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地方流传着一首诗歌。诗歌的大意是：上帝以神秘的活动在创造奇迹。

对于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地区历史的人而言，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是很显然的。

17世纪的前半期，美洲大陆北部住着一批对《旧约》理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不知内情的参观者还会把他们视为摩西的追随者，而非基督的信徒。浩瀚、寒冷又多风暴的大西洋将这些开拓者和欧洲国家隔断。他们在美洲新大陆建立起一种恐怖的精神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和迫害行动中达到了顶峰。

乍一看，要说这些令人起敬的绅士对宽容倾向颇有贡献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宽容倾向在英国与从前殖民地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和其他许多文件里又讲得清清楚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由于17世纪的压制非常可怕，便注定会激起比较有利于自由思想的强烈的反作用力。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兹尼的选集，不再用《圣经》中的“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但是他们的领袖们几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谋略的人，他们自己的宽容思想都建构在羊皮宣言的基础上，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在这上面耸起了。

如果他们是对付一个统一的国家，可能不会这么成功。但是在美洲北部建立移民区始终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在那里，瑞士路德派的人开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国也有一些胡格诺派教徒赶过来；荷兰的阿米尼教徒也占领了一大片土地；而英国的各个教派亦不时地想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荒凉地带建起自己的小小天堂。

上述形势有助于各种教派的发展。在好些殖民区里，由于不同教派之间的势力难分伯仲，所以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容忍形式被强加在各派移民者头上。若是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早就掐住彼此的喉咙了。

对于那些靠坐收渔利发财的体面绅士来说，这是讨厌的发展趋势。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现许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抗争。虽然他们所获甚少，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信条，这信条似乎是从比他野蛮的印第安邻人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而来。

我们国家幸运的是，在这场历时长久的争取自由的奋战中，最受攻击的是人数不多却勇气十足的持反对意见的人们。

思想在轻快地传播开来，甚至一只小小的载重80吨的双桅帆船，运载的都是足以让整个大陆陷入混乱的新观念。18世纪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雕塑和三角钢琴，但他们并不缺乏书籍。13个殖民区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明白，这个大世界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那时的书商成了他们的先知。他们虽然和已有的教士不公然决裂，表面的生活也鲜有什么改变，但是时机一到，他们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老亲王最忠诚的信徒，那个老亲王拒绝在自己的领地上迫害唯一神论的信徒。理由是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有能力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预知未来；控制人的良知。”

当需要制订一个将来治理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献，把他们的理想放置在公共舆论这一最高法庭前。

如果弗吉尼亚善良的公民知道他们洗耳恭听的一些讲演是受不共戴天的死敌——自由思想者——直接启迪的话，他们一定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一个极其有自由思想的人，当他说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时，当他又说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权利，依照自己的良知自由运用宗教时，他仅仅是在重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的内容罢了。

后来，人们又听到如下的异端邪说：“在美国谋求任何公职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列为条件”，或者“国会不应该运用法律来干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运用宗教”，美国的反叛者们默许并接纳了这种做法。

如此一来，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在接受任命时不用被迫出示主日学校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美国则成为第一个民众可以随意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但是这里就像在奥地利（或是其他这种地方）一样，普通百姓远远落后于领袖们，领袖们稍微有一点儿偏离老路，他们就会跟不上步伐。许多州不仅继续对不属于主导宗教组织的百姓施加限制，而且居住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人们仍然不能容忍持有不同意见者，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读过一句本国宪法般。对于汤姆·佩恩来说，所有这一切不久就都降临了。

汤姆·佩恩为美国的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

汤姆·佩恩

从血统上讲，他是英格兰人；从职业上说，他是水手。在天性和训练上说，他是个反叛者。他造访北美各殖民区的时候已经40岁了。在伦敦时，他曾遇见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忠告。公元1774年，他拿着本杰明亲笔写的介绍信，乘船驶往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

佩恩是个老练的业余政治家，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处于考验灵魂的重大漩涡之中。不过他的头脑非常有条理。他搜集了关于美国人不满情绪的纷杂材料，并将它们融进一本小册子里。篇幅短小却写得很亲切。小册子通过一般“常识”使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应当得到所有忠心爱国者们衷心的合作。

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传到英国，传到欧洲大陆，许多人有生以来头一次知道有个“美利坚民族”。这个美利坚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圣的职责，向母国——英国开战。

独立战争刚一结束，佩恩就返回欧洲，告诉英国人民统治他们的政府的种种蠢行。那时塞纳河西岸正发生着惊人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用疑虑的眼光观看海峡对岸的情况。

有个人被吓破了胆。这个人叫埃德蒙·伯克，他刚刚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见解》。佩恩义愤填膺地马上用《人的权利》予以回击。结果，英国政府通令他以叛国罪受审。

与此同时，他的法国崇拜者们则选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一窍不通，却是个乐观派。他接受了这项荣耀，动身前往巴黎。他在巴黎一直居住到受罗伯斯庇尔怀疑为止。佩恩知道自己随时有遭到逮捕或被砍头的可能，便赶忙完成了他关于人生哲学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称是《理智时代》。该书第一部分是在他即将入狱时发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10个月里写成的。

佩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他称之为“人性的宗教”——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无神论者，另一个是盲信主义者。但是他在表述这一观念时受到了众人的攻击，公元1802年他回到美国后，人们都以极大的仇视态度对待他。“肮脏的无神论者”的恶名，在他死后仍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他没出什么事，这倒是真的。他既没有被绞死、烧死，也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只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当他壮大胆子要出门时，受到怂恿的小孩子们还会向他吐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人。他还写过一些愚蠢的小册子——反对独立战争中其他英雄人物的小册子，借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对于一个好的开端来说，这似乎是最凄凉的结局。

但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这却是反反复复发生的典型事例。

公众的不宽容刚发泄完愤怒，个人的不宽容又开始了。

当官方的死刑就要终止的时候，私刑处死又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