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对地图习以为常，习惯使用地图的我们几乎不能想象那些没有地图的年代。但是，古代人的确没有想过出行要按照地图，就像今天的人们不明白穿越太空要依据数学公式一样。

古巴比伦人精通几何学，他们曾对整个巴比伦王国的土地进行过一次测绘（测绘时间约在公元前3800年，或者说摩西诞生前2400年）。在那些地区发现的黏土碑刻，上面所绘制的图画大约就是当年巴比伦国土的轮廓，但它们很难说是我们所谓的地图。古埃及统治者为了从勤勤恳恳劳动的臣民身上榨取每一分税款，也对全国的土地进行过测量。我们可以肯定，当年的埃及人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应用数学知识。然而，迄今为止，在古埃及的那些法老墓穴中仍未找到一张现代意义上的地图。

好奇心最旺盛的古希腊人留下了无数的地理学论著，但我们却对他们的地图一无所知。据说在一些发达的商业中心，似乎曾出现过有碑刻的青铜板，雕刻了最佳航行路线，告诉商人们如何到达东地中海诸岛。但是，这些青铜板至今尚未发掘，没有重见天日，所以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是一个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征服过广阔地域的亚历山大大帝，肯定具有某种“地理意识”。因为在他那个不知疲倦地去寻找黄金的马其顿军团中安排了一个职业的领路的特殊队伍，这些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对于他们的路线和印度的黄金能够给出准确的报告。但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让我们从中发现我们所能理解的地图。

地图的演变

罗马人（他们是组织起来的“有秩序的强盗”，有关他们罪行的记录始于他们在欧洲进行殖民统治的时代）四处掠夺，走到哪里，就把路修到哪里，把税征到哪里，他们将当地居民绞死或者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破坏庙宇和城池，留下处处废墟，供后人凭吊。这些罗马强盗似乎以为能慑服并统辖一个世界帝国，但他们却没有一张名副其实的地图。当然，他们的著作家和雄辩家们确实常常提及他们的地图，而且试图让人相信这些地图是如何准确而可靠。但是，流传到我们手上唯一一张罗马地图（如果把那张公元2世纪的小型罗马规划图忽略不计的话）是如此原始粗糙，除了作为古董收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可言。

历史学家都知道有一张坡廷格尔古地图，康拉德•坡廷格尔，这个奥格斯堡市的牧师，是第一个想利用斯特拉斯堡的约翰•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来推广罗马地图的人。遗憾的是，坡廷格尔没有原图。他所采用的底稿是一张3世纪地图的一幅13世纪的摹本，由于这张上千年的地图中许多重要的细节都被老鼠和蛀虫破坏了，所以它的摹本也并不完整。

即便如此，坡廷格尔地图总的轮廓无疑是与罗马原图一样的。如果那张3世纪的原件就是罗马人的最好的地图，那么他们的地理知识还尚待完善。我在这里临摹了这幅地图，你可以自己评判一下。等你耐心仔细地研究过这张图后，你就能够清楚当年罗马地理学家的水平了。但是，你也要明白，对于当年那些要打到英格兰或者进军到黑海的罗马将军们来说，这个与意大利面条颇为近似的世界就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依据。从那时到现在，人类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

至于中世纪的地图，我们甚至可以避而不提。教会憎恶一切“无用的科学探索”。对他们来说，知道到达天堂的路线要比知道从莱茵河口到多瑙河口的最短路线更加重要。于是，地图就像是滑稽的图画，画满了无头的怪物（这个可笑的原型是那些常把头缩在毛皮大衣里的可怜的爱斯基摩人）、打着响鼻的独角兽、不停喷水的巨鲸、半鹰半马的怪兽、海妖、美人鱼、半鹰半狮怪兽，以及所有因恐惧和迷信而幻生出来的怪物。耶路撒冷当然是世界的中心，印度和西班牙于是被推到了最远的边界，苏格兰变成一个孤立的小岛，而巴别塔（即《圣经》中记载的古巴比伦人建造的通天塔——译者注）要比巴黎全城的10倍还要大。

