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引领世界

根据图7-1所示，公元541年应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年份之一。在那一年（考虑到一定的误差范围，也可以说是公元6世纪中叶），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超越了西方，结束了长达14000年的旧格局，并且一举否定了所有简单化并且长期僵化的关于西方统治世界的理论。截至公元7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比西方高了1/3。到公元1100年，将近40%的巨大差距超过西方占据发展优势的2500年中最大的东西方差距。

图7-1 巨大逆转：东方逆转了下降的颓势，并且史上首次赶超西方

为什么东方能够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领先于西方？为什么在西方发展持续性地落后于世界的同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却能够在接下来的500年里大幅提速？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西方能够统治当今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当我们试图在本章回答这些问题时，会涉及不少英雄人物与反面角色，他们或天资聪慧，或笨拙愚钝。但是在这些戏剧化场景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简单的真相，也就是贯穿整个故事始终并且酝酿出东西方差异的因素——地理条件。

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迅速恢复

在公元100年之前，东方的社会发展进程就开始趋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00年，当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已经衰退到5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国家衰亡，城镇颓败，从亚洲内陆向中国北方地区以及从中国北方迁徙到南方的移民潮剧烈地震荡着整个东方的统治核心。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移民的出现，才使东方的复兴之船得以起航。

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讲述了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发展是如何改变地理地貌，如何从落后困顿之中发掘出潜在的优势资源，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和广袤草原上开辟出条条通途的。然而，公元3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关系也可以反向作用：衰落的社会进程也同样改变着地理地貌。随着罗马和中国的各个城市不断萎缩，文化水平退步，军队士气委靡，生活水平下降，统治核心地区在地理版图上不断收缩，而两者相同的萎缩现象的背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迅速恢复，而西方的社会发展直到公元8世纪仍然处于颓势。

我们在第六章讲到，公元300年之后，地处黄河流域的古老的东方核心腹地分裂，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居民开始了向南方迁徙的过程。大批的移民将长江流域以南的土地从汉代以来荒芜的边缘地区，转变成了焕然一新的边疆。这些避难者进入南方潮湿闷热且充满陌生感的地界，那里不适宜种植他们赖以生存的主食——小麦和粟米，但是水稻却长势喜人。大多数土地人烟稀少，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与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移民大相径庭。这种充满暴力的生存环境以及严酷艰辛的磨合，塑造了这些殖民式土地掠夺者们坚毅的性格，这些移民激增的人口数量以及更为严密的组织体系逐渐将这片土地的早期居住者驱逐出去。

在公元280～464年之间，长江流域南部的纳税人口数量增长了5倍，但是移民对南方的作用不只是带来了更多的人口，他们也带来了新技术。根据《齐民要术》记载，截至公元530年，已经为人所知的水稻品种超过了37种，而且移植技术（6个月期间在特殊的花坛内栽培种子，而后将种子转移到水田中去）也变得相当普遍。这需要极其艰苦的劳作，但是确保了好收成。《齐民要术》解释了如何使用肥料，使农民能够持续地耕作土地从而避免了土地闲置的问题；还解释了如何使用水车——尤其对于那些周围环绕着溪流并且拥有大笔资金可用于投资的佛寺来说——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将谷物磨成面粉，研磨大米以及将种子榨成油。这一切使得整个新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步发展，这和罗马人创造的历史有些相似：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西欧，之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南方的农业落后面貌逐渐转变成了竞争优势。

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导致粮食价格也渐趋低廉。尽管中国的河流无法像地中海一样提供便利的水道，但是人类的聪明才智逐步弥补了这一不足。虽然水下考古学家尚无法提供如同地中海沉船残骸那样的统计数据，但是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显示当时的船只尺寸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明轮船于公元5世纪90年代左右在长江上出现，并往返于成都和建康两地，船上所载的水稻为发展中的城市提供了口粮，而这些城市的市场都鼓励经济作物买卖，比如说茶叶（在公元270年左右的现存记录中被首次提到，到公元500年时成了广泛传播的奢侈品）。社会上层的政客、商人和寺院都凭借长江流域行船的租金收入、船运事务和磨坊经营而变得富有。

然而，建康的统治阶级并未因此致富。这种情况和罗马帝国比起来，更像是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帝国，在那里，官员和地主掠夺了飞速增长的人口和贸易带来的成果，而非国家——直到提格拉·帕拉萨的出现才扭转了这种情况。然而，中国的南方从未出现过提格拉·帕拉萨。曾经有一位帝王成功地统领整个贵族集团，甚至试图再次征服北方，但是这些努力随着内战的爆发而付诸东流。在公元317～589年，陆续有多个政权统治了（遵循某种模式）建康。

《齐民要术》表明，直到公元6世纪30年代为止，北方一直保留着复杂的农耕体系。此后，随着盗匪数量剧增且活动日益猖獗，远距离贸易行为乃至货币系统都逐渐消亡。这种衰败现象一开始制造了比南方更多的政治骚乱，但新的统治者逐渐开始在北方恢复秩序，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来自东北大草原边缘的鲜卑族。和6个世纪之前统治伊朗的帕提亚人一样，鲜卑族人将游牧传统与农耕传统结合起来，世代以来凭借精湛的骑术征战四方，同时从农民那里收取保护费。

公元386年，鲜卑人在中国北方的断壁残垣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北魏。[1]他们没有洗劫汉族贵族阶级，而是和他们签订了某种协议，至少保存了一些原本的食禄官僚和旧时高级国家形式之下的税收制度。这种做法使得北魏相较于当时北方其他混乱不堪、暴行遍布的国家，拥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北魏的优势使之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据说，北魏与残余的汉族旧贵族之间制定的协议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对于大多数鲜卑战士来说，他们宁愿去放牧也不愿意与文人们交谈；即使这些骑手真正定居下来，他们一般会建造自己的孤堡，以避免和汉族的农民们接触。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满足于攻打北方其他的游牧国家。但是在公元450年，当鲜卑的骑手们到达建康的城郊时，他们才发现：尽管他们可以打赢战争，掠夺财富，但是他们无法威胁真正的城市。只有一小部分拥有大型船只、攻城战车以及强大军需供应的先进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由于缺少先进的军队体系，他们无法洗劫中国南方地区；由于他们已经统治了整个北方，他们侵吞北方其他国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因此北魏的统治者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来换取支持者的忠实跟随——这是落后形态国家潜在的致命缺陷。在公元5世纪80年代，孝文帝认识到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向先进的国家形态转化。他为此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他将所有土地国有化，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愿意履行纳税义务和国民义务的人们。另外，为了使鲜卑人像先进国家的臣民一样思考和行动，孝文帝向传统发起了一场正面攻击：孝文帝禁止了鲜卑的传统服饰，用汉族的姓氏代替了鲜卑族的姓氏，要求所有30岁以下的臣民说汉语，并且将几十万人口迁移至洛阳一处备受尊崇的圣地，建设起一座新城市。

一些鲜卑人放弃了他们祖辈的生活方式，开始像汉族贵族一样安定下来，但是另一些鲜卑人拒绝这么做。由此，文化改革演化成了一场内战，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现代派）和西魏（传统派）。传统派坚守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吸收来自大草原的骑手。很快，他们的军事力量似乎足以压倒孝文帝施行的变革。绝望是变革的温床。虽然孝文帝试图将鲜卑的勇士转化为汉族的谦谦君子，他的继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给予汉族士兵免税优惠，任命汉族的贵族为将军，并且允许汉族士兵使用鲜卑名字。因此，汉族农民和文人学会了打仗，在公元577年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改革。虽然这次变革历经了一个漫长而混乱的过程，但是孝文帝的远见卓识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极端化的中国。北方是一个先进国家（在公元58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更名为隋朝），拥有强大的军队以及四分五裂、衰败落后的经济；而南方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组织机构涣散，尽管一直在尝试利用繁荣的经济所积累下来的财富，但是几乎都失败了。

这种现象听起来完全是不正常的，但事实上这对于社会发展的起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机遇。公元589年，隋朝的第一位皇帝——隋文帝——打造了一支舰队，纵横驰骋于长江流域，并且将一大批军队（可能有50万人）派驻到建康。由于南北的军事力量极端不平衡，南方城市在几周之内就被攻破。当他们意识到隋文帝实际上想要向他们征税，南方的汉族贵族大规模地揭竿起义，据史料记载，他们屠杀——甚至生吃——隋朝的官员们，但是这些叛乱最终在一年之内被扫清。隋文帝在没有发动残酷艰苦的战争，且当地的经济也没有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就征服了中国南方地区，自此东方的复兴大业开始起飞。

武则天统治下的唐朝

在重新构建起一个独立庞大的帝国的同时，隋朝立即着手两件事情。第一，隋朝这个立足于中国北方的强大国家，开始开拓南方新兴的经济前沿；第二，隋朝允许南方的经济繁荣扩展到全国范围。

