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

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捍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1791年10月1日，新的国民立法议会开幕，它表示将坚决维护新制度，尊重自由法国的缔造者。开幕会上，立法议会庄严地接受了宪法全文，所有议员起立、脱帽，并向宪法宣誓：不自由毋宁死。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后，立法议会随即开始运转起来。

新成立的立法议会在当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还缺乏稳固性，并且容易受人控制，与国王的关系也并不融洽，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宫廷在制宪会议期间丧失了很多特权，现在希望通过立法议会进行恢复。为了向国王报告立法议会的成立，议会派出了六十人的代表团，但只见到了司法大臣，并被告知第二天中午才能得到国王的接见。宫廷在这件事上的缺乏考虑，使代表团的成员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当受到接见时，身为代表团团长的迪夏斯特尔简短地对国王说：“陛下，我们是来向您报告国民立法议会成立的。”路易十六也相当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后才能到你们那里去。”国王对待议会的这种不明智的态度，严重伤害了人民对国王的感情。议会认为，代表团团长对国王的言行是正确的，并立即决定在迎接国王的仪式问题上实施报复性的行动。以往议会迎接国王时，按照仪式规定，必须称呼国王“陛下”或“主上”，并且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椅供国王落座。国王坐下或起立的时候，代表们必须起立脱帽。现在大多数议员觉得，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没必要向国王这么低三下四。有议员建议将对国王的称呼改为“法国君王”，也有议员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普通扶手椅。尽管还有少数代表不太赞成，但少数服从多数，议会很快表决通过了这两项决议。消息传到立宪派那里，他们认为立法会议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强烈反对这样大不敬的决议。这时也有消息传来，如果议会真这么决定的话，国王将不再出席。最终，议会取消了这项决议。这次的风波算是平息了。

双方终于尽弃前嫌，当路易十六来到时，立法议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尊重。国王发表了主旨为全面和解的讲话。他指出，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互相支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双方都是热爱祖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只有精诚团结，才能粉碎敌人的离间和进攻，才能保障公民的财产和信仰，才能保障行政的公正实施，才能留住那些意图离开的人们。他还就所关心的财政、贸易、民法、工业以及如何巩固新政权等问题向议会提出建议，并承诺将整顿军纪，壮大法国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土。这些话语，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共鸣。

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美好愿望还难以变为现实。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级，由于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处处与革命为敌，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掀起了党派之争。很快，立法议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由于僧侣在国内掀起了骚乱，逃亡贵族开始集结武装，反法同盟也准备进攻，立法议会只得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甚至超出了自身的权限。

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立法议会成立过程中，由于宫廷、僧侣以及贵族不能左右选举，所以立法议会的成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平民派。同前一个议会相比，本届议会的代表都是反对专制和特权的。由于制宪会议的议员不能连任，选举时要求候选人品德高尚，再加上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原本在制宪议会占少数的平民派，如今却成了议会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议会中很快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各个党派。

立法议会和制宪会议一样，也分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但这三派的性质完全不同。

右派完全是由立宪派组成的，主张用法律保护革命。马蒂厄·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是这一派别的核心人物。右派不但得到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受到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各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的拥护。右派是个温和派，由于在议会中不占优势，很快被政敌左派占据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

左派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并组成一个实为从中产阶级向人民大众过渡的政党。由于这个政党的主要人物韦尼奥、戈代、让索内和普罗旺萨尔·伊斯纳尔，都是吉伦特郡的著名演说家，所以得名吉伦特派。该党的主要首领是制宪会议期间曾任巴黎市政机关官员的布里索。布里索对法国内外的形势把握准确，思想敏锐，主张全面改革，拥有很高的威望。秉承民主思想的孔多塞则以深谋远虑著称。左派的活动家是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他谈吐通俗，平易近人，很快便得到巴黎市长这个职位。

左派中还有一个由夏博、巴齐尔和梅兰·德·提翁维耳等人组成的一个小派别。这些人在吉伦特派里相当于制宪议会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庇尔。作为吉伦特派的辅助组织，这个小派别在议会外掌握着一些俱乐部和群众。但真正的派别领袖却不是他们，而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以及桑泰尔。这个小派别只能以附属地位进行活动，虽然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支持，但要想建立自己的政权，在现阶段还是不大可能的。

完全拥护新制度的中间派作风温和，但力量过于弱小，很难在政治的漩涡中劈风斩浪。国家需要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所以中间派失去了作用，并很快被强势的左派所兼并。

逃亡贵族和僧侣的反抗

由于制宪会议时期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层失去了特权，他们便对革命持敌视态度。立法议会面临的处境日益艰难，只能设法压制这些阶层的反抗。路易十六批准宪法时，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提出反对，不建议进行和解。他们认为，国王必须保留旧君主制度时的一切权力。他们的抗议得到王权拥护者的积极响应。军官带领士兵从建制地逃到国外，贵族也放弃城堡出逃。逃亡贵族使出多种手段反抗革命。他们主动接走拖延不走的人，威胁不肯逃亡的贵族，逼迫他们就范，在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法国”。

外国势力对法国内政也横加干涉，庇护甚至支持反革命行径。在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反革命活动竟然已经公开化。各国政府冷落、遣返甚至逮捕法国政府的使节，转而和逃亡贵族的使节打得火热。法国旅客和商人也受到殃及，一旦被怀疑有爱国行动或拥护革命，便会遭到驱逐。瑞典、俄国、西班牙等几个国家，公开表示完全支持逃亡贵族。普鲁士、西班牙、瑞典的军队开始集结，并作好了进攻法国的准备。国外武装势力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将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