当年的罗马地图

和中世纪制图人的这些作品比起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编织地图（它们看起来就像幼儿园里孩子们玩的小把戏，但实际上，它们却十分精确实用）确实称得上是航海家的天才的杰作。更不用说当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地理学成就了，只是他们的价值没有被认可，西方人只是把他们当作可耻的异教徒，被排斥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之外。就这样，在15世纪末航海业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之前，地图的绘制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

中世纪地图

当时，土耳其人控制了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头堡，欧洲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被长期切断，于是人们迫切地想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告别那种依靠寻找陆上教堂尖顶或分辨沿岸的犬吠来掌握方向的传统航行规矩，去习惯只能看到蓝天和大海的漫长航行。正是这种打开海上通道的迫切需求，带动了那一时期航海业的巨大进步。

古埃及人最远似乎冒险到达过希腊的克里特岛，而且他们的那次造访好像不是精心策划的探险，倒更像是被风吹离了航线后的一次邂逅。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虽然也曾表现非凡：他们到达了刚果河和锡利群岛（该岛由50多个小岛组成，位于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半岛以西58千米的海面上，面积21.5平方千米——译者注）。可是，他们本质上也是一群宁可贴着教堂边航行一辈子的水手。即使是在前往刚果河和锡利群岛的途中，他们也是尽可能地靠近海岸，每到夜里，一定要把船拖到岸边陆地上，以免他们的船被风吹到看不见陆地的渺茫的大海。至于航行在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中世纪的商人，在有航海罗盘之前，他们从不让岸上的山脉离开自己的视野超过几天。

这些商人如果在开阔的海面上迷失了方向，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找到最近的陆地，那就是鸽子。他们知道，鸽子可以沿着最短的路线到达陆地，所以他们总是带着几只鸽子航行。当他们无法找到陆地的方向时，就放飞一只鸽子，然后跟随着鸽子的方向，直到看见山顶。他们的船只抵达最近的港口，再去问问当地人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在中世纪，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比现代人更了解和掌握星星的知识。他们只能如此，因为在那个时代缺少今天的人们所拥有的印刷年历和日历。当时稍微聪明的船长都能够通过观察星星来辨别方位，也能够根据北极星和其他星座的位置找出航行航线，但是在较北的北方，常常是阴云密布，观察星星的办法就不大可行了。如果没有罗盘——那件在13世纪下半叶传到欧洲的外国发明——航海就将继续它痛苦而代价高昂的历程，完全靠运气和猜测（更多的是后者）带着惶恐前行。关于罗盘的起源和发展，迄今仍是一个谜。我在这里讲的只是推测而不是准确的判断（罗盘，即指南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作者因为受到西方对东方传统偏见的影响，所以导致错误的认识——译者注）。

13世纪上半叶，欧亚大陆被一个五短身材、眼睛斜视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统治着，当他横跨中亚的茫茫荒漠，前往欧洲寻欢作乐时，似乎带了一种类似指南针的东西。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地中海的水手们第一次看到指南针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种被教会称为“亵渎上帝的魔鬼撒旦的发明”很快就带领着地中海的船队去走向天涯海角了。

所有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发明，其来历都有些含混模糊。当时去过巴基斯坦的雅法或者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的一个地区）的人，可能在波斯商人手上买来一只指南针，然后带回欧洲。波斯商人说他是从一个刚从印度回来的人那儿得到的。这个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人们都想争先目睹这个奇妙的被撒旦施了魔法的小针。据说，不管你走到哪儿，这个小针总能告诉你北方在哪边。当然，那时的人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不管怎样，很多人还是托朋友下次去东方时也给自己带回一个，甚至他们还会先付了钱，于是六个月之后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指南针。被称为有撒旦的魔力的小玩意果然灵验！从那以后，人人都想有一个指南针，他们急切地要求大马士革和土麦那（今土耳其西部沿海的伊兹密尔港）的商人们从东方带回更多的指南针。于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仪表制造商也开始制作自己的指南针了。几年之内，这个带玻璃罩的小金属盒便普及开了，随处可见，平常至极，人们把它当作一件很平常的玩意儿，没人想到它的存在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

