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人类欺骗自我、渴望奇迹的全部历史，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会发明、最会欺骗，也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种动物。”所以，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特有的发明。

恶俗人物

我们周围恶俗的人太多了，要一一评判的话，即使不用一座图书馆的书，起码也要费一整本书，所以这里只列举一些例子。

真正恶俗的人往往要么与政治、要么与神学有关。这两个领域内的人都得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强烈的廉洁和美德，因此都会造成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鸿沟正是恶俗的必备条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杰西·赫尔姆斯1、理查德·尼克松和他可耻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2，还有爱德华·肯尼迪3和盖瑞·哈特4。加州橙县的反动分子中流行一句祝酒辞：“为祖国的大救星——玛丽·乔·科佩奇尼5干杯”，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赞美盖瑞·哈特的女朋友唐娜·瑞丝6。无数神职人员也很好地阐释了恶俗的鸿沟准则，比如吉米·史华格牧师、吉姆·巴克牧师7和文鲜明牧师8，他们都让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变得巨大宽广。

也有一些恶俗人物跟政治和神学都没有关系，比如贝丝·迈尔森9、莎莎·嘉宝10和利昂娜·海姆斯利11。我们也不该忘记埃德温·米斯12、詹姆斯·瓦特13、小莫顿·唐尼14、霍华德·科赛尔15、奥利弗·诺思16及其妨碍司法公正的忠实共犯福恩·霍尔17，还有可怕的威廉·贝内特18、罗伯特·博克法官19、杰拉尔德·里韦拉20、乔治·史坦布伦纳21和电影演员西恩·潘（Sean Penn）。

当今的恶俗冠军可能是库尔特·瓦尔德海姆22，他虽然不是美国人，但他在美国住了很久，接受了足够多的阿谀奉承，因此可以被看作是隐蔽的美国人。毫无疑问，恶俗的唐·瑞·迪克森（Don Ray Dixon）是美国人。他是得克萨斯州弗农储贷公司的老板，他的豪宅、牛仔艺术品收藏和为银行审查人员提供的妓女服务，总共花了纳税人 13 亿美元。而使丹·奎尔23免于被贴上恶俗标签的唯一一点，是他还不够夸耀，所以他只是糟糕而已。

若要穷尽所有恶俗人物，只要注意一下美国文化死水中还能看到的汽车保险杠标贴，就能找出更多的恶俗人物。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汽车保险杠标贴：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约翰·韦恩24、保罗·哈维25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美国人。

已故棒球界人士比利·马丁（Billy Martin）肯定很糟糕，但也是恶俗之辈，尽管他偶尔也具备一些娱乐价值，比如当他说“我极其反感和厌倦别人叫我醉鬼，我已经两天没喝酒了”这类话时。布鲁斯·伯德斯（Bruce Borders）、史蒂夫·韦斯特（Steve West）、乔尼·哈拉（Johnny Harra）和汤尼·罗伊（Toni Roi）这类猫王模仿者们也是比利·马丁的同类。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还叫得出名字，成千上万不知姓名的恶俗人物都隐藏在人群中。他们就是会在看电影、看戏剧、听音乐会时闲聊的人，也是会在图书馆的书上乱涂乱画的人。

恶俗信仰

美国人每天都告诫自己要锻炼身体、要慢跑、要减肥，他们通常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美国人的身体也许比较粗俗，但成为当今丑谈的并非美国人的身体，而是美国人的心灵。电影《窈窕淑女》中语言学教授亨利·希金斯对过分关心自己头发好不好看的女人们提出的疑问，也可以拿来问大多数的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把内心的杂乱也梳理整齐呢？”

为什么美国人会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轻信别人？是因为教育体制的垮台吗？这种垮台使尖锐的因果推理思维变成了稀有之物，并创造出了众人追随的“精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上过恶俗的大学（见“恶俗大学”）吗？由于美国人普遍认为每个人都有希望从生活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尤其是《独立宣言》提出的目标之一——“幸福”，这种观念必然会导致失望。既然生活靠不住，就只能靠别人了，因此美国人才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当你发现，跟随广告的指引大肆挥霍后，你仍然不“幸福”，（“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除了借助前兆、因果分析、奇迹祈愿布、脉轮平衡、水晶球占卜、预言、星象术、铜手镯（以对付讨厌的关节炎）、劫持 UFO、造访外星人、往世疗法、体外旅行等方式寻找别的希望，你还能做些什么呢？托斯丹·凡勃伦26将这个国家描述为“类似精神病诊所的地方”，他认为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病例”：

如果你不能适当容忍某种普遍的精神错乱和心智混乱，你就无法公正地理解美国的病……这种精神错乱最常见也最清楚的证据，或许能在某种可怕的、狂热的轻信中看到。大部分美国人都得了容易轻信这种病。

美国人坚信，现实世界残酷且极其不公平地约束着人的欲望，所以人类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期待：

体外旅行

你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你的身体了，你可以安全又轻易地去到遥远的地方，去探望家人，与不在身边的情人约会，甚至跟神灵交流。

——《命运杂志》（Fate Magazine）中俯拾皆是的一则广告

那种提供逃往星际空间所需物品的有用装备，还照顾到了美国人对实用的尊敬：“《通往星际空间的方法：星际规划实战指南》，包括书、磁带、冥想技巧、水晶球、香薰油和指导手册。”

只要一想到这个，你就会冷静下来：依据法律可以参加选举、可以做陪审员、可以拥有并使用武器、可以开车、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的美国人竟然会相信：

· 亚特兰蒂斯27

· 诺查丹玛斯预言28（“美国军队一被部署到中东，书店库存的诺查丹玛斯著作就卖了个精光。”——书店店员）

· 手相术

· 塔罗牌占卜

· 水晶球占卜者、“天才女预言家”等大师的“解读”

· 五角星形护身符29及类似护身符的魔力，能确保你“逢赌必赢”。

· 纸板金字塔的魔力，能使旧剃须刀片更锋利。30

· 轮盘赌也有记忆，所以会出于厌倦而不重复之前的路数。

· 创世论科学31

· 灵魂先在说。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往往与势利心相伴而生，如作家乔治·图默（George Toomer）指出的，能意识到自己不止活过一次的人都是显赫的人，绝不会是裁缝店雇员、清洁工或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皇宫马厩里铲马粪的人。

· UFO。很多人相信每周三的凌晨 1—3 点是观测 UFO 的最佳时段。

· 幸运数字

· 尼斯湖水怪

· 北美大脚怪

· 有一种由乳香和没药混合而成的室内喷雾，喷雾喷出时，任何人作出的假设都能成真。

这些信仰比糟糕还更糟。它们恶俗，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自负而强烈的欲望，要在不可改变的坚固现实中实现自己微不足道的愿望。如果这些信仰恶俗，“新纪元运动”32中的男女骗子就更恶俗了，他们每年都能从轻信他们的傻瓜身上捞到几百万美元。为了有助于行骗，他们给自己设计了荒谬夸张的头衔：比如心理测量师、超感心理学家、心理命理学家、生态女权主义33者（其实那个女人的智力低于一般水平）、天才女巫、自然女祭司。还有人自封为“赢得国际赞誉的长笛演奏家／作曲家／治疗师”，还有人建造了自己的永恒智慧教堂，并自封为“首席大主教”（见“恶俗行为”）。

许多人只要被称为“灵媒”，就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位不敬的评论家乔治·图默只要一想到这个就禁不住疑惑，既然他们掌握着生活中的所有秘密，为什么不用这种神力来“清除粉刺”？可惜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少能让他们在生意中大获成功，不然他们早就逃往里维埃拉34，远离他们居住的那些可怕的地方了：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密苏里州的萨平顿、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宾夕法尼亚州的埃梅厄斯、北卡罗来纳州的纽伯恩。被佛罗里达假日酒店解雇的一个可怜人靠救济金度日，却了解“快速敛财的方法”，只要付给他 8.85 美元，另加 1.5 美元的邮资和手续费，他就会把诀窍告诉你。一份心灵通讯杂志有个分类广告栏，上面一则广告的每个字眼都流露出愚昧的自我满足，刊登者是犹他州一名 50 岁的失败者：

本人虽不是一个严肃的学生，却有着广泛的兴趣：整体健康、海豚意识、因果论、往世研究、水晶球占卜、金字塔、超感官知觉、心灵成长、外星人、UFO、多线路传输、轮回转世、通灵意识、精神疗法……