这一切并不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当隋朝的帝王们修建那个时代最宏伟的纪念碑——1500英里长、130英尺宽、连接长江和中国北方的大运河时，他们其实只是想要修建一条向全国各地运送军队的超级通道。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条运河成了中国的经济大动脉，将南方的大米运送到北方城市，以满足当地人的需求。公元7世纪的学者总是这样抱怨：“凿穿太行山脉，修建起运河之后，隋朝给人民施加了无法忍受的苦难。”但是同时，这些学者也承认“大运河给人民带来了不计其数的福利……这些福利确实是巨大的”。

这条大运河的开通就像人工地中海一般，它使得中国像罗马一样拥有了一条便捷的水道，进而改变了东方的地理面貌。价格低廉的南方大米被运送过来，使得北方城市急速膨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人白居易这样描述面积30多平方英里的长安——这个中国的古代都城。数百万的人口熙熙攘攘，聚集于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这些道路的宽度是纽约第五大道的5倍。这一繁荣景象并非长安所独有，洛阳拥有大约长安一半的人口，其他十几个城市也都拥有几十万的人口。

尽管如此，由于北方的国家政权运作与南方的水稻种植发展是两条全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复兴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生机勃勃的官僚组织管辖着城市的市场，使农民和商人致富，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过度的行政管理管制着贸易活动的每一处细节，极大地束缚了农民和商人的自由，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阻力。官员负责核定价格，之后再向人们宣布何时可以进行买卖，甚至规定商人应该如何生活（例如，商人不允许骑马，那样被认为是过于高贵体面的行为，小商小贩不配享有）。

当时的政府官员将政治因素放在经济因素之前。政府不允许人民买卖土地，相反，他们声称土地国有，国家只是将土地租给农民使用。这一政策迫使农民登记纳税，并且限制了有权势的地主阶级，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很多年以来，历史学家都猜测，在这些土地法中，更多的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而非现实问题。当然，学者们也进行了推理论证，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能够处理如此多的文书工作。[2]然而，在戈壁沙漠边缘的敦煌这一干旱环境下保存下来的史料显示，公元8世纪的管理者们的确遵循了这些规则。

当然，农民、地主和投机者找到了规避法规的方法，但是行政部门的文件暴增，并逐渐堆积如山，由此引发了自身的一场变革。理论上来说，汉代以来的入仕考试使得行政机构保留了整个中国最优秀聪慧的人才，但是从实践来说，贵族家庭经常试图将政府要职变成世袭的福利。然而在公元7世纪，考试成绩的确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准。如果假定（正如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诗词歌赋和引经据典是考量行政人才素质的最佳准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发明了有史以来最为公正合理的行政公职人员的选择机制。[3]

随着旧贵族对政府要职控制的逐渐松弛，行政任命开始成为贵族们追寻财富与权力的必经之路，进入行政机构的竞争也开始白热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考试通过率不到1%，而且不断出现考生重考数十年的悲喜剧。就像当今社会的家长想让孩子通过残酷的考试，进入众人梦寐以求的名校一样，那些野心勃勃的家族会雇用辅导老师，而新近发明的印刷术使数以千计的习题册得以问世。还有一些考生穿上了“作弊服”，将范文写进衣服内衬。由于分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写作，那些年轻考生很快成了诗人。随着这些思维活跃的诗人不断涌现，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考试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新的开放观念延伸至两性关系，甚至有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一种“原型女性主义”。我们不应该将这种趋势夸大化，在《太公家教》这本现存的8世纪古籍中出现了一些对妇女的建议，这对于1000年前的先辈们来说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新妇事父，

音声莫听，

形影不睹；

夫之妇史，

不得对话。

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嫁娶模式，以及针对女性能力的开明佛教观念（相较于孔子的观念而言），给予女性最大限度的自由，无视“祖父的训诫”。以武则天为例，她13岁时进入皇帝后宫，之后作为尼姑修行，后又成为前任皇帝儿子的宠妃。武则天的能力远胜她那平庸软弱的皇帝丈夫，于是她垂帘听政，涉足国事。据称公元683年她的丈夫驾崩之后，武则天毒死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之后又罢黜了她两个亲生儿子（分别在6周后和6年后）。公元690年，武则天走到台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凭借自身能力登上帝位的女皇帝。

从一些方面来看，武则天是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她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来撰写《列女传》，并带领一支女性队伍前往泰山，进行中国最神圣的仪式——祭天，这震惊了保守派人士。但是妇女团体有其局限性——当她丈夫的贵妃和其他宠妃成为她攀向权力顶峰的绊脚石时，武则天（又一次残忍地）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孩子，借以陷害竞争对手，再砍下其手脚，将其浸入酒坛之中。

武则天的佛教信仰就和她的女权主义一样充满矛盾。她绝对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一度禁止肉店经营，甚至亲自迎出长安城去，只为面见一位从印度取经归来的僧人。然而她又公然地利用宗教为政治目的服务。公元685年，她的情人——另一个僧人——“寻得”一部《大云经》，其中预言了一位拥有统治整个宇宙能力的女性的崛起，称武则天为弥勒佛降生，传说龙门石窟精美绝伦的卢舍那佛像就是仿照武则天形象雕刻的（见图7-2）。

武则天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同样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她推动科举考试制度凌驾于家族裙带关系之上，这引发了那些一直依赖于此的儒家文人们的强烈憎恨，而武则天也回应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她在文人队伍中进行大清洗，清除了那些借着撰写官方史料将她塑造成女性登上权力顶峰之后大乱天下的反面形象以实施报复的文人。

图7-2 这反映了武则天的面容？这尊卢舍那佛塑像位于龙门石窟，雕刻于公元700年左右，传说它是以这位史上唯一以自己名义统治中国的女性为原型雕刻而成的

但是，即使这些文人也无法掩盖武则天统治的璀璨光辉。她号令百万雄师，调动庞大的人力物力，深入大草原。与汉代相比，当时的唐朝更像罗马，主要在帝国内部进行招募，从贵族阶层中吸收政府官员。这样可以胁迫内部对手加强戒备从而保持指挥官的忠诚度。任何官员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即便只调遣了10个人，也要面临一年的牢狱之灾；如果调遣了一个团，那么就要被绞死。

这支军队将中国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了从未到过的东北、西北以及中亚地区，甚至在公元648年侵入了印度北部。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中国的软实力不断提升。与作为文化中心的印度相比，公元2～5世纪之间的中国显得黯然失色，印度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佛教思想向更远更广阔的范围传播，新兴东南亚国家的上流人士都沿袭着印度的服饰、经卷和宗教传统。然而到了公元7世纪，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种具有显著特色的印中文化开始在东南亚盛行，中国的佛教学派将佛教思想重新塑造后传回印度，而朝鲜、日本等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则完全从中国学习佛教思想。他们仿照中国人的衣着服饰、城镇规划、法律准则和文字，并且承认自身从属于中国的附属国地位。

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自身对外来思想的开放程度以及接受新生事物并与之融合的能力。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许多有权有势者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移民，而且他们与草原——这条贯穿东西的通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来自亚洲内陆的舞者和乐师在长安城风行一时，追逐时髦的人们穿着波斯风格的服饰：紧身上衣、褶裙和长面纱。在当时，真正的“潮人”们只选用东非的“鬼奴”作为看门人。一位主人冷酷地说：“如果他们在运输途中没有死亡，我们就可以留下他们。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尽管仍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听懂‘人类’的语言。”

即使冒着摔断骨头的危险，中国大家族的子孙仍然热衷于游牧民族的独特游戏——马球；遵照中亚的风俗，每个人都要坐在椅子上，而不再坐于席上；时髦的女性游荡于异域宗教神坛附近，例如索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这些事物经由聚集在中国城市的中亚、伊朗、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传播到东方。2007年的一项DNA测试显示，有一个名为虞弘（Yu Hong）的人，在公元592年时被葬于中国北方城市太原，而他实际上是欧洲人（虽然仍不清楚这个人是自己万里迢迢地从西方移民至东方，还是他的祖先经历了更为漫长的移民历程）。

武则天统治下的世界是公元589年中国重新统一的结果，这次统一在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开拓了南方广阔的经济发展领域。这解释了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但是对于为什么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541年产生了交叉这一问题只回答了一半。要想得到完整的答案，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社会发展持续下降的原因。