留守国内的僧侣也蠢蠢欲动，千方百计为逃亡贵族做内应。费里埃侯爵说：“神父们和主教们煽动城乡人民去反对教士法，他们采用狂热信仰的手段。”神父得到主教的命令，要和立宪派的神父划清界限，不能在同一教堂举行仪式。费里埃又说：“除了这些，主教们还四处散布谣言。说立宪派的神父没有资格，不能办理圣事，谁要是参加了，就犯下大罪；立宪派的神父也没有资格证婚，凡是他们证婚的，不但婚姻无效，婚姻当事人和子女也会遭到厄运；人民不能与他们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也不能任用他们，否则就是叛教者；教堂若是任用他们，教堂的管理者和司钟人都应辞职。……通过采用狂热信仰的宣传手段，主教们达到了制造宗教骚乱的目的。”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由于缺少开明的中产阶级，再加上僧侣和贵族对民众的控制，成为爆发骚乱的重灾区。面对逃亡贵族和僧侣对新制度的攻击，吉伦特派计划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反击。布里索认为，对逃亡贵族不能再姑息了，要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对主谋和擅自逃亡的官员，要依法从严惩办，对离国但未叛国的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僧侣的处理意见，吉伦特派人产生了一些分歧，有的认为严格监视即可，有的则认为只有把他们驱出国境才算稳妥。伊斯纳尔性格较急，他着急地说：“采用调解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一再宽容，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只有将他们逼向绝境，他们才无计可施。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明白，革命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对逃亡者的法令

立宪派承认现在面临的危险，却又反对以上的所有办法。他们强调，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行动，只要严加防范逃亡者，再对证据确凿的阴谋反抗的教士进行惩办就足够了，否则，就和专制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认为，必须将遵守法律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对待敌人也要这样，否则不公正的先例一开，以后就不可能控制住，革命也必将归于失败。但是，议会已经意识到犹豫不决的危险，即使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仍然在遵守法律和拯救国家之间选择了后者。

10月30日，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亲王路易十八——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必须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否则将取消他的摄政权。可是，在讨论如何处置逃亡贵族和教士时，议会发生了分歧。11月9日，议会向聚集在边境以外的法国人发出通牒，如果他们到1792年1月1日仍不解散，将以阴谋叛国罪判处死刑，其财产将在不侵害合法继承人和债权人权力的前提下充公。20天后，又宣告了对反对派僧侣的类似决定：取消拒绝宣誓的反对派僧侣的年金，并将其看作违法嫌疑人。严格监视仍执迷不悟的僧侣，扣押参加骚动进行反抗宣传的僧侣。

关于路易十八的法令，国王很快批准。但对其余两项法令，国王选择了拒签。国王亲自给两位逃亡在外的亲王写信，规劝他们回国。但是他的信如泥牛入海，对方毫无回应。对于逃亡国外者，路易十六是持谴责态度的，但也仅仅是援引宪法谴责而已，他拒绝采取任何更进一步的措施。路易十六被认为是与逃亡贵族沆瀣一气，同议会的分裂更是逐渐增大，也引起了吉伦特派的不满。但是，他的做法得到立宪派和郡执政厅的支持。国王如果同立宪派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资产阶级事业，将极大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宫廷势力并没有坚持这样做，他们只是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希望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罢了。宫廷和欧洲各国的联系依然存在，和大臣们密谋反对革命，而且利用并不信任的福扬派反对吉伦特派。这时，领导国务会议的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建立了一个“法兰西俱乐部”。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却披着革命的外衣，表面上遵守宪法，实际上只是玩弄各个党派。宫廷主要依靠这样的人出谋划策，和立宪派渐行渐远，并支持提名佩蒂翁为市长，损害了立宪派的利益。

10月8日，拉法耶特和巴伊分别辞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巴黎市长职务。由于巴黎市长职位的重要性，立宪派打算让拉法耶特接替巴伊任职。但由于宫廷将所有选票投给吉伦特派候选人佩蒂翁，立宪派不但失去了对议会的领导和对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也失去了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11月14日，佩蒂翁以6708票当选，得票率为63.1%。吉伦特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还远远没有满足。他们不想让法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他们先是指责外交大臣德莱萨尔缺乏能力，不能胜任职位，紧接着又将矛头指向陆军大臣迪波塔伊和海军大臣贝特朗·德·摩勒维尔，谴责他们不能有效巩固边防和海防。鉴于全国人民对斯皮尔的主教帮助逃亡者进行军事集结的愤慨，外交委员会建议国王出面，向国境上的亲王们施加压力，使他们在三周内遣散逃亡分子。人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向外界表达法国坚持革命的决心。伊斯纳尔十分赞成这个建议，他说：“是时候向各部大臣、国王和整个欧洲，展示我们的实力和态度的时候了。我们的使命，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以前不令人民满意的大臣们要注意了，今后是为人民鞠躬尽瘁还是抵抗革命，怎么选择全在你们自己。国王也应该知道，国民才是最高主权人。他是受人民委托进行统治的，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我们也要告诉整个欧洲，法国人民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如果各国政府依旧执迷不悟，干涉法国的革命，我们愿同他决一死战。”他的讲话被众人热烈的掌声打断，他接着说道：“请先不要鼓掌，不要鼓掌！我们要告诉欧洲各国，我们是朋友，只不过有无耻的阴谋家在中间挑拨罢了，一旦大家发现真相，就会惩罚阴谋家，握手言和。”议会通过这项提案后，于11月29日派出以沃布朗为发言人的代表团晋见路易十六。沃布朗对国王说：“陛下，由于逃亡分子在国外积极备战，我国的形势不稳。德意志王侯们无视他们与法国签订的条约，背信弃义地支持这些逃亡分子。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不得不将偿还自己债权人的巨款用作军费。陛下，应该以您的身份，呼吁他们停止敌对行动。否则，法国将视其为敌人。虽然我们与他们是友好邻邦，尊重他们的法律和习惯，但是，这种尊重应该是双向的，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将唤醒他们的国民，将革命的热潮引到他们的国家去。”路易十六认可这个意见，几天后告诉议会，他决定发出通知，截止到1月15日，哪个国家境内还有法国逃亡分子的备战活动，哪个国家就是法国的敌人。国王还说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写信，希望他规劝帝国中那些固执己见的人，以免引起大家不愿看到的后果。国王强调，如果这些国家不理会他的声明，那么，法国将不得不诉诸战争。

有关的军事准备也在紧张进行中。12月6日，年富力壮的纳博纳接替迪波塔伊担任陆军大臣，上任伊始，他便赶到国境线，用议会批准的二千万里弗的特别费征集了五万人的军队，还整编了三支军队。最后，控诉了王弟殿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冻结了他们的财产，王弟的摄政权也被剥夺。特里尔的选侯谎称答应解散集结的逃亡分子。本德尔元帅接到奥地利命令，保护受到攻击的选侯。奥地利还批准恢复有采邑的王侯们在阿尔萨斯的权力，要求法国必须在该地区恢复封建制度，且绝不能用金钱赔偿他们失去的权力，否则，奥地利将诉诸武力。维也纳政府已开始采取武力的方式，八万六千人的军队随时准备向法国边境推进。

