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摸象：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的片面之处

南亚有盲人摸象的古老故事。一个人抓住象鼻，说这是一条蛇；另一个人摸象尾，认为这是一根绳；第三个人靠着象腿，得出这是一棵树的结论，如此等等。关于西方为什么统治世界有两个理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读到这些理论时我们不免会想到这个故事，长期注定理论拥护者和短期偶然理论拥护者就像那些盲人，只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却误认为这就是整个大象。相比之下，社会发展的特征让我们看到事物的真面目，因此也就不会再有关于蛇、绳、树的错误判断了。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摸到了长牙象的一部分。

图4-1总结了第二章留给我们的印象。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末期，气候和生态因素导致西方社会发展比东方起步早，虽然新仙女木事件使西方发生了气候灾难，但是西方还是明显地领先于东方。不可否认，早至公元前10000年前，我们的电锯艺术的确十分粗糙。在东方，很难发现4000年内有任何可衡量的社会发展变化，西方社会在公元前11000年比公元前14000年发展程度高，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无法找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微妙痕迹。虽然这些社会发展指数不能反映出什么，但是有数据总比没有强，而且这些指数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正如长期注定理论所预测的，西方一开始就抢先了一步，而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图4-2就没有图4-1那么简单了，图4-2继续描述公元前5000～前1000年的社会发展。它和图4-1的差别就像绳和蛇的差别一样。两幅图像绳和蛇，有相似之处：两幅图中，东西方都继续向前发展，相差不大，西方的发展总是领先于东方。但是，两者的差别也一样显著。首先，图4-2的发展曲线比图4-1上升更快。在公元前14000～前5000年的9000年间，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翻了一番，东方上升了2/3，但是在接下来的4000年间——是图4-1所覆盖时间段的一半不到——西方发展水平增至3倍，东方增至2.5倍。其次，我们看到，公元前1300年后，西方社会发展势头在历史上首次下滑。

图4-1 至今的发展形势：公元前14000～前5000年，西方社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章已对此做出阐述

图4-2 东西方继续向前发展，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公元前5000～前1000年，东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发展差距扩大和缩小

我试图在本章解释这些事实。我认为，西方的加速发展和公元前1300年后的下滑，事实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发展悖论。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会看到，在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时，在这些解释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这个悖论的规律发挥主要作用。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研究在公元前5000～前1000年间发生了什么。

伊拉克地区：逝去的辉煌

公元前14000～前5000年间，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翻了一番，农村从侧翼丘陵区发展蔓延至亚洲中部和大西洋沿岸。然而，公元前5000年，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离侧翼丘陵区相距仅数天步行路程，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是几乎没有出现农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片“两河流域的土地”现在是伊拉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现在的伊拉克，这并不奇怪。2003年以来，因为各种新闻报道，我们对伊拉克的恶劣环境十分熟悉。夏天气温高达120华氏度，几乎不下雨，周围呈现荒漠化。很难想象农民居然会选择在那里居住，而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甚至更热、更潮湿，农民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寻找水源，而是如何有效利用水。印度洋季风会带来一些雨水，这些雨水刚好能促进农业发展。然而，如果农民能控制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夏季洪水，在恰当的时候将这些水导入他们的田地，灌溉庄稼，那此地发展前景光明。

在广袤的欧洲大陆上，一些人选择农业生活方式，邻国人学到农业耕作并依靠农业生活，他们都不断修正传统农艺，适应新的环境。但是，有些农艺只适用于侧翼丘陵区的旱作农业，要让其适用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灌溉农业，仅仅进行“修正”是不够的。农民不得不从零开始。经过20代人的努力，他们改善了沟渠、渠道和蓄水池，不但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边缘耕地渐渐充满生气，而且使其比侧翼丘陵区更多产。他们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经济学家有时候把这个过程叫作探索后发优势。当人们将一项适用于发达核心地区的技术用于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时，他们改善这项技术有时候能使这项技术得到更好的应用，以至于边远地区变成了新的核心地区。公元前5000年，这样的事情在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生了，纵横交错的沟渠滋养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村庄，供养了大约4000人。这么多人可以建造更精致的神庙。在一个村庄埃利都，我们就发现了层进式神庙，这是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以砖为平台的神庙，这些神庙总是采用相同的基础建筑方案，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庙越造越大，装饰得也越来越华丽。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积累了如此多的优势，以至于古老的核心地区侧翼丘陵区开始效仿这个泛洪平原上充满活力的新社会。公元前4000年左右，生活在伊朗西南靠近侧翼丘陵区的平原上的苏萨居民甚至超越了埃利都居民，用砖块建造了一座长250英尺、高30英尺的平台。虽然19世纪的挖掘者考古技术还不够精湛，在挖掘这个遗址时破坏了证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断，这个平台在当时可能支撑着一座宏伟的神庙。然而，即使是这些挖掘技术不够精湛的考古学家，也不会错过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组织，包括世界上最早的铜饰，标志着行政控制的印章或黏土压痕，以及一些图像，专家认为这些图像是“僧侣王”。考古学家常常想象这样的情景，区域首领住在苏萨，苏萨比周围的村庄都大，偏僻村庄的村民可能到苏萨来崇拜神灵，感谢神灵，并用食品交换饰物和武器。

当然，村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从如此粗糙的遗址中很难看出这一点。但是考古学家不得不依靠苏萨来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村庄经历了6000年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洪水，被深深地埋在了淤泥之下，让考古学家难以研究（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自从伊朗于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或者自从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这里几乎再没有新探索）。公元前4500年后，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类似的改变可能正在发生，但是直到公元前3800年，考古学家才看到了这些改变。

关于为什么村庄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这个问题，考古学家中还存在争议。公元前6000年，当农民开始搬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时，由于地球公转时不断改变围绕太阳的轨道，自转也不稳定，因此美索不达米亚达到了史上最热、最潮湿的顶点，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世界又开始降温。你可能认为这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民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你错了。更凉爽的夏季意味着能带来降雨的印度洋季风越来越弱。降雨越来越少，越来越难预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炙烤之地，正如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看到的一样。问题一个个出现：春季降雨减少，意味着庄稼生长季节变短，庄稼在每年夏天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发洪水前成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民2000年来辛勤建立起来的农作系统再也无法适用。

气候变化使美索不达米亚人面临艰难的抉择。当沙尘来袭，侵入他们的田地时，他们可以逃避现实，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是有代价的，饥饿、贫穷，甚至饥荒会接踵而来。或者他们也可以迁移到不太依赖季风的区域，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要让他们放弃照料得很好的土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如何，侧翼丘陵区很明显是该去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有很多村庄了。2006年，叙利亚东北地区的布拉克的考古学家挖掘出两座公元前3800年的集体墓地，埋葬的都是年轻人，他们明显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因此，让农民搬回拥挤、充满暴力的侧翼丘陵区，这也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如果美索不达米亚人都不采取任何措施，或者都逃跑了，那这个新的核心地区就会瓦解。但这时出现了第三种选择。人们可以抛弃他们的村庄，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一些较大的地区聚集。这看起来违反常理，因为如果庄稼收成减少，更多人来到更小的地方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但是，一些美索不达米亚人似乎想出了办法：如果更多人齐心协力，他们可以建造更大的灌溉系统，储存洪水，灌溉庄稼。他们可以向更多的矿工提供食物，让他们从地下开采铜，让更多的铁匠制造饰物、武器和工具，让更多商人将这些商品带到周边地区。事实证明他们非常成功，到公元前3000年，青铜（铜和小部分锡的合金）大量代替了石头，成为新的武器和大多数工具的原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战士和工人的效率。

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组织。集中管理就能解决问题。到公元前3300年，人们在小泥板上刻画他们的活动的记录，大多数考古学家将这些复杂的记录称为书写符号（即使现在也只有一小部分研究符号的精英才能看懂）。无法书写符号的小村庄发展碰壁了，但是有一处遗址——乌鲁克发展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大约有两万居民。

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管理、会议和备忘录——对现在很多人来说，这些东西是祸根，但却是人类成就的标志。然而，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就会更清楚，这些事物往往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组织促使侧翼丘陵区的村庄、黄河两岸的村庄成为城市、国家和帝国；组织失败则导致这些城市、国家和帝国的失败。组织的有些管理者是我们故事中的英雄，有些也是恶棍。