最后的后裔：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衰败

从表面上来看，西方的复苏至少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还是和东方极其相似。在这两个核心地区，每当一个庞大的古国没落，就会出现一个更小的帝国，声称对整个地区具有合法的管辖权，而另外一些“野蛮”国家会无视这些宣言。在经历了公元5世纪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之后，拜占庭帝国加强了边界防御体系，享有了相对和平。公元527年，一位名叫查士丁尼的君主即位。至此，一切迹象都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史学家经常把查士丁尼称为“最后的罗马人”。他精力充沛，统治期间彻底整顿行政机构，加强税收，并且重建君士坦丁堡（雄伟壮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他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像魔鬼一样工作。一些批评家坚持认为他其实就是魔鬼——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吸血鬼一样，从不吃饭、饮水或者睡觉，尽管他偶尔会有旺盛的性欲。一些批评家甚至说他们曾经看见查士丁尼脑袋与身体分离，当他的身体在夜间于走廊徘徊时，他的脑袋就四处乱飞。

根据传言，查士丁尼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他的妻子狄奥多拉（见图7-3），一个比查士丁尼更声名狼藉的人。狄奥多拉在婚前曾经是一位女演员（在古代，这是对妓女的委婉说法）。有谣言说狄奥多拉的性欲比查士丁尼还要旺盛，说她曾经与晚宴上所有的来宾做爱，之后当他们都筋疲力尽时，又去勾引他们的30个仆从。这些传言也许有真实成分，但是狄奥多拉的表现就像一位真正的皇后，比如，公元532年时，贵族为了反对查士丁尼的税收政策，试图利用球迷骚乱将其推翻，狄奥多拉阻止了查士丁尼逃跑。她指出：“每个人出生之后都必须面对死亡，但是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称我为‘伟大的君主’，我也不会再苟活于世。我的丈夫啊，如果你要寻求安全，那很容易……但是我更愿意重复一句老话——紫色（皇帝的颜色）是最好的保护罩。”于是，查士丁尼重新振作起来，调遣军队，并且以后从未重蹈覆辙。

图7-3 比武则天还要坏（更坏还是更好，这取决于你自身的角度）？意大利拉文那的一幅镶嵌图中描绘了皇后狄奥多拉的面容，这个镶嵌图是在公元547年制作完成的

就在之后的那一年，查士丁尼派遣将军贝利撒留从汪达尔人手中强行夺取了北非。65年前，汪达尔人的火船使拜占庭帝国重新占领迦太基的企图灰飞烟灭，但是如今轮到汪达尔人溃不成军了。贝利撒留横扫北非，之后穿过西西里，在那里，哥特人也随即被攻破。查士丁尼的贝利撒留将军在罗马欢庆公元536年的圣诞节，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然而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之后，新一轮的征服又揭开了帷幕，帝国破败了，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然落后于东方。到底哪里出了错？

根据贝利撒留的秘书普罗科匹厄斯留下的一本名为《秘史》（The Secret History）的记录来看，这一切都是女人的过错。普罗科匹厄斯提供了可以与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反对派官吏相匹敌的复杂阴谋论。普罗科匹厄斯说，贝利撒留的妻子安东尼娜是皇后狄奥多拉最好的朋友以及狂欢作乐的伙伴。为了使查士丁尼从她与安东尼娜的传言中分散注意力，狄奥多拉故意在查士丁尼面前诋毁贝利撒留。结果查士丁尼真的相信贝利撒留正在密谋陷害他，于是将他召回，而他的军队由于失去主帅，迷茫无措，最终被击败。查士丁尼又将贝利撒留派回去拯救危局，之后却因偏执再度发作，再一次陷入了愚蠢的轮回（不止一次）。

没有人知道普罗科匹厄斯的记录中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但是对于再征服失利的真正解释似乎在于：公元6世纪，尽管东西方核心拥有众多的共同点，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起着更大的作用。从战略上来说，查士丁尼的地位与隋文帝统一中国时是完全相反的。在中国，所有的北方“野蛮”国家在公元577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联盟，而隋文帝则征服了富裕但薄弱的南方。相反，查士丁尼不断尝试从富有的拜占庭帝国手中征服众多的贫困却强大的“野蛮”国家。就像公元589年时隋文帝面对的情况一样，查士丁尼想要一举统一核心地区是不可能的。

查士丁尼还要处理波斯人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与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税收的争端以及宗教动乱使得波斯帝国的军事维持平静的状态，但是罗马帝国从废墟中崛起的前景迫使波斯人采取行动。在公元540年，一支波斯军队攻破了拜占庭帝国薄弱的防卫工事，横扫叙利亚，迫使查士丁尼在两个前线同时作战（这也许是贝利撒留从意大利被召回的真正原因，而非安东尼娜的私通丑闻）。

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元541年，据说有一种可怕的新型疾病在埃及肆虐。病人有发烧症状，并且发生腹股沟和腋窝部位肿胀。大约一天过后，这些肿胀部位会发黑，随即病人进入昏迷或者精神错乱的状态。在之后的一两天，大多数病人会在极度痛苦中咆哮着死去。

这就是黑死病。一年之后，这种疾病传播到了君士坦丁堡，大约有10万人病死。由于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因此以弗所的大主教约翰宣布：所有人在出门时都必须在脖子上挂一个标注姓名的牌子。

君士坦丁堡认定瘟疫来自埃塞俄比亚，大多数史学家也同意这一观点。黑死病的病菌可能在距公元541年很久之前就开始在非洲的大湖地区进化，并通过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黑鼠身上的跳蚤四处传播。在很多年间，红海的商人们一定将许多埃塞俄比亚老鼠带到埃及，但是由于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只有在59～68华氏度之间才能变得活跃起来，埃及的温度为这种传染病的传播制造了障碍——显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30年代末。

之后发生的事情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树木年轮显示，之后经历了好几年不同寻常的严寒天气，拜占庭帝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天象观测者记录下了一颗巨大彗星的出现。有些史学家认为彗星的尾巴制造出了一个尘幔，从而降低了温度，使得瘟疫爆发，有些认为火山灰是温度降低的罪魁祸首，而另一些则坚持认为瘟疫爆发与尘幔和火山都无关。

但是在这一切传言和行为背后，导致公元6世纪西方社会发展下滑的原因既不是彗星，也不是战略问题，甚至不是自身道德标准的松懈。东西方之间的最终差别，在于地理因素，而非人为因素，而这种差别决定了战争打击和疾病侵害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查士丁尼统治下的帝国经济状况良好——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多产，商人们仍然将谷物和橄榄油运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西方与东方不断开拓的水稻田新边疆不同。当隋文帝征服中国南方地区时，他派遣了至少20万军队；而查士丁尼即使是在公元551年，在他意大利战争的辉煌时期，也只招募到两万军队。隋文帝成功地夺取了中国南方巨大的财富，而查士丁尼仅仅赢得了更为贫穷、战乱纷飞的土地。如果再过几代时间，一个重新一统的罗马帝国有可能已经把地中海打造成商贸的高速通道，从而开拓新的经济前沿，扭转社会发展的落后局面，但是查士丁尼并不拥有这种财力。

在较量开始之前，地理条件局限性就已经注定查士丁尼英雄主义又充满虚荣心的再征服会以失败告终，而他付出的努力也许只是让早已注定的失败更为凄惨。查士丁尼的军队将意大利变为一片废墟，而供养其军队的商人们又将老鼠、跳蚤和死亡带到了地中海。[4]这场瘟疫在公元546年之后逐渐消退，但是病菌已经扎根于此，因此每年瘟疫都会在某个地方爆发，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公元750年，期间人口锐减高达1/3左右。就如400年前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引发的传染病一样，大规模的死亡最初给一些人带来了利益：劳动力减少，因此幸存者的工资增长（与基督教信条明显不一致的是，以弗所的大主教约翰在公元544年抱怨说，大规模的死亡把洗衣服的成本抬高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查士丁尼的应对措施就是将工资限定在瘟疫爆发之前的水平。这一做法显然无济于事，此后，土地荒芜，城市缩小，税收减少，机构分裂。很快，每一个人的处境都变得更为悲惨。

在之后的两代，拜占庭帝国内部发生动乱。公元5世纪时，英国和高卢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退出西方核心地区；公元6世纪时，战争频发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区也步其后尘；随后分崩离析的浪潮翻滚着，从西北一直向东南蔓延，最终吞噬了拜占庭帝国的核心腹地。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下降了3/4，农业、贸易和国家收入衰落，帝国末日近在咫尺。到公元600年时，只有一个人仍然幻想着重建西方核心：波斯帝国的国王库斯鲁二世。