新内阁的成立

形势万分危急，议会觉得皇帝有必要赶快作出决定。负责奥地利外交事务的考尼茨亲王认为保护各王国安全和荣誉的君主联盟是合法的，吉伦特派则希望在2月10日前知道这个联盟对法国的态度。考虑到战争时期有些大臣会靠不住，吉伦特派提前对他们进行了控告。国务会议中反对革命的德莱萨尔和贝特朗·德·摩勒维尔都名列其中，前者被送到奥尔良高级法院，后者则狡辩逃脱。看到议会这样控告国务会议成员，国王惊恐万分，却又不得不从胜利的党派中选用新的大臣。

新的内阁组成了，海军大臣是拉科斯特；陆军先是大臣格拉夫，后被塞尔旺代替；财政大臣是克拉维埃尔；司法大臣是迪朗敦；外交大臣是迪穆里埃；内政大臣是罗兰。迪穆里埃和罗兰是国务会议中的杰出人物。迪穆里埃的政治生活可以划分为两段，前面是追求显达，后面则是保全禄位。他善于把握时势，从革命之前到共和时代，先后扮演过宫廷近臣、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多种角色。他性格果断，敢作敢为，精明能干，符合上流社会的人物特征，当然他有各种短处，比如冒失轻率，思想和方法都反复无常，最显著的缺点是没有政治信念。他实际上是利用各种势力达成自己的愿望，相当于各党派的雇佣。由于缺乏强烈的爱憎，他不可能成为支配者。罗兰则恰恰相反，他思想坚定，热爱自由，行为朴实，在共和时代如鱼得水，但是在革命时期，由于天赋不高，性格拘谨，不善于应付乱局和党争，单凭他是难以胜任的。好在他的夫人机智坚毅，既有雄心壮志，又有远见，弥补了他的不足。罗兰夫人知人善用，是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宫廷关心的事情显然和内阁并不一致。当法国面临危险处境的时候，宫廷似乎对礼制更为关心，司仪官有一次拦住着装不当的罗兰，向迪穆里埃控告。迪穆里埃冷淡地说：“是啊，什么都完了！”

法国面临的形势现在更为严峻了。利奥波德死后，继位者弗朗茨二世好战冒进，维也纳宫廷加快作出了武装干涉法国的决定。奥地利先是集结军队，划分营地，任命将领，紧接着便侵入巴塞尔，并准备打开进入杜郡的通道。奥地利的企图昭然若揭。更多的逃亡分子在科布伦次集结起来。虽然维也纳宫廷暂时解散了这些逃亡者，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法国要求考尼茨亲王解释，结果亲王连面都不露，授权科本泽耳男爵作答，说奥地利还将坚持以前提出的条件：归还教会的财产，恢复以前的君主制度，恢复德意志王侯的一切封建权力，并归还他们阿尔萨斯的土地，向教皇归还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的领地。这也是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在这种情况下，一点协商的余地都没有了，想维持和平绝对是痴心妄想。法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整个问题归结在一点：是应该被动应战还是应该先发制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逼迫人民反抗的人，而不是首先宣战的人。

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战争

4月20日，在全体大臣的陪同下，路易十六来到议会。他说：“希望大家关注我国的政治形势，下面请外交大臣宣读这份特别的报告。”迪穆里埃随后向各位议员详细讲述了奥地利的所作所为。他指出，奥地利积极扩充军备，组织了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公开庇护逃亡分子，并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些敌对行动，严重侵犯了法国国民的各种权力，是大家所不容许的。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安全，应该对奥地利宣战。这时，路易十六说：“先生们，尽管之前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维持和平，但谁也不能侵犯我们人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我的意见和国务大臣们一致，也和国民议会一致，也和王国各地多数公民一致。今天，根据宪法规定，我提议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宣战。”气氛一时严峻到了极点，听到这样重大的决定，不少议员又激动又紧张，以至于都说不出话来，连鼓掌也都忘了。当天晚上，特别会议在议会紧张召开，并通过了宣战的决定。战争的大幕随即拉开，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竟然延续了二十多年，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对外宣战的消息传出，整个法国都沸腾起来了。大家纷纷请愿参战。到处都是自愿为战争服务的人，招募军队、组织捐献、制造兵器……全国人民都自觉动员起来。这种热情，为战争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但民间力量终究不能代替正规军成为战争的主力。当时法国主要分成三大军区，主张采取守势的罗尚博元帅指挥四万八千人的北路军，负责敦刻尔克到菲利普维尔这一区域；部署在菲利普维尔和魏森堡防线之间的中路军有五万两千人，由拉法耶特指挥；吕克内元帅指挥四万三千人的莱茵军，负责魏森堡防线和巴塞尔之间。另外，孟德斯鸠将军率领少量军队负责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方面的边防。

主张主动进攻的外交大臣迪穆里埃负责指挥军事，进攻自然按照他的意图进行。主张采取守势的罗尚博元帅的意见未被采纳。由于比利时曾于1790年遭到过奥地利的镇压，他希望通过比利时这个薄弱环节打开局面。三路进攻随即展开，一路是泰奥巴德·迪龙率领的四千人从里尔向土尔内挺进，一路是比隆率领一万人从瓦朗西安向蒙斯挺进，第三路是拉法耶特率领他的部分军队从梅斯向那慕尔强行军推进。但是，迪穆里埃的这个计划并不是最适合的。由于军队适应能力差，指挥官们配合缺乏默契，再加上主力部队不够强大，他们很快尝到失败的滋味。刚和敌军接触，泰奥巴德·迪龙和比隆的军队便溃不成军，迪龙兵败身亡，比隆狼狈回营。看到这两路军队的败绩，拉法耶特认为胜利无望，便下令撤退。这激起了罗尚博的强烈不满，他一怒之下辞去职务。攻守之势随即发生了改变。原来的三个军区压缩成了两个，拉法耶特负责防守海滨至隆维，吕克内负责防守摩泽尔河到汝拉山。在这种部署下，法国作好了迎击反法联军的准备。

