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几条有用的原理，其中一条便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时很少出于单一的动机。不论我们向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捐赠100美元，还是拒绝给饥饿的流浪汉一个铜板；不论我们宣称只有在国外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是信誓旦旦地声称再也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我们坚持把黑说成白，还是把白说成黑。总有这样那样的动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但是如果谁真的把这些动机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十有八九会在公众面前落得一个拙劣的形象。我们总会本能地在众多的动机当中挑选一个最令人尊敬、最值得称道的，按照公众的品位修饰一番，然后对大家说“这就是我如此这般做事情的原因”。

但是，尽管大多数时候这可以欺骗大多数人，但是还没人发现有什么办法能让一个人欺骗他自己，哪怕是欺骗几分钟。

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让人尴尬的事实都很清楚，所以文明时代的人们早已心照不宣，无论何时都不会当众将这一事实点明。

我私下怎么想，那是我自己的事。大家只要外表上都道貌岸然，内心就会感到满足，并且还会高高兴兴地遵守“你不拆穿我的谎言，我也不拆穿你的瞎话”的原则。

人的天性可不讲究任何礼数，它是我们一般行为准则的最大例外，因此，它很少被允许进入文明社会中的神圣场合。就拿那位主管史诗和历史的可怜的克里奥·缪斯(1)来说吧，由于历史至今还只是少数人的消遣，所以她一直过着十分乏味的生活，而她那些姐妹虽不如她受人尊敬，但自古以来一直可以随意地唱歌跳舞，并应邀参加晚会，这自然惹恼了可怜的克里奥，于是她神不知鬼不觉地运用手段施展报复。

报复完全是人性的一种，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时常要人类在生命与财产上付出巨大的代价。

每当这位老妇人向我们展示积攒了几个世纪的一系列的谎言时，整个世界就会立即失去宁静与幸福，陷入动荡不安，地球笼罩在一片硝烟战火之中。庞大的骑兵团四处冲锋，长长的步兵队伍在大地上缓慢地前进。最后，整个国家变得一片荒凉，国库中的无数钱财被消耗殆尽，打仗的人们返回各自的家园，或者被抬进墓地。

慢慢地，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们同行中的某些人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要服从于一定的自然法则，就像我们已经在化学实验和天文观察中认定的那样。所以，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有益的科学大扫除，这将会使我们的后代受益无穷。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内容，那就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

直到不久之前，人们对这场社会和精神的大变革，还只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彻底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高贵的神学家对罗马教廷统治的道德败坏深感震撼，于是就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教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向那些一心要成为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那些仍然忠实于罗马教廷的人却没有那么热情。

依照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学者的观点，宗教改革是一次应该受到谴责的背叛行径：几个卑鄙的王公贵族想解除婚姻，还指望获得原本属于圣母教会的财产，于是就密谋行事。

不用说，双方各有对错。

宗教改革涉及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这场大变革中，宗教上的不满情绪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它的神学色彩并不浓重。

当然，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们，菲利普亲王(2)是个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本人对改革后的教义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然比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毫无操守的政客，如何通过狡猾的诡计，在向其他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支援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粉饰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英雄，事实上，他希望的是看到黑森家族取代宿敌哈普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把克雷芒教皇(3)描写成一位仁爱的牧羊人，他用尽最后一丝精力，阻止羊群被引入歧途。这比把他描绘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更为轻而易举得多。事实上，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运动看成一群喝醉酒的日耳曼僧侣不体面的争吵，还利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如果在天主教的读本中看到这样一位寓言化的人物向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大惊小怪。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义务坚持欧洲大陆先人们的错误，完全可以自由地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

黑森家族的菲利普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虽然他有很强的政治野心，但是这并不说明他的宗教信仰是三心二意的，不能这样下结论。

当他在公元1529年那份著名的“抗议”上签名的时候，和其他签名者一样，他知道自己将“置身于暴风骤雨之中”，而且还有可能把生命断送在绞刑架上。如果他不是一个勇气非凡的人，就不可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抗议书

不过我想阐明的观点是：如果不深入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在什么动机的激励下做了他所做的事，又是由于什么原因放弃了他所放弃的事，我们就很难——几乎不可能——对他下断语。哪怕是对我们的邻居，想必也是如此。

法国有一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说法似乎有点太轻率了。我想把它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仁慈的主几百年前就把宽恕的权力专有了，我们还是把宽恕的事留给他吧。

我们可以诚惶诚恐地设法去“理解”，对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这已经足够承担了。

刚才我们绕了一点儿弯子，现在，让我们回到宗教改革运动的话题上来吧。

就我对这场抗议运动的理解，它基本上是一种新的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是300年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这种精神逐渐被人们称为“民族主义”，因而必将是那个已经统治所有欧洲国家达500年的“国上之国”不共戴天的仇敌。