毕竟，罗马不是西方帝国中唯一可以被重建的国家。重回公元前500年，当罗马仍在停滞不前时，波斯帝国已经统一了西方核心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拜占庭帝国奄奄一息，似乎又到了波斯帝国重振雄风的时刻。公元609年，库斯鲁二世冲破了拜占庭帝国衰败的边境防御工事，拜占庭的军队随即溃不成军。公元614年，库斯鲁占领了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并夺取了基督教最为神圣的遗迹：钉死耶稣的真十字架碎片、戳穿耶稣身体的圣矛以及使耶稣苏醒的圣海绵。5年之后，库斯鲁夺取了埃及。公元626年，也就是查士丁尼掌权的99年之后，库斯鲁的军队穿过博斯普鲁斯，瞭望着君士坦丁堡。而他雇佣的来自西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同盟——阿尔瓦人横扫巴尔干半岛地区，并且蓄势待发，等待着从其他海岸发动攻击。

但是库斯鲁梦想破灭的速度甚至比查士丁尼还要快，公元628年，在库斯鲁去世之后，他的帝国也随之四分五裂。拜占庭帝国的国王赫拉克利乌斯对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的军队不予理会，而是从教会那里借来了金银财宝，并且航行到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凭借着那些财宝，从突厥[5]部落中雇佣了游牧骑兵，因为他推断骑兵将会是战争的关键，既然拜占庭帝国的骑兵所剩无几，那么不如雇佣一些骑兵。结果他雇佣的这些突厥骑兵将阻击他们的波斯士兵打得溃不成军，并且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战败使得波斯帝国也卷入了分崩离析的浪潮之中。库斯鲁的亲生儿子将库斯鲁锁起来并且饿死了他，随即波斯帝国统治阶级分裂，之后又把库斯鲁征服的土地割让出去，将他夺取的文物送还回去，甚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整个波斯帝国陷入了内战的泥淖，在5年之内频繁更换了8位君主，而赫拉克利乌斯则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人。当时有人赞叹说：“无边无际的愉悦感以及无法形容的幸福感充斥于天地之间，就让我们齐声高唱天使的赞歌吧！”另一个人写道：“至高的荣耀归于神，让和平祥和落至人间，赐予人类幸福安宁。”

公元533年之后的这个世纪，西方古国的垂死挣扎就是命运之神的残酷判决。由于缺少像中国那样的新经济前沿，库斯鲁在扭转西方社会发展颓势的问题上和查士丁尼一样无能为力，他们越是努力尝试，结果就越糟糕。罗马和波斯最后的后裔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暴力、瘟疫和经济衰退，最终架空了整个西方核心。就在公元630年，也就是赫拉克利乌斯攻下耶路撒冷并在原地修复真十字架之后的10年，他们所有的荣耀和悲剧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变得无关紧要了。

先知的预言：阿拉伯人的征服

在事先并未觉察的情况下，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行为不约而同地遵循着某些古籍的准则。他们努力想要控制核心地区，结果却引起动乱，而且将更多边缘地带的人卷入僵局。库斯鲁把阿瓦尔人带到君士坦丁堡，而赫拉克利乌斯将突厥人领入美索不达米亚。另外，两个帝国都雇佣了阿拉伯部落来守卫他们在沙漠地带的边境，因为这样做要比负担自己的卫戍部队成本更低。曾经将罗马的边陲德国化、将中国的边境地区匈奴化的同一想法，如今又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共有边界阿拉伯化。在公元6世纪，两大帝国与阿拉伯地区的联系越发紧密，分别建立起阿拉伯附属国：波斯帝国将阿拉伯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而拜占庭帝国的埃塞俄比亚同盟侵占了也门来制衡两国力量。阿拉伯地区被引入统治核心，而阿拉伯人也在沙漠中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沿着商路构筑绿洲城镇，并且改信基督教。

大规模的波斯——拜占庭战争强烈撼动着外围的阿拉伯地区。这两大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坚强的阿拉伯人仍然在废墟上战斗。公元7世纪20年代，阿拉伯西部城市麦加和麦地那为了贸易航路而展开斗争。为了便于互相照应，它们各自的军队在沙漠中呈扇形展开，伏击对方的商旅队。古老的帝国边界对于这场战争来说无关紧要，当麦地那的领袖在公元630年攻占麦加时，他手下的入侵者实际上已经攻入巴勒斯坦。在那里，忠于麦地那的阿拉伯人和忠于麦加的阿拉伯人发生了猛烈的冲突，而其他阿拉伯人则在君士坦丁堡的资助之下对这两支力量全都予以打击。

对于在同一片沙漠边缘生存的阿拉姆部落成员来说，这一切大体上与公元前1200年埃及和巴比伦王国灭亡时的情景相似：这些都只是国家灭亡时边境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阿拉姆人来说有一件事是他们所不熟悉的，那就是麦地那的领袖——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Muhammad ibn Abdullah）。

当波斯于公元610年左右展开对拜占庭的灾难性战争时，这位穆罕默德就已经有了先见之明。大天使加百列已经现身并且命令道：“宣读吧！”穆罕默德陷入了慌乱之中，他坚称自己没有宣读者，但是加百列又接连两次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之后穆罕默德耳畔传来了这样一番话：

你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以人所未知。

穆罕默德认为自己一定是疯了或者是被恶魔附身，但是他的妻子安抚了他的情绪。在之后的22年里，加百列一次又一次地返回，使得穆罕默德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几欲昏厥，并通过这位先知之口传达真主的旨意。这些话语诉说着人世的美丽和传统，在听到的那一瞬间人们就被转化了。一位名叫欧麦尔的重要的皈依者说：“我的心变得柔软，我流泪了。伊斯兰教信仰进入了我的身体。”

伊斯兰教遵从真主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为经典的第二波轴心时代宗教。其创始人来自精英团体的边缘（他是一个从事贸易的暴发户氏族的小人物）和帝国的边缘，他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古兰经，或者称为宣读，是在其死后被整理出来的），他相信真主是不可知的，他的思想是基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的。他践行在真主面前公平公正、在弱者面前体恤同情的行事准则，并且把这一切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家分享。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有一种全新的身份：一个轴心时代思想的捍卫者。

与佛教、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诞生于衰败帝国的边缘地带，当时正处在持续征战的混乱年代。伊斯兰教不是暴力的宗教，但是战争是穆斯林无法置身事外的事情。穆罕默德表示过，以真主之名，打击那些与你为敌的人，但是不要采取主动攻击。真主不会爱护那些侵略者。像20世纪的美国穆斯林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崇尚和平，待人有礼，遵守律法，尊重他人。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了你，那就把他送去墓地。”宗教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强制力，但是穆斯林们（真主意志的“顺从者”）在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时会被迫捍卫自己的信仰——由于穆斯林在传播他们宗教思想的同时，不断向衰败的帝国深入拓展，因此这种情形是极其常见的。

因此，阿拉伯移民们在当地落后面貌背后寻找到了他们的优势所在：宗教救赎和军国主义的结合给了他们组织归属和人生目标，而这两者在现实世界中都是难以实现的。

像其他身处边缘地带、想要在核心地区寻求一席之地的人们一样，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赛玛利的后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样的权利。穆斯林宣称，亚伯拉罕和以赛玛利亲手建造了麦加最神圣的神殿克尔白，伊斯兰教是亚伯拉罕宗教最后和最完善的版本。古兰经把犹太教称为伊斯兰教的同源宗教。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所有的先知都是正当的（虽然耶稣并非弥赛亚），而穆罕默德是最终的先知，传递真主的旨意，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承诺。这些宗教之间的争斗是无谓的：事实上，西方需要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写信给库斯鲁和赫拉克利乌斯进行解释，但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不论如何，这并不影响阿拉伯人持续不断地迁入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们更多是作为战团进入这些地区，而非以军队的形式；他们的规模很小，很少超过5000人，可能从未超过15000人；他们较少进行激战，而是更多地打游击战。然而，抵抗他们的少数防御军队规模也并不比他们大。在公元7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家都濒临破产，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应对这一令人困惑的全新威胁。

事实上，亚洲西南部的人们似乎并不特别在意阿拉伯的首领们是否会取代拜占庭帝国或者波斯帝国的官员们。几个世纪以来，两个帝国都以冠冕堂皇的教义为由，迫害了许多基督徒。例如，自公元451年以来，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说法是耶稣有两个本性，一为人性一为圣性，两者融合于一体之内。而一些埃及的理论家反驳说，耶稣其实只有一个本性（完全的圣性）。截至公元7世纪30年代，因此丧命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叙利亚和埃及地区有许多怀抱着“一个本性”[6]信仰的基督徒们积极地欢迎穆斯林的到来。他们认为与其忍受那些散布宗教恐怖的统一宗教信奉者，还不如接受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的异教徒领袖。

公元639年，4000名穆斯林入侵埃及，国王亚历山大不战而降。曾经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苟延残喘，在历经10年的内战之后，最终如空中楼阁一般倒塌。而拜占庭帝国则撤退至安纳托利亚，从而丧失了帝国3/4的税收来源。在随后的50年间，其高端统治灰飞烟灭，帝国要想存活下去只能寻求低端手段，也就是依靠当地显贵资助来供养军队，同时要求士兵自己种植粮食谋生，而非领取薪酬。到公元700年，只有5万人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开垦郊区，种植谷物，断绝进口，并且不使用货币，而是进行物物交换。