吉伦特派的垮台

由于战争初期的失利，福扬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将军们指责迪穆里埃的作战计划，内阁却谴责纳博纳麾下的将军们执行不力，将矛头指向了立宪派。雅各宾派则谴责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看到不利于法国的战争形势后，反革命分子个个欣喜若狂，认为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甚至开始幻想旧制度的复辟。人们怀疑，国王禁卫军扩编到六千人，吸收了不少反革命分子，肯定是与反法联军相互勾结。议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宣布进入了战争时期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国家的存亡被放在第一位，法律反而退居次席了。议会不但解散了国王的禁卫军，还颁布法令放逐反对派教士，并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后备军。议会动员一切力量，组织群众武装。

立宪派强烈反对议会的这些措施，特别指出两万人的后备军实际上是一支党派军队，会被用于反对国民自卫军和国王。国民自卫军却予以否认。后备军队很快成立，代表下层阶级的长矛连队也被编入。这更加激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不能容忍用下层的平民代替资产阶级。对流放教士的法令，他们也是强烈反对。

在此之前，国王和大臣的关系已经疏远，彼此开始相互苛求指责。国王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合作，几乎已经走到尽头，他不愿在宗教方面作任何让步，对流放教士的法令，始终未置可否。罗兰上书国王，希望他做革命时期的国王，遵守对宪法的义务。路易十六勃然大怒，决定与吉伦特派彻底决裂。野心勃勃的迪穆里埃在内阁中建立了一个分裂派，在背后支持国王的决定。为笼络人心，迪穆里埃建议国王先批准那些法令，再逐步地清除异己。不过，由于6月13日路易十六免除了大部分大臣，并否定了那些法令，迪穆里埃的阴谋没有达成。

国王开始组建新的内阁。除了拉科斯特和迪朗敦仍暂时留任司法大臣和海军大臣外，新任职的外交大臣西皮翁·商波纳、内政大臣泰里埃·蒙泰尔、财政大臣博利厄、陆军大臣拉雅尔都是默默无闻的福扬派。温和的福扬派夹于革命派和守旧派之间，连立足都成了问题，更别提能有什么建树了。看到他们毫无指望，国王偷偷派马莱·迪庞到同盟国去，希望能从欧洲寻求帮助。国内方面，福扬派分子，以拉利·托朗达耳和马卢埃为首的温和派，在立宪派中威望很高的拉法耶特，他们联合起来，力图压制各俱乐部，强化王权。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旧政党来反对在平民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雅各宾派，拉法耶特写信要求取缔各俱乐部，巩固立宪君主的地位，并指出所有的救国措施都不能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结果，这封信不但引起了议会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也殃及了拉法耶特的威望。

吉伦特派为了保全自己的党和革命，希望利用立宪派的力量再度取得权势。为了把国王拉拢过来，他们采用了组织群众紧急请愿的方式。严格说来，这种方式是违反禁止集会的法令的。但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群众请愿甚至得到了默许和纵容。当时人民异常亢奋，很容易发动起来。6月20日是网球场宣誓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八千余名群众手执武器，打着庆祝公民活动和种植五月桂纪念自由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向议会涌去。

民众的暴动请愿

当检察官罗德雷来向议会报告此事的时候，请愿队伍已经来到议会门前，要求在议会前列队游行。在是否接见他们这个问题上，议会中右派和左派又发生了争论。韦尼奥认为，虽然让武装群众进入会场有违原则，但由于以前已有先例，这时再想拒绝是不大可能的。请愿队伍的代表团受到议会接见。代表团发言人态度非常强硬，他声明，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力，谁要是反对人民，将被清理出去。这次请愿的目的，是因为对国王免去爱国大臣、任意支配人民幸福而不满，是对前方军队按兵不动不满，希望议会能够彻查原因并进行处理。议会答应考虑他们的意见，并允许他们在议会内列队游行。

妇女、儿童、国民自卫军和手执长矛的人，都加入到请愿队伍，人数已经超过三万。在桑泰尔和圣于吕格侯爵带领下，他们举着革命的旗帜和标语，走出议会后向王宫进发。群众浩浩荡荡，涌入王宫。他们用斧头劈砍国王寝宫的大门，只带了几个随从的路易十六吩咐把门打开，沉着坚定地和群众面对面谈话。当群众高呼要求批准法令时，路易十六指出群众采取的这种方式和请求的时间都不合适。在拒绝了群众的主要诉求后，他可能觉得有所不妥，便放下尊严，戴上了群众用长矛尖挑过来的小红帽。后来，国王口渴了，将群众递过来的水一饮而尽。看到国王有些屈尊的表现，群众十分满意。听到群众冲入王宫后，议会十分紧张，匆匆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并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保护国王安全。最后，在佩蒂翁市长的劝说下，请愿的群众终于撤退了。

立宪派对6月20日发生的事情十分愤怒，并趁机暂时恢复了政治上的优势。面对强烈的责难，平民派遭遇了一次真正的失败，只得化攻为守，低调行事。为保护国王安全，国民自卫军、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拉法耶特分别建议路易十六和他们在一起。但路易十六考虑的是，这次事件会促成联军对他的解救。他也不想利用立宪派，不愿和他们有过多接触。为保卫合法的君主政体，拉法耶特前往巴黎，于6月28日在议会意外现身。他指出，6月20日的阴谋暴乱者应该受到严惩，要求解散雅各宾派。对于他的提议，议会分为了支持他的右派和反对他的左派。加代提议，拉法耶特可能是擅离职守，而且向议会发号施令，应当治罪。议会顾忌到拉法耶特的颜面，虽然没有深究此事，但只准许他参加会议。拉法耶特见状，便去集结国民自卫军。革命派虽十分担心拉法耶特得逞，但宫廷显然更加担心。宫廷主动出击，借助保王派军官，先是阻挠了拉法耶特检阅军队，又瓦解了衷心拥护拉法耶特的禁卫军和猎兵。拉法耶特眼见大势已去，就回到自己的军队中去了。这是立宪派的最后一次挣扎。