随着季风的停止，管理的诞生肯定造成了创伤。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颓废又饥饿的败兵纵队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没精打采地向乌鲁克行走，就像连破车都没有的贫困移民，更不用提新政了。我们还可以想象愤怒的村民拒绝将权力交给高傲的官僚，那些官僚企图征用他们的田地和庄稼。结果往往是使用暴力。这样乌鲁克就很可能分裂，很多竞争城镇确实已经分裂了。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古代管理者如何帮助乌鲁克度过危机，但是考古学家怀疑，他们依靠了神庙。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一点，这些证据互相支持，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一样。比如说，考古学家在神庙遗址挖掘出成堆的大小相同的碗碟，这些碗碟被称做“斜沿碗”，可能被用来分配食物。最早刻有符号的陶片主要来自神庙，陶片上代表“配额”的符号就是斜沿碗的图画。当书写系统发展至人们可以记录这些信息时，这些符号告诉我们，神庙控制着大片灌溉土地以及在这些土地上工作的劳动者。

神庙迅速发展成为名胜古迹，使建造这些神庙的群落相形见绌。长长的阶梯通向上百英尺高的坛庙，专家在坛庙内与神灵进行交流。我们在第二章提到公元前10000年的圣坛，如果说这是人们向神灵传达信息的扩音器，那这个公元前4000年乌鲁克的宏大神殿就是一个扩音系统，这套扩音设备能让齐柏林飞船乐队大显身手。如果这样神灵们还不能听到人们的呼喊，那他们肯定是耳聋了。

正是这些对神灵的呼喊让我开始对考古产生兴趣。1970年，我的父母带我去看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电影——爱德华时代的经典《铁路少年》（The Railway Children）。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之前放的纪录短片更让我心潮澎湃（那时人们常这么说）。那天晚上，我迷上了阿波罗11号，想成为一位宇航员，但是这部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一部根据埃里克·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的书《众神的战车》（Chariots of the Gods）改编的纪录片（勉强称得上纪录片）——让我意识到考古是我必走的道路。

和亚瑟·C·克拉克在小说《2001太空漫游》中声称的一样（类似出版于1968年的《众神的战车》），冯·丹尼肯也声称外星人在远古时代访问过地球，并告诉人类天大的秘密。然而，冯·丹尼肯与克拉克不同，他强调他没有胡编乱造，外星人会经常回到地球。外星人激发了人们建造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希伯来《圣经》和印度史诗描述了外星人的宇宙飞船与核武器。冯·丹尼肯坚持认为，早期文明中，一些国王声称自己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谈，原因是他们的确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谈过。

虽然证据不足（委婉地说），但是这个论证说服了许多人，很多人对它坚信不疑，冯·丹尼肯卖了6000万册书。他现在仍有很多粉丝。几年前，我站在烤肉架旁考虑着自己的事情时，我被他的粉丝——非常严肃地——指控为密谋掩盖这些事实。

人们常常批评科学家将奇迹从世间带走，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望揭示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理就是我们不需要太空人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王，我们更不需要《2001太空漫游》中的场景来解释智人的进化。自从农业出现后，宗教专家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当神灵要抛弃人类，停止给人类雨水时，美索不达米亚人会本能地依赖牧师的帮助，这些牧师声称自己有特殊方法能与神灵交流，然后转告人们应该怎么做。在这些艰难的时代里，组织是生存的关键，因此，有越多人按牧师说的做，事情就会变得越顺利（前提是牧师给出合理的建议）。

两个过程互为因果，其逻辑和冯·丹尼肯的论证逻辑一样，都是循环的，但是前者更有说服力。野心勃勃的人声称自己有特殊方式可以和神灵交流，他们说他们需要富丽堂皇的神庙、隆重的仪式和大笔的财富才能让神灵听到他们说话。一旦得到这些东西，他们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和神灵亲近，因为他们有富丽堂皇的神庙、隆重的仪式和大笔的财富——毕竟，神灵只会把这些财富给他所爱的人。公元前2700年左右，当记录员正在记录这些事件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王们甚至宣称，神灵是他们的祖先。有时候，将权力委任给与神灵交流的人会创造奇迹，比如在乌鲁克（但是我怀疑），但是当他们失败时——失败是常有的事——留给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就寥寥无几了。

乌鲁克不仅成了一个城市，而且成了一个国家，有中央机构征税、为整个社会做决策，并依靠军队维护社会秩序。一些人有最高地位（但是明显不包括女士），还有一大队勇士、地主、商人和有文化的官僚辅佐他们。几乎对于每个人来说，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但是在艰难的时代，这是成功的代价。与国家形成前的社会相比，付出如此代价的社会能聚集更多人口、财富和权力。

公元前3500年后，城市和国家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社会发展，然后向外延伸，就像侧翼丘陵区曾经的农村一样。乌鲁克式的物质文化（斜沿碗、书写陶土片、华丽的神庙）被传播到了叙利亚和伊朗。关于它们是如何传播的争论和农业最初是如何传播的争论很相似。人口密集、组织严密的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可能曾对人烟稀少、权力分散的北部地区进行殖民，这些殖民地包括北叙利亚的哈布巴凯比拉，这看起来像有人复制了一个乌鲁克街区，并将它丢弃在1000英里外。相反，早在斜沿碗发明之前，布拉克就是一座大市镇，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地方社区，对乌鲁克的风俗挑三拣四。村民努力依靠微薄收入为生，他们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繁荣，于是允许当地牧师成为国王；野心勃勃的牧师看到乌鲁克的宗教首领飞黄腾达，可能就和他的村民交谈，或者哄骗他们，或者威吓他们，让村民允许他们拥有类似的权力。有些人更喜欢村庄生活，但是他们肯定会发现，无论以何种方式，国家的形成是大势所趋，就像几千年前觅食者发现农耕时代的到来是大势所趋一样。

埃及的法老为什么如此成功

公元前5000年左右，当第一批农民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汗流浃背地种植庄稼的时候，更多勇敢的人从约旦河谷向西奈沙漠走去，到尼罗河流域去碰运气，寻找肥沃的土地。埃及几乎没有可驯育栽培的本土植物，在农业发展方面也落后于侧翼丘陵区，但是一旦引进合适的种子和动物，埃及就繁荣发展起来。尼罗河每年泛滥的时候刚好是灌溉庄稼的季节，大面积的绿洲受雨水滋润，在沙漠中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然而，这些优势意味着，公元前3800年季风的退去对埃及造成的影响比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影响还要大。很多埃及人离开了他们的绿洲，来到了尼罗河流域，那里水源充足，但是土地缺乏，尤其是在上埃及尼罗河流域变狭窄的地方[1]。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通过管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挖掘出的坟墓表明，上埃及的村庄首领既要管理军事，又要管理宗教事务。成功的首领在村庄获得更多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失败的首领不知去向。公元前3300年，形成了三个小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安葬国王——如果“国王”这个称谓不是太高贵的话暂且用之——的富丽堂皇的墓地，这些墓地模仿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建筑风格，墓地内还埋葬有黄金、武器和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口的物品。

这些国家互相战斗，直到公元前3100年统一成一个国家。那时候皇家宏伟建筑物的规模迅速扩大，独特的埃及象形文字突然出现。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书写可能只限于一小部分人群，但是埃及的文字记录一开始就不光包含叙述性文字，还包含官僚的账目。一个引人注目的文本描述道，一位叫那尔迈的上埃及国王在公元前3100年征服了下埃及，还有一个文本写到了一个叫“蝎子王”[2]的国王。后来还有文本提到了征服者美尼斯（可能和那尔迈是同一个人）。虽然细节方面令人困惑，但是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经清晰：公元前3100年左右，在尼罗河流域，那时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一了，约有100万名臣民。

公元前3100年后，上埃及的物质文化迅速向尼罗河流域传播。几千年前随着农业的发展，乌鲁克文化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播，和乌鲁克文化的传播方式一样，下埃及人可能仿效了（或是自愿，或是不得不以这种方式与之竞争）上埃及的生活方式。有明显证据表明，组织成国家的上埃及比以村庄为基础的下埃及发展得更快，政治统一含有一些南方征服北方的意味。

公元前3500年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进行扩张，公元前3300年，上埃及也进行扩张，两者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却有着不同的结果。首先，当那尔迈/美尼斯/蝎子王于公元前3100年征服下埃及的时候，乌鲁克的扩张突然终结。乌鲁克城被烧毁，很多刚刚发展起来的有着乌鲁克式物质文化的地区也被遗弃。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个谜。公元前2700年左右，象形文字开始记录更多信息时，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分裂成了35个城邦，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神圣的国王，那时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始称呼自己为苏美尔人。因为乌鲁克管理松散，统一的埃及成为主要的西方核心地区。