在一个世纪间，阿拉伯人侵吞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区。公元674年，他们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扎营。40年后，他们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岸集结，向西班牙进发。公元732年，一个战团抵达法国中部普瓦捷。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来自沙漠并进入帝国核心的移民随后放慢了步伐。一个世纪之后，吉本进行了这样的思索：

（阿拉伯人）胜利的战线绵延1000英里，从直布罗陀的岩石蔓延到卢瓦河的河岸；如果重复同等的距离，撒拉逊人（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可以进入波兰境内或者苏格兰高原。要不是因为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更加通畅，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已经不战而胜，进入泰晤士河河口，那么可能剑桥的学校现在都在教授古兰经，而神职人员们在向祛除邪念的信徒们揭示穆罕默德的圣洁和真理。

吉本不带任何嘲讽色彩地补充说：“基督教徒通过想象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得到启示。”18世纪的伦敦和7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当时的世俗认知将基督教精神视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而将伊斯兰教视为其对立面。西方核心的统治者们可能经常将那些从边缘地区来的人看作野蛮族群，但是吉本非常清楚阿拉伯人其实是具有更大规模的西方核心第二次轴心转移的一部分，而这个转换过程一开始就注定了基督教精神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可以跳出吉本的思维模式，将阿拉伯人置于一个更为长久的传统之中，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亚摩利人时期，并且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看待他们：他们曾经因为争端被卷入核心地区，现在向当权者追讨自己正当的权利。他们来此并非为了埋葬西方文明，而是试图让它更完美；不是为了挫败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野心，而是为了将其实现。

就像吉本在18世纪发表的言论一样，我们这个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很容易倾向于将伊斯兰文明想象成一种局外的、与“西方”文明（指西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相对立的文明。但是这种倾向性忽视了历史的真相。到公元700年，伊斯兰世界或多或少已经成为西方的核心，而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这个核心北部的边缘地带。和罗马人一样，阿拉伯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同样多的西方核心文明。

与东方隋文帝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因为阿拉伯军队人数少，并且很少遇到大规模的抵抗，所以他们很少摧毁所征服的土地。公元8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最终停止了衰退。现在，也许这个大部分重新统一的西方核心能够强势反弹，就像公元6世纪时的东方核心一样，从而缩小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

然而图7-1清晰地表明这一切并未发生。尽管两个核心在公元700年都基本统一，并且在公元8～10世纪之间都经历了，或者说是遭受了类似的政治命运，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仍然快于西方。

可以证明的是，两个统一核心的政治统治都是风雨飘摇。它们的统治者必须重新学习汉代和罗马时期统治者已经熟悉的课程，那就是帝国的统治是凭借欺骗和妥协实现的，但是当时的隋朝和阿拉伯人都不善此道。像汉代一样，隋朝也要警惕游牧民族的入侵（当时是突厥人[7]，而非匈奴人），但是由于东方核心的不断强大，他们也要提防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当高句丽王朝与突厥人开展秘密协商，讨论联合起来侵略中国的时候，隋朝的皇帝决定采取行动。公元612年，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攻打高句丽王朝，但是由于恶劣的天气、糟糕的后勤保障以及残暴的将领指挥，战争以失败告终。公元613年，他又派遣另一支军队，在公元614年又派遣了第三支，正当他筹备第四支军队时，叛军违抗了他的命令，转而颠覆了他的国家。

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天启骑士似乎挣脱了束缚。诸侯们瓜分了整个中国，突厥首领们则对他们的领地任意摆弄，随意洗劫。灾荒和疫病不断蔓延，传染病在草原之间不断传播，听上去就像是从海上带来的黑死病一样令人作呕。但是如同统治者的蠢笨愚昧足以引发灾祸一样，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出现足以结束灾祸。当时中国有一个称唐国公的诸侯，他成功地说服了匈奴最主要的首领们支持他攻打其他诸侯。当匈奴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时，他已经称帝，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唐朝。公元630年，他的儿子利用突厥的一次内乱，将中国的统治范围延伸到了从未涉及的草原地区。国家掌控力得以恢复，人口流动扩大，疫病逐渐消失，这酝酿出了高速的社会发展，由此成就了之后的武氏天下。

唐朝运用了比隋朝更为强硬的手段，保证了统治核心的统一，但是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这种手段并不见得总是奏效。事实上，正是情感丰富的人们瓦解了唐朝。根据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所说，公元740年时，唐玄宗——“迷恋红颜祸水，最终祸国殃民”——疯狂地爱上了亲生儿子的王妃，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杨贵妃，并且将她封为自己的妃子。这个故事听上去就像1500年前周幽王和意图颠覆西周的蛇蝎美女褒姒之间的爱情一样令人生疑。但是尽管如此，传统观点认为唐玄宗为了取悦杨贵妃什么都愿意做，他的办法之一就是给杨贵妃宠信的人无数的荣誉，包括一个投向汉人的名叫安禄山的突厥将领。唐玄宗忽视了对兵权的限制，纵容安禄山集结起庞大的军队。

考虑到宫廷争斗的复杂程度，安禄山迟早会失宠，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公元755年，当安禄山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公然调动庞大的军队围攻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仓皇逃亡，但是途中愤怒的卫兵将内战的爆发归咎于杨贵妃，并要求唐玄宗处死她。唐玄宗为了防止自己的挚爱落入士兵手中，只得啜泣着让近身的大太监勒死了杨贵妃。这就是白居易所描写的“花钿委地无人拾”这一情景。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根据传说，唐玄宗曾派一道人前往仙岛追寻杨贵妃的灵魂。白居易在诗中以杨贵妃的口吻对玄宗说：“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与此同时，唐玄宗的儿子平息了叛乱，但是他用的方法——给予其他军事统帅和安禄山一样广泛的权力，并且雇佣草原上的突厥人——为以后的灾祸留下了隐患。当时的唐朝边境瓦解，税收锐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唐朝在重建秩序和新的动乱、入侵、叛变之间循环往复，风雨飘摇。公元907年，一个诸侯杀死了年轻的皇帝，结束了唐朝的悲惨境遇。之后的50年里中国北方处在一个大诸侯国统治之下，南方则由8～10个小诸侯国控制。

玄宗的人生悲剧暴露了中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强大的帝王拥有过多权力，以至于无视其他的组织机构。对于贤明的君主来说这是好事，但是考虑到能力分配的随机性以及面临的挑战之大，这意味着国家的灾难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核心有着与中国完全相反的问题：帝王领导力太薄弱。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没有君主。穆罕默德只是先知，而非君主，人们追随他是因为他们坚信穆罕默德知道真主的旨意。当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之后，很明显人们再也没有理由追随任何人了，穆罕默德的阿拉伯联盟也面临解体。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他的几个朋友讨论了一整晚，选择了他们的成员之一作为哈里发，这个含糊不清的词语意为（真主的）代理人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然而，哈里发唯一的统领权来自他与前任先知的亲密程度。

考虑到阿拉伯首领难以驾驭的特性（一些人想要洗劫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有一些试图将国家领土进行分配，使其能够作为地主定居下来；另一些仍然致力于将新的先知神圣化），最初的几位哈里发可以说做得相当出色。他们劝说大多数阿拉伯人尽可能少地侵扰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将被征服的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把地主留在他们的领地上，把官僚留在账房内。他们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将帝国的税收分配到他们各自手中，借此为阿拉伯人——真主忠诚的捍卫者——提供有效的收入来源，并让他们居住在只有阿拉伯人的要塞城市——它们是这片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战略点。

但是，哈里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于：哈里发这个指代不明的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集中财富、发布命令的国王？是宗教领袖？是新征服的领地中为独立的族长提供建议的人？他们是代表前伊斯兰部落的精英？还是代表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们的穆斯林选举人？还是信徒们平等主义团体的领导者？没有哪一位哈里发能够让所有的穆斯林都满意，当第三任哈里发在公元656年被谋杀之后，这种困境上升到了危机的程度。穆罕默德生前好友很少有当时还活着的，因此选举移交给了穆罕默德年轻的堂弟（或者女婿）阿里。

阿里想要还原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教的最初精神，但是他捍卫穷人的利益，主张将税收收入分配给士兵，更加公平地分配战利品，这些政策激起了先前特权阶级的强烈不满。内战一触即发，但是穆斯林（在这个阶段）仍然不愿意互相杀戮。公元661年，他们从危机边缘退了回来：阿里的支持者们幻想破灭，但是他们没有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战争，相反，他们杀死了阿里。现在哈里发的头衔落到了阿拉伯规模最大的军队首领头上，他在大马士革建都并且进行了不太成功的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集中税收和官僚制度的传统国家。