“不是一个严肃的学生”！“广泛的兴趣”！从中你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只是智力欠缺者伪装出来的一副伪学者腔。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是犹他州的资深上当者，犹他州以盛产笨蛋闻名，是美国名副其实的帕弗拉哥尼亚（Paphlagonia）。〔1748 年，大卫·休谟在《论奇迹》（Of Miracles）中写道：“对于冒牌预言家亚历山大（公元 2 世纪的一个宗教骗子）来说……将首次行骗的地点放在帕弗拉哥尼亚（一个落后的罗马行省）实在是明智之举……那里的人都极端无知、愚蠢，会轻易相信哪怕最最明显的骗局。”〕

在所有这些荒唐的把戏中，最流行的可能是占星术，据了解，一些有教养的人甚至也被它骗了。由于不满现代生活中粗俗的物质主义（谁不是呢？），甚至荣格也在其对生存意义的探索中沾上了一点占星术的边。在美国，相信占星术的人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他们至少会部分相信。南希·里根给里根总统提的一些建议完全来自占星术，之所以没有像“水门事件”那样使政府垮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当多的选民看不出依照占星术行事有多愚蠢。占星家们开始让自己变得职业，顶级占星家所属的美国占星家协会认为，欺骗性地发布星相观察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他们所谓的欺骗性，是指在不了解对方精确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的情况下随意给人看星相。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现在占星术凭借其吸引力已经影响到了学校的课程（见“恶俗大学”）。纽约最富怀疑精神的人们会留意到报纸上一则梅西百货公司35的广告：

轻松赢学费

著名占星家、灵媒伊莲·休斯与数据库市场有限公司联合设计了一款占星幸运数字电脑。只要在电脑中输入您的出生日期和当天的日期，这个电子手握式占卜师就会一一展示您的幸运数字最佳组合，能为所有赌博游戏提供出色的指导，比如“每日选 3”、“每日选 4”彩票玩法，每周大乐透抽奖等等。

公众对占星术的信赖还远不止于此，他们甚至会被下面这种广告骗到：

宠物也能做精神分析！

只要提供您家宠物的出生日期、照片和性别，就能帮您读出它的心灵。仅费 25 美元。

人们想不到，推动此类事情发展的不仅有美国人，还有北美人，这一事实是一位获颁证书的占星师揭露的，他承认曾辅佐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执掌共和党。为什么说还有北美人呢？因为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的上诉法院法官给这位占星师写信说：“你说我会遇到一个男人，上礼拜我的确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绅士。”

这类人很容易相信阴谋论。在他们看来，政府掩盖外星人无数次造访地球的真相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和国家级的丑闻。这些外星人喜欢在美国西南部的荒凉地带着陆，而不是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国家科学院附近。一个著名的事件，是一架“载人”UFO 在新墨西哥州阿兹特克附近坠毁（选在那个地方坠毁一点也不奇怪），人们在飞碟里发现了“16 具小个子类人动物的尸体”，但“高级军官和科学家”合谋，给这一事件贴上了“绝密”的标签，尽管在美国的帕弗拉哥尼亚人中，这一事件已广为流传36。不过，你只要付 21.95 美元的邮资，就能得到一本披露整件事情真相的书，这本书厚达 612 页。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才是阻碍公众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并认识来自其他世界的外星人的主要障碍。考虑到美国政府已经有条不紊地实施了“将上帝从美国学校里赶出去”（罗纳德·里根语）的政策，这一点其实不难预料。不过“科学”也该受到谴责，它那副猪脑袋死也不肯学一点占星术一类的新东西，这一点普林斯顿大学的詹姆斯·格雷克教授37可以作证。一大堆恼怒的人给他写信，原因是他的科普著作没有提到这些人的独立发现——“新宇宙论……的数理依据，股市战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伟大理论”。难怪他会哀叹：“呜呼，邮递员又来了。”下面列举了其中几封信的内容：

· 我已通知了两所大学……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的发现理清了量子物理学中的困惑。

· 这封信将揭示一种新的世界形态……与旧有观念截然相反。

· 外太空生物学智慧……好东西！逻辑清楚。

· 只要一个生化学方程式就可以……勾勒或阐释一个设计完美的宇宙与现存宇宙之间的区别。

· 就像那个胖女人用声音震碎玻璃杯一样，人类将用通奸震碎太阳系。

· 我将这些见解寄给过牧师、官员、学校和报社，可他们看都不看一眼，甚至哼都不哼一声。

· 我是谁？现在，我可以说自己是一名兼具 17、18 世纪气质的自然哲学家，我自称为哲学通才。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格雷克教授问道，“我们应该是生活在一个科学发达的时代，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一个公共电视台有科学特别节目、每天的报纸上有科学专栏、每两个高中生里就有一个拥有自己电脑的时代。”不错，我们的确生活在他所说的那个时代，但他忽视了恶俗的巨大力量，忽视了现在的民众普遍无法将怀疑和证据应用到因果论中（见“恶俗大学”）。

虽然还没获得显著的成功，但严肃的科学家们已在为公开研究恶俗幻想家和神经质患者而努力了。一批动物学家成立了传奇生物国际协会（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那个并非最有希望出现传奇生物的地方），以核实那些关于怪物的报告，比如雪人、北美大脚怪、尼斯湖水怪等。该协会的指导思想本应是怀疑和要求证据，但一些人，比如默克姆·W·布朗尼38称之为“美国古生物学泰斗”的乔治·盖洛德·辛普森教授39，认为该协会的传奇生物学家会作出不严谨的推测，从而像真的相信有传奇生物存在的人一样深受蒙蔽。回顾人类欺骗自我、渴望奇迹的全部历史，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会发明、最会欺骗，也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种动物。”说得太对了，我们正是唯一喜欢编造事物，并从中获取快乐的哺乳动物，换句话说，小说、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特有的发明。

不过，下面这些信仰都不算太糟糕：相信上帝能听到祷告者的祈祷，有时还会回应；相信死后会与家人重聚；相信只要跳过路上的每一条裂缝，好运就会到来；相信星星知道人间发生的一切。只有像里根夫妇那样，让这些信仰影响到与其他人相关的国家大事，它们才会变得恶俗；而当你向软弱的人宣扬它们，或者运用一切或诚实，或装腔作势、妄自尊大的方式（比如“我自称为哲学通才”），将你个人的看法传达给这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并强迫人们改变信仰时，它们就变得特别恶俗了。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赚钱，那你就恶俗到该下地狱了，那里的烈火将永远燃烧，以折磨像你这样的坏人（见《马太福音 25 章 41 节》）。

恶俗对话

如今，尽管恶俗的对话已成为全世界的通病，但它的发源地在美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一个医疗数据显示平均每 10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精神错乱的国家，恶俗对话的存在不足为奇。并且这个国家认为巨大的噪音很重要，以致要你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还要夸大其辞，毫无雅致、含蓄、智慧可言。讽刺的是，只要你想跟人交流，恶俗的对话就几乎是一种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快乐——人们很少有机会表现自己，去找到一点自我感觉和对自己力量的小小幻觉。问题在于，是噪音导致了高分贝对话的恶俗？还是因为对话的内容太恶俗，只好提高音调，来盖住对话或结束对话？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所以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雷盖音乐40及类似的音乐会这么流行。这类音乐响起的时候，谁还有可能谈话呢？而只要我们无法谈话，也就不会暴露出自己的肤浅和简单了（见“恶俗大学”）。

美国人在对话中打断对方的次数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多，很可能因为在这样一个自以为人人平等的国家，每个人都想随时在对话中插入自己的意见，这样当然就没有人会听别人说话了，抢夺话语权更重要。同样奇怪的是，也没有人真的指望有谁听他们说话。

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41在他的小说《受爱戴的》（The Loved One）中塑造了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英国人——弗朗西斯·欣斯利先生，欣斯利先生对美国人尤其西海岸的美国人观察入微。他这样评价自己的邻居：“他们是一群宽容而慷慨的人，他们吵吵嚷嚷，却不指望别人能听他们说话。这一点要记住，宝贝。”他还向他的一个英国朋友保证：“这就是在这个国家社交毫不费力的秘密所在。他们高谈阔论全是为了自娱，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让别人听而说的。”如果伊夫林·沃听到两个无聊的家伙没完没了、没有重点的对话，这两个人还对自己说的乏味笑话哈哈大笑，对于合力完成的那种真正的对话，他有什么建议呢？“我喜欢的对话，”他说，“能让我自然而然地适时想起某些奇闻轶事；能让我酝酿并最终讲出一些笑话来；还能引发幻想，但美国人对幻想一窍不通。”