为什么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展不同，这仍然无法解释。可能因为埃及只有一条河流和三角洲以及一些周围都是沙漠的绿洲，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两条河流、很多顺畅的支流，周围还有很多山丘，这使得埃及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更易征服。也可能是因为那尔迈比乌鲁克国王做了更明智的决策，这个国王的名字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其他关键因素。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苏美尔国王宣称自己像神灵，而埃及国王宣称自己就是神灵。电影和电视剧《星际之门》改编自冯·丹尼肯的书，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尔迈一行人是真正的太空人，而乌鲁克国王只是太空人的朋友。虽然这个解释引人注目而又直接易懂，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很多人认为，事实上法老（埃及国王的称号）在提升自己的神圣形象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自我神化是疯子的行为，在5000年前也不是容易的事。那这些国王是如何做到的呢？那尔迈和他的朋友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神灵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根据后来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我们有了最佳线索。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征服了埃及，宣称自己是法老。在和他的将军争夺权力的时候，他发现传播一个谣言很有用，这个谣言就是，他也是神灵，就像之前的法老一样。几乎没有马其顿人去认真核实这个谣言，这为亚历山大增加了筹码。当他的军队到达现在巴基斯坦的地方时，他召集了10位当地的智者，并命令他们回答他提出的最深奥难解的问题，违者处死。当轮到第七位智者时，亚历山大问：“一个人如何变成神灵？”这位哲学家很简单地回答道：“做一件凡人无法完成的事。”很容易想象，亚历山大假装搔头不解：最近有人做了凡人无法做到的事吗？答案非常明显，他可能已经告诉自己了：是的，那就是我。我刚刚推翻了波斯帝国。没有凡人可以做到。我是神，所以当我的朋友反对我时，我杀死他们不应该感到不安。

事实也可能是亚历山大和他的支持者编造了整个故事，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看，故事的真假没有公元前4世纪20年代的这个现象重要：一个国王宣传自己是神的最好方法是展现非凡的军事威力。对于3000年前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只能进行猜测，但是在统一尼罗河流域这件事上，蝎子王、那尔迈或者美尼斯的确做到了人们所认为的凡人做不到的事。可能将一个神圣的国王和一位伟大的征服者结合在一起能让自我神化听起来更可信。

这也不是法老唯一成功的政变。上埃及的首批国王们肯定发展了乌鲁克式的管理技能，也就是让人们向他们提供资源，让人们接受中央管理，但是法老们从整个尼罗河流域吸收了当地精英，让他们担任管理者。法老们在孟菲斯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颇具策略性地将其建在上埃及和下埃及中间，让地方贵族加入他们。法老们在孟菲斯分配恩惠，小贵族对这个政体有所贡献，法老们给予他们一些奖励，让他们继续巩固这个体系。当地的领主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在让农民能勉强生存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多地征税，然后将收入上交，以此换取法老的恩惠。

法老的成功一部分依靠政治活动，一部分依靠他们和贵族之间为共同利益而互相利用，一部分依靠华丽的粉饰，比如假装是神灵而不只是神灵的朋友，这些手段当然更容易成功。哪位当地的权贵不想为神灵服务？然而，为慎重起见，法老也创造了强大的符号语言。公元前2700年后不久，卓瑟法老（King Djoser）的艺术家设计了篆刻象形文字的样式，描述存在了500年的神王。人们看到一位不朽之人死去，卓瑟理解了其中神学的微妙，因此他设计了埃及王权的根本象征——金字塔——来保存神圣的法老的尸体。高450英尺的胡夫金字塔建于公元前2550年左右，在1880年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超过它的高度前，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迄今它仍然是最重的建筑，重约100万吨。成千上万的劳工花了几十年建造金字塔：采石，让石头沿尼罗河漂下，然后拖到建筑地。金字塔脚下的所谓工人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给工人提供食物、指挥他们行动需要增加大量的官僚，加入工人群对于那些可能从未离开过家的村民来说肯定是一次变化非常大的经历。如果有人在金字塔建造之前怀疑法老的神圣性，那他们在金字塔造好后肯定不会怀疑了。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城邦的发展趋势和埃及相似，但是它发展得更慢、更谨慎。根据象形文字记录，每个城市被分为很多“家族”，每个家族包含很多一夫一妻制家庭。每个家族有一户家庭作为首领，组织土地和劳力，其他家庭按等级负责不同的事务，有些家庭在田地里工作，有些家庭制作工艺品，完成安排的工作份额，以此换取口粮。规模最大、最富有的家族理论上由神灵领导，可能管理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和成百上千的工人。为神灵管理这些家族的人通常是城市的首领，由国王领导城市的守护神家族。保护守护神的利益是国王的工作。如果国王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的守护神也会发达；如果国王没有做好，守护神也会没落。

公元前2500年以后，这成了一个问题。农业的发展让人们可以供养规模更大的家庭，人口的增长促使人们为了更肥沃的土地而争斗，也促使争斗方式变得更有效。有些城市战胜并占领了另外一些城市。其中的神学意义和埃及神王的死亡一样棘手：既然一个国王保护他的守护神的利益，那如果另一位自称是其他神灵的国王占领了这个城邦，这又意味着什么？有些牧师提出“庙城”理论，使宗教等级制度和守护神的利益独立于国王。成功的国王为回应这种理论，声称自己不仅仅是神灵的代表。公元前2440年左右，一位国王宣布他是他的守护神的儿子，还有人创作了诗歌，描写吉尔伽美什国王如何在世界之外旅行以寻求永生，这些诗歌开始传播，成为《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的一部分，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巨著。

统治者寻找新的场所显示他们的威严，因此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宏伟的建筑，乌尔皇家墓地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墓地中华丽的金银殉葬物像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一样，暗示着死者绝非凡人；74人被毒死给普阿比王后陪葬，这暗示着统治者为与神灵的关系而争斗对苏美尔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噩耗。

公元前2350年左右，冲突开始白热化，出现了暴力政变、武力征伐，还有革命性的财产和神权的再分配。公元前2334年，一个叫萨尔贡（Sargon）的人（意思可能是“合法的统治者”，虽然这很可疑，他可能是在夺权后开始使用这个名字）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名为阿卡德。现在这座城市可能埋于巴格达地下，还没有挖掘出土，这毫不奇怪。但是其他遗址的陶片记录着，萨尔贡并没有和其他苏美尔国王战斗，他劫掠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直到有足够的财富组织一支5000人的全职军队。然后他攻打了其他苏美尔地区，通过外交手段和暴力征服了那些城市。

教科书常常称萨尔贡为世界上第一个帝国创立者，但是公元8世纪前，埃及也有统治者统一国家，他们的做法并无二致。萨尔贡本人并没有成为神，但是在镇压公元前2240年左右的一场叛乱后，他的孙子纳拉姆辛（Naram-Sin）宣布，八位苏美尔神灵想让他加入他们的行列。苏美尔艺术家开始描述纳拉姆辛为尊贵的、超越生命和传统性质的神明。

到公元前2230年，西方有了两大核心地区——苏美尔和埃及，它们使侧翼丘陵区原来的核心地区黯然失色。为了应对生态问题，人们创建了城市；为了应对城市之间的争斗，他们创建了有百万人口的国家，这些国家由神灵或者神王统治，由官僚管理。随着核心地区的争斗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城市网络蔓延至叙利亚和黎凡特更原始的农村，经过伊朗蔓延到现代土库曼斯坦的边界。在克里特岛，人们不久也开始建造宫殿，马耳他建起了巨石庙，西班牙东南沿海开始零星出现要塞城镇。在更远的西北方，农民在每个可生存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在西方世界最边远的地方，大西洋海浪拍打着不列颠的寒冷海岸，人们投入了大约3000万小时的劳动，建造了最神秘的不朽建筑——巨石阵。公元前2230年，冯·丹尼肯的故事中访问地球的太空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星人没有必要继续介入人类的发展了，因为这些聪明的猩猩正在促使社会发展稳步前进。

荒野西部：核心地区的分裂和斗争

如果太空人50年后重返地球，他们会感到震惊。西方各个核心地区都在分裂，人们互相斗争，颠沛流离。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一个听起来比较中性的词，却包含了各种恐怖的屠杀、痛苦、逃离和通缉）将西部地区的人们逼向荒野。当我们问是谁或者是什么扰乱了社会发展时，我们会得到一个惊人的答案：这可以归咎于社会发展本身。