法国各个党派分裂严重，局势紧迫。十二人特别委员会对分裂的现状忧心忡忡，让·德布里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建议，在危机严重的时候，议会有权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并采取救国措施。韦尼奥在议会讨论这个建议时指出，法国现在是内忧外患，国内骚乱不止、社会不安，国外反法军队大兵压境、虎视眈眈。国王拒绝批准法令，那就是灭自己士气，将法国拱手让出。他假定路易十六在保卫祖国这个问题上是故意采取无为态度的。事实上，平民派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那不是假定，而确实是事实。布里索就明确指出，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由于国家元首心存异念，哪怕我们的军队再勇敢、国防再巩固、资源再充足，那也无济于事。宫廷就是那些反动力量的核心代言人，他们代表了国外宫廷，代表了教士僧侣，代表了阴谋分子，代表了暴乱分子，也代表了叛国分子。打倒了杜伊勒里宫廷，就消灭了一切反动势力。人们不能做宫廷的玩具，应该从这里入手，将一切的罪恶消灭。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吉伦特派作好了废黜王位的准备。

国家的存亡依然是当前最关键的问题，议会又召开会议紧急商定，决定必须采取救国措施。7月5日，议会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革命的热情高涨到了极点。所有机关进入戒备状态，所有退役军人被发动作战。有武器弹药的人，没有领到枪支的人，都被列为军队后备梯队。到处都是志愿参军登记处，“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的旗帜迎风飘扬。7月14日是周年纪念日，巴黎群众和各郡结盟代表激情高涨，他们纷纷要求恢复市长佩蒂翁因6月20日事件被撤销的职位。国民自卫军中斐尔·圣托马营等营队仍然对宫廷忠心耿耿，遭到了群众的蔑视和憎恨。有人故意挑起斐尔·圣托马营和马赛结盟军之间的冲突，导致数名国民自卫军人受伤。

看到战争危机不可避免，主战派再也不能容忍立宪派的所作所为。他们利用报纸、议会等各种方式攻击谴责拉法耶特。他们做出了敌对行动，先是封闭了福扬派的俱乐部，紧接着又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中的警卫连和猎兵连这类资产阶级的武装，并把作战部队和一部分瑞士禁卫军调离巴黎。人们正在公开准备8月10日的事变。

《不伦瑞克宣言》

外国势力准备组成反法同盟。西班牙原计划参加这个联盟，后来温和谨慎的阿朗达伯爵上任后便没有参加。瑞典在古斯塔夫三世去世后退出了同盟。普鲁士、奥地利、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王侯宫廷结成反法同盟，势力十分强大。这个同盟背后，还有俄国和英国的秘密支持。

双方先是互相观望，谁也没有主动进攻。法国方面则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训练军队。在拉法耶特的训练下，军队纪律严明，忠于职守。迪穆里埃锻炼部队的方式则是加强日常训练，并辅以小规模的战斗。法国军队的素质不断提升，士气也不断高涨，为今后击退联军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不伦瑞克公爵的指挥下，反法联军集结了七万人普军和六万八千人的奥军、黑森军及逃亡分子，向法国进攻。他们计划分为三路攻入巴黎。第一路是普军，由不伦瑞克公爵率领，打算从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再经隆维、凡尔登和夏龙，向巴黎方向进攻。从不伦瑞克的左翼向提翁维尔和梅斯进攻的是第二路，主要由黑森军和部分逃亡分子组成，指挥官是霍恩洛厄亲王；克莱尔费将军则率领奥军和另一部分逃亡分子组成第三路，计划在击溃拉法耶特之后，越过马斯河，经兰斯和苏瓦松进攻巴黎。敌人三路齐发，以浩大的声势向首都巴黎发起进攻。部署在莱茵河和诺尔省一带边境的敌军则打算同时发起进攻，以便和主力部队的进攻遥相呼应。

7月26日，反法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不伦瑞克公爵以皇帝和普王的名义，发表了一个针对法国的宣言。宣言指出，篡夺法国政权的人扰乱了法国的秩序，侮辱侵犯法国国王及其家族，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篡权者不但剥夺了德意志王侯的权力和领地，甚至还向皇帝宣战，真是胆大妄为。为恢复法国国王的合法权力，同盟各国的君主不能袖手旁观。因此，他警告国民自卫军和地方当局，要像过去一样忠诚于国王，并负责联军到达以前的治安。对敢于抵抗的城市居民，要以叛乱罪严厉惩处；国民议会、郡、区、市和国民自卫军的所有成员，要恢复以往对国王的尊重和爱戴，否则将会被军法处置；要确保王宫不再遭受侵犯或侮辱。否则，巴黎将会面临诸王的疯狂报复，一定会用血流成河的代价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同时，他也安抚巴黎居民，只要服从联军的命令，路易十六将按照诸王的建议对他们既往不咎。

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的野心，在这个宣言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对法国及其国民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不但没有帮助联军达成愿望，反而加速了王位的倾覆。法国人民上下一心，势将抗战进行到底。只有支持抗战，才是忠于祖国、忠于祖国独立的神圣事业。平民派认为，只有宣布废黜国王，才能取消王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不同的阶层提出了不同的办法：代表中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希望通过议会法令的方式让国王下台；而人民群众则更倾向于暴力起义。在丹东、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马拉等人的率领下，一个代表社会下层阶级的在野党正在崛起。革命意识旺盛的他们不赞成吉伦特派犹豫不决的拖沓作风，正在准备用武力达到目的。

8月10日起义

事实上，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想这么做了。以前他们曾计划在7月26日起事，但由于筹划不周，佩蒂翁及时制止了他们。后来马赛的结盟军进驻苏瓦松军营时，他们的起义也没有成功。不过，马赛军的到来，鼓舞了起义者的士气，他们多次开会商讨废黜国王的事宜。摩康塞伊区打响了第一枪，并把废黜国王的建议告知了议会。废黜国王的问题在各俱乐部被提上日程。8月3日，议会收到了代表市镇和各区的市长佩蒂翁要求废黜国王的请愿书，并转送到十二人特别委员会。8日，讨论控告拉法耶特的问题时，由于大多数议员的表态支持，拉法耶特被免予起诉。这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当晚，很多支持拉法耶特的议员遭到了侮辱，甚至是生命威胁。一群人闯进沃布朗的住宅，企图把他抓走。吉拉尔丹强烈要求议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沃布朗要求议会立即行动起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他还要求把结盟军调回苏瓦松。司法大臣若利向议会发来通牒，强调前一天晚上除了议员，还有很多其他人遭到了群众的非法行动。群众可能什么过激行为都做得出来，因为他们已经被煽动起来。这个关键时候，单靠法律和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议会需要迅速设法补救。这时又有报告传来：如果当天不废黜国王，盲人院区将在半夜紧急集合，攻打王宫，四十八个区中有四十七个已经同意这么做了。议会召来了郡检察官和市长，却也无计可施，不得不散会。