波利尼西亚人的编织地图

关于指南针的来历，就说这么多吧，还是让它继续充满着神秘色彩吧！自从这根灵敏的小针指引着第一批威尼斯人从他们的浅海峡地带来到尼罗河三角洲，我们对指南针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展。例如，人们发现，除了在某些地点外，指南针的指针并不总是指向正北的，有时略微偏东，有时略微偏西——这种差别就是专业术语所指的“磁差”。磁差的产生是由于南北磁极与地球的南北两极并不恰恰吻合，而是相差数百英里。磁北极位于加拿大北部的布西亚岛，1831年詹姆士•罗斯（1800—1862年，英国海军军官。曾在北极和南极进行过磁力测量）爵士首次确定了这个岛的位置。磁南极则在南纬73度、东经156度。

“教堂尖顶”航行年代

对一位船长而言，由于磁差的存在，仅有指南针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海图，以便告诉他世界各地指南针所表现的不同磁差。这就涉及航海学了。航海学是一门高深的学术分支，绝非三言两语就可讲清楚的。就本书而言，我只希望你能够记住，指南针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传入欧洲的，对于航海成为一门有据可循的科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不必再依赖毫无把握的猜测和痛苦而复杂的计算。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现在，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航行的方向了，或者是向北，或者是北偏东，或者北一北偏东，或者北一东偏北……或者是指南针上所指示的32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方向，而中世纪的船长则只有另外两种仪器来帮助他在茫茫大海中辨别方位。

第一种是测深绳。测深绳几乎与航船一样古老。它可以测出海洋的任何一点的深度。如果有一张标明了他们目前航行的这片海洋的深度的海图，测深绳就能告诉他附近水域的情况，并以此确定航船的方向。

还有一种是测速器。最初的测速器是一块木头，船员将它从船头扔到水中，然后仔细观察这块木头到达船尾要用多长时间，由于船头到船尾的距离是已知的，人们就很容易计算出船要通过某个地方需要多长时间，并由此（或多或少的）推算出航船的速度。

后来，木头逐渐让位于绳子。这是一种又长又细但很结实的绳子，在它的一端系了一块三角形的木头，这段绳子预先按照固定的相等长度打上了一个一个的绳结，被分成了很多截，在一个船员将绳子抛下船的同时，另一个船员将沙漏打开计时。当沙子从瓶中漏干之后（当然，人们要预先知道沙漏的时间长度，一般是三两分钟），船员就将绳子从水中拉上来，并数一数在沙子从一个瓶漏到另一个瓶中的时间，有多少绳结抛到了水中。只需要很简单的运算：每一个绳结代表一海里，知道船在这段时间里航行了多少海里，就能计算出航速。不过，船长只清楚航速和航向还是不够的，因为海流、潮汐和海风随时都会扰乱他最精心的计算。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指南针引进了很久之后，任何一次普普通通的航海旅行都可能是一次充满风险的经历。于是，那些苦思冥想，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意识到，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找个东西替代原来的教堂尖顶。

我这样说绝不是开玩笑。在航海史中，那些教堂尖顶、高耸的海滩沙丘上的树冠、堤坝上的风车以及沿岸的犬吠都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是固定点，是参照物，无论发生什么事，它们总是固定不动的。有了这些参照物，水手们就能推算出自己的方位。他会告诉自己：“我必须再向东走。”因为他记起，这是自己上次到过的地方。当时的数学家（顺便说一下，他们是那个时期的天才，虽然他们掌握的材料不充足，仪器不精确，但他们却能够在数学领域取得出色的成就）十分清楚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要寻找到一个能代替那些人工“参照物”的东西。