人们试着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往往是传播信息、传递物品和四处迁移，因为在一个地方富足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稀有而珍贵。这使结果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住在一起，组建社会，按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管理。4000年前，神庙和宫殿占有最好的土地，中央官僚机构没有将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家庭，因为每户家庭都试图种植他们需要的所有作物，中央官僚机构规定哪些农民应该种什么。拥有肥沃庄稼地的村庄可能只种小麦，而山区的村庄种植葡萄树，还有的村庄专门制作金属制品。然后官僚就可以重新分配这些产品，从中拿去一些官僚所需要的，储存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将其余的作为配额口粮分配给臣民。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就开始实行这种分工分配，1000年后这成了社会规范。

国王之间也互赠自己喜欢的礼物。埃及法老们有大量的黄金和谷物，他们将这些物品送给黎巴嫩城市的次级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则赠予雪松木作为答谢，因为埃及缺乏上等木材。无法赠送合适的礼物是非常失礼的事情。因为心理原因，同时出于巩固地位的考虑，再加上拉动经济的需要，埃及法老互赠礼物这个现象就约定俗成了，而且这使物品运送、人们的迁移和观点的传播变得十分有效。在这些传播网络终端的国王和中间的很多商人变得越来越富有。

现在，我们往往认为指令经济肯定效率低下，因为指令经济由国王、独裁者或者政治官僚规定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但是大多数早期的文明都依靠这种经济体制。可能在缺乏信任和法律的世界里，市场经济无法运作，这种经济体制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皇室卑微的独立商人总能依靠皇家和牧师的事业而飞黄腾达。邻里之间用奶酪交换面包，或者帮助别人挖茅坑来换取照顾小孩的服务。城镇和国家人民在集市进行交易。修补匠用驴子装载着坛坛罐罐，来往于集市。在国家的边境地区，耕地慢慢退化成沙漠或山川，村民用面包和青铜武器与牧羊人或觅食者交换牛奶、奶酪、羊毛和牲畜。

关于这些交易的最有名的记述来自希伯来《圣经》。在希布伦附近（现在的约旦河西岸）的山丘上，雅各是一名成功的牧羊人。他有12个儿子，但是他偏宠第11个儿子约瑟，送给他一件多彩服。约瑟的10个哥哥一气之下把约瑟卖给了去往埃及的奴隶贩子。几年后，希布伦缺乏粮食，雅各派他的10个儿子去换取谷物。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那遇到的埃及宰相正是他们的兄弟约瑟，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但是在服侍法老的过程中得到提拔（不可否认，是在强奸未遂被判入狱一段时间后，当然，他是被陷害的）。当时商人不可信，因此当约瑟假装认为他们是间谍而把他们关入大牢时，他们一点也没觉得奇怪。但是故事结局很圆满，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以及所有的后裔来到了埃及。“于是他们在埃及有了社会地位，”《圣经》写道，“在那里繁衍生息。”

约瑟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那时人们已经追随这部《圣经》长达2000年之久，这些人到现在姓名已经失传。亚摩利人来自叙利亚沙漠边界，库提人来自伊朗的山区，他们以商人或者劳工身份来到埃及，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里的熟面孔；来到埃及的还有尼罗河流域的“亚细亚人”，埃及人用这个带有轻蔑性的词指亚洲。社会的不断发展使核心地区与毗邻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使核心地区不断扩大，人们对环境的控制力增强，从而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发展得越来越复杂是有代价的，社会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这始终是社会发展悖论的核心部分。

神王纳拉姆辛有一个同样神圣的儿子沙尔卡利沙利，公元前2200年左右，当他在阿卡德的正殿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时，问题开始出现。耶鲁大学的哈维·韦斯（Harvey Weiss）是挖掘出叙利亚的恩利尔遗址的考古学家，他认为自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恩利尔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萨尔贡时期是一座有着两万人口的城市，但是一个世纪后却成了一座被人遗弃、荒无人烟的城镇。为了寻找原因，韦斯研究小组的地质学家通过地质沉积物的微观研究发现，公元前2200年前，恩利尔和毗邻地区的土壤中的灰尘数量剧增。灌溉渠被淤泥堵塞，这可能是因为降水量减少，人们渐渐离开此地。

1000英里以外的尼罗河流域也出现了问题。在约瑟的故事中，法老依靠解梦人来预测农业收成，但是真正的法老有一种测量工具，叫作尼罗河水位计，用来测量河水的流量，并预示收成好坏。记录测量读数的文字显示，公元前2200年左右，河水流量大量减少，埃及也变得越来越干旱。

公元前3800年左右，干旱的天气促使乌鲁克发展成为伟大的城市，并且发动战争统一了埃及，但是在这个复杂、互相关联的世界里，舍弃恩利尔这样的城市也意味着，亚摩利人和亚细亚人所依靠的商业活动会随之消失。就好像约瑟的兄弟来到埃及买谷物，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谷物。他们本可以回到希布伦，告诉父亲不得不挨饿了，或者他们也可以继续走入法老的领地，如果可行的话就买食物或者用工作来换取食物，如果不可行就抢夺或者偷窃食物。

在其他情况下，阿卡德和埃及民兵组织可能已经杀了这些令人讨厌的人（经济移民或者罪犯，就在于你怎么看了），而公元前2200年，这些武装力量本身就很松散。有些美索不达米亚人将他们的阿卡德国王看作残暴的征服者。当假装神圣的沙尔卡利沙利未能处理好公元前22世纪90年代面临的问题时，很多牧师家庭不再与他合作。他的军队慢慢解散，将军宣称自己是国王，亚摩利帮派占领了所有城市。在不到10年内，帝国瓦解了。每个城镇各行其是——正如一位苏美尔编年史家描述的：“那谁是国王？谁又不是国王？”

在埃及，宫廷和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升温，国王佩皮二世已经在位60年，面对质问，他证明宫廷和贵族是不平等的。当他的朝臣一个个密谋反对他时，当地的上层人士却自行其是。军事政变爆发，公元前2160年左右，下埃及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这时几十个独立领主和难以统治的亚细亚人团伙在乡村胡作非为。更糟糕的是，下埃及底比斯的卡尔纳克神庙的大祭司逐渐使用越来越响亮的头衔，最终与下埃及发生内战。

到公元前2150年左右，埃及和阿卡德分裂成了很多小国，为了争夺农民手中逐年减少的粮食，这些国家互相争斗。一些武装团体因此发财，但是少数保留下来的记录大体上都是描述当时令人绝望的情况。还有记录显示，这个危机还波及了核心地区以外的地方。考古学家很难判断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何时与另一地区产生联系，况且我们应该认识到，有时候不起眼的巧合也含有重要的信息，但是希腊最大建筑的灰飞烟灭、马耳他神庙的终结、西班牙海岸线上要塞的废弃都发生在公元前2200～前2150年之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

西方核心地区要建立更加庞大和复杂的社会体制，需要依靠人口、商品和信息的定期流动，而气候或社会局势的突变——比如恩利尔的气候突然干旱，或者佩皮二世年迈时期社会的动荡——同时也破坏了这些社会体制。一些破坏性事件不一定会造成社会混乱，比如公元前2200年后的气候干旱和移民，但是这些事件影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至少在短期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佩皮有一位像约瑟那样的顾问，那他或许能扭转乾坤；如果沙尔卡利沙利妥善处理他与将军和牧师的关系，那他的帝国就不会灭亡。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后乌尔城利用阿卡德的瓦解，建立了一座新的帝国，这个帝国比阿卡德小，但是因为官僚强行征税，留下了各类税单，我们对该国的了解更多。4万份税票被公开，还有更多的等待专家去研究。

舒尔吉（Shulgi）于公元前2094年登上了乌尔的王位，宣称自己是神灵并实行“个人崇拜”。他甚至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体裁“舒尔吉圣歌”，来赞美他各方面的能力，从唱歌到预言，让人们敬畏他。虽然舒尔吉才华横溢，但是在他死去（公元前2047年）后的几年内，他的帝国也开始衰落。公元前21世纪30年代，乌尔频遭袭击，问题严重，因此这里的人们建造了100英里长的城墙来抵御亚摩利人，但是公元前2028年，很多城市开始抵制乌尔的税收制度，因此国家财政在公元前2020年左右破产了。当一些将军企图为乌尔征收谷物，还有一些将军宣布独立的时候，乌尔面临严重的饥荒，就像是阿卡德没落过程的重演。苏美尔诗歌《乌尔哀歌》（The Lamentation over Ur）中写道：“饥荒就像洪水一样淹没了城市。臣民像被洪水包围，费力喘息。国王在宫殿孤独一人，呼吸沉重，人们放下武器……”公元前2004年，袭击者洗劫乌尔，俘虏了乌尔最后的国王。