在对话中打断对方的游戏只是为了打断，并非出于什么特定的目的或与话题相关的利益。据芭芭拉·艾伦莱彻观察，这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她发现，男人打断女人的次数要比他们打断其他男人的次数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断男人或女人打断女人的次数多得多，尽管有了女权主义运动，女人们却还是很腼腆。

艾伦莱彻还发现，随着旧的核心文化解体、粉碎，人们之间的对话日益受阻，这就使人们将假定的交谈者局限在了各个互怀敌意的“利益群体”当中，由此便产生了该跟陌生人谈些什么的问题。当然，有关天气的话题总是少不了的。但正如艾伦莱彻所说，除非我们能设计出“一些人人都能听懂且内容随意的都市小型对话方式”，否则，漫不经心的对话就必然会变成种族侵犯、性别侵犯，或个人的抱怨，或政治观点的对立，或自哀自怜的家长里短。

为了使对话保持平和而非咄咄逼人，美国人发展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范，就是英国观察家西蒙·霍格特42所谓的“地理联系”。这为积极的谈话提供了动力，又丝毫不会触及敏感话题。霍格特举了一个例子：

甲：各位先生从哪儿来？

乙：我们来自俄亥俄州的代顿。

甲：噢，是吗？我丈夫埃弗雷特有个远房堂兄，以前就住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乙：真的吗？几个月前我还在辛辛那提呢！

诸如此类。

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方很多）的国家，这种谈话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双方还都很满意。感谢上帝，如果没有这种社交规范，只要一小会儿，交谈的一方就有可能发现另一方对以下事物的态度绝对很可耻：

鲸鱼

海豚

无家可归者

流产

不同意将终身职位授予非常杰出但很年轻的大学教师

女人们在各个领域都受到的可怕对待

这样一来，更深入的谈话就不可能出现了。正因为如此，在恶俗的对话中，愤怒和嫉妒总是濒临爆发的边缘。交谈者似乎会因为没能说出某些有力的话语，而产生持续的烦乱，还会因为美国梦及其内含的承诺被无情地打破而产生挫败感。这些情绪，或许又是大家一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的结果？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恶俗的对话都很少触及与对话无关的客观现象，几乎总是在念叨个人的需求与想象。这种对话对别人的所有冒犯，其实是一种无声的求援。这尽管令人感到同情，却丝毫不减其枯燥乏味。

恶俗行为

如前所述，我们要学会区分恶俗行为和纯属无害的糟糕行为，这类糟糕行为包括对陌生人说“祝你愉快”，或给自己的女儿取名“金柏莉”43等等。一旦糟糕行为变得具有侵犯性、装腔作势、虚伪或道德丑陋，就会变成恶俗，但不少人都觉得那种可怕的行为没什么道德上的不妥，甚至还蛮不错，比如参加“联谊晚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晚会上互换名片，以期在商海中崛起。在这种晚会上，交结朋友、排遣寂寞等寻常的社交动机都被歪曲了，呈现出来的只有野心，那些感觉迟钝的人却以为他们的行为很可敬。这种伪装、欺诈和自以为的友好亲密使根深蒂固的恶俗践行者未经允许就直呼陌生人的名字，并在转眼间掺和到别人的私事里去。菲利普·罗斯44在《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中描写主人公内森·朱克曼讨厌的、新近成功的小说家艾温·柏普勒的行为时，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腔调：在纽约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柏普勒突然冲朱克曼说：“你他妈这么有钱，还坐公共汽车干嘛？”

这是恶俗的一种侵犯性表现，也有一些恶俗很可怜。一些靠吃回扣过日子的零售店店员不得不履行职责，给顾客寄去假装彬彬有礼的伪善小卡片，比如：

这只是一张便条，好让您知道我非常高兴能在××零售店为您服务。希望不久前的消费带给您很多的快乐，也希望很快就有机会再次为您服务。欢迎随时打电话给我。

显然，这原本是一声绝望的哀嚎，却被恶俗地伪装成了友善的关怀。

礼仪小姐是敏锐的恶俗观察者，也是当今最值得信赖的权威之一：

亲爱的礼仪小姐：我在承接的婚礼业务中发现，许多婚礼请柬都附有小卡片，上面写着新娘拥有会员卡的商店名称。请问这是品味高尚的表现吗？

有教养的读者：不是的。这么做表明她们的品味很低劣。如今，人们已不再要求新娘像过去一样会假装了，但如果有人要送她们礼物，她们还是有必要装出惊喜和高兴的样子的。

确实，婚礼为恶俗行为提供了最多的机会。比如在宴会上展示礼品，礼品中都附有表达送礼者的惊叹与赞美的贺卡；或在婚礼过程中毫无节制地挥霍，假装“豪华”。让我们看一看某家豪华轿车服务公司提供的“婚礼包装”服务（收费标准是前 3 个小时每小时 165 美元，之后每小时加 30 美元，“外加 15% 的小费”）清单中泛滥着的恶俗之气吧：

配有司机的豪华轿车（白色超长型，您尽可放心）

身着燕尾服的职业司机（！）

红地毯铺路（从豪华轿车后门一直铺到结婚仪式的第一步）

随赠一瓶冰镇香槟

另付 85 美元，你就可以享受一次假装随意的“气球放飞”活动，将放飞 100 只气球（每加一只气球，就多收 1 美元）。假如你愿意抛弃所有的自然和随意，你还可以定购一块事先做好的标贴（上面写着“新婚”，费用是 25 美元），贴在豪华轿车的尾部。一块批量生产的标贴要价 25 美元，似乎贵了点儿，但这 25 美元还能让你得到“挂在车边的 2 条彩色飘带、2 个彩色绒球，挂在车前的 3 只婚礼铃铛和挂在汽车尾部的 4 只气球”。如此装扮之后，人们就会注意到你了！可惜这家公司忽略了一点，他们还可以出租 3 到 5 个用绳子串起来、拖在婚车后面的易拉罐。（当然，这项服务可以另收 10 美元）

在里根执政的后期，公开的贪婪都被伪装成了善举，在这种氛围下，高中毕业典礼都沦为了恬不知耻、利欲熏心和口是心非的场合。如今，你可能会在春天收到一张类似请柬的东西，邀请你参加某个社交活动。认真阅读后，你会发现这张单子上写的，其实是一个 17 岁的陌生人请求你送他一份礼物，能送钱当然最好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喜欢什么东西。这并非真正的请柬，而是一份“通知”，里头还夹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希望你慷慨送礼的那个人的大名，通常还附有邮寄地址。

电话也为恶俗行为广开门路。比如一接起电话，对方就说“虽然您不认识我，但……”；一些办公室的程控电话还被用来做忸怩作态或粗鲁的事情，比如让打来电话的人按某个数字，以找到他们想找的人（“广告部请按 3”），他们可能过于先进了，以致对还有人使用拨盘式电话机感到不可思议。在恶俗成为流行病之前，还有交换台的接线生帮你接线，而现在，另一种恶俗的形式是让你等待（“请不要挂机”只是委婉的说法），然后放一段可怕的音乐（见“恶俗音乐”）给你听。真正令人作呕的，是一些人在车里用“移动”电话跟人通话（或假装通话），希望更粗俗的人羡慕、嫉妒他们。

其他种类的主要恶俗行为列举如下：

· 去掉酒精饮料中的酒精，让消费者觉得自己在喝酒，但其实又不含酒精。其结果，是发明了极其美国、极其恶俗的轻度酒。一个人要么喝酒，要么不喝，但绝不应该将沉迷于酒精的乐趣与自以为克制（戒酒）的乐趣混为一谈。

· 将人造纤维加入不该加入的物品中，比如床单、枕套、毛巾，尤其是餐巾。

· 带传呼机参加聚会。会这么做的人是个（用伍迪·艾伦的粗话说）“时时刻刻都得跟人保持联系的白痴”。传呼机，无论真伪，已成为地位低微的人暗示自己具备高度职业性和社会价值的普遍方式。这类人你常常会在联谊晚会上遇到。

· 自我欣赏的慈善活动，比如在结婚请柬中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我们了解运气不好的人和无家可归者的困境，请带一件富余的冬衣给他们。