在中国，唐玄宗的爱情引发了政治灾难；在西方，兄弟情义——或者说缺少兄弟情义——招来了祸事。公元750年，一个新的哈里发王朝将都城迁往巴格达，并且更加积极地追求集权主义。但是公元809年，兄弟之间的一系列争斗使得哈里发马蒙的权力——即使在阿拉伯标准之下——异常衰弱。他大胆地决定深入问题的核心：真主。和基督教、佛教不同，穆斯林没有教会阶级制度，哈里发虽然拥有巨大的现世权力，但他们对真主旨意的了解并不比其他人多。马蒙决定再次撕裂伊斯兰教的旧创，改变这一状况。

回到公元680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被谋杀之后不到20年，阿里的亲生儿子侯赛因举起义旗，反对哈里发制度。当侯赛因被打败继而被杀死时，几乎所有人都袖手旁观。但是在之后的100年里，一个小分支（什叶派）意识到现在的哈里发是依靠谋杀阿里而夺取职位的，因而是不合法的。这个分支——什叶派教徒——争论说，侯赛因、阿里和穆罕默德的鲜血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真主特别恩典的真理，因此只有伊玛目这条血缘线的后代才能够引导伊斯兰教。尽管大多数穆斯林（被称为逊尼派，因为他们遵循传统，即伊斯兰教教规——逊奈）认为这个观点荒谬绝伦，但什叶派教徒们继续宣扬他们的理论。到了公元9世纪，一些什叶派教徒相信伊玛目这一支正将他们引向救世主，也就是在人间建立真主的王国的救星。

马蒙决定选择现在的伊玛目（侯赛因的来孙，即玄孙之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由此将什叶派变成他专属的派别。这是聪明的做法，巧妙地处理矛盾且充满谋略，但是伊玛目于当年去世，他的儿子对马蒙的策略完全不感兴趣，于是计划流产。勇敢无畏的马蒙展开了他的第二个计划：他在巴格达雇佣了一些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宗教理论家，宣称古兰经是一本由人创造的书，而不是真主思想精髓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手段，古兰经——以及所有的参与翻译的神职人员——被置于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哈里发的权威之下。马蒙建立了一个伊拉克宗教裁判所[8]，逼迫其他学者认同他的思想，但是少数强硬派的神职人员无视他的威胁，坚持认为古兰经是真主自己的思想，胜过世间一切——包括马蒙的命令。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公元848年，直到哈里发承认失败。

马蒙的第一个计划和第二个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愤世嫉俗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威，而他的第三个计划则将他的统治撕成碎片。虽然宗教权威仍然在躲避他，但是马蒙决定不再小心翼翼，而是直接购买军事武力——即雇佣突厥骑兵作为奴隶军队。然而，和之前的统治者一样，马蒙和他的继承人也认识到了游牧民族基本上是不受控制的。到了公元860年，哈里发其实已经成为他们自己奴隶军队的人质。没有军事力量和宗教支持，他们再也无法获取税收，最终只能把领地卖给埃米尔，这些军队将领支付一大笔钱，把他们能够榨取的所有税收都保留下来。公元945年，一个埃米尔亲自夺取了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分解成十几个独立的酋长国[9]。

当时，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成十几个小国，尽管两个核心的崩溃存在着相同点，但是东方的社会发展持续上升且速度快于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再一次解释似乎是这样的：创造历史的既不是君主，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数以百万计懒惰、贪婪并且恐惧的人民，他们在寻求更简便、更有利可图并且更加安全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无论统治者使他们遭受了多少创伤，人民都要继续在世间得过且过，必须充分利用一切事物。由于东方人和西方人身处的地理环境完全迥异，两个统治核心的政治危机也分别以不同的结局收场。

在东方，公元5世纪以来的内部移民潮在长江以外创造了一个新边疆，并且成为东方社会发展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公元6世纪时，一个统一国家的恢复加速了社会发展的上升进程，到公元8世纪时，这种上升趋势极其强劲，并安然度过了唐玄宗沉迷美色、荒废朝政的年代。政治动乱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公元9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急剧下滑（见图7-1）就是敌军将拥有百万人口的长安夷为平地的后果。但是多数战争都远离主要的粮食生产地、运河以及城市，而且这些战争扫除了之前阻碍商贸行为的政府管理者，可能实际上起到了加速发展的效果。在这种战乱年代，由于无法监管国有土地，行政人员开始从垄断者和贸易税收中敛财，也不再给商人们提供经商信息。此时权力从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向南方商人转移，被迫自生自灭的商人们由此发现了更多加速贸易发展的方式。

中国北方大多数的海外贸易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在中国宫廷和日本、朝鲜统治者之间通商。公元755年后，随着唐朝政权的颠覆，这些贸易联系随之丧失。通商虽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比如日本的精英文化开始脱离中国模式，向着更具独创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女性文学巨著，例如《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但是，海外通商的结果多数都是消极的，在公元9世纪时中国北方、朝鲜和日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国家覆灭。

相反，在国家的严格管制之下，中国南方的独立商人们开拓了一条新的自由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不断地在爪哇海发现公元10世纪时期的沉船残骸，其中不仅有来自中国的奢侈品，还有来自南亚和伊斯兰世界的陶器和玻璃制品，这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市场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区域。并且由于当地精英阶级对日益兴盛的商人们征税，由此诞生了第一批强大的东南亚新兴国家，也就是现今的苏门答腊岛地区和柬埔寨的高棉人居住区。

欧亚大陆以西拥有全然不同的地理条件，加上粮食产地的范围无法与东方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其政权解体也会导向全然不同的结果。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掩埋了曾经分隔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旧边界，开创了穆斯林核心的新繁荣。哈里发扩大了伊拉克和埃及的灌溉工程，而移民将作物和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地区，通过填闲作物的方法，农民们可以在土地上一年两收，甚至一年三收。在西西里进行殖民统治的穆斯林甚至发明了经典的西方食品，例如意大利面和冰淇淋。

虽然打破罗马和波斯的旧边界带来了收益，但是地中海地区出现的将伊斯兰教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分隔开来的新边界又带来了损失，两者逐渐互相抵消。随着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发展成为伊斯兰国家（公元750年时，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人民中只有不到1/10是穆斯林，截至公元950年，这个比例超过了9/10），阿拉伯语成为通用语言，因此与基督教国家的联系减少了。之后，随着公元800年的哈里发王国分裂，埃米尔在伊斯兰内部也筑起了界限。一些穆斯林核心的强盛地区，比如西班牙、埃及和伊朗，凭借国内需求得以延续，而其他的地区则衰落了。

公元9世纪的中国战争大多避开了经济腹地，而伊拉克要与突厥奴隶军队抗争，同时非洲种植园的奴隶们在一个自称诗人、先知和阿里后裔的领袖领导下，发动了长达14年的起义，摧毁了伊拉克脆弱的灌溉网络。

在东方，在朝鲜和日本走向政权崩溃的同时，中国北方的统治核心也遇到了危机；同样的，在西方世界，随着伊斯兰核心的分崩离析，基督教边缘地区也开始了进一步的分裂。拜占庭人互相残杀，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并且因为新的教义问题（尤其是关于上帝是否认可耶稣、玛利亚和其他圣人的形象问题）从罗马教会分离出来；而日耳曼王国基本上与地中海地区隔断联系，开始创建自己的世界。

在遥远的西方边缘地区，有一些人期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将这片土地变成核心地区。从公元6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成为一方霸主，北海周边相继出现了许多小的贸易城镇，以满足法兰克贵族对奢侈品永无止境的渴求。他们保持着征税少、行政管理少的落后国家形式。那些善于在好斗贵族之间调解矛盾的帝王能够迅速统一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庞大而松散的领土，而在无能君主领导之下，拥有相同条件的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如果一国的国王拥有太多子嗣，那么这个国家通常都是以众王子瓜分土地而告终——这又导致重新统一的战争。

公元8世纪末对于法兰克人来说是很好的时机。公元8世纪50年代，罗马教皇向其寻求帮助，以抵抗当地暴民；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早晨，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10]甚至让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向他下跪，并将他加冕为罗马皇帝。

查理曼大帝励精图治，试图创建一个与他头衔相匹配的王国。他的军队把火药、利剑和基督教思想带到了东欧，将穆斯林赶回了西班牙；同时他的官僚机构集中征税，在亚琛（一个宫廷诗人称之为“待建的罗马”）集结了一批学者，创制了稳定的货币体系，并监督贸易的复兴。这不禁让我们将查理曼大帝与孝文帝对比：三个世纪之前的孝文帝将位于中国贫瘠边疆的北魏帝国推向了顶峰，启动了东方核心迈向重新统一的历程；而查理曼大帝在罗马进行加冕礼，派遣使节去巴格达表示友好，同样表现出了如孝文帝一般的雄心壮志。法兰克编年史还记载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当时哈里发把一头大象送给了查理曼大帝作为回应。