如果不是同仇敌忾，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就不可能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摧毁那道将他们监禁很久的狱墙。

如果不是这些各自为政、相互嫉妒的力量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暂时联合起来，极大地抑制了各自的怨恨和野心，宗教改革运动也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功。

那样宗教改革就会退变成一系列小规模的地方起义，一支外国雇佣军团和几个气势汹汹的宗教裁判官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下去。

那样，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就会重蹈胡斯的覆辙，像从前的韦尔多派、阿尔比派一样，他们的追随者也会被斩尽杀绝。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施行一通施雷克里克式的血腥统治之后，罗马教廷就会又一次轻松取胜。

这场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被削减到了最小。而且胜利刚刚到手，对全体反叛者生命安全的威胁刚刚解除，新教的阵营就分化为无数个彼此敌对的小派别，重演他们昔日的敌人全盛时期犯下的罪恶，只不过规模小得多。

一位法国修道院院长（很遗憾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他是非常聪慧的一个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学会热爱人类，不论它做了什么。

从四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眸望去，那是一个充满伟大希望，甚至更大失望的时代。想想那些为了从未实现的理想，在断头台上、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无数男女；想想那些为了心中的神圣而丢掉性命的无名市民；再想想旨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世界，结果却一败涂地的新教起义——这一切对人们的博爱之心都是异常严峻的考验。

说老实话，“新教从这个世界带走了很多高贵的、美好的东西，带来了很多狭隘的、仇恨的、粗鄙的东西”。它非但没有使人类历史更简单、更和谐，反而使之更加复杂和无序。然而，这些并不应该过多地归罪于宗教改革运动，而是大多数人固有的思维弱点造成的。

他们不愿意太匆忙地行事。

他们根本无法跟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良好的意愿，而且最终他们也会跨过从旧世界通往新世界的桥梁。但是他们要等到自己认为的最合适的时机，而且将尽可能地保留祖先的传统，越多越好。

宗教改革本来要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摈弃旧时代的偏见与腐败，结果却被它的支持者背负的中世纪包袱完全束缚住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世人很快发现，宗教改革运动蜕变成了他们深恶痛绝的教廷制度的复制品。

这就是新教徒反叛运动的巨大悲剧，它无法从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平庸的智慧中超脱出来。

结果呢，欧洲北部和西部人们并没有获得如预想中那样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虽然没有造就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却给世界带来了一部被视为完美无缺的书。

宗教改革没有推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却提升了上千个小的统治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天地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宗教改革没有将基督教世界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半，分成当权者与在野者，分成虔诚信徒与异端分子，却制造出无数个各执己见的小团体，他们彼此毫无共识，还都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怀着深仇大恨。

通用的监狱

宗教改革没有追随早期的教会，建立起一个宽容的王朝，而是在取得政权后，就凭借不计其数的问答手册、教义和忏悔筑起坚固的城池，并无情地打击那些胆敢反对官方订立的教义的人。

这无疑是最令人痛惜的。

但是从16世纪和17世纪的思想发展来看，这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路德和加尔文这些领导人物的勇气，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一个相当骇人的词：胆大包天。

路德是一个朴素的奥斯定会僧侣，是德国偏远地区一所新建学院的教授，却勇敢地烧毁了教皇的圣谕，并把自己的反叛主张贴在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加尔文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法国学者，他把一座瑞士小城变成了挑战罗马教廷权威的堡垒。这些人为我们树立起刚强、坚毅的楷模，后世无人可及。

这些“胆大妄为”的勇敢反叛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这些朋友各有各的目的，支持者则想浑水摸鱼，不过这都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当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相搏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欧洲北部大多数国家都会聚集到他们的麾下。

但是，一旦他们被卷入自己掀起的漩涡，就不得不听凭洪流的摆布了。

不久，他们发现必须拼尽全力才能不被洪水淹没。远在罗马的教皇终于明白，这场可恶的骚乱并非只是一些多明我会僧侣和奥古斯丁派的教士之间的争吵，而是一个前法国牧师的阴谋。教皇暂时停止了修建他心爱的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让他的众多资助人很高兴），召开会议准备讨伐。教皇的圣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汹涌而出，帝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反叛的领导者此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起而迎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理智，这在历史上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同是一个路德，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端分子是违背圣意的”，几年之后，当他看到德国人和荷兰人倾向于浸礼教派的主张时，简直失去了理智，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起初，这位无畏的改革者坚持认为，人类自己的逻辑体系绝不能强加给上帝；到了最后，他却把对手用火烧死，而对方的理论显然比他自己的更有说服力。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会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死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黑暗过后的新纪元，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中世纪的忠实子民。