第二句话尚可接受，第一句则恶俗无比。

· 在公共活动中用便携式摄像机打扰别人。这种人只要买了一件昂贵的物品，就以为自己拥有了妨碍、打扰他人的特权。

· 用白色绉纸做的帽子和礼服打扮要参加“毕业典礼”的幼儿园小孩。恶俗程度仅次于用浅蓝色人造丝做的帽子和礼服装扮高中毕业生（见“恶俗大学及学位服附录”）。

· 给猫和狗取做作的名字，以炫耀自己花费不菲的教养。比如，把猫叫作克吕泰涅斯特拉或海丝特·白兰45；把狗叫作亚哈或托比·培尔契46。会给宠物取这种名字的恶俗人物，也会将令人尴尬的名字强加给无助的孩子，比如给女孩起名叫艾略特或查尔斯47，给男孩起名叫邓斯坦、麦乔治或斯特林费罗48。

· 追随名流。“名流”这一观念本身就是恶俗的，让我们请麦当娜共进晚餐吧！

· 自己开车，但技术很烂。最近在新泽西州发生的、针对交通事故高保险费率的政治抗议中，没有一个人提议通过提高驾驶技术来降低保险费率。

· 引人注目地当众锻炼。这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行为，因而也是最恶俗的行为。这一行为大约 30 年前开始风行，并传遍了中产阶级。有人通过散布谣言的方式，想给这种行为贴标签，说只有性变态才乐于此道。毫无疑问，这话说对了一部分。但很快，一大批素来体面的人也开始用这种方式炫耀了。如今，跑步练习、呼吸练习、用招摇的小哑铃做举重练习已经变得过火了，练习者头上还常常戴着耳机。除非他们自己意识到要端庄得体，否则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当众锻炼了。

· 伪善。比如零售店店员和侍者问顾客：“今天过得怎么样？”（见“恶俗餐馆”）

· 对“幸运轮盘”、“家庭恩怨”一类电视秀滥施掌声。电视台期待这类节目能引起观众自发的热情和快乐，只有白痴才会上当。这类节目所表达的，只有嘉宾们在顺从某位乖戾的节目制作者的指令后得到的确信的快乐。

· 滥用“生活方式”这个词，并且总在注意别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恶俗的是依照华而不实的杂志的建议，频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 排队时挤来挤去。排队时厚颜无耻地挤来挤去的人通常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早已习惯于为其所需而战斗了。他们的行为如果还能让人理解，那就是糟糕的。更胆小怯懦，却一样爱出风头、一样贪婪的中层和中上层人士排队时挤来挤去就是恶俗了。他们挤起来更为机巧。他们不会硬挤入队伍中，并露出“你敢把我怎么样”的架式，他们非常诡诈，会迂回地挤到你边上，而不是前面。他们会视你暧昧的容忍度而行动，希望你无视行与列之间的明显界限，他们以为只有军人才懂得行与列应该存在明显的界限。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出其不意地、大声地强烈抗议，如果你做得到，也可以用亵渎和肮脏的字眼痛骂他们，免得他们以为你太斯文，不会发火。记住，这一招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奏效。

· 由于军事策略太过“聪明”，而将事情搞砸，比如 1980 年 4 月卡特执政期间，政府企图派人驾驶直升机在德黑兰附近的沙漠着陆，以营救关押在伊朗的人质。虽然他们倚仗自己拥有招摇的武器装备（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武器就很恶俗），这一计划还是以惨败告终：美利坚合众国再次蒙羞，8 人死亡，5 人受伤，人质无一获救。美国人觉得太丢脸了，便转而相中罗纳德·里根出任总统。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让谁做总统，而在于招摇的技术根本无法弥补人类根深蒂固的愚蠢和无能（见“恶俗的海军导弹发射”）。

· 给黑白电影“上色”。这是对过去的有意冒犯，是对传统的黑白手法的冒犯，黑白手法能拍摄出正宗的白领结、白色燕尾服、白色起居室和白色夜总会；这也是对艺术传统的整个精致理念的冒犯，如电影评论家莱斯利·哈利韦尔（Leslie Halliwell）所言，电影中的彩色很恶俗、很不恰当，因为彩色“在模仿现实……黑白却如魔鬼一般，能唤起电影自身的情绪和对自身的评判”。你到底要的是逼真，还是艺术？（见“恶俗报纸”和“恶俗的公共雕塑”）

· 只谈论音乐，却不去演奏。恶俗行为总让人觉得，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必须具备进步意义和教育意义，这种观念是在咒骂我们这个没有安全感却装腔作势的无知社会。

· 将肖恩（Sean）这个名字拼写成“Shawn”或“Shaun”，甚至“Shawon”49。将一个明显的爱尔兰名字强加给一个从未听说过梅奥郡50的男孩已经够糟的了，偏偏还要拼写得乱七八糟，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读，这就变得恶俗了。就好比将影星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的名字拼写成“Seen”（西恩）。

· 在电视转播的体育赛事上展示自己制作的标语牌。如果标语牌上只写着“加把劲，左撇子！”，那还算无害；如果写着“操他妈的巡警！”，那就是糟糕的了；如果写的是“《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或“《约翰福音 14 章 6 节》”，那就是自以为积极进取的恶俗表现了。

· 公开发言总会超时。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重复这一无能、自私、令人厌烦的恶俗行为。

· 给自己安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比如预言家、大师、导师或治疗师。（见“恶俗信仰”）

· 吓唬旅行者，让他们买你的旅行支票，暗示他们如果不这么做，他们的旅行就将变得一塌糊涂。

恶俗想法

糟糕的想法就是那些显然站不住脚的想法，比如从上往下建一幢楼。有些人却总会被此类想法说服，并相信它们能够实现。但大多数人认为它们除了充当笑料，想这些东西纯属浪费时间。然而，恶俗的想法却被广为接受，并十分常见，以致人们对它们毫无争议。

比如，有人认为邮局应该自负盈亏，而不应该像海岸警卫队、空军和其他必要的公共服务机构那样吃皇粮，与此相关的一个恶俗想法是：邮费常常上涨不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一个更为恶俗的想法，是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权利获得更好的教育，应该取决于他爸爸有多少钱，这一想法似乎很少受到质疑；还有一个恶俗想法是：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的人、穷人和瘾君子都不值得同情，他们只是在承受上天公正的惩罚，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们就会自行消失；还有，美国人并非真的需要美国铁路公司的公共铁路服务，因为联邦政府对公共铁路的拨款津贴最终会对赢利的汽车销售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道德严格且愚昧无知的地区，流行着一个恶俗的想法：在高中校园发放避孕套等于鼓励性交。好像不发避孕套就没有人会性交一样；看上去很像 25 美分硬币的苏珊·B·安东尼51一美元硬币也是一个极其恶俗的想法，这个想法来自欧洲式无知官僚的建议，他们竟然没有想到高面值的硬币就必须更重一些，颜色也应该有所不同，英国人很多年前就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还有一个更为恶俗的想法，是认为军队应当能影响国内外政策，或认为其他领域内社会或政治措施的实施应该参照军队文化。

在学术界和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中间流行着另一些恶俗的想法。在这个领域，研讨会和学术小组讨论会泛滥成灾一点儿也不奇怪，还有什么比这些活动更能逃避艰辛而孤独的阅读、思考和写作呢？那些读过不少书却很少写东西或写得不怎么样的人倾向于相信，任何一个作家倾其一生研究的，终究还是他 20 年前完成的那部书的主题，这些人认为作家跟他们一样乏味、停滞不前。这类知识分子比较热衷于自以为是的事情，正是他们（还有政客），想出了不时更改国名这一恶俗的主意，给历史和地理研究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正是他们，决定锡兰现在改叫斯里兰卡，罗德西亚改叫津巴布韦，上沃尔特改叫布基纳法索52。也正是他们，是将纽约第六大道改称为“美洲大道”这类恶俗想法的始作俑者。我们应该将郊区街道不设人行道这一恶俗的想法归功于那些聪明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想法有效地打击了民众的好奇心和研究精神，就好比图书馆将索引卡电脑化打击了读者的好奇心——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

从马克思主义到无过失汽车保险（如 P．J．欧鲁克53所言），许多恶俗的想法都源自于“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宏大理论”。一个真正恶俗的想法是，你只要买 6 盘保证能提升自信心的磁带，听完并相信它们之后，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很棒。但你的朋友们会很快指出你大错特错了，于是你又回到了老样子，只是付了 49.5 美元的价钱和 3.5 美元的邮费后变得更穷了。阿诺德·帕尔默54说：“我在淋浴时产生过一些最棒的想法”，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被人类所抛弃，因为他的浴室里总预备着微型盒式磁带录音机，准备随时记录他的“真知灼见”。凡此种种，统统都是恶俗的想法。

