异教徒。宗教也成为满足私心和私利的工具。

人民群众没有卷入这些纠纷中，但成为各派团结争取的对象。各派开始利用俱乐部的方式影响群众。俱乐部原本是私人会社，主要用来议论政府措施、国家大事和议会法律。这些讨论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外，没有任何权力。第一个俱乐部产生于凡尔赛宫，是布列塔尼地区的代表成立的，成立初衷只是商讨他们的步调，后来他们在雅各宾修道院里开会，便得名为雅各宾俱乐部。它的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会员范围从市政人员扩展到普通公民，并在各省陆续建立了分部。它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除对议会外，对市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开始产生影响。雅各宾俱乐部逐渐发展成为新兴势力，并开始领导合法势力，左右社会的发展。

这时的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变为一个群众集会的场所。看到俱乐部性质的改变，一部分元老离开了，创立了一个类似原来俱乐部的协会，称为89年俱乐部。它在议会中占有优势，领导者是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等人。拥有人民基础的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者则是拉梅特和巴纳夫。看到这两个拥护新制度的俱乐部，反对革命的贵族一派也成立了俱乐部与之抗衡，先是叫作“无党派俱乐部”，后来又更名为“王政俱乐部”。他们想采用分发面包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但是群众视之为反革命机构，根本就不接受，还多次扰乱俱乐部的会议。1791年1月，这个俱乐部迫于群众的压力被市政当局查封，终于寿终正寝。

米拉波之死

由于国王几位姑母的出走，群众变得十分不安，他们担心宫廷正准备另一次出走。为防止国王从与杜伊勒里宫相通的万森城堡的望楼出走，群众纷纷到万森去拆除望楼。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来由，反革命分子正想趁乱把国王劫走。就在这时，国王被冲进杜伊勒里宫的六百多名武装人员劫持，他们企图挟持国王出走。拉法耶特及时率领国民自卫军赶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群众被驱散，宫中的反革命分子也被缴械。经历了这次事件，人们对路易十六可能的出走更加警惕。当路易十六要到圣克卢去时，群众和禁卫军便出面阻拦。为防止国王出逃，议会在宣布国君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宣布了国王不得出亡国外，否则立即失去王位。

当时有很多的逃亡者，议会想用颁布法令的方法来制止逃亡，却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任其逃亡，将会威胁国家安全；如果严加管制，又成了对人权自由的侵犯。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议员们分为三派，一派人袒护逃亡，一派人只关注人权，一派人又只关心国家安全。三派势力对制定什么样的法令各持己见。有人提出一个办法，剥夺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权，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米拉波认为，这项提议过于苛刻，好像与以严酷著称的《德拉古法典》一样。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而言，还没有严峻到必须采取这种手段的地步，议会最终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几天之后，也就是1791年3月2日，米拉波因操劳过度不幸离世，全国上下一片哀悼。巴黎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把他安葬在以“国士墓”命名的伟人公墓。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他的勇敢精神，帮助革命取得了成功；他的冷静判断，帮助革命少走弯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议会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讨论时，人们还不自觉地望向他曾经的座位。米拉波的死，对革命来讲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他既想巩固王位，又想加强革命。实际上，万一他真的行动起来，不是王权压倒革命，就是革命消灭王权，想要两全其美，根本是不可能的。

从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对法国政坛的改组；宫廷方面，在进行了阴谋活动的同时，企图出逃外国；特权阶级方面，在没落之后，十分想恢复往日的荣耀，他们企图推翻新制度，恢复旧天地。贵族方面，更是抓住一切机会反对革命，包括怂恿临时法院抗议高等法院复会、挑拨各等级反对废除省制、策划新的选举扰乱各郡的组织、要求议会解散、煽动军官叛变等。然而他们的反抗全部失败，于是不得不逃亡国外，发动欧洲其他国家来反对革命。僧侣方面，极端不满对教会财产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教会的新制度。为了反对新制度，他们制造暴动，甚至利用宗教分裂来掀起暴动。这段时期，各派的分裂日趋明显，反革命势力积极筹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