起义者计划在8月10日早晨攻打王宫。8日，马赛结盟军移师到了科德利埃。各警察行政官下令发给了他们五千发子弹。当晚，雅各宾派列队来到起义指挥部所在的圣安东区。起义的计划已安排完毕。人们决定将郡政府推翻，再免除佩蒂翁的职务，最后推翻市议会，建立巴黎公社。起义者们陆续下到基层军营一线，发动士兵起身革命。

宫廷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并积极布置防御。他们不但对防御成功信心十足，甚至认为能够恢复旧有的权势。主要的防御力量有约八九百人瑞士禁卫军，部分解散了的禁卫军，一部分贵族和保王党的武装，另外还有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和他的参谋部。大臣们和郡检察官陪同着国王。市长佩蒂翁也被召入王宫。

半夜警钟果然响起，起义者紧急集合，整队出发。市议会被解散，各区成员成立了临时的公社指挥起义。王宫方面的防守布置得也不错，国民自卫军和宪兵共同把守各宫院及重要位置，架好了大炮，守卫国王寝宫的则是瑞士禁卫军和志愿军。这时，韦尼奥主持议会会议，议员们和一个刚刚赶来请愿的代表团都以为佩蒂翁被王宫拘留了。佩蒂翁听到议会召唤他报告巴黎情况，就离开王宫回到市政厅，随即被保护起来。

新的市政机关成为唯一的权力机构。早上，他们要求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来报告宫内的情形。芒达虽然有些犹豫，但考虑到这是自己的职责所系，再加上误以为市政官员还没有更换，便赶到市政厅。刚走进去，他赫然发现里面都是新人，大吃一惊。他被控诉曾经命令军队向群众开枪，并将被投入阿贝义监狱。谁知他刚走出市政厅，便在台阶上被起义者打死。芒达一死，宫廷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保卫力量，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也被巴黎公社交到桑泰尔手中。

将近凌晨四点钟，王后向检察官罗德雷咨询应对之策。罗德雷建议国王和国王的家族到国民议会去。迪布沙日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把国王往火坑里推。罗德雷认为，三分之二的议员是赞同拉法耶特的，他的建议，可以说是危险系数最低的。这时，王后说：“我们这里也有军队，是时候该和宪法、乱党一决雌雄了。”罗德雷建议王后检查一下防卫布置情况。临时接替芒达指挥王宫内国民自卫军的拉舍内向王后报告，已经把守了卡鲁塞尔广场，并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起义群众进攻王宫。拉舍内认为宫院中人员纷杂，妨碍了防御工作。王后却不这么认为，她说这些人都是可靠的，并随时准备接受调遣。若利和尚皮翁两个大臣被派到议会去告急，要求议会派委员来援助宫廷。

一个小时后，路易十六巡视王宫守军，却惊讶地发现守军已经发生了分裂。首先巡视布置在宫闱内部的各个哨岗，他很满意。当巡视了各宫院时，情况却有了改变。按照常规，如果遇到国王巡视，军队应该敲军鼓表示敬礼。国民自卫军高呼的是“国王万岁”的口号，炮兵营和红十字营喊的却是“国民万岁”，手执步枪和长矛的新的营队不但高呼“国民万岁”，还喊出了“佩蒂翁万岁”。国王忧心忡忡，但也只能继续巡视。在受到了斐尔·圣托马营和佩迪培尔营的忠诚欢迎后，他又听到了手执长矛的营队“取消否决权”“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国王回去以后，部分营队迅速倒戈，有的将炮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宫，有的在卡鲁塞尔广场上建立进攻王宫的阵地。回到宫中时，国王十分沮丧，王后也认为大势已去。

宫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宫外起义者正抓紧集合，分发武器，分数路纵队挺进。早晨六点，一万五千人的圣安东区纵队和五千人的圣马索区纵队同时出动，并沿途吸收了不少群众，壮大了队伍的规模。先头队伍由马赛结盟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组成，已经把大炮对准了王宫，在卡鲁塞尔广场上摆好了进攻的阵势。

前去议会求援的若利和尚皮翁也没有带回好消息。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进行讨论，更严重的是议会不听他们的建议。迫不得已，检察官罗德雷和郡行政官员只得出面和起义者接洽。看到群众队伍十分庞大，罗德雷建议起义者选出二十名代表请愿，不要一起去见国王或者国民议会。看到起义者没有答应的意思，他便告诉国民自卫军说：如果受到起义者攻击，可以使用武力反击。令他失望的是，多数国民自卫军并没有这样做，有的甚至把炮弹从大炮中退了出来。看到劝说无望，加上国民自卫军有倒戈的苗头，罗德雷只得灰溜溜地返回王宫。

这时，起义者的队伍就快要打到杜伊勒里宫，听闻他们起义的目的是废黜国王，国王赶紧和王后、大臣们商议对策。罗德雷带来了令人更加沮丧的消息，起义群众不听劝告，国民自卫军有倒戈的苗头。他要求国王迅速赶到国民议会。国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卡鲁塞尔广场上的起义群众并没有多少人。王后也认为，有武装力量保卫王宫，大可不必担心。但在罗德雷的一再坚持下，国王最终听从了劝告，率领他的宫眷、大臣、郡政官员离开王宫，前往国民议会。

议会已经得到消息，派出代表团前来迎接国王。代表团团长告诉国王，议会将提供地方，保障他们的安全。一路上颇费周折，一行人在福扬修道院门前还遇到了愤怒的群众，好不容易才赶到议会。议长韦尼奥向国王表态，将誓死保卫现有的权力机关和人民的权力。夏博提出：在国王面前，议会不能进行讨论。路易十六一行人就移步来到记录室，虽然在那里也可以看到和听到会场的一切。

国王的离宫，不但带走了一部分国民自卫军，也令王宫守卫力量的军心大散，宪兵们陆续撤离。国民自卫军有的已经开始倒戈。但是，仍然有对国王异常忠心的营队和起义群众发生了交火。王宫被起义者的纵队包围，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率先冲进了各个宫院。瑞士禁卫军已经把守着王宫的各个关口。双方起先是相互对峙，谁也没有攻击。不久以后，也不知道是哪一方打响了第一枪，王宫的前廊下突然发生交火，瑞士禁卫军随后猛烈射击。起义者多人伤亡，损失惨重，第一轮攻势也被打散。但他们很快组织第二轮攻击，集结了优势兵力，对瑞士禁卫军进行围剿、炮轰。战斗逐渐演变为屠杀，胜利的起义者在王宫中肆意妄为。

