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古代世界的帷幕即将落下的时候，有一个人物现身在历史舞台上，他的命运原本应该更好一些，却过早地死去，还留下了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叛教者”的称号。

我所说的就是朱利安（Julian）(1)皇帝，他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公元331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都城。公元337年他那出名的叔叔死了，3个儿子立刻像恶狼一样扑到遗产上面，并且为了继承权而厮杀地扭作一团。

为了防止有人提出财产要求，他们命令杀掉所有住在城内和离城不远的亲戚。朱利安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受害者，而母亲则在他出生后不到几年就离开人世了。就这样，这个6岁的小男孩成了孤儿。他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同父异母哥哥，两人相依为命，一起读书。他们学的多是些宣扬基督教优越性的内容，讲课的是一位平庸却为人和善的老主教，名字叫做尤西比乌。

但是当孩子们长大些的时候，人们觉得还是把他们送到更远的地方比较好，那样他们不会太显眼，也许能够逃过那种拜占庭小王子中地位较低者时常遭逢的厄运。他们被明智的人送到了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那是一段枯燥的日子，但是朱利安却趁机学到了许多实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是一些淳朴的卡帕多西亚山民，他们仍然信奉着他们祖先的天神。

对这个小男孩而言，是不可能有什么机会担任治理国家的重任的，因此，当他要求一心一意求学时，便被痛快地获准了。

他先去了尼科美迪亚，那里是仍在传授古希腊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在那里，他的头脑中装满了科学和文学，已经把从尤西比乌那里学到的东西全都挤掉了。

后来，他获准去了雅典。在当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地方研读。

这时，他的同父异母哥哥被暗杀了。君士坦丁的儿子中仅存的一个，即朱利安的堂兄君士坦提乌，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个小哲学家的堂弟。他们是皇室中剩下的两个男性成员。于是，他派人召回朱利安，客客气气地接纳了他，还好心好意地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嫁给了他。然后，君士坦提乌命令朱利安到达高卢，抵御野蛮民族的侵犯。

由此可知，朱利安从他的希腊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辩论的技巧，还学到了一些更实用的东西。公元357年，当日耳曼的阿拉曼尼部落威胁法兰西的时候，他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击溃了敌人的军队，而且还巧作安排，把穆茨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土地全部纳入高卢，自己则撤到了巴黎。在他的藏书室里，摆满了新添的他喜爱的书籍，一向严肃的他显得非常高兴。

当这些胜利的消息传到君士坦提乌的耳中时，君士坦提乌非但没有点燃欢庆的焰火，反而定下周密的计划，要除掉朱利安这个竞争对手，因为朱利安显得有点功高盖主了。

但是朱利安深受他的士兵拥戴，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统帅要被召回家（这是一种礼貌的砍头的邀请），于是闯进他的宫殿，当即拥立他为皇帝。同时，他们放出风去，说如果他不答应，就要砍下他的脑袋。

朱利安是个聪明人，当然接受了。

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是罗马帝国末期，但它的道路保养得依旧很好，所以朱利安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带着他的军队从法兰西中部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在他还没有到达首都，就听到了他的堂兄君士坦提乌去世的消息。

就这样，西方世界再次落入了异教徒的统治。

当然，朱利安要做的事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居然相信借助武力能够重现过去的辉煌；他还以为只要重新建造雅典卫城，并让教授们站在学院的园林里，穿上往昔的宽外袍，用500年前的语言彼此交谈，就能够再现伯里克利的时代。这真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这恰恰是朱利安想要做的。

在朱利安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执政时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创建古代的科学，而这时的人们大都对那些东西不以为然。朱利安企图再度点燃人们探索、研究的热情，而这时统治世界的却是一群没有文化的教士，他们觉得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已写在一本书里了，再做什么独立的调查研究只会导致丧失信仰，引来地狱之火。朱利安想让人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欢乐，而人们却对鬼魂的事洋溢着热情和活力。