更为恶俗的还是美国特有的恶俗想法，如作家简·沃姆斯利（Jane Walmsley）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想法使我们有别于其他的人类，还“可以解释美国人许多浅薄而古怪的行为”，比如慢跑、节食、面部拉皮手术、尸体冷冻55（用行话说是“人体冷冻法”）、染发、歧视老年人等等。她发现：“美国人认为死亡是可以任意选择的。”

恶俗语言

我们有必要知道，一开始，恶俗语言并不糟糕，比如“放屁”或“混蛋”。一开始，恶俗语言更像用“赌博”代替“打赌”，用“褐灰色”代替“鼠灰色”，用“开胃菜”代替“开胃小吃”，用“淋浴活动”代替“下雨”，用“未偿还的贷款”代替“坏账”，以及用“有人住过的家”（或“二次销售的家”）代替“二手房”。我们的语言当中肯定存在着一种欺骗的冲动，想遮掩令人不快的东西，将普通的东西提升为令人向往或非凡的东西，通过对矫揉造作的由衷赞美来抬高毫无价值的东西，而这种冲动在我们说“混蛋”的时候还不存在。带着这种冲动说话，其目的几乎总是想从那些容易轻信和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捞钱，欺骗天真、注重外观的人。

当然，本书到此为止讨论的恶俗事物总会在某个方面涉及装腔作势的语言，从逻辑上讲，单辟一章来讨论恶俗语言很难。我们需要不断地交叉阅读，下面的话题就要求我们参阅“恶俗大学”一节。比如与教授有关的恶俗：当一个教授把他的“科目”称作“学科”时，他只不过耍了一个自我夸耀的小花招，（自以为是地）将自己抬高到一些只对某些事物好奇的人之上，这些事物对他而言只是“ 爱好”或“兴趣”，至多是“某个领域”。“学科”是教授们发明的词，专门用来炫耀自己比一些人高明，这些人无法通过写作教授们只是感“兴趣”的事物为生，至少不会经常谈及这一事物。同样，“跨学科”这个经常会在校园里听到的高级术语，如此极尽卖弄，意思却很简单，指的是“跟多半知识分子一样不止对一样事物感兴趣的人研究的学科”，你高兴的话，还可以说这个学科不像一般学科那样乏味、褊狭。一旦开始用“学科”代替“某个领域”或“科目”，你就会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56出版社为它的一本书做的广告那样结束你的谈话：“跨主题只是无视学科的分界线（什么的分界线？），却对整个世界性主题起作用。”此处的矫揉造作，能使所有人了解我们必须了解的“正宗、十足、18K 金、百分百恶俗”等词语的含义。

在更为粗俗的环境中为销售产品而使用的广告技巧也差不多。当电台商业广告说：“如果你渴望获得”，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如果你想买”的恶俗说法（见“恶俗广告”）。恶俗语言本质上的虚假有时太离谱了（“您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观众啊”），对一些人却总是奏效（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可以直接说“顾客”时，为什么要说“贵宾”，从而使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上当呢？那些人会以为夜床服务和糖果是亲昵友善的表示（见“恶俗酒店”）。为什么不能对旅客坦言真相，非要用“将飞机开入水中”代替“水上迫降”呢？为什么可以说“晕机”，却偏要用“恶心”代替呢？（见“恶俗的航空公司”）

矫揉造作和委婉语于是成了恶俗语言的特征。在美国这样一个公然宣称平等的国家，矫揉造作和委婉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诱惑，因为在这个国家，尊严和尊重是大家都追求的东西，但从真正意义上说，很少有人能得到它们。托克维尔57这样评论早期的美国：“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像民主国家的公民这么卑微。”在这个民主国家，个人的重要性几乎不可能由继承得来或从职权中得到，因此，人们便不懈地追求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你尚未获得社会地位，你可以通过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的方式——口头炫耀——来获得它。如果用了委婉语还是得不到，人们就会想，可以通过增加音节来凸显自己的尊严，就是在表达观点时增加音节，就像用文字增加话语的“分量”一样。所以，用“健康”（wellness）代替“健康”（health），用“协助”（assist）代替“帮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体验”代替“一顿丰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阅读体验”代替“读到一本好书”等等都变得很流行。如此夸张地增加音节，有时也是为了委婉，比如用“香味”（aroma）代替“气味”（smell），但更常见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语言的分量和音节的数量。“手表”（watch）变成“计时器”（timepiece），就像“选择”（choice）往上提升一点就变成了“选项”（option），谁不想有两种以上的选择，音节数量还翻了一番（见“恶俗广告”）呢？直接谈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失文雅的冒犯，于是“工资”（pay）被提升为“报酬”（compensation），“费用”（fee）变成“酬金”（honorarium）（见“恶俗大学”）。“钢笔”太低级、太实用，想让它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变得更有价值，可以叫它“书写工具”。近来很少在这类矫揉造作的术语中听到“方法”（method）这个词了，因为人们现在只说“方法论”（methodology）：“我赞同他的研究成果，但我本该采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的。”（这么说话的教授十有八九会将“科目”称作“学科”。）

如果你厌倦了一个地方，想住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你就“搬家”（move）吧，可这么说的话，你就是在做非常不引人瞩目而且微不足道的事情。为了使你的行为变得更重要，你应该说“迁徙”（relocate）。明明可以说“作了决定”（make a decision），或更好一点，说“下了决心”（make a determination），为什么还要冒着被人看出你很平凡的风险，说自己已经“决定”（decided）了呢？可以说“拥护”（be supportive of）某项事业，又何必说“支持”（support）它呢？可以说给“赏钱”（gratuity）时，又何必要说给“小费”（tip）呢？根据赫克特和麦克阿瑟合著的《头版》58的描绘，报社记者都是低级、粗俗之人的代表，热衷于玩世不恭、酩酊大醉，还会在室内戴帽子。要将他们改造成严肃、清醒（没喝醉酒）、有价值的“专业人士”，如他们老板希望的那样尽量少展现古怪和失控的一面，我们可以像《今日美国》报的某位编辑一样，称他们为“信息发布系统”。怀着相似的对此类庄严的向往，人们将“下雨”（rain）说成“降水”（precipitation），戏剧界将“舞蹈”（dance）说成“移动”（movement），商界则将“亏损”（loss）说成“赤字”（shortfall）。

“推销员”（salesman）这个词的命运既证明了人们对高级事物的欲望，也证明了普通美国人面对令人不快或有损人格的事物时会感到不舒服。曾几何时，推销员就是推销员，正如在戏剧《推销员之死》中一样，推销员毫无疑问是个有用的人，只不过社会地位比较低，且往往会让自己讨人厌；如果推销员是女的，既然女人们已被允许出门工作，那就很有必要令人愉快地增加一个音节，将这个词扩展成“推销人员”（salesperson）；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得需要更多级别的推销员了，于是 3 个音节就适时地扩展成了 5 个音节的“销售员”（sales associate）；然后是 6 个音节的“销售代表”（sales representatives）；紧跟着，人们又发现还可以扩展成 8 个音节的“销售员”（merchandising associate）；从前的“销售经理”（sales manager）只有 4 个音节实在太寒伧了，干脆就从字面上将它晋升为“销售副总裁”（vice president，merchandising），这样不光有了 8 个音节，也增添了一点美妙的委婉意味。

将“毒品”（drug）说成“管制物品”（controlled substance）是令人愉快的委婉说法，还增加了 3 个音节，从而暗示说话者够资格被视为一个人物。既然大多数委婉语都比它们代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词有更多的音节，用“大脑发育滞后”（developmentally delayed）代替“弱智”（retarded）和“低能”（feebleminded）就不足为怪了，这么做可以直接增加四五个音节。博物馆想处理一些珍贵的藏品时，可以“出售馆藏”（de-accession），这比那个粗鲁的词“卖”（sell）音节更长，也更委婉。

将“黑人”（black）改称为“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这场运动背后原本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现在也昭然若揭了：7 个音节给人留下的印象比一个音节要深刻 7 倍。我知道这可能难以置信，不过在芝加哥奥哈拉机场（见“恶俗机场”），我的确在一扇通往跑道和停机坪的门上看到这样一块标识牌：

警报通道：

开门前请先输入安全密码

（见“恶俗标识”）这比“警告：不输入安全密码直接开门，警报就会拉响”要气派得多，当然也比“仅限内部使用”更为炫耀。如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那个图书广告的作者担心别人以为他只受过基础教育，这块标识牌的作者也一样，他们无疑都是真正的美国人——生怕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儿，这在民主国家很常见。