当美索不达米亚四分五裂时，埃及又统一了。当时上埃及的底比斯大祭司当了国王，在公元前2056年击退了主要敌人，并于公元前2040年统治了整个尼罗河流域。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西方核心地区看起来非常像它1000年以前的样子，埃及在神王的统治下统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分裂成很多城邦，由国王统治，这些国王最多只是“像神”而不是神。

4000多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区的野蛮社会形势令人目眩，到那时，一些促使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已经很明显。社会发展不是克拉克书中的巨石或者冯·丹尼肯书中的外星人施与人类的礼物或者诅咒，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出的，归根结底，因为人类懒惰、贪婪、恐惧、总是寻找又简单又有利可图的方式做事，社会才不断发展。从乌鲁克的崛起到埃及底比斯的统一，懒惰、贪婪和恐惧推动着社会的每次发展。但是人们无法以自己的意愿推动社会发展，每次社会发展都以之前所有的发展成果为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含各个前进阶段，必须以正确的顺序进行。乌鲁克的首领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无法实施乌尔1000年以后在舒尔吉的统治下才发展成熟的官僚体制，就像征服者威廉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无法制造电脑一样。正如美国人所说，你无法一下就从这到那。这种积累的社会发展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每次创新都建立在前人创新的基础上，并且为后人做铺垫，这意味着，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发展越快。

然而，创新过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创新意味着改变，会带来同样多的欢乐和痛苦。社会发展造就赢家和失败者，造就新的富有和贫穷的社会阶级，造就男性和女性以及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新关系。因为后发优势理论，之前被边缘化的人被赋予了权力，这时社会发展甚至还创造出新的核心地区。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扩张，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难管理。同时，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越能威胁到社会发展本身。因此就产生了这个悖论：社会发展产生的强大力量能危害社会发展本身。当这些力量失去控制——特别是变化的环境使不确定因素大量增加——社会的混乱、毁灭和瓦解就会随之而来，正如公元前2200年发生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发展悖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长期注定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

越过国界线：由贸易和战争塑造的时代

虽然公元前2200年后，社会动荡横扫西方核心地区，但是这也不是“黄昏时刻”。公元前2200年后的衰落甚至没有在图4-2中表现出来[3]。这可能低估了破坏性事件的规模，即使是这样，有一件事是非常明确的：到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比公元前3000年快50%。社会发展不断向前，西方社会发展规模扩大，形式更复杂。

核心地区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公元前2000年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者再也不宣称自己是神灵，甚至在埃及，人们也不再那么信任法老。公元前2000年，雕像和诗歌将法老刻画为比公元前3000年更好战、厌世和令人失望。国家权力肯定也因此缩水：虽然宫殿和神庙还是很重要，但是更多的土地和贸易掌握在私人手中。

然而，破坏性事件之所以没有使历史发展倒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核心地区不断扩张，吸引边缘地区的加入，这些边缘地区在倒退时发现了新优势，于是加入了核心地区。从伊朗到克里特岛，这些地区都依靠雨养农业，边境线常常剧烈变动，人们在此建造埃及式或美索不达米亚式的宫殿，并采用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体系。总的来说，边境地区的国王比依靠灌溉农业的核心地区的国王更需要依靠军事力量，并且更少宣称自己是神灵，可能是因为埃及和苏美尔的统治者看上去太庄严，以至于伊朗和克里特岛的国王很难让自己看起来像神灵。

社会的不断发展再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公元前3000年，大河流域对社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生活在旧核心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区有更大的优势。现在乌克兰地区的牧人在公元前4000年驯化了野马，2000年后，在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上，驯马人在强壮的马身上套上绳索，来驾驭轻便的二轮马车。一些草原牧人驾着马车出行，他们不关心核心地区的情况，但是如果有人有能力购买4000辆马车，那情况就不一样了。马车不是坦克，可以压垮敌人的阵线（很多历史巨片的导演喜欢这样描述），但是登上马车，弓箭手队伍能迅速移动，这使行进缓慢的老式步兵部队彻底过时。

马车的优势看起来十分明显，但是在一种战略系统下运筹帷幄的军队往往很难采用另外一种战略系统。如果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驾驶战车的军队，等级分明的纯步兵军队就会陷入混乱，一群新的精锐部队就会被授权。虽然缺乏证据，但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似乎慢慢地采用了这种新的战略系统。北方的新城市则更灵活，比如神秘的胡里安人所居住的城市，很明显，他们在公元前2200年从高加索移居至美索不达米亚北方地区和叙利亚。胡里安大草原让他们能更有效地使用新武器，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松散，或许他们更容易采取新的战略系统。胡里安人、伊朗西部地区的加喜特人、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4]、现代的以色列和约旦地区的西克索人以及希腊的迈锡尼人都没有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巴比伦城组织严密，但是严密的组织一时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有了马车，这些之前被边缘化的人们就有了更好的作战方针，他们就能侵略，甚至占领历史更悠久、更富有的邻国。西克索人不断向埃及迁移，在公元前1720年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并在公元前1674年夺取了王位。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侵略了巴比伦，不久加喜特人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到公元前1500年，胡里安人创建了一个王国，名为米坦尼，迈锡尼人征服了克里特人。

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但是从长远看，那些动乱使核心地区扩张，而没有使社会发展倒退。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为奴役、放逐、屠杀和劫掠，北方的移民取代了当地的统治者。在埃及，底比斯人领导的叛乱于公元前1552年终结了西克索王朝，社会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到公元前1500年，新的王国在旧核心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区形成，它们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一个扩大版的旧核心地区。这些大国互相联系紧密，因此历史学家将接下来的300年称为国际化时代。

贸易蓬勃发展。皇家的记录文本充满了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阿马那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书信显示，巴比伦、埃及、亚述、米坦尼和赫梯等新兴强国的国王谋取更高地位，索取礼物，嫁出公主。他们创造了共同的外交辞令，并互称“兄弟”。二级统治者被排除在强国俱乐部之外，强国俱乐部的国王称他们为“仆人”，但是等级是可以重新商量的。比如说，阿希亚瓦（可能是希腊）是一个陆地边界的强国。在阿马那的记录中没有阿希亚瓦的书信，但是赫梯国王在一份公元前13世纪的条约中列了一张“和我等级相当的国王”的列表，他列了“埃及国王、巴比伦国王、亚述国王和阿希亚瓦国王”——为了完善这张列表，他把亚述国王从列表中除去。

这些兄弟国家之间的交往越密切，他们的竞争就越激烈。公元前8世纪的西克索侵略使埃及的上层人士受到创伤，无法逾越的沙漠会保护他们不受攻击的想法被粉碎，他们决定防止这样的侵害再次发生，因此他们将松散的民兵组织升级为永久军队，配备职业军官和当代马车军队。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沿着地中海岸征伐至叙利亚，沿途建筑要塞。

公元前1400年爆发了军备竞赛，落后者遭殃。在公元前1350～前1320年之间，赫梯和亚述人吞并了米坦尼。亚述干涉了巴比伦的内战，到公元前1300年，赫梯打败了另一个邻国阿尔查瓦。赫梯和埃及国王发动了一场殊死的冷战，派出了很多间谍，发动了很多次秘密行动，控制叙利亚的城邦。公元前1274年，冷战变成热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支军队——估计每支有3万名步兵、5000辆战车——在卡叠什发生冲突。很明显，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陷入了困境。既然他被人们视为神灵，这个困境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拉美西斯二世在7座以上的神庙张贴了以下告示，告诉我们他发动了史泰龙的电影中兰博式的狂暴行为：

国王陛下（拉美西斯二世）歼灭了我们的敌人哈梯人（也叫赫梯人）的整个军队，还有他们的军队首领和所有弟兄，以及和他们同伙的国家的所有首领、步兵和战车骑兵，他们一个个倒下。国王陛下以牙还牙，将他们杀死。他们横尸于他的马前，而且国王陛下独自征战，并没有他人陪同。

如拉美西斯二世所说的，“哈梯的卑鄙首领”后来求和了（他最好求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从神王的夸大言辞中得出军事史实，这很困难，但是所有其他的证据都显示，事实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吹嘘完全相反，拉美西斯二世那天差点中了赫梯的埋伏。赫梯人沿着海岸线不断向前行进，直到公元前1258年，他们因为遇到了新的战斗而停止前行，一场是与亚述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山脉交战，另一场是与希腊的冒险家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交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5个世纪后希腊的史诗——荷马的《伊利亚特》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220年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希腊的盟军围攻了赫梯的附庸城特洛伊；远在东南地区，一场更具破坏性的围攻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以亚述在公元前1225年侵略巴比伦告终。