听到王宫传来的炮声，议会十分惊恐，有的议员甚至想离席逃脱，但被大多数议员阻止。议会外终于传来胜利了的呼声。君主制度的命运到今天已终结了。新的市政府打出“祖国、自由、平等”的旗号，要求议会废黜国王，召开国民公会，并承认它的权力。议会只得同意，却不愿意由他们宣布废黜国王。最终，韦尼奥代表十二人委员会发表声明，将召开国民公会，撤换各部大臣，停止国王的职权。议会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不通过这项提议。吉伦特派各大臣官复原职，那几项著名的法令开始实施，将四千名拒绝宣誓的神父流放，并派出了一些委员甄别军队。路易十六开始被议会安排住在卢森堡宫，现在却被当权的公社视为囚犯，被押送到丹普尔堡。9月23日，特别会议召开，讨论王权的命运问题。但实际上，王权在8月10日已经被推翻了。

从8月10日起，法国进入革命的独裁和专权时期。由于这次起义是自下而上的，缺乏制衡和约束，下层阶级的统治开始变得残酷、暴虐。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获取自由后拯救这个国家。巴黎的起义得到各郡的纷纷响应。虽然军队暂时还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很快也将发生重大变革，这是可以预见的。像迪穆里埃、居斯蒂纳、比隆、克勒曼、拉布尔多内等第二等将领，对最近的事变持肯定态度。两个军区总司令对革命的态度却不太一样。吕克内只是觉得8月10日的起义是个意外事件。手下有三万名忠心耿耿士兵的立宪派领袖拉法耶特仍然支持王权。他将司令部设在色当附近，并把立法议会派来的三个委员囚禁于此。只想以军人暴动对抗群众暴动的拉法耶特，并没有正确认识法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没有意识到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的必然性。

8月10日的事件之后，法国国内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人数众多、斗志昂扬，对革命有着近乎痴狂的态度。而拉法耶特是不能与这个阶级意见一致的。虽然他曾镇压过这个阶级，但如今大兵压境，形势并不允许他继续这么做。

7月30日国外的侵略军从科布伦次出发以后，到了8月19日已经开始沿摩泽尔河逆流而上，向法国边境推进。法国的各支军队决心仍然服从议会指挥。吕克内、拉法耶特也都改变了态度。拉法耶特宣称自己对军事暴动负全部责任，并放下军权，离开军队前往荷兰，准备到美国去，那是他的第二故乡。很快，他在路上被捕，被视作战俘，先后囚禁于马格德堡狱和奥尔莫乌茨。在狱中，他坚强不屈，绝不低头，在被监禁了四年之后，才在英国的斡旋下被释放。

这时，起义者们却因为对起义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产生了分歧。激进派主张先控制巴黎，之后控制议会，最后控制整个法国。他们推倒了历代国王的塑像，取消了郡政务厅对市政府的监督权。为方便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也废除了法律对公民选举权的条件限制。为惩罚8月10日起义那天的阴谋分子，他们要求议会建立一个特别法庭。议会最初没有答应，但后来也顶不住来自市政厅的压力。特别法庭还是成立了，并宣判了几个人。公社觉得法庭效率低下，办案迟缓，对法庭意见很大。马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朗方等10个人是公社的主要人物，主要领袖是丹东。丹东是8月10日事变的核心，那天晚上，他在军队中四处奔走，后来领导了革命公社的工作，并担任了司法部长。丹东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被人称为平民中的米拉波。两人的缺点也极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米拉波拥有的是贵族特权阶级的缺点，而丹东却是平民阶级的。丹东是个有双面性格的人，他的长处十分明显，缺点也同样突出。他有热情，热爱生活，却又缺乏自我节制，不拘小节，挥霍无度，因而经常负债累累。有时他十分任性，有时又能非常专注。达成某项目标前，他可以不惜采取任何策略，达到目的后又散漫慵懒。他疾恶如仇，对待群众却十分谦和宽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起义时前后的表现迥然不同的原因。

普鲁士的入侵和屠杀

这时，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法国的边境，按照提前拟订的入侵计划朝法国纵深挺进。由于色当的军队群龙无首，缺乏指挥，在强大的普鲁士军队面前毫无抵抗之力。8月24日，在仅仅被包围四天后，隆维就被普军攻陷。这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30日，敌军已经攻打到凡尔登城下，并对凡尔登进行包围和轰击。凡尔登是巴黎的门户，一旦失守，巴黎将岌岌可危。

国防委员会紧急召见执政会议的几位大臣，共同商讨最稳妥的应对之策。有人建议撤退到索谬尔，也有人建议固守巴黎。丹东对这两个建议都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应该千方百计保住巴黎，因为巴黎是法国独立的象征，一旦失守，将相当于法国的溃亡，所以撤退是绝对不可以的。而固守巴黎，在首都城下作战也并不妥当。因为经过8月10日的事件，法国已经分为保王派和共和派。毫无疑问，保王派与革命势不两立，自然不可以依靠，当前只能团结在政府中占极少数的共和派。到时候，保王派肯定会趁机在在巴黎作乱，从内部策应敌人。这样，巴黎的保卫力量将腹背受敌，很有可能失败。一旦失败，起义者们自然难以存活，法国也随之灭亡。即使保卫者们侥幸胜利了，也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付出无数宝贵的牺牲。最重要的是，这是保王派最乐意看到的结果，而且他们的实力没有因为战争而损失分毫。所以说，即使保卫巴黎成功了，也是一种失败。他的意见是，只有恐吓一下保王分子，才有可能粉碎他们的阴谋和敌人的进攻。深知其意的国防委员会顿时不知所措，选择了沉默来表示反对。

主张用恐怖手段压制敌人的丹东决心将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最大限度地与群众合作，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和公社商定，建立了一个检察机构，在全城上下进行搜查，并对身份和言论可疑的人进行监禁。很快，那些在立法议会时期进行阴谋活动的僧侣和贵族被投入监狱。所有公民，只要达到入伍年龄，全部被征集在练兵场进行军事训练。9月1日，人们紧急集合，开往前线。丹东鼓励大家，只有大胆、大胆、再大胆，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战胜敌人，击溃对方。