然而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既没提到法兰克人，也没提到大象。查理曼大帝并不像孝文帝，而且显然在哈里发政权中无足轻重。查理曼大帝从未宣称为罗马皇帝，也没有让拜占庭帝国的女皇伊琳娜[11]让位于他。事实上，法兰克帝国从未向先进国家的方向深入发展。尽管查理曼大帝有雄心壮志，但是他没有机会统一西方核心，甚至没有机会把这个基督教边缘地区转化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幸的是，查理曼大帝唯一能够实现的成就就是将社会发展到足够程度，以引诱来自基督教外围地区之外更荒芜的土地上的入侵者侵略他的国家。公元814年他去世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长船沿河而上，直入帝国心脏地区，马扎尔人骑着强壮的草原矮种马洗劫德国，而北非的撒拉逊海盗正要独自劫掠罗马。亚琛备战不足，应对迟缓；当北欧海盗的船只靠岸后开始焚毁村落时，皇家军队姗姗来迟甚至索性踪影全无。渐渐的，村民们开始向当地有权势的人寻求庇护，而城镇居民们则向他们的主教和市长求助。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将帝国分成三份，国王这个称号对于他们的子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的陨落

这些劫难似乎还远远不够，欧亚大陆在公元900年之后又处于一种新的压力之下——这个压力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随着地球的轨道不断变更，大陆的大气压也在不断上升，减弱了由大西洋吹向欧洲的西风带以及由印度洋吹向南亚的季候风。在公元900～1300年，整个欧亚大陆平均温度大约上升了1～2华氏度，降雨量平均减少了10%左右。

一直以来，气候变化迫使人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人类自己决定如何改变。在寒冷潮湿的北欧，所谓的“中世纪暖期”非常受欢迎，当地人口在公元1000～130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然而在更为炎热干旱的伊斯兰地区核心，它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总人口大约下降了10%。而一些地区，尤其北非地区的人口却大幅增长。公元908年，依弗里其亚[12]——大约在现在的突尼斯——脱离了巴格达的哈里发王国。激进的什叶派教徒[13]正式建立了一个被称为法蒂玛的绝对正确的哈里发伊玛目阵线，因为他们宣称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后裔（以及伊玛目）。公元969年，这些法蒂玛的后裔征服了埃及，在开罗建造了一座伟大的新城，并发明了灌溉系统。到了公元1000年，埃及已经拥有了当时西方最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埃及商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呈扇形扩散开来。

1890年，如果开罗的犹太人团体没有下定决心重塑延续了900年的犹太人集会，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群商人知之甚少。和许多犹太人集会一样，这里的集会也有一个储藏室，里面保存着信徒们不再需要的文件资料，从而避免了因损毁印有上帝之名的资料而亵渎神明。一般来说，储藏室会定期清理，但是这里的储藏室却堆满了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废纸。随着重塑运动的开始，旧文件开始在开罗的古董市场出现。1896年，两个英国姐妹将一大捆资料带回了剑桥。在那里，她们把两本书展示给剑桥大学研究犹太教法典的学者所罗门·谢克特（Solomon Schechter）。谢克特一开始心存疑惑，随即大为惊叹：其中一本是圣经书籍《德训篇》（Ecclesiasticus）的希伯来残本，以前只有希腊翻译版本为世人所知。这位学识渊博的博士立刻于当年12月前往开罗，运回了14万册资料。

在这些资料中，有数百封公元1025～1250年期间的信件，最远是从西班牙和印度寄到开罗的贸易商行。当时随着人口增长，市场和利润也不断扩大，于是紧随阿拉伯的征服形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也日渐消弭。这对于通信者来说显然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更担心的是天气、家庭和如何赚到更多金钱，而非宗教和政治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拥有地中海商人的典型特点。尽管记载很少，但是很显然，商贸发展和依弗里其亚以及西西里一样国际化且利润丰厚，例如，穆斯林地区巴勒莫就成为与意大利北部的基督教地区通商的新兴城镇。

就连蒙特帕里卓，这个近年来我一直在调查挖掘的意大利西西里的偏远山村，也参与其中。正如我在第五章提到的，我曾经前往调查公元前7～前6世纪间的腓尼基人和希腊殖民地，但是当我们在2000年开始挖掘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古老的房屋之上又发现了第二层村庄。这第二层村庄大约建于公元1000年左右，可能是由来自依弗里其亚的穆斯林移民所建，并且在1125年左右被焚毁。出乎意料的是，在对该遗迹出土的碳化植物种子进行仔细研究时，我们的植物学家们发现了一间曾经装满了被仔细保存的脱粒小麦的储藏室，里面几乎没有一根杂草。[14]这与我们找到的公元前6世纪的种子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时的种子总有许多杂草、谷壳混杂其中。这些被用于制作粗糙的面包，有可能是在某个简陋的农村中作为粮食：那里的村民从事耕作，自给自足，而且从不介意他们的食物偶尔出现的不佳口感。12世纪发明的扬谷筛除去了小麦的杂质，当时的商业化农民已经开始为挑剔的城镇居民生产食物。

如果地域狭小的蒙特帕里卓能够与全世界商业网络相联系的话，那么地中海的经济一定会蒸蒸日上。但是在亚洲西南这块最古老的穆斯林核心地区，经济发展并不理想。自从公元9世纪60年代起，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伊拉克的哈里发带来充当军队的突厥奴隶们已然发动政变，摇身一变成了苏丹人，但是噩梦还在继续。从公元7世纪开始，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就开始向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宣扬穆罕默德的真理；到了公元960年，葛逻禄氏族——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据说当时大约有20万户人口——大部分人都被转化成伊斯兰信徒。这是信仰的胜利，但是很快演变成政治家的梦魇。葛逻禄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喀喇汗帝国，而另一个突厥部落塞尔柱人也追随着他们的信仰，进行了移民：他们一路洗劫，直入伊朗，并在1055年占领了巴格达。[15]到1079年，他们已经将拜占庭人驱逐出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又将法蒂玛人赶出叙利亚。

很快，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世界与日益兴盛的地中海伊斯兰世界渐行渐远。塞尔柱突厥人集结起一个大国，但甚至比哈里发王国还要运转不良。1092年，这个国家的强权君主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们遵循草原传统，将国家分为9部分，彼此交战。在他们的战争中，骑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塞尔柱国王们将大片土地赏赐给那些能够为其提供大批骑兵的军队首领。这些游牧民族将领，如预料的一样，导致政务荒废，商贸停滞，甚至连铸币活动也停顿了，城市萎缩，灌溉运河淤塞，大量村庄倾颓。在中世纪暖期炎热干燥的气候里，农民们必须持续性地艰苦劳作，却只能勉强保持原先的土地不变成草原或者荒漠，但是塞尔柱政策又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许多偏爱游牧生活多于城镇生活的征服者，对于农业的荒废并不担忧，并且随着12世纪逐渐过去，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土地，加入突厥人当中，开始从事畜牧业。

在接连几年灾祸不断之后，由于对激进的什叶派理论的恐慌，伊朗东部的学者们开始建立学派，发展并传授连贯一致的逊尼派理论，这得到了塞尔柱贵族的支持，并在12世纪时大力推广。它的学术代表作——例如，安萨里（al-Ghazali）的《宗教学科的复兴》（Reviv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of Religion），其中运用希腊逻辑学知识来调和伊斯兰法律体系、苏菲神秘主义和穆罕默德的启示——一直以来都是逊尼派思想学说的基石。事实上，逊尼派的复兴非常成功，以至于一些什叶派教徒坚信谋杀逊尼派领袖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回应方法。撤退到伊朗的山区后，他们组建了一个被对方称为“刺杀者”的秘密组织（根据传说，用这个称呼是因为其成员借由吸食大麻，将思维引领向谋杀的“正确框架”之下）。

谋杀无法逆转逊尼派复兴的脚步，但是这场知识运动——尽管已获取成功——仍然无法维持一个塞尔柱国家的运作。缺少法蒂玛王国为北非提供的那种政治组织，塞尔柱的土地在中世纪暖期的重压之下不堪重负。时机选择不当，因为同样的天气情况为亚洲西南部制造了同样的挑战，却为欧洲边缘伊斯兰核心地区的人们，即那些难以驾驭的袭击者、商人和侵略者创造了众多机遇。同样关键的是，更加温暖的气候给北欧带来了更长的生长季节和更好的收成，这使得原本边缘化的土地成了潜在的利润来源。等到中世纪暖期逐渐消退，农民已经将曾经的森林开垦成可供耕种的广袤土地，在西欧大约砍伐了一半的树木。