这些都是野蛮的搏斗。失败意味着被歼灭——男人被屠杀，女人和小孩被俘，城市残破不堪，渐渐被人遗忘。因此，为了赢得胜利，人们不惜牺牲一切。更多武装上层人士出现了，他们比之前的更富有，他们的内部宿怨发生了变化。国王们在他们的宫殿修筑防御工事，或者在不受低阶层人士烦扰的地方建造新城市。税收和强制劳役剧增，而且随着贵族依靠借贷保证奢华的生活方式、农民抵押粮食收成以生存下去，负债不断增加。国王们将自己描述为人们的牧者，但是他们花更多时间去剪人们身上的羊毛而不是去保护他们。国王们控制劳动力，迫使人们为他的建筑工程工作。为法老的城市辛劳工作的希伯来人、雅各儿子们的遥远后代，只是这些奴隶人口中最为人熟知的。

因此，公元前1500年后，国家权力增加，西方核心地区随之扩张。人们在西西里、撒丁岛和意大利找到了希腊制造的陶器，这表明，其他更值钱的（但是考古更难发现）的商品也被带到遥远的地方。考古学家深入安纳托利亚海岸，发现了当时的贸易机制，这令人惊奇。公元前1316年左右在乌鲁布伦失事的船只装载着大量铜和锡，这些铜和锡能够锻造10吨青铜，还装载着从热带非洲运来的乌木和象牙、黎巴嫩的雪松木、叙利亚的玻璃、希腊和现在以色列地区的武器。简而言之，能赢利的东西都有一些，这些东西可能是被聚集到一起的，船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轮船航行路线的各个港口，收集各种各样的物品。

西方核心地区逐渐开始包括地中海海岸。含有青铜武器的富有者的坟墓显示，在撒丁岛和西西里，村庄首领慢慢成为国王。记录文本显示，年轻人离开这些岛上的村庄，就像核心地区战争中的雇佣兵那样，去寻求自己的财富。撒丁岛人在巴比伦停了下来，甚至还到了现在的苏丹。在这里，埃及军队为了寻找黄金向南行进，沿路袭击当地的国家，建造神庙。在更远的地方，瑞典的军队首领们不断被战车埋葬，战车是西方核心地区的地位象征，瑞典军队还使用其他进口的军事武器，尤其是锋利的青铜剑。

随着地中海变成了新的边界，不断前进的社会发展又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公元前4000年，因为灌溉农业和城市的发展，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河流域开始变得比侧翼丘陵区的旧核心地区更发达，在公元前2000年，远距离贸易迅速发展，使地中海广阔的航路创造更多价值。公元前1500年后，动荡的西方核心地区进入了扩张的新时代。

天下万国：中国为什么没有金字塔

考古学家往往会遭受这样的烦恼，我认为这个烦恼是埃及嫉妒症。无论我们在何处挖掘，挖掘出何物，我们都会认为，如果我们在埃及挖掘的话，我们会找到更好的东西。埃及嫉妒症也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人，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很宽慰。1995年，中国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宋健正式访问了埃及。考古学家告诉他埃及的古物比中国的年代更久远。回到北京后，他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4年后，该工程宣布了发现成果：埃及古物的确比中国的年代久远。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久远多少时间。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公元前9500年农业生活方式就开始在西方发展，足足比中国早2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农业传播至边缘地区，比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公元前3800年季风开始转而向南吹时，这些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建造了城市和国家。东方也有很多干旱的边缘地区，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他们才开始接触农业，因此更寒冷、更干旱的天气没有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崛起。如果温暖潮湿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更干旱一些、更易控制一些，可能会使两岸的村民生活更方便。长江流域的大片区域在公元前4000年是亚热带森林，这在现在很难想象。在北京现在堵车严重的地方，那时大象在吼叫。

公元前4000年的中国没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发展并建立城市和国家，但人口缓慢增长。人们砍伐森林，建立新的村庄，老村庄发展成城镇。人们获取能量的能力越强，人口增长越快，人们的压力也越大。因此，他们像西方人一样，不断改进，不断试验，寻找新方法，从土壤中获取更多东西，更有效地组织自己，并从别人手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更大的区域周围出现了用夯土建筑的坚固要塞，这意味着当时有战争；有些居住地比其他地方更有组织，这意味着出现了群落规划；房屋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在房屋里面发现了更多物品，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房屋之间的差距也在增大，这可能意味着富有的农民正在将自己同邻居区别开来。有些考古学家认为，房屋内工具的分配也显示了性别差异。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山东，一些人的最后容身地——大坟墓中比别人有更多的物品，特别是男人的坟墓，有些坟墓中甚至还有精致的玉雕饰物。

虽然这些玉饰很漂亮，考古学家在挖掘中国公元前2500年的遗址时，还是很难避免埃及嫉妒症带来的说不出的痛苦。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伟大的金字塔或者皇室的刻印文字。事实上，他们的发现更像是考古学家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的遗址，在城市和国家出现不久之前。东方走着像西方一样的道路，但是至少落后1500年。按照这样的模式，东方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经历了社会转变，就像西方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间经历的转变一样。

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周围，社会变化加速，但是一个有趣的模式出现了。最快的改变不是发生在最广阔的有着肥沃土壤的平原上，而是在狭窄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如果人们在村庄内为抢夺资源而斗争失败或者战争失败，就很难逃跑，很难重建家园。比如说，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在山东的小片平原上形成了新的居住分布模式。一个大城镇发展起来，这个城镇可能有5000名居民，周围分布着较小的卫星镇，每个卫星镇又有各自更小的卫星村。调查发现，伊朗西南地区的苏萨在1500年前也有着相同的模式。当一个群落取得政治控制权时，可能都会采取这种模式。

有些人的葬礼上会有奢华的祭品，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公元前2500年之后，真正的国王在山东可能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一些坟墓中有十分豪华的玉饰，其中有一座坟墓中有一个看起来很像皇冠的绿松石头饰。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也只是丁公[5]的一片十分简陋的陶瓷碎片。这片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瓷碎片刚刚出土时，挖掘人员只是把它和其他挖掘出的物品一起扔到了桶里，但是当他们回到实验室清洗这块陶瓷碎片时，他们发现在碎片表面刻有11个符号，这些符号和中国后来的文字有关，却又与之不同。挖掘人员提出疑问，这是不是广泛流传、写在易毁坏材料上的文字的冰山一角？山东的君王是否像1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统治者一样，有官僚帮他处理事务？事实可能如此，但是其他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文字的鉴定非同寻常，他们怀疑日期鉴定错误，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伪造的。只有之后的发现才能解释这些疑问。无论有没有这些文字，掌管山东群落的人肯定权力很大。到公元前2200年，人类献祭变得很寻常，有些坟墓还有祖先崇拜。

这些掌管者是谁？陶寺[6]是400英里以外汾河流域的一处遗址，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这是到当时为止最大的村落，大约有1万居民。一座巨大的夯土平台可能支撑起了中国第一座宫殿，虽然唯一的直接证据只是被毁坏的墙上的一片装饰碎块，碎块是在一个考古坑穴中被发现的。

在陶寺，成千上万的坟墓被挖掘出来，这些发现暗示，当时有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10座坟墓中有9座是小坟墓，只有很少的祭品。10座坟墓中约有一座较大的坟墓，但是约100座坟墓中就有一座巨大的坟墓（通常是男性的）。有些巨大的坟墓有200件祭品，包括画龙的花瓶、玉饰和整猪，这些猪被用来献祭而不是被吃掉。最富丽的坟墓还含有乐器：黏土或木质鼓，鼓皮用鳄鱼皮制成，还有大石钟、外形奇特的铜铃，这和第二章已经谈论过的史前墓地贾湖有着惊人的相似。

我在第二章讲述贾湖时提到了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理论：东方的君王从史前的萨满发展而来，这些萨满用酒、音乐和重复的仪式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们旅行至精神世界，和祖先与神灵交流。当张光直提出这个想法时，贾湖遗址还没有被挖掘，而且他只能找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证据。但是说到陶寺和其他相似遗址时，他指出，中国的宗教和皇家的象征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被具体化。

2000年后，一本关于礼仪的儒家著作《周礼》列出了在陶寺的坟墓中发现的所有种类的乐器，将其列为上层人士仪式中演奏的乐器。

张光直认为，和《周礼》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显示了公元前2000年那段时期的状况。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神秘的著作就是《吕氏春秋》，这是一部包含很多实用知识的著作，由秦国丞相吕不韦于公元前239年编撰。吕不韦宣称：“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据说圣王是地神的后代，最后一位圣王禹通过开凿水渠，抵御黄河的洪水，拯救了人类。有文本记载：“苟非禹，吾属皆为鱼矣。”[7]充满感激的人们让禹成为他们的大王，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