9月1日深夜，凡尔登失陷的消息传到巴黎，人们都以为敌军已经攻了过来，一时人心惶惶。利用这个机会，公社紧锣密鼓地实施恐吓计划，派出了一个三百余人的行刑队。行刑队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将囚禁在卡尔默监狱、阿贝义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福尔斯监狱中的囚犯基本屠杀殆尽，仅有极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神圣的法律制裁，已经变质为一场大屠杀。这些刽子手冷酷无情，像是一群杀人机器。虽然他们偶尔会恢复人性的一面，但转眼之间，又举起了屠刀。

公社掌控者所有的权力，无论是议会、内阁，还是士兵、狱卒，谁都不能制止这场屠杀，更别说反抗了，只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面对屠杀，群众有的无动于衷，有的则积极参与，而多数公民，则是战战兢兢，甚至不敢表示惊愕。如果不了解党派的狂热，人们很难想象，谁会策划这样严重、持久的罪行，并付诸行动。那些曾经的肇乱者，终于等到了恶报，多数在这场他们掀起的风暴中丧命。事实上，只要是搞党派斗争的人，多数都会像他们对待别人一样，遭到别的党派的同样对待。

军事方面，新成立的军队赶到了国境上去了。可是在将领的配置上，由于缺乏合适的人选，执政会议十分纠结，只能勉强挑选那些同情革命的将领。克勒曼替换掉了不甚可靠的吕克内，迪穆里埃则被授予摩泽尔河部队的指挥权。事实上，能力突出的迪穆里埃并不让人放心，但由于除了他之外别无人选，执政会议也只能这么做。

阿尔贡纳战役

迪穆里埃星夜兼程，迅速赶到色当。在军事会议上，大多数人认为法军应该退守夏龙或兰斯，沿马恩河设防。但这样一来，不但军队的士气将受到影响，还相当于直接拱手让出洛林、三主教区和香槟的一部分，为敌军打开进攻巴黎的通道。迪穆里埃精心拟订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他准备在阿尔贡纳森林阻遏敌人。这片森林有四个出口，进可攻，退可守，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但当时普军只差六法里就要到达那里，而迪穆里埃到那里的距离是普军的两倍。为占领这片森林，他分别派军队驻守第一个出口谢纳—波浦勒和第二个出口克罗瓦—奥—布瓦，自己率领一万三千人占领了第三个出口格兰普雷，又派迪龙将军秘密率领七千人赶往第四个出口伊斯莱特。迪穆里埃并不是在孤军作战。国内的志愿军已在各军营集结训练，很快就能补充上来。担任左翼的是贝农维尔率领九千人的队伍，他们将于9月13日到达雷特耳。迪伐尔将率领七千人布防第一个出口谢纳—波浦勒。克勒曼将率二万二千人从右方的梅斯来增援。迪穆里埃只要固守待援就可以了。

普军方面，占领凡尔登之后，在不伦瑞克公爵的率领下，他们分三路越过马斯河。左右两路分别是霍恩洛厄亲王和克莱尔费将军。发现从正面进攻不大容易之后，不伦瑞克计划从侧面迂回进攻，并很快占领了法军防守薄弱的前两个出口。迪穆里埃由于错误地将兵力完全集结在第三和第四个出口，很快要被普军从后面包抄过来。好在迪穆里埃及时调整，在9月14日夜渡过埃纳河后，他把兵力集结在圣墨奥尔，等待克勒曼和贝农维尔两支援军的到来。三天后，加上援军，他的总兵力已近七万人。普军步步紧逼。20日，普军和法军在瓦尔米展开激烈的炮战。随后，双方军队各自列成纵队，展开攻击与反攻击。克勒曼率领步兵展开白刃战，他们高呼着“国民万岁”的口号，击退了普军的进攻。这次战役，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普军士气锐减，开始节节败退。由于缺乏弹药和粮食，加上阴雨连绵、水土不服，普军军心大乱，斗志全无。不伦瑞克公爵、普鲁士国王和逃亡贵族，开始陆续撤退。

普鲁士和法国开始谈判。执政会议提出，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普军全部撤出法国领土。普方提出恢复君主立宪的要求，并于9月30日晚撤退，10月底即可从科布伦次回到莱茵河东岸。迪穆里埃命令克勒曼乘胜追击，收复了凡尔登和隆维。在佛兰德方面，萨克森·特辛公爵久攻无果，不得不放弃了对里尔的包围。在莱茵河上，特里尔、斯皮尔和美因兹被居斯蒂纳占领。另外，孟德斯鸠和安瑟将军分别进入萨瓦和尼斯伯爵领地。法国获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回过头来，如果将法国的情况概述一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两个特权阶级也已经丧失了特权，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要求政治权力无望的结果下，只能起身革命，奋力争夺。政府后来不得不与革命达成某种妥协，但两个特权阶级并没有死心，还是将反革命进行到底。因为自身力量太过薄弱，贵族阶级在国内是无力反抗革命的，他们便和境外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煽动外国进攻革命。僧侣阶级由于无法到国外去，便潜伏在国内，和一切的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利用各种时机为革命制造麻烦。面对逃亡贵族在国外发动的威胁和僧侣在国内进行的破坏，人民群众愤怒万分，拿出了各种手段对付逃亡贵族、僧侣、外国反对势力这些敌人。反对派教士先是被监视，随后被驱逐，逃亡分子的财产也被没收，人们要求向意欲干涉法国的同盟国家宣战。这些措施，遭到了最早的革命者的谴责，也得到革命继承人的肯定。由于意见不同，他们产生了分裂。在情感、利益和意识的支配下，国王自然不赞成这些措施，也被认为是反革命。革命者在恐吓国王无效后，便拿起刀枪，推翻了君主政体。

立法议会的历史是这样：为了平息国内的变乱，制定了反对僧侣的法令；为了消除国外的威胁，它反对逃亡贵族，当国外组成反法同盟时，议会发动战争，并建立了两万人的后备军队。国王并不认同议会的做法，遭到吉伦特派的怀疑。革命派中，立宪派主张温和，吉伦特派则恰恰相反，两者最终还是分裂了。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捍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