这项工作从哥伦布（我提到他的名字，因为1492年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年份）横渡大西洋之前两个世纪就开始了，但是时至今日这种探索仍没有结束。即使今日的航运已经具有了无线报时系统、水下通信系统和机械驾驶舵装置。

假如你站在一个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球体表面的高塔脚下，塔顶部正飘扬着一面旗帜，你会发现，只要你一直站在那里，这面旗子就在你的头顶正上方。如果你离开高塔，你看旗子的视线就会出现一个角度，正如图所示，这个角度要取决于你距离高塔的长度。

一旦人们确定了拿这个“固定点”作为参照物，问题就简单多了。这不过就是一个角度的问题，而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知道该怎样测量角度了。他们熟练掌握了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奠定了三角学的发展的坚实基础。

角度问题将我们引入这一章中最困难的部分，实际上，这是本书中最深奥的一段——关于探索我们所谓的经度和纬度。确定某人所在的纬度的方法比确定经度的方法早好几百年。确定经度看起来似乎要比确定纬度简单得多，可是对于没有计时仪器的古人来说，确定经度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至于纬度，只需仔细的观察和细心的计算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人类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解决的问题。

以上是经纬度的基本概况，下面我将尽可能简要地讲述一下经纬度的问题。

在这幅图中，你会看到几个平面和角。在D点，你发现自己处在塔的正下方，就像你在亦道线上时，中午12点时正处于太阳的正下方。当你移到E点，情况就有所变化。由于你所处的下方是个圆球，所以在计算角度的时候，你需要画一个平面。你从地球的假想中心点A画一根直线，经过你的身体，直达天顶（zenith，这是天文学中的正式名称，专指观察者正上方的天空一点；观察者正下方的天空一点则称为天底，nadir）。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实验来说明。将一根毛衣针穿过苹果的中心，假设你是在这个苹果的一个侧面上，背靠着毛衣针。毛衣针的上端是天顶，下端是天底。然后，假定有一个平面与你所处的位置以及毛衣针的方向垂直，如果你站在E点，这个平面就是FGKH，而直线BC就是你进行观察的这个平面上的一条线。为了使问题简单明了，再假设你的眼睛是长在脚趾上的，恰好是你双脚踩踏直线BC上的一点。然后你抬眼看塔顶的旗杆，计算一下旗杆的顶端L点、你所处的位置E点以及直线BC与平面FGKH的交叉点之间的角度（该平面与天顶到地心的直线呈垂直角度），如果你懂得三角学，你就会通过这个角度计算出你与高塔之间的距离。如果你移到W点，那么就再按照这种办法计算。W点是你在直线MN上的位置，该线是平面OPRQ上的一条直线，与地心到当前天顶（天顶自然随观察者移动）的直线成直角。只要计算出角LWM的角度，你就会知道你离高塔有多远。

“地心说”时代的世界

你瞧，即使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问题看上去仍很复杂。因此，关于现代航海学的基础理论，我只给你讲个大概。如果你想做一名水手，你需要上一所专业学校利用几年的时间学习如何进行这些必要的计算。之后，再经过二三十年的磨炼，当你熟练使用所有的工具、表格以及海图，具有领导船员、纵横四海的能力之后，也许你的船主才会选你当船长。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志向，你就不必去了解所有这些复杂繁琐的计算了，所以请别介意这个问题的简短，我只是介绍一些概况而已。

由于航海学几乎完全是一种和角度有关的学问，所以在欧洲人重新发现三角学之前，航海理论一直没有取得巨大的突破。虽然在1000年前，古希腊人曾为这门科学打下了坚实的三角学基础，但是在托勒密（埃及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地理学家）死后，三角学就被当成一门精密复杂而又无用的学问，人们将这门他们认为浮华无用的学科渐渐遗忘了。可是印度人，还有后来生活在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却没有这些顾虑，他们堂而皇之地将这份没人要的古希腊遗产保存了下来，并将之继续发扬光大。