反对之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就是再坚韧的人也要绝望发疯。朱利安崩溃了，至少有一段时间，他曾求助于他伟大祖先的启蒙思想。安提阿的基督徒曾向他扔石头和土块，可是他没有惩罚这座城市；愚蠢的教士曾经故意激怒他，要掀起新的迫害高潮，但是这位皇帝仍然执意指示他的官员们：“不要造成任何牺牲。”

公元363年，波斯人一支仁慈的箭终结了这个人奇特的生涯。

对于这位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异教统治者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倘若他再活得长一些，他的宽容力和对愚昧的憎恨，也许会把他变成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人。这时在医院的病榻上，他可以坦然地说，在他统治时期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见解不同而遭到处决。然而对于这种仁慈，他的基督徒臣民却报以永久的仇恨。他们宣扬说，皇帝是被自己军中的一个士兵（一个基督徒士兵）用箭射死的。他们精心谱写了赞歌来赞美那名凶手。他们还描绘了朱利安临死前是怎样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怎样承认基督的神权。为了诋毁这位生活清苦、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的正人君子，他们把4世纪词汇库中丰富的肮脏字眼几乎全都加在了他的头上。

当朱利安被抬进坟墓时，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把自己看成帝国真正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清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一个角落，摧毁那些反对自己统治的势力。

公元364年到378年，在瓦伦丁尼和瓦伦斯两兄弟统治时期，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的罗马人向他们旧有的神灵祭献牲畜。如此一来，异教的教士失去了收入来源，被迫另谋生路。

但这些规定还算是温和的呢。狄奥多斯皇帝的法律规定，所有的臣民都得接受基督教，而且还必须遵照天主教形式的法律。他自己则自命为天主教会的保护人，并使它独霸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公布之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就是那些坚持自己的“愚蠢的异端邪说”的人，那些仍旧忠实于“可耻教义”的人，将会由于故意违抗法律，要被流放或处以死刑。

从那时起，旧的世界迅速地走向最后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英格兰，异教的庙堂几乎被毁废无存。这些庙堂不是被人拆掉，用拆下的石头去修建桥梁、道路、城墙和水渠，就是经过改造成了基督徒的聚会场所。自从罗马共和国建立以来，积累下来的成千上万的金制、银制的神像，都被明目张胆地没收或者私自盗窃，剩下的则被碾成了粉末。

新的世界帝国

亚历山大城的塞拉佩恩神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庙堂。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一直对它都非常崇敬。然而，在这个时候，它也被夷为平地。那里还有一座大学，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创建以来，便闻名于世。它继续教授、解释各种古老的哲学，从未间断，因而吸引了来自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大批学子。这所大学没有遵照亚历山大主教的谕旨被关闭，但是主教手下的教士们却自己动手了。他们闯进教室，处死了柏拉图学派最后一位伟大教师希帕提娅，还把她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大街上喂狗。

在罗马，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朱庇特的神庙被关闭了，古罗马宗教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了，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在著名的图尔斯主教领导下，原先的天神被宣称为基督教中恶魔的前身，所以供奉它们的庙宇都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在偏远的乡村，农夫有时候会冲上来保卫他们爱戴的天神，于是就会有军队奉命过来，用斧子和绞刑架平息这类所谓的“撒旦的暴乱”。

在希腊，破坏工作的进程要缓慢一些。但是到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被废除了。这个希腊人生活的中心（此时已连续存在了差不多1180年之久）既然已经不复存在，其他事情相对而言就容易多了。哲学家被一个接一个地驱逐出这个国家，最后，遵照查士丁尼皇帝的旨意，雅典的大学也被封闭了，维持学校运转的资金自然也被全部没收。硕果仅存的7位教授失去了生计，只好出逃到波斯。波斯皇帝倒是热情接待了他们，而且还让他们平平安安地享受晚年，恩准他们玩新奇的印度游戏——下棋。

在5世纪的前半期，克里索斯托大主教已经能够毫不夸张地宣称，过去那些作家的著作和哲学家们一起，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西塞罗、苏格拉底、韦尔吉尔和荷马早就被人遗忘在地窖和阁楼里了（更不必说那些被正派基督徒痛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了）。要过600年之后，他们才能够重见天日，而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只能凭借着这些神学家赏赐的精神食粮过活。