这个现象在军界尤为严重，他们总对自己的社会接受度充满疑问。用“国防”（defense，比如国防部、国防部长等等）代替简单诚实的“战争”（war），既符合军队的社会等级，又比较委婉。同理，“战役”（campaign）比“战争”（war）更好更长，比如“当战役结束……”但并非所有增加音节的把戏都能成功。“人类遗体袋”（human remains pouches）一词的设计者已经煞费苦心了，虽然这个词的音节数量令人难忘，但作为“运尸袋”（body bags）的委婉语，这个新造词似乎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还没有用“镇压目标”代替“摧毁目标”一半成功（此处的目标可以是一群人、一栋建筑或一处营地）。

近来，恶俗语言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说话者和听众、作者和读者都是诚实可靠的人，如果他们不被允许谦虚简朴地表达，在公共场所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确实有不少航空用语是委婉语，也有很多航空用语大概是为了与威严的技术场合应有的尊严和复杂性相匹配。比如这个指令：“飞机即将着陆，请熄灭所有冒烟的东西。”瓦格·怀特曼（Wag Michael Whiteman）评论道：“我没有什么东西在冒烟；既然雪茄和烟斗都不让抽，为什么不直接说香烟呢？”的确，为何不说“立即熄灭香烟”呢？怀特曼还注意到“请在飞机完全停稳后再离开座位”这句话中的装腔作势。“难道停稳不是完全停稳吗？”他问道：“什么叫完全停稳？”驾驶员经常向乘客保证：“我们立刻起飞。”他的意思是“马上”，但他不能忍受那个低级的词危及自己的尊严。明明可以叫“女乘务员”或索性叫“航班服务员”，为什么要叫“空姐”呢？这就像将“清洁工”称作“废物处理工程师”或更动听的“废物回收利用工程师”一样美妙。

也只有在飞机上，你才能看到“呈上”这个词被专门用来装腔作势。一份航空餐菜单上写着：“将为您呈上精制小圆面包”，按得体、谦虚和恰当的正常标准，“面包”之外的其他词语都应该删掉（见“恶俗餐馆”、“恶俗的航空公司”）。事实上，“呈上”一词已经与伪贵族和冒牌货如影随形了。一家喜欢将自己的产品称为“书写工具”的钢笔公司，声称你只要花 150 美元就可以拥有它生产（批量生产）的一款自来水笔，这支笔将“用一个豪华的胡桃木笔盒为您呈上”，说得好像那支笔真是一件贵重物品，是一件货真价实的“艺术品”，而你则成了一位高级鉴赏家（见“恶俗物品”）。

我在《格调》一书中说过欺骗性地用“家”代替“房子”的情形，类似于用“旅行”代替“旅游”。贪婪引发了两方面的堕落，一方面是“房地产经纪人”（地产代理人的恶俗说法）出于贪婪，希望他们的商品能使人产生温暖、舒适的联想；另一方面，招徕旅游和坐船旅游生意的人出于贪婪，希望说服天真的旅游者，让他们觉得加入人很多的旅游团是在获取“旅行”经验。“家”和“房子”是两码事儿，这一点曾经毋庸置疑，所以会有这两个不同的词。很显然，“拆房子的人”和“拆散家庭的人”不是一回事，尽管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文雅和感性正推动着恶俗现象的发展，并不断地消灭着本应存在的差别。如今还有谁记得，过去我们曾经老老实实地称“建筑物”为“建筑物”，而不是“家”？一家很大的报纸最近上了地产业的当，错误地将“供应膳食的旅馆”称为“供应膳食的家”。我们肯定很快就会看到“妓家”、“色情的家”“卖淫的家”59一类的词。我没有猜错的话，一大批可怜的美国人都希望能买到一个美好的生活，就像“那些人真幸运，他们住在一个价值百万的‘家’里”描述的那样。如今，甚至公寓也被恶俗语言改造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在一个公寓楼的销售广告中，唐纳德·特朗普为了使这栋公寓在字面上吸引人，将其称为“宫殿”，并声称：

现在，在特朗普宫殿中，我们建造了一系列宫殿般的家。每个家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满足那些致力于尽情体验生活的人的梦想和渴望……

引人入胜的风景给了每个家以品质上的保证……

当然，特朗普也卖“市区家”，这种房子原本叫“市区住宅”（见“恶俗广告”）。考虑到以“家”代“房”的现实，你就不难体会《美丽家居》（House Beautiful）和《家居与花园》（House & Garden）杂志的遗憾了，它们将永远被困在自己诚实的名称里。

“家”这个词带来的不劳而获的温暖感，也是恶俗词语“团体”所珍视的衍生品。“团体”这个词常常被用在根本就不存在团体的地方，比如“老年人团体”、“男同性恋团体”（用“群体”不是更好吗？）、“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团体”等等。如海伦·文德勒60所指出的，这个词出现得如此频繁，其实背后隐含着大剂量“伪造的田园生活”，跟滥用“家”字背后潜藏着的那种天真、畸形、带玫瑰色彩的生活观一样。广告会大肆利用这类感性的词，于是我们会听到“一个可爱的新家庭团体”。任何东西只要带上“团体”这个词，或引入“团体”的概念，就会变得温暖而感性。一名主张哈佛法学院应该任命更多女教授的女作家说：“女性的声音在法学院团体中是相对比较新的声音”，她所谓的“法学院团体”其实就是法学院。“世界团体”这个词可能已经将“团体”推向了顶峰，这个词常见于自以为是、带有政治说教意味的语境中：“这类恐怖统治、轻视基本人权、压制民主意愿的公开行为必将受到世界团体的谴责。”特别是在谈及“女权主义者团体”这类一厢情愿的表述方式时，文德勒准确地观察到，“不切实际地、煽情地使用‘团体’这个词……会令局外人起鸡皮疙瘩。”

“团体”是自我夸耀的一个极方便的小花招，恶俗语言库中还有许多同样的高招。“深入”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这个词最常用于回避准确的意思，并含蓄地给说话者鼓气（见“恶俗广告”）：“这本书以一百多次深入访谈为基础。”（我的天，您真是够深入的啊！）同样，将“关注”一词放入任何一个群体的名称中，就能有效赞扬群体成员之间的同情心（“爱心”）并暗示局外人的冷酷无情。因此，“关注抗肝炎母亲协会”或“关注亚洲人权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在道德上显然比其他组织的成员要高出一等。同理，在所有争论中使用“认真负责”这个词，都会让人明白你是对的，而你的对手错了。

还有一大堆恶俗的词和短语，许多人希望通过使用它们为自己带来博学且教养深厚的声誉。那个用滥了的“多才多艺”（用来形容比尔·布拉德利61一类的运动员、罗兹奖学金62得主、参议员），暗示说话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实际上，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源自于人们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63的思想、菲利普·锡德尼爵士64的作品长久且令人陶醉的接触。这就像一个迷人的美国式习惯——用希腊字母来为大学兄弟会或大学女生联谊会命名，即便会员们都不懂希腊文。除了市场营销（以前叫“推销术”）和教育心理学，学校已经很多年不开设希腊语、哲学或古代历史课程了，因为学生们可能更喜欢不懂装懂。

“多才多艺”及其同类词的伪精确，与那个著名的命令“请认真听我说”和类似的假装聪明的词语“巫术经济学”如出一辙，都能有效地装模作样、回避真实的意思，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巫术”。我们应该将这些令人难忘的词归功于美国总统。最近，当他注意到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宣称：“自由之路就铺在我们的面前。”（冒失的人不禁会问：铺在谁面前？）“难以置信”也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使用者期待能借此为自己带来“聪明造词家”的美誉，这也是那些明明说的是“谈话”，却非要用“对话”这个词的人的期待，也是那些总想找机会使用“左右为难”这个词的人的期待。

美国人出于对庄严和妄自尊大的渴望，每天产生出大量可笑的文理不通的东西。比如用“缺少”（absent）表示“没有”（without），“由于缺少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无可奉告”；用“冲击”（impact）表示“影响”（influence），“我们的宣传活动看来没有对爱达荷州的选民造成多大的冲击”；把“通过”（transit）当成“穿越”（cross）的高雅同义词，比如“去年夏天我通过了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当然，最虚假夸张的是用“界限”表示某种类似“范围”的东西：“那个新来的家伙似乎不大乐意在公司规定的界限内工作。”