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宽容当做什么美德。当他们无处栖身时，还乐于打出精神自由的神圣旗帜，因为它可以当成与敌人论战的依据。一旦取得胜利，这件可以信赖的武器就被小心翼翼地抛进新教废品库的角落里。在这里，早已堆放了许多别的因为无用而被弃置一边的好东西。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被人忽略，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在写满一箱老式说教的后面发现它。有人捡起它，擦去锈迹，重新把它拿到了战场上投入战斗，但是这些人却与16世纪那些参战者在本质上已经大不相同了。

不过，新教革命对宽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并非革命的直接结果，它在这方面确实收获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起到了多方面的进步作用。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虽然教会从来没有正面禁止人们阅读《圣经》，但是它也从未鼓励普通百姓研读这本圣书。现在，每个面包师、造烛台的工匠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好好地读一读，得出自己的观点，完全不必担心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异曲同工的两座监狱

熟悉《圣经》之后，可以驱逐人们对未知神秘事物的敬畏和恐惧心理。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200年中，虔诚的新教徒对《旧约》中的一切，从巴拉姆的驴子到约拿的鲸鱼都深信不疑。胆子大的人即使对一个逗号有疑问，也清楚地知道最好不要随便让人家听见自己怀疑的窃笑。这时候倒不是惧怕什么宗教法庭，但是新教的牧师有时候也能让某个人的生活过得非常不舒适，而且牧师的公开责难带来的经济损失，即使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也常常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民族史，对于这本书的反复不断地研究，必然会带来一些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者从未想到的后果。

假如他们预想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不喜欢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会小心谨慎地使《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不落入非教徒的手中。因为，到了后来，越来越多认真的学生开始把《旧约》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有趣的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书中包含的那些描写残忍、贪婪、谋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可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出的，从内容上看，它应该是仍然生活在半野蛮状态下的民族的写照。

从那以后，很多人自然不会再把《圣经》当成一切真知灼见的唯一源泉。而且，自由思维的障碍一旦被移开，被诅咒了近千年的科学探索，开始汇成洪流，沿着自然的渠道倾泻而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中断了的工作，也从2000年前被丢弃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对宽容的事业来说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专制统治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实际上始终是罗马帝国高度暴虐的精神专制的延续。

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朋友们一定很难表示赞同，但是他们仍然有理由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运动心怀感激，因为它为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因为种种错误做法已经使教会的名字沦为了贪婪、暴虐的别名，教会本身也在想方设法地努力恢复往昔的神圣之名，而且它的成功一度还很辉煌。

16世纪中期以后，梵蒂冈再也不能容忍博尔贾家族。和先前一样，教皇还是由意大利人出任了。要背离这个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红衣主教们如果选举教皇时挑选了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或者其他的外国人，罗马的下层群众一定会把整个城市闹个底朝天。

不过，新教皇的选举是十分慎重的，只有最德高望重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而这些新主人们在忠诚的耶稣会(4)教士辅佐下，开始了一场彻底的大扫除。

赎罪券再不允许出售。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学习（进而遵守）他们的创始人制定下来的规矩。

在文明的城市里，街道上托钵化缘的僧侣消失了。

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圣洁有益生活的热情。人们要为那些不幸的人做善事，诚心诚意地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负的弱者。

即便如此，大部分丧失的领土再也无法收复了。粗略地从某种地理学概念来划分，欧洲的北半部是信奉新教的地盘，而欧洲的南半部则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结果用图表示出来，欧洲发生的实际变化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在中世纪，有一座无所不在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牢。

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这座古老的建筑物，又用它的一部分原材料构建起了一座自己的监狱。

就这样，从1517年起就有了两座监狱，一座为天主教专用，另一座则是新教的。

至少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

但是新教徒没有经过几百年迫害和镇压的训练，因此没能建起对付反对者的樊笼。

大批难以驯服的囚徒从窗户、烟囱和牢房的门口逃跑了。

没过多久，整座建筑物就破败不堪了。

格列高里(5)大帝和英诺森三世原先建造的监狱有相同的外貌，却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到了夜晚，异教徒们拉走整车的石头、横梁和铁条，第二天早晨便用这些东西建造他们自己的小堡垒。

小堡垒刚刚建成准备投入使用，还没来得及制定一套新的规章制度贴在门口上，心怀不满的信徒们便蜂拥出走了。这些信徒的上司——现在叫做牧师教长，已经失去了旧日的纪律约束手段（逐出教会、酷刑、处死、没收财产和流放），只能无奈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下定决心的背叛者按照自己的神学主张建立起一套防御壁垒，并大肆宣扬符合他们当前信仰的教义。

这样的过程反复发生，最后在不同的壁垒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无人区”，好奇的求知者可以在这里随意漫步，诚实的人则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毫无障碍地自由遐想。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精神所作的一大贡献。

它重建了个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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