这是一份奇怪的减肥食谱，绝不是一个均衡的食谱（套用医学行话来说）。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的诸多敌人，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严重的磨难。那些吵着要给古代的神灵烧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的贫苦农夫，倒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他们，让他们闭嘴。这是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法律是站在基督徒一边的嘛。然而，奥斯特罗哥特人、阿拉曼尼人和朗哥巴德人各执己见，争论是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关于基督本质的说法对呢，还是阿里乌的死敌、亚历山大主教阿塔那修斯的说法对；朗哥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对基督和上帝是“完全一样”还是仅仅“相像而已”争论不休；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在辩论，聂斯特利说的“圣母马利亚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究竟对不对；伯艮第人和弗里西人在纠缠耶稣是否具有双重本质，即是不是半人半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现在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虽然在观念上有点稀里糊涂，但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所以绝不能将之革出教门来处罚他们，也不能用永恒的地狱之火恐吓他们。对他们只能委婉地说服，然后用宽厚的仁爱和奉献把他们带回到正道中来。但是首先要让他们有明确的教旨，明白什么是应该坚持的真理，什么是必须反对的错误，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人们希望使教义中的所有问题达到某种统一，最终便导致了一系列著名的会议，后来被统称为“基督教公会议”或者“基督教普世会议”。自从4世纪中期起，这种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召开一次，以确定哪些教义是正确的，哪些教义包含有异端的嫌疑，因而应该被判为错误、虚妄和异端邪说。

公元325年，在离特洛伊废墟不远的尼西亚第一次召开这种会议。第二次会议是56年之后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三次是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从那以后，会议接二连三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查尔斯顿召开了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连续召开两次，然后又在尼西亚，公元869年又在君主坦丁堡召开一次。

从那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者由教皇指定的某座西欧城市中举行了。这是因为，自从4世纪以后，尽管理论上皇帝有权召集这样的会议（这个特权的附带条件是，他要支付主教们的路费），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对强有力的罗马大主教提出的建议应该认真对待。尽管我们不能肯定是谁主持了尼西亚的首次会议，但是后来的所有会议全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这些神圣会议的决议，也必须得到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正式同意。否则，便不能被视为有效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辞别君士坦丁堡，到气候更宜人的西部地区去旅行了。

宽容与专制之争始终反复进行。有的人把宽容看成人类最伟大的美德，也有的人说它只不过证明人类有很多道德弱点。我不想探讨这个问题纯理论的一面，但是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惩罚异端的行为加以辩解时，都讲得头头是道。

他们这样辩解：“一个教会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比如一个村庄、部落，或者一座堡垒，必须有一个总指挥，有一套明确的法令和细则，那些教会的成员都必须强制服从。所以，任何人发誓加入教会，就同时默认了要尊重总指挥并遵守法令。如果他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承担自己的决定造成的后果，并且离开教会。”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非常正确，非常合理。

如果今天一位牧师感到自己不再信仰浸礼宗的教义，他可以转到卫理公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再信奉卫理公会的教旨，还可以成为一位论教派、天主教派或者犹太教的教徒，甚至还可以转投印度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界是非常宽广的，大门是为人敞开的，除了忍饥挨饿的家人，谁也不会对他说“不”。

现如今是一个蒸汽轮船和火车的时代，而且还有无穷的经济机遇。

而5世纪的世界却不这样简单。当时要想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主教影响的地方，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当然，你可以从波斯走到印度，就像很多异教徒做的那样，但是路途迢迢，生存的机遇又非常渺茫，而且这样做还意味着他本人与其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呢。

而且，假如人们由衷地认为自己对基督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要说服教会对教义做一点改动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弃信仰自己喜爱的宗教的权利呢？

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异端分子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正统信徒还是异端分子，都认为宗教教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如果联合会中一群博学的神学家硬要定义不可能定义的东西，将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公式化的东西，就像数学家因为对X的取值意见不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那时基督教唯我独尊和专制的精神已经牢牢地掌控了世界。直到最近，那些主张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肯定谁对谁错”而倡导宽容的人，依旧有性命之忧，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看法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字中，仅仅有一两个绝顶聪明的读者才能参透其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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