“天顶”（zenith）和“天底”（nadir）这两个出自阿拉伯语的术语，就充分表明了这一事实：当欧洲学术界再次接纳三角学时（约在13世纪），它变成了伊斯兰的财富，而不再是基督教的遗产，但是，在接下来的300年中，欧洲人奋起直追，弥补了他们所浪费的时间。这时，他们尽管再次学会了如何计算角度和解决三角形的问题，却又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如何找到一个地球之外的固定点来代替教堂尖顶作参照物。

对宇宙的新认识

最有希望接受这个崇高荣誉的是北极星，因为它成为最值得信赖的航海参照物。北极星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它看上去几乎是静止不动的；而且，除此之外，它很容易辨认，即使是最笨的渔夫也能在迷失了方向之后，找出北极星的位置。他需要做的事就是沿着北斗七星最右边的两颗星的直线方向去寻找，这样就可以找到北极星了。当然，太阳也是一个不变的参照物，可是它的运行轨迹从未被科学地测算出来制成图表，所以只有最智慧的航海者才懂得如何借助太阳的帮助。

在人们被迫相信“地球是平的”的年代，所有的计算结果都必然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到了16世纪初，这种计算方法终于结束了，圆盘理论被球形理论所取代。地理学家也终于可以探索和宣传真理，用科学来解释地理学了。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一个平面（该平面与连接南北极的轴线垂直）为界，将地球均分为南北两个相等的部分，分界线就被称作赤道，赤道上的每一点到南北两极的距离相等。接下来，地理学家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赤道与两极之间划分为90等份，90条平行线（这些平行线就是一个又一个圆圈，因为地球是圆形的）平均地分布在赤道与两极之间，每条线与另一条相近的线相差69英里，是极点到赤道距离的九十分之一。接着，地理学家给这些圆圈编了号，从赤道开始，直到极点，赤道为0°，而两极为90°，这就是纬线（如下图所示）。纬线的确立是地理学的一大进步。不过，即便如此，航海仍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经过十几代的数学家和航海者搜集有关太阳运行的数据，倾尽心血地将太阳在每个地点每年每月每天的确切方位记录下来，这样所有船长都学会计算纬度就不是一个难题了。

经纬度

这样，任何一位有点头脑的航海者，只要会读书识字，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离极点和赤道有多远。用专业名词来讲，就是他的位置在北纬或者南纬几度（赤道以北的纬度称北纬，以南称南纬）。过去，海船越过赤道到南半球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南半球是看不到北极星的，这样他就不能找到参照物了。科学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到了16世纪末，纬度问题不再是让航海的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了。

然而，如何确定经度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你该知道，经线与纬线垂直）。人类又用了两个多世纪，这个问题才得以成功解决。在确定纬度时，科学家们可以以两个固定点——南极点和北极点——为基准。他们说：“这儿就是我们的‘教堂尖顶’——北极或者南极，它们将永远固定不变。”

然而，地球既没有东极点也没有西极点，地轴也是那么旋转的。当然人们可以画出无数条子午线——穿过两个极点环绕整个地球南北方向的圆圈。但是，成千上万条子午线中哪一条子午线可以被称为“本初子午线”，以便作为划分东西半球的分界线呢？从此水手们就可以说：“我现在在本初子午线以东（或以西）100英里。”以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在许多人心目中依然十分强大，很多人要求将经过耶路撒冷的经线定为“零度”或者本初子午线，即纵向的“赤道”，东西半球的分界线。但是，民族自尊心破坏了这个计划，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让本初子午线经过自己的国家，让世界从自己的首都开始。即使在当今时代，我们自以为人类在这方面已经开通了许多，仍然有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地图上，分别将本初子午线定在柏林、巴黎和华盛顿。最终，由于英国是在17世纪（经度确定的年代）对航海学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又因为1675年建立于伦敦附近格林尼治的英国皇家天文台监管着当时的航海事务，所以经过格林尼治的那条经线最终被选定为本初子午线，作为东西两半球的分界线。这样，经度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终于，航海者有了经度上的“教堂尖顶”，但是他们还面临另一个难题：在浩瀚的大海中央，他们将如何知道自己与格林尼治经线之间有多长的距离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在1713年成立了“经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立巨奖来奖励那些能使人们在茫茫海上确定经度的发明者。在两个多世纪前，10万美元的奖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促使许多人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当该委员会在19世纪上半叶解散时，它已花了50多万美元用于奖励那些“发明家”。