和所有从侧翼丘陵区传播开来的农业一样，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共同作用，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西欧带到东欧。一股力量是通常由教会领导的殖民统治，一般在边境地区建立有序的组织机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写道：“给予僧侣们一块荒野或者一片野林，然后等待几年，你不仅会发现美丽的教堂，而且旁边还有人类居所。”扩张是贵族的工作：根据1108年开展的征兵运动，“异教徒是最低劣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土地是最理想的，那里到处充斥着肉类、蜂蜜和面粉……在这里你不但能够拯救你的灵魂（通过强迫异教徒改变信仰），只要你愿意，还能够获得非常理想的用以定居的土地”。

有些异教徒逃脱了，有些屈服了，其结局并不比奴隶好多少。但是就像几千年前狩猎采集者遭遇了农业生产者、西西里岛人遭遇了希腊殖民者一样，有时异教徒们会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信仰。随着法兰克王国和日耳曼王国的农民向东迁徙，砍伐树木，开垦牧场，一些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甚至遥远的俄罗斯村民们开始模仿他们的农业生产技术，利用更加有利的天气条件展开更为密集高效的耕作方式。皈依基督教的首领们劝说或强迫他们的臣民纳税，并且陆续展开对殖民者的打击活动。

欧洲的国家、教堂以及密集型农业的不断扩展与公元5世纪以来江南地区的农业扩展很类似，但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那就是没有在新的农业边界和旧的城市核心之间构建主要的贸易通道。由于欧洲缺少像中国的大运河那样的水路运输方式，因此无法将波兰的粮食以成本低廉的方式运送到巴勒莫和开罗这样的大城市。西欧的城镇靠近这些农业边界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依旧存在数量不足、规模太小的问题，因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这些西欧城镇没有从东欧进口粮食，通常它们会通过提升当地生产水平、开拓新能源的方式来进行种植。

水力磨坊原本常见于伊斯兰核心地区，现在也传播到了基督教边缘地区。以公元10～13世纪为例，法国罗贝克山谷的磨坊数量增长了5倍。根据1086年编著的《土地调查册》（Domesday Book），当时的英格兰拥有5624家磨坊。农民也认识到了马匹的优势，尽管它们吃得比牛多，但是拉犁速度快并且工作时间更长。公元1000年之后，马的数量逐渐增加到牛的3倍，欧洲开始采用——由于第八章已经讲述过的原因——穆斯林发明的、用以减少摩擦的马蹄铁，又用脖圈马具代替了笨拙窒息的喉——肚带马具，从而使马的牵引力提高了4倍。公元1086年时，英格兰贵族土地上仅有1/20的役畜；到了13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5，并且由于拥有多出的马力（更不用说多出的粪肥），农民有效地减少了荒废的土地数量，因而在他们的土地上创造出更多财富。

尽管欧洲的农场相较埃及和中国来说不够多产，但也逐渐出现剩余产品可供卖给城镇，并且这些发展中的城镇开始扮演起新的角色。许多西北欧人民都是农奴，法律规定农奴必须为地主劳作，地主保护农奴不受强盗（和其他地主）的掠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地主像诸侯国君主一样，他们拥有土地，作为装甲骑兵为国家而战以报效国王，而国王服从于传达上帝指令的教会。但是地主、国王和教会都想获取更多财富，他们如今聚集于城镇之中，城镇居民通常能够用一部分财产换取摆脱封建义务的自由。

就像亚述和周朝以来的落后统治者一样，欧洲的国王们有效地经营着他们的勒索保护费组织，但是他们的管理甚至比多数前人更加混乱。城镇、贵族、君主和教会人员不断地互相干涉，并且由于缺少真正的中央权威组织，争端几乎不可避免。比如公元1075年，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宣称他拥有德国所有主教的任命权。他的目的是改革教会领袖的道德操守，但是由于主教控制着德国大片的土地，这个举措也起到了其他的作用，它使格雷戈里掌控了德国许多的资源基地。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在恐慌中回应，他宣称他是信仰的守护者，并且有权将格雷戈里免职。他坚称：“现在，不再是教皇，而是我，亨利，托天之佑，和所有的主教一起向你们宣布：免职！免职！”

然而，格雷戈里非但没有被免职，反而将亨利驱逐出基督教会。从实际意义来说，这意味着德国的封建地主能够在法律上无视其统治者。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事无成，亨利不到一年时间就沦落到极其凄惨的地步，他要赤着脚在阿尔卑斯修道院之外的雪地里跪三天以祈求教皇的原谅。他这么做了，但随后又与教皇开战。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教皇格雷戈里在他的雇佣兵洗劫罗马之后，没有钱支付给雇佣兵，因此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而国王为躲避亲生儿子的追杀，在逃亡过程中自杀。这个神学争议从未真正解决。

11世纪的欧洲充斥着这种乱成一团的挣扎，但是随着这些争端被解决，组织机构的实力逐渐强大，责任范围也日渐清晰。国王越来越多地在领土上进行组织、调动和征税。一位史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一个迫害社会的形成”：官员们说服人民，视自己为国家明确界定的一部分（英国人、法国人等），而非其他部分——即流放者，诸如犹太人、同性恋、麻风病人和异教徒，这些群体首次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国家保护之外，并且受到恐吓威胁。在这种不甚愉快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效国家。

其他史学家对这个过程评价较高，称之为“教堂时代”，因为令人心生敬畏的纪念碑散布于整个欧洲。1180～1270年期间，仅法国就建造了80座教堂、500座修道院以及数万座教区教堂。当时，从采石场采集了超过4000万立方英尺的石料，远远超过了埃及金字塔所用的石料数量。

随着罗马帝国一起衰败的还有西欧的学术水准，而且只有在查理曼统治之下的法国得以部分恢复。然而公元1000年后，教师开始在新建大教堂周围聚集，并且像伊斯兰世界的独立法学者一样建立学校。赴伊斯兰世界的西班牙学习的基督徒们带回了阿拉伯宫廷学者珍藏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论述翻译。这一切充实了基督教的精神领域，帮助神学家以9世纪马蒙统治下的巴格达神学家那样复杂的方式看待上帝，但是这也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团体中制造了新的矛盾。

在这一问题上，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比任何人都清楚。作为一个涉足新的知识领域的聪慧的年轻人，阿伯拉尔在1100年左右开始在巴黎为人所知。他不断地转学，并且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为难他的那些迂腐学究派的老师，借此羞辱他们。诚实正直但是单调乏味的老师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事业陷于崩溃，因为二十几个像阿伯拉尔一样的学生运用他们如刀锋般锋利的辩论技巧，将惯例习俗（可能是每个人灵魂的归宿）变成重重疑团。阿伯拉尔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于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引诱了他的学生海洛薇兹（Heloise），并使之怀孕。海洛薇兹的家族颜面尽失，对他进行了报复。阿伯拉尔羞耻地说：“一天晚上，当我正在熟睡时，他们切下了我用来做那件事情、他们厌恶至极的器官。”

阿伯拉尔和海洛薇兹羞愧难当，各自退居教堂，但他们在20年间保持通信，阿伯拉尔一方面为自己辩护，一方面又炽热地爱恋着海洛薇兹。在被迫隐退的期间，阿伯拉尔撰写了《是与否》（Sic et Non），一本将逻辑学应用于基督教矛盾的手册。如果说阿伯拉尔的名字变成了学习新知的危险的代名词，那么也是他迫使基督教神学家把卷宗权威性与亚里士多德唯理主义互相融合。1270年，阿奎那（Aquinas）在其著作《论基督教神学》（On Christian Theology）中将其进一步升华，指出基督教的学术和逊尼派复兴的学术同样错综复杂。

其他欧洲人的做法与阿伯拉尔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没有从伊斯兰核心地区把思想和组织形式带回基督教边缘地区，而是自己搬到了伊斯兰核心地区。来自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们与来自开罗、巴勒莫的商人们争抢利润可观的地中海贸易，他们买入卖出，抑或偷盗厮打。在西班牙，那些来自日益拥挤的西北欧的移民帮助当地的基督徒，将穆斯林驱赶出去，而诺曼人（或许是古代挪威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引发了一系列的掠夺和征服。

诺曼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异教徒维京人的后代，公元9世纪时在欧洲西北偏远的边疆地区，他们曾经作为掠夺者盛极一时，但是在10世纪发展为更加文明形式的偷盗者。随着中世纪暖期北美洲北大西洋的水域逐渐开放，他们搭乘长船来到冰岛、格陵兰岛甚至北美洲的文兰，大规模地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定居。公元912年时，他们的首领罗洛（Rollo）在法国北部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当的国王（现今的诺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