十足的恶俗促使许多人在表达“内容”（content）时说成“背景”（context），表达“同情”（sympathy）时却说成“ 同感”（empathy），表达“主意、构想”（idea）时却说成“概念”（concept）。所以，如果某个推销汽车、公寓或房子的人说到一个新的“概念”，你最好确认一下自己的钱包还在不在。作为美国这场伟大的不劳而获的聪明游戏中的筹码和象征，用“合并”（meld）代替“加入”（join）自有其吸引力，正如自以为是地用“混合”（mix）代替“混合物”（mixture），用高级的“连续”（segue，音乐用词）代替“继续”（proceed）或简单的“延伸”（go）一样。最近一次令人难忘的卖弄表演由安德鲁·A·奥斯顿（Andrew A﹒Alston）先生上演，但这场演出最终还是失败了。奥斯顿先生是一位极其严肃的专业人士，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他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衬衣，系一条合乎习俗的“军团”条纹领带，看上去就像那种很有教养且足以胜任自己工作的人。他如此评论在一场令人困惑的空难中遇难的小型飞机驾驶员：“我认为他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他流露出的态度65。”

社会地位再低一点（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种类型的无知就会促使人们为过去称为“玫瑰红”（rosé）的甜得发腻的桃红色葡萄酒改名。许多人由于不确定该对侍者说“rose-zay66”还是直接说“rose”而感到丢脸，于是干脆不点这种酒。商店和餐馆了解这一点后，就将这种酒改称为“红脸”（blush）。正如“rosé”大量消失一样，“croissant”（羊角面包）也被大多数人叫成“crossant”。Grey Poupon 牌芥末酱（Grey Poupon Mustard）则逐渐被叫成“Grey Poop-on”67。近年来，高等教育的不可靠（见“恶俗大学”）使那些撰写广告词的修辞专家比以往更有可能犯下荒唐的错误，广告代理公司却没人能发现这些错误。一种名牌酒的广告声称：“马提尼酒又卷土重来了……但‘喝’（drank）法还跟 60 年前一样”。对此，措辞侦探厄内斯特·劳里默（Ernest Lorimer）评价道：“我能理解酒业公司不在广告中用 drunk68一词的心理，但这个广告也实在太离谱了。”威廉·赛菲尔69收集了一些极其做作的无知表达：

一种昂贵的文字处理器的广告：“出现拼写错误时，内置的拼写字典会立刻引起你的警惕70。”

一种极其昂贵的腕表的广告：“如果你足够幸运，能有一两块老牌表放在身边71……”（请留意白宫）

还有第五大道一家女装店的广告提到“分立的奢侈”72

我们再也不会以为在报纸文章后面署上自己招摇的大名的作家有文化了。其中一位作家，在一家报纸的头版写了一篇有关纳坦·夏兰斯基73的文章，说夏兰斯基飞离苏联后，他和他的妻子在耶路撒冷安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作家竟然连主语宾语都分不清74；还是这家受到高度评价的报纸，另一篇头版文章说到“在该案件中，杜伦伯格先生没有对其原则犯罪事实75提出异议”。这些错误如果出现在 1910 年，人们会很容易相信它们只是不幸的排印错误，现在不一样了。尽管没人指望比萨饼和啤酒广告能具备很高的推理水平，但下面这则广告中的逻辑还是让人啼笑皆非：

新阿姆斯特丹牌啤酒

在纽约酿造的唯一一种啤酒之一

但这还算不上恶俗，只是比较糟糕而已，因为相对而言并不做作。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导致人们害怕简洁、不做作的说话方式和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自己的身份，让人看出自己是一个等级低下、品味不高的头脑简单的人。用增加音节来炫耀的方法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了，但正如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76所注意到的：“简洁性是普遍性的反面。”那些拼了老命都要显示自己是个人物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简洁性，所以他们会小心翼翼地不说可卡因是一种常见的毒品，而说“可卡因是一种特别的毒品”，他们以为这么说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恶俗图书

毫无疑问，要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讨论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确有些难。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书籍涌进市场，不用说，其中没几本是好的。乔治·奥威尔77察觉到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

如果不过度夸赞大多数的图书，人们几乎不可能大量提及图书。除非你与图书有某种职业联系，否则你发现不了大多数图书有多么糟糕。

更不用说大多数图书有多么恶俗了。

要避开这类图书，一个既省时又省钱的办法是在出版前就认出它们，甚至可以在它们被写好之前就认出来。一个有用的建议是：警惕那些谈论自己将要写的书的人，或那本他们说自己正在写的书。十有八九，那本书就是糟糕或恶俗的。因为好书是由那些爱写书甚于谈论书的人创作出来的，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写作和表演（戏剧意义上），在于一个人孤独地工作和快乐地公开工作，说得极端点，就是做好的事情与炫耀之间的区别。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78曾经写到：“每当我听到一个作家朋友，特别是很年轻的那种，很镇定地宣布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时，我总会感到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小说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或书店的货架上超过 8 个礼拜，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如果你想让人记住你是一个聪明人或慈善家，就别写小说，甚至别去谈论它们，相反，你应该罗列一堆杂七杂八的兴趣，收集 75 年来的气象数据，或以表格的形式仔细分析经过改进的保险统计资料。这些东西比大多数人都能胡乱编造的“创造性”成果更有用，这些东西的作者也比较不会被轻易忽略，更不用说被嘲笑或蔑视了。此外，你还会发现，大多数宣称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借以获得关注和认同的人，事实上都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即便讲的是下流笑话，也无法在 30 秒钟内吸引一桌人的注意力。

我从最近一张新闻图片中得到启发，想到了在恶俗图书上市前认出它们的另一个办法。图片中，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间漂亮的客厅里，正用一台手提式文字处理器写作（我猜是小说），她的发型师在一旁摆弄着她的长卷发。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作出判断，她说的话将进一步提醒你：“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我在亚洲花 10 年时间学习冥想的书。我在这间客厅里写了很多，写完后就传真给我在纽约的出版商。”在客厅里写作？这一事实表明她炮制的东西，其恶俗性是不言而喻的。

图书一旦出版——大部分图书都没有这么好命，这是当代生活少有的慰藉之一——书名就会成为另一个很好用的警告信号。吉姆·巴克写的《怎样才能确保成功？》（How You Can Guarantee Success）（这不是我的杜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治疗伤痛：生态女权主义的希望》（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呢？据说这本书里有“散文、故事、诗歌和祷文（！）”，兼具女权主义视角和生态学视角，而这两个视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治疗视角”。你要警惕所有书名中带有“治疗”一词的书，由此判断，《爱、和平与治疗》（Love，Peace，and Healing）一书就散发着又大又浓的警告烟雾。还有一些书名是问句，要浏览完书的内容才能找到答案，比如《谁来发号施令？》（Who’s Calling the Shots？）、《如何有效应对孩子对战争游戏和战争玩具的痴迷？》（How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Children’s Fascination with War Play and War Toys?）（答案是建议他们加入海军陆战队）。

图书广告中也有恶俗的警告信号。对于一本从佛蒙特州一个邮箱寄出、声称用“完美的技巧”讲故事的书，不要过于兴奋可能比较好。或者另一本从佐治亚州一个邮箱寄出的书，这本书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

首次面世

接下来是：

“一辆车就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全家人成功快乐地驾车旅行的方法。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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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冲上去买吧！如果这本书看上去太世俗，他们还可以奉上《论上帝存在的证据，及其他深层调查》（On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and Other Reflective Inquiries），这本书里有 85 幅图，会从纽约市的一个邮箱寄出。你也可以看看罗瑟琳·布鲁那尔（Rosalyn L﹒Bruyere）的《光明之轮》（Wheels of Light），该书被《冥想杂志》（Meditation Magazine）称为“一部极其准确地介绍直觉和人体光环的科学研究著作”。或者《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Up Your Punctuation），这是一本提高标点符号使用能力的简易指南，对此，我们必须这样答复：“不用了，还是提高一下你自己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吧！”他们还提供大量的诗集，比如《狮子的眼泪》（The Lion’s Tears），这本书“展现了图书管理员的真实灵魂”。居斯塔夫·福楼拜啊，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去了哪里呢79？

以上这些书名已经很接近恶俗图书交易那可悲的真相了，这一真相就是出版毫无价值的东西。而那些既可悲又自负的笨蛋作家竟会被下面这样的广告感动得不知所以：

纽约市的出版社诚招作者

如果这家纽约市的出版社没能骗到那些笨蛋，就像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骗子“公爵”说“那我就不懂阿肯色州人了80”一样，这家出版社将十分怀疑自己对那些笨蛋的判断。

但这家纽约市的出版社坚信读者都不懂什么叫“资助”，所以继续写道：

为作者提供资助的一流出版社诚招各类手稿：小说、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诗、学术书、少儿读物等等。欢迎新作者。