今天，这些人的大部分工作早已被我们遗忘，他们的发明成果也渐渐被历史淘汰，但是在重奖之下诞生的两项发明——六分仪和天文钟——直到今天仍有其使用价值。

六分仪的发明使得解决这个艰巨的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就像全世界在同一时间里探求同一个问题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三个人宣称自己是六分仪的最早发明人，并为这个荣誉苦苦争斗。这三个人分别是英国的约翰•哈德勒和艾萨克•牛顿爵士以及美国费城的托马斯•戈德弗雷。

六分仪是一种复杂的仪器（一种可以夹在臂下，随身携带的小型海上观察仪），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测量出各种各样的角距离。这个发明来源于中世纪简陋的观象仪、直角仪和16世纪的四分仪。

航海界对天文钟的兴趣比对六分仪的问世所表现出的兴奋要大得多。这种精确可靠的计时装置诞生于1735年，比六分仪晚四年。它的发明者约翰•哈里森曾是个木匠，他是一个制造钟表的天才。他发明的天文钟计时如此准确，以至于能够以任何一种形式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准确无误地报出格林尼治时间，而且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哈里森在天文钟里加了一个叫做“补偿弧”的装置，它可以通过调整平衡簧的长度，来调整因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胀冷缩，所以天文钟完全不受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一直能够走准。

经过漫长且有点儿尴尬的讨价还价，哈里森终于在他去世前三年（1773年）获得了10万美元的奖赏。今天，一艘海船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它带有一只天文钟（感谢哈里森），它就能准确地知道格林尼治时间。由于太阳每24小时围绕地球运行一周（其公转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恰好相反，我这么说是为了方便起见），每一小时经过15°经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航船的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通过计算二者的时差就可以知道航船与本初子午线的距离了。

例如：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航船所在位置的当地时间是12点（需要进行精心计算），而此时时钟上的时间（即格林尼治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又知道，既然太阳每小时要经过15°经线，那么我们的航船与格林尼治的距离就是2×15°＝30°。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航海日志上这样记录：某年某月某日中午，我们的航船到达西经30°。

现在，1735年的这件轰动一时的发明已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作用。现在，每天中午格林尼治天文台都向全世界准点报时，于是天文钟便很快成为一件华而不实的玩意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相信领航员的能力，无线通讯就将毫不客气地取代所有复杂的表格和费力的计算。人类历史辉煌的一页将就此翻过，所有关于勇气、耐心和智慧的航海传奇也将销声匿迹。再也没有未经勘测的茫茫海洋了。那些面对惊涛骇浪，在片刻之间就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个手持六分仪的人将从驾驶室里消失，他将坐在船舱里，把电话紧挨着耳朵问道：“喂，楠塔基特岛（或者，“喂，瑟堡岛”），我目前的位置是多少？”那些地方的领航员就会报出他目前所在的精确方位。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为了使人们能够平安、舒适而颇有收获地横跨地球表面，人类已经做出了20多个世纪的努力，这20多个世纪的光阴并没有虚掷。这是人类历史上国际合作第一次成功的经历。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他们所有人都曾为这项工作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至于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无关紧要）。

讲述人类合作史上特殊的一章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是，下面还有许多别的内容，足以使我们忙碌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