吕不韦对自己编撰的《吕氏春秋》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在城市的主要集市外悬赏，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他就赏黄金千两。（幸运的是，现在出版社不要求作家这么干了。）虽然吕不韦的信念很感人，但是大禹的故事听起来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一样缺乏可信度，诺亚方舟是拯救人类使其逃离洪水的西方版本。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圣王完全是虚构的。然而，张光直认为吕不韦的书保留了公元前3000年的真实信息，虽然这些信息有点歪曲。在那个时代，类似王权的权力在东方正在形成。

吕不韦书中描述，圣王将天圆地方作为他们立天下的法则，张光直认为，这和一种玉卮“琮”有关系。公元前2500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在富丽的墓地里就有琮，后来传到了陶寺和其他地方。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圆和方代表了天和地的统一。方圆一直代表着皇权的强大，一直到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如果你在北京的紫禁城，在拥挤的人群中探视昏暗的宫殿内部，你就会看到同样的符号——方形王座、圆形藻井——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形状。

古代的僧侣王宣称他们可以在我们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穿行，并且将琮作为他们权力的象征。张光直指出，这些记忆一直保留至吕不韦所处的时代。张光直将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段时期称为“玉琮时代，在这段时期萨满教和政治活动联合起来，上层阶级出现，用萨满教来控制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琮当然是皇家财富，比如，最大的琮刻着神人和动物，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琮王（他们非常缺乏幽默感）。

如果张光直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宗教专家们就把自己变成了统治精英，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1000多年前的宗教专家一样，他们还将夯土平台上的庙宇作为向神灵传达信息的扩音器。一处遗址甚至还有一座形状似琮的圣坛（不可否认，虽然很小，斜边长只有20英尺，平台很低）。

到公元前2300年，陶寺看起来就像发展中的乌鲁克，他们有了完整的宫殿、平台，当地的首领正要成为天子。很突然的，他们没有成功。上层阶级的宫殿被摧毁，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宫殿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在垃圾坑里发现的一块墙壁碎块，我之前提到过。40具尸骨被扔进当时宫殿所在的地方，其中有些尸骨被肢解，有些尸骨上还有武器，一些最大的墓地遭到掠夺。陶寺的面积变成了原来的一半，在几英里开外，一座新的大城镇发展了起来。

考古学家感到最沮丧的是，我们常常能发现事情的结果，却找不到原因。我们可以编造故事（野蛮人烧毁了陶寺！内战摧毁了陶寺！内部争执让陶寺分裂！新的邻国侵略了陶寺），但是我们几乎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故事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们最多也只能认为，陶寺的衰落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000年，山东最大的地区也被废弃，中国北部地区人口减少——这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然也在遭受干旱和饥荒灾害。气候变化会造成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吗？

如果像埃及的尼罗河水位计那样，陶寺也用一个黄河水位计来记录溢流水位，或者，如果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像叙利亚恩利尔的考古学家那样进行微观研究，那我们就能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些证据。这些事件发生2000年后，有相关文字记录，我们可以搜寻这些记录来找到相关信息，就像我们从《吕氏春秋》中找到关于圣王的故事一样，但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些文字的作者对如此久远的年代了解多少。

《吕氏春秋》中写道：“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国”指的是“酋邦”，是一个城墙包围的小型政治单位，他们觉得这个词能十分恰当地描述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黄河流域的情况。还有些学者主张，禹王的确存在，他终结了万国时代，并建立了夏朝。文献资料甚至还提供了气候原因：黄河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式的风沙中心，黄河流域10年中有9年会下倾盆大雨，这也是为什么禹需要疏导黄河的水。当然，这些学者的推测可能是真的，20年前，黄河有些地方开始干旱，人们经常把黄河干旱叫作“黄祸”，因为大多数年间黄河都会发洪水，使大批农民遭受苦难。

禹的故事可能的确是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场真正的灾难，也可能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又一次发现，虽然我们不清楚发生社会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结果却很明显。公元前2000年，山东和汾河流域的城镇再次发展起来（陶寺甚至还有一座高20英尺，对角线长200英尺的大平台），后发优势开始显露——这个理论在西方历史中如此重要，在从前的穷乡僻壤伊洛河流域，更多的纪念性建筑开始建立起来。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伊洛人为什么不模仿陶寺的建筑，而是创造了全新的建筑风格。之前的1000年，中国北方流行从每个角度都能看到、都能靠近的大型建筑，陶寺的建筑代替了这种建筑，宫殿变成封闭式的，庭院被有顶的走廊包围，只有几处入口，然后用高高的夯土墙将宫殿隐蔽起来。解释建筑风格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但是伊洛式的建筑风格可能意味着，随着僧侣统治传播到伊洛河流域不断变化的边缘地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等级制度变得更森严。

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东方的乌鲁克时代，一个群落远远超过它的竞争对手，并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统治者可以使用武力强行做出决策，强行征税。这个群落就是二里头，公元前1900～前1700年，二里头迅速发展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有25000居民。很多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是夏朝都城，传说夏朝由禹王建立。其他国家的学者大体上都反对这个说法，他们指出，到二里头废弃以后1000多年才有关于夏朝的文献资料。可能他们认为夏朝和禹王都是人们编造的。这些学者指责中国的学者，说得好听点，就是认为他们轻易相信这些神话；说得难听点，就是认为他们别有用心，利用这些神话进行宣传鼓吹，以提升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毫不奇怪，这些争辩变得很令人讨厌。

这些争论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就我来说，即使关于禹的故事大多数是民间传说，我也倾向于相信夏朝的存在以及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看到，当我们想要证实它的准确性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历史学家非常善于将名人代代相传，我无法想象禹和夏是凭空编造出来的。

无论事实如何，夏朝的禹，或者任何统治二里头的人可以指挥更多劳工来建造一系列宫殿，可能还在夯土平台上建新的封闭式宗庙。支撑一号宫殿的平台总共花费了10万个工作日的劳动来完成。在距离此地0.25英里的地方，考古学家从青铜铸件中发现了熔炉、渣滓和铸模。公元前3000年，人们就发现了铜，但是铜对人们来说一直是新事物，多数人只是把它当做小饰品。当二里头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发展起来时，武器还不常见，石头、骨头和贝壳还只是农业工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因此，二里头的铸造工艺较之早期的工艺有了重大突破，产出了大量武器和工匠的工具，这帮助这个城市取得了成功，同时也生产出了非凡的礼器——陶寺早期的铜铃、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和直径一英尺多的青铜觚。在二里头发明的这些器物（青铜斝、青铜鼎、青铜爵、青铜盉）成为东方人传达宗教旨意的终极扩音器，它们代替了琮，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在宗教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伟大的器物只能在二里头找到。张光直认为，皇室的权力是由这些礼器和超自然世界来体现的，如果他的看法正确，那青铜礼器对二里头的神权来说可能和青铜剑同样重要。二里头的国王有最大的扩音器和神灵交流，一些次要的小国领主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最能向神灵传达信息的人合作是明智的。

然而，对于国王来说，青铜器皿是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青铜器异常昂贵，需要无数工匠，一吨又一吨的铜、锡、燃料——这些在伊洛河流域都很短缺。二里头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国家（一些考古学家通过定居的格局，猜测这个国家占地2000平方英里），还派出殖民者去掠夺原材料。比如，东下冯地处丘陵，有丰富的铜矿，在二里头以西100英里，有二里头式陶瓷和大量炼铜残渣，但是没有宫殿、富丽的坟墓或者铸造器皿的模具，更不用说这些器皿本身了。原因可能是考古学家挖掘错地方了，虽然他们在东下冯寻找了很长时间。最可能的原因是，铜在东下冯被开采并提炼，然后被送到二里头这个东方第一殖民政权。

从二里头文化到甲骨文的发掘

后发可能会有优势，但是也有不利之处，尤其是当一个周边国家进入一个旧核心地区时，它就会面临新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和它一样想进入旧核心地区。公元前1650年，二里头是东方最耀眼的城市，庙宇中闪耀着青铜鼎，悦耳的钟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有大胆的二里头城里人走出黄河流域，走到一天步行路程之外，他就会置身于一个充满军事要塞和敌对领主的暴力世界。在离二里头40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两具被剥掉头皮的尸骨。