新作者当然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知道，所谓“资助”，其实就是由作者花一大笔钱将自己那粗陋、可怜、不值得出版的作品印出来，捆好，再堆到仓库里（每个月的仓储费由作者承担），或用大量的纸箱装起来，送到某处阁楼去沉睡（运费由作者承担）。

出版社在出版合同上承诺会给作者的书“做广告”，这个词又刺激了作者对名声与成功的幻想。于是，每个礼拜，在纽约某家大报上就会出现一些图书广告，弄得像真有人想买一样：

《一盒献给金发女郎的粉笔》

一部苦心经营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教师职业的一切欢乐、痛苦和挫折。

定价：13.95 美元

《笑话集：包涵干净、肮脏、猥亵等各类笑话》

从安全无害到猥亵下流，适合各种口味读者阅读的笑话集锦。

定价：8.95 美元

《万有引力内外》

有争议的思想食粮，将撼动现有的物理学。定价：7.95 美元

《漫游》

一段鼓舞人心、富有思想的旅程，能令你深味自我发现之乐趣。

定价：6.95 美元

这类小广告的其中一些出自某个虚情假意的撰稿人之手。为了写出这类广告词，他每个礼拜都要重新鄙视自己一番，真是讽刺得令人同情，比如：

《献给我爱人的诗篇》

一束以诗编就的美丽花环，纪念诗人去世 30 年的亡妻。

定价：10 美元

还有

《请为我种一些鲜花和阿龙尼亚苦味果树吧》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母亲献给十几岁就在不幸事故中遇难的女儿的辛酸礼物。

定价：13.95 美元

我们或许没有必要特意强调那些书商的道德水准，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操纵毫无防御能力、头脑简单的人。但我很乐意提一下，一家多年来靠这种没有良知的欺骗行为发迹的公司，最近被判欺诈罪，受到了严厉的制裁，因为这家公司告诉那些可怜的笨蛋作家说他们的书将会通过书店去推广。我确信这家公司一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加入“资助作者的出版社”行列。

这种欺骗性的恶俗图书交易代表了美国长久的文化延续性。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海明威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就描绘了一个令人同情的上层“诗人”，其自我欺骗的情形与我们当代这些社会地位没那么高的傻瓜毫无二致。那位诗人与一些艺术骗子一起住在法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诗作差不多够出一本书了。他打算在波士顿出版，已经跟一家出版社签了合同，还寄了支票过去”。

这个故事叫《艾略特夫妇》，它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直至今日还富有现实意义。原因很明显，虽然从来就没有值得信任的国际统计数据，但我愿意打赌，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在“虚荣出版”骗局中占据着世界领先的地位。这套可怕的把戏充分证明了美国人对虚荣的需要，他们情愿相信，只要了解规则，抓住每个不易把握的、能获得荣誉和名声的机会，就什么都可以得到。

以上这些针对恶俗图书的警告并不能保护读者抵御那些真正恶俗的书。像重磅炸弹电影（见“恶俗电影”）一样，真正恶俗的图书伪装得几乎能令读者不想抗拒。在奥威尔指出大多数图书有多么“糟糕”的时代，“糟糕”一词就足以概括当时的实际状况了，因为当时，每年出一本真正恶俗的大部头书籍的商业传统才刚刚开始。格雷斯·麦泰莉（Grace Metalious）的《佩顿镇》（Peyton Place，售出 900 多万册）和威廉·布拉蒂（William Blatty）的《驱魔人》（The Exorcist，售出 1200 多万册）当时都还在等待时机。但“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时至今日，大部头的恶俗图书已成为无数出版商免于破产的摇钱树了，它们也是中产阶级人士最喜欢让人看见自己随身带着的那种又大又沉、永远都读不完的书。只要能畅销，哪怕一个季度只出一部，出版商就足以获得成功了。

许多年来，出版业一直疑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去买那种唠叨、冗长、又大又厚，能从 9 月（列在出版社当年的秋季书目上）一直读到来年的 6 月或 7 月的小说呢？最好的答案是：如果你一年只读一本书，还要引以为豪，你就需要一本看上去像书的书——厚、硬皮精装、严肃庄重、被广为宣传所以知名度很高，让人看见你带着这样的一本书坐公共汽车、火车、飞机或走在大街上，就能表明你在主流消费者行列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你这么做是对的！这并不只是安慰，还是一种强烈的满足。

不论是丹尼尔·斯蒂尔、斯科特·特罗，还是赫尔曼·沃克81炮制出的肥大作品，花费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和宣传攻势都会为这些大部头的恶俗重磅炸弹铺好路，好比施洗者约翰之于耶稣。这之后，就没有人能说出或真正在乎这本书讲了什么。如电影业一样，昂贵的精装书并不总是出版社销售的最重要商品，其衍生品——续集一、续集二，据此改编的电影、戏剧、电视剧、广播剧或有声读物，以及Ｔ恤衫等等的版权，往往能创造更多的利润。

小说家、编剧拉里·麦克穆特瑞82风趣地指出：“将现在的图书业称作‘出版业’实在太简约了，其实它是一种多媒体行业，这一行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不在于书籍的文学价值，而取决于出版社的促销能力。”所以，我敢担保大部头恶俗图书还会风行许多年，从而满足我们只与恶俗图书为伍的心愿。

恶俗音乐

音乐，不论什么音乐，只要受到心灵贫弱的人的欢迎，只要商业制造者乐意提供，那你听到或不经意间听到的所有音乐，就都是糟糕的。与其他事物一样，一旦音乐被认为是“艺术”，要求人们充满敬意地对待它，从而变得装腔作势，那这种音乐就很恶俗了。在这里谈论“古典”和“流行”音乐的区别几乎没有意义。披头士乐队、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83的许多音乐作品都写得比爱德华·埃尔加爵士84的大多数作品要好。只有十足的势利眼才会在帕西·格兰杰85那平庸地重复着旋律的《乡间花园》（Country Gardens）与最近流行的雷盖打击乐之间找出差别，虽然都是迟钝、夸张和根本一成不变的噪音，雷盖音乐可能还更胜一筹。两者依赖的都是恶俗的技巧——没有变化的重复、没有结尾（见“恶俗标识”），跟恶俗对话很像。

因此，对音乐而言，无聊乏味就等于恶俗，不论音乐大厅还是妓院中传出的音乐，也不论是由弦乐四重奏乐队还是由重金属乐队演奏。有几种确定可靠的信号可以判断音乐中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恶俗，比如伴随和音急速弹奏竖琴（注意那些上下翻飞的手指！）的臭名远扬的表演方式，或在钢琴演奏中耍黎伯拉奇的那套把戏——双手尽可能地在键盘上抬高，以展示其力量和动感，这也是大多数动感派交响乐队指挥的动机所在（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此外，要判断音乐是否恶俗，更多的线索还在于音乐是否陈腐、是否在乞求听众的注意和赞美。这类音乐的作者总以为听众太蠢了，不可能在听到他们的作品之前就听过千百遍同样的音乐。在沃利策（Wurlitzer）钢琴上弹奏出这类乐曲的高潮的做法，平庸得就像一些人在棒球和篮球比赛中巧妙调动观众的情绪，暗示他们齐声高喊“冲啊！”我还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些立志要让你陶醉在异国情调中的音乐，通常是东方音乐，比如《印度之歌》、《在中国寺庙的庭院》86等，都介于恶俗与极其恶俗之间。同样的，要谨慎对待任何贴着“夜曲”标签的音乐。评论家杰克·林奇（Jack Lynch）提议将恶俗音乐奖颁给“安德鲁·劳埃德·韦伯87创作、演奏、演唱、表演、制作、资助、鼓励、评论及倾听过的所有音乐作品”。

要判断恶俗音乐，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一部在任何层面都没有取得进步的音乐作品（比如大多数雷盖音乐）是糟糕的，没有取得任何进步还要装作稀有、有价值甚至神圣的音乐就是恶俗的，比如帕赫贝尔的《Ｄ大调卡农》88。借助机械手段假装取得进步的音乐也一样恶俗，比如简单地调高音量来改善和掩饰每一次重复，或只是加快节奏、加大音量，这么做比创造容易得多，比如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89和性交时听的音乐。这类作曲伎俩与剧院里的欺诈类似，比如剧院经理们那久负盛名的诡计：偷偷推动照明调控装置，使各式灯光依次变亮，从而暗示观众戏剧高潮将随着每一次幕布的开启逐渐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