二里头和这些荒野边界的关系，可能很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卡德帝国和亚摩利的关系，贸易和劫掠对双方都有利，一直到这个平衡被打破。偃师建于公元前1600年，距二里头5英里，这个军事要塞的出现意味着东方出现了动荡。后来，文献资料显示，在这段时期，一个新朝代商朝推翻了夏朝。在偃师发现的最早文物结合了二里头式的物质风格和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化传统，大多数中国的考古学家（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认为，商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跨越了黄河，击败了二里头，建立了偃师来统治那些更卑下却更久经世故的敌人。当二里头逐渐衰退时，偃师迅速发展成一座伟大的城市，直到公元前1500年，商朝的君王可能不想离之前的敌人二里头人太近，于是迁都50英里以东的新城市郑州。

看起来，人们在二里头能做的事，在郑州能做得更好，或者规模更大。郑州的内城和二里头差不多大小，郑州还有1平方英里的市郊，每个郊区有各自的夯土墙。据估计，这需要1万劳工花费8年建造完成。后来一首诗这样描述建造这类墙的劳役：“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8]那时郑州肯定萦绕着轰轰、噔噔、乒乒的建造之声。郑州需要不止一处的青铜铸造间，其中一处就留下了8英亩的废料堆。郑州的礼器延续了二里头的传统，但是更宏大。公元前1300年被匆忙埋葬（可能是因为战乱）的一座青铜鼎高约3英尺，重约200磅。

郑州同时也扩张了二里头的殖民范围。在长江之外400英里，矿工为了寻找铜矿，挖遍了铜陵的山谷，开采了上百个竖井，破坏了当地的山水，留下了30万吨残渣。他们留下的物品（保存相当完善，考古学家甚至还找到了他们的木质和竹质工具，还有芦苇席子）和商朝都城的很像。当乌鲁克的物质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后沿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播时，有些遗址看起来就像乌鲁克的复制品，甚至连街道的布局也一模一样。同样，商朝的殖民者在盘龙城建造了一座小型郑州，商朝式的宫殿、富丽的葬礼、青铜礼器一应俱全，开通了从铜陵到商朝中心城区的通道。

然而，直到公元前1250年，商朝才真正繁荣起来。根据传说，1899年，北京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王懿荣的亲戚得了疟疾，派人去买一剂中药龟甲[9]。这位生病的亲戚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看到仆人带回的龟甲上刻有一排符号时，他猜测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字。他把龟甲送到王懿荣家，询问他的意见，王懿荣猜测，这些文字可追溯到商朝。

王懿荣买了更多龟甲，在译解这些符号上有了很大进展，但是进展还不够迅速。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使人们对西方的愤怒爆发。皇太后支持这些人对西方的反抗，并派包括王懿荣在内的朝廷官员掌管民兵队伍。义和团团民包围了外国大使馆，但是两万外国军队——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突袭了北京。王懿荣的家在这场灾难中被掠夺殆尽，他和他的夫人，还有长媳一同服毒跳井自尽。

王懿荣的刻有甲骨文的龟甲传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手中。10年内，这位朋友被发配到中国荒凉的西部地区，忍辱负重，最后也病逝了，但是他在1903年成功出版了一本关于甲骨文的书。这在当时引起了一阵甲骨狂热。国内外的学者纷纷抢购龟甲，有一位学者出价每字3盎司白银，而那时北京的劳动者每天只能赚到1/6盎司的白银。坏消息是，这股热潮导致了非法挖掘，一些武装团伙在西红柿田里为了抢夺龟甲碎块而决一死战。然而，好消息是鼓舞人心的。王懿荣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而且这些甲骨文还记录了中国到商朝为止的历代帝王，这些名字和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不谋而合。

古董商试图将甲骨文的挖掘地保密，但是人们很快就知道它们来自安阳。1928年，国民政府在那里启动了首次官方考古挖掘。不幸的是，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挖掘一样，这次挖掘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军阀和强盗在附近争斗，盗墓者用自制手枪向警察射击，日本军队逼近此地。1936年挖掘将要结束前一小时，考古学家发现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甲骨文龟甲，共有17000片。考古学家又花了四天四夜将这些龟甲挖出土，他们知道这些龟甲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入土了。在接下来战乱的10年，他们的大多数发现都消失了，但是青铜器和甲骨文龟甲在1949年被运往台湾。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安阳的挖掘改变了中国早期的历史。

这几次挖掘表明，安阳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建于公元前1300年。安阳用城墙围起的居住地直到1997年才被发现，占地约3平方英里，但是像郑州一样，安阳的市郊使城区相形见绌。庙宇、墓地和铸铜间在周围10平方英里以内都可见到，整个面积相当于曼哈顿的1/3。一处在2004年被挖掘的铸造间占地10英亩，但是这个用来举办仪式的地方的中心处正在举行一项不同的活动：国王通过举行仪式祈求祖先保佑，这些仪式在甲骨文记录中十分重要。

挖掘出的甲骨文在武丁王（公元前1250～前1192年）统治时期就开始出现了，根据这些甲骨文含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将当时仪式的各个阶段拼凑在一起。国王会向祖先提出问题，在流经安阳的河流对岸，国王从华丽的坟墓中召唤祖先的灵魂。他将一根烧烫的木棒压在龟壳或骨头上，然后解释碎裂的声音的含义，专家就会在甲骨上记录下结果。

这些仪式使武丁王成为祖先首领，负责为最近死去的国王举办祭祀活动，将这些国王的灵魂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召集并招待各自的祖先，这些祖先——为了特别严肃的事情——会召集所有祖先的灵魂，直至所有人的共同祖先——至高神灵“帝”。不会说话的乌龟能让人们听到祖先的旨意，这种思想在6000年前的贾湖就存在了，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但是，商朝的君王使其规模更大，形式更佳。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2万多片甲骨，西方甲骨文研究泰斗古德炜（David Keightley）计算，当时大约制造了200万～400万片，用去了10万只乌龟和牛。仪式还包括饮酒狂欢，可能是为了让君王和巫师进入状态，和神灵交流。

商朝的君主死后都会举行规模宏大的葬礼，下一任君主会传承这个传统。考古学家发现了八座皇家坟墓，从公元前1300～前1076年的每位君主都有一座，第九座帝辛的坟墓未建造完成，商朝在公元前1046年灭亡的时候，帝辛还在位。所有坟墓都被掠夺，但是墓地仍然规模宏大——每座坟墓挖出几千吨泥土，根据埃及的墓地规模标准来看，这是微不足道的，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商朝葬礼的特色：暴力。

中国古代文学讲述过人们为社会上层人士“陪葬”，但是安阳的挖掘者在挖掘出这么多残酷的发现之前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第1001号坟墓可能是武丁王的墓地，墓地里有200具尸体——竖井底部有9具尸体，每个坑穴放一具尸体和一条狗，还有一些被故意折断的青铜剑，在竖井周围的壁架上还有11具尸体，坟墓封土的斜面上还分散着73～136具尸体（很难从这些破碎的尸体残骸判断精确数量），坟墓表面附近还有80具尸体。坟墓周围大约共有5000个祭祀坑，每个祭祀坑里都有陪葬的人（大多数是男人，有些人因为苦役而伤了关节）和动物（从鸟类到大象）。这些被命运诅咒的人没有安详地死去。有些人被砍头，有些人被砍去四肢，有些人被腰斩，还有些人被绑得身体扭曲，这些人肯定都是被活埋的。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甲骨文记载了13052次仪式性凶杀，如果像古德炜说的那样，我们只发现了其中的5%～10%，那么受害人总共有25万人。平均算来，150年内，每天有4～5人死于非命。然而，事实上，他们被聚集到宏大的葬礼上。在这场贵族的狂欢会上，他们被刀劈，哭喊着死去，墓地的确是用鲜血建造成的。大约3000年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国王为了向他们嗜血的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提供战俘的血，发动了战争。商朝的君王可能为了祖先，做了同样残忍的事，尤其是对羌族人，在甲骨文记载中，有7000多名羌族人被害。

武丁王和他的同僚像西方的伟大国王那样，在这个世界建造墓地，同时和另外一个世界的神灵交流。因为个人崇拜和战争，他们成了君王，葬礼使死去的君王变成下一任君王的祖先，这充满了军事象征意味。第1004号坟墓（可能是廪辛的墓地，廪辛死于公元前1160年左右）虽然被掠夺，但仍然有731支矛头、69把斧头和141只头盔。武丁王和帝的直接交流也往往是关于战争的。甲骨文记载：“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