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狐仙”、“长仙”之类为主流的“四大门”信仰，可以说是汉族民俗宗教的一种形态，或许还是其典型的形态之一。本文的研究说明，“四大门”之类的信仰是在汉文化深厚及悠远的背景之下生长及成熟起来的，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乡民社会的人们具有将各种来源不同甚或不同属性的要素缀合起来，以便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里建构出民俗宗教的能力。
据日本学者赤松智诚和泉靖一早年的调查(75)，赫哲族的萨满在治病跳神时所请的神，主要就有“胡仙”、“黄仙”和“蟒仙”等。此外也有证据表明，在满族及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萨满教文化里，可能也渗进了类似“四大门”信仰的一些因素。尽管“四大门”信仰的确具有萨满教的一些属性，但若仔细分析，集中在中国北方各地的以信奉“狐仙”、“黄仙”或“长仙”等为典型特征的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态却也自有其流脉传承，其与所谓“巫傩文化”和“萨满文化”两个谱系(76)的关联，尚有很多不大清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诸如清宣统三年石印本的《西安县志略》、1919年龙江印刷局铅印本《龙城旧闻》、1920年铅印本《瑷珲县志》、1920年哈尔滨铅印本《呼兰县志》、1931年铅印本《义县志》、1933年黑龙江通志局铅印本《黑龙江志稿》及1934年铅印本《庄河县志》、1948年铅印本《海龙县志》等等，我们从众多地方志的片段记载来看，“四大门”或“五大仙”之类的信仰，确实曾与各地的萨满教传承发生过密切的糅合及深刻的互渗关系。在这些志书所反映的各个地方，既有信奉“胡大太爷”、“胡三太爷”、“黄三太爷”，将其供于家中的情形；又有“神之所托”，多为狐、黄、白、柳、虺五种的情形；还有将大仙的种类扩及“水獭”、“狼”、“龟”等其他野生动物的情形。既有汉族式的“烧太平香”，又有满族式的“跳太平神”，还有以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77)为期的“跳神会”或“大神节”。对于所有这些不尽相同的体现，我们既应在各自地域的生活世界中予以理解，也可以像本文也试图展示的那样，将其在历史性的考察和地域研究的比较中予以把握。(78)
“四大门”之类的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经常会被指斥为“迷信”与“淫祀”，“知识阶级”不信，“巡警不时捕治”（1921年石印本《凤城县志》），尽管如此，它们“暗中仍属不少，乡间尤多”（1926年铅印本《双城县志》），这说明此类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乃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存及变通能力。差不多在绵延断续地时隔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今天，我们仍可发现其蛛丝马迹，在个别地方甚或还能见到其较为完整的形态或体系。回顾历史，环视现实，研究“四大门”之类民俗宗教的课题，其学术及实践的价值确实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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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题“四大门：北方民众生活里的几种灵异动物”，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ISA）工作论文（2000.006）；后作为与会论文提交给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田野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2月18日，广州），并收入王建新、刘昭瑞编《地域社会与信仰习俗——立足田野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23—353页。 (2) 这批论文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3) 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1948年，第92—102页。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261—262页。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1—252页。 (4) 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 (5) 周星：《人类学者的“知识”与访谈对象的“知识”》，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9—287页。 (6) 顾颉刚编：《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印行，1928年。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7) 吕威：《民国时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8) 周星：《汉族民俗文化中的谐音象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9) 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 (10) 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第483页。 (11) 李慰祖：《北京附近四大门的礼仪》，辅仁大学Museum of Oriental Ethnology：Folklore Studies，Vol. 7，1948年。 (12) 胡堃：《中国古代狐信仰源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山民：《狐鼬崇拜初探》，《民间文学论坛》1993第2期。山民：《狐狸信仰形成的文化背景与表现》，《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4期。 (13) 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4页。董晓萍：《民俗学导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44页。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2—353页。 (14)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60页。葛承雍：《中国传统风俗与现代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页。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75—188页。 (15) 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62页。 (16) 孟慧英：《萨满教的精灵世界》，《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 (17) 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413—414、444—445、470—475页。 (18) 新凤霞：《新凤霞回忆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324页。 (19) 渡边欣雄著、周星译：《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5页。 (20) 常人春：《老北京风情记趣》，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08—110页。 (21) 爱伯哈德·W. 著、陈建宪译：《中国文化象征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22—123页。 (22) 詹姆森·R. D. 著、田小杭等译：《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1—73页。 (23) 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1946年。 (24) 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7—210页。 (25) 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26) 张建新主编：《忻州地区春节民俗祥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27) 张福根主编：《定襄民俗杂谈》，非正式出版物，1998年，第137—139页。 (28) 温幸、薛麦喜主编：《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2页。 (29) 山曼等：《山东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第364—366页。 (30) 周晓明：《庆阳蛇崇拜略论》，司尚德、王举章编：《伏羲文化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31) 王钦法、宫爱华：《对当前传统民间信仰习俗重生的文化透视》，《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 (32)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第417—436页。 (3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第398页。 (34) 单纪兰：《耿村民间文学中的狐仙故事与耿村先民的崇狐心理》，《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6期。 (35) 高丙中：《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8—439页。 (36) 董晓萍、欧达伟：《华北民间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37)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民俗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350页。 (38) 潘起：《昔日吉林民间习俗》，吉林省民俗学会、吉林市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非正式出版物，1984年，第43、47页。 (39) 王会莹：《农民的二元型人格与信仰习俗的“复兴”——兰村信仰习调查及思考》，《西北民俗研究通讯》1999年第2期。 (40) 此“出马”疑为“萨满”之音转。 (41) 王光：《医巫闾山“歪脖老母”信仰习俗调查》，《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 (4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走马镇民间故事》，非正式出版物，1997年。 (43) 叶大兵：《樟湖的蛇王节》，《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 (44) 缪亚奇：《中国东南部汉族崇蛇习俗的调查和探讨》，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贵阳，1987年4月。 (45) 吴语区的人们也有吃野蛇的习俗，认为吃野蛇可不生痈。但各地大都认为，不能用金属器具宰割和烹煮，而要用破瓷片代为刃具才行。 (46) 尹培民：《娄东地区民间信仰习俗》，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第一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29—241页。 (47) 舜娟：《〈白蛇传〉的优秀续篇》，《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1期。 (48)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26—232页。 (49) 高丙中：《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9页。 (50) 李志权口述、许钰采集纪录：《老狐仙》，钟敬文主编：《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99—201页。 (51) 中国民俗学会与河北省民俗学会曾多次联合组织有关范庄“龙牌会”的学术考察活动，本人曾于1998和1999年先后参加过其中两次。 (52) 据河北省民俗学会负责人刘其印先生1999年4月12日来函告知。 (53) 赵杰、许超主编：《清河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54) 辛集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纪文道故事集》，非正式出版物，1987年，第61—62页。 (55) 同上书，第79—83页。 (56) 河北省武安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武安民间故事卷》，非正式出版物，1988年。 (57) 同上。 (58) 此类说法亦见于《阅微草堂笔记》卷七。 (59) 麻国钧主编：《历代狐仙传奇全书》“前言”，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年。 (60) 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十。 (61) 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62) 《聊斋志异》卷一《青凤》有“胡老头”，又卷三有“胡氏”，卷四有“胡相公”，卷五有“胡大姑”。《夜谭随录》卷四的“胡叟”，《耳食录》中的“胡好好”，《南皋笔记》卷三的“胡丽姑”，卷四某来自高丽、自称姓胡的狐仙等等，皆取“狐”、“胡”谐音之意。 (63)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207页。 (64) 贺学君：《中国四大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65) 施爱东：《与白蛇原型相关的几则材料》，《民俗》（新三期），中山大学中文系民俗学社，1999年。 (66) 此线索由河北省赵县大夫庄建泉村的刘英杰提供。1999年3月31日至4月2日，笔者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朱冬亮曾一起前往东汪村调查该庙会；返途中，又一同前往河北省新乐市何家庄东边的“伏羲台”，考察了那里有关“长仙”的民俗。此处所用资料，系二人合作获得。《四大门》的作者当年曾引以为憾的事，即未能利用照相来说明香坛的布置和香头下神的仪式，我们在时隔六十多年后依然面临几乎同样的问题，为了不引起当地信众的反感而使研究发生阻碍，我们也放弃了以摄影记录该庙会诸仙神帖和礼拜仪式等场景的尝试。 (67) 凡书“某仙”者皆有其像，其名称或漫漶不清，或没有题写仙名。 (68) 1999年3月31日至4月1日，我们在宁晋县第二招待所就当地的狐仙传承做了一些访谈调查。 (69) 信息提供者为周文庆，男，吴家庄人，系在“伏羲台”工作的文物干部。 (70) 与此类似的“民俗分类”，可能还有“正病”、“邪病”等。可参考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71) 杨念群：《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72) 赵旭东：《乡土社会中的权威多元与纠纷解决——一个华北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73) 赵旭东：《乡土社会中的权威多元与纠纷解决——一个华北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74) 几乎相同的文句，亦见于南庄“张爷”庙会上所诵之“路神经”。 (75) 赤松智诚、泉靖一：《赫哲族调查报告》（日文），《民族学研究》第4卷第3号，1938年。大间知笃三等著，辻雄二、色音编译：《北方民族与萨满文化——中国东北民族的人类学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76) 曲六艺：《巫傩文化与萨满文化比较研究》，《民族艺术》1997年第4期。 (77) 有些地方的说法是以“九月九日”为狐仙们的生日。 (78) 据说，日本有的地方也是家家供奉狐狸（稻荷），和“四大门”信仰中的“财神楼”颇为相似。关于“狐仙”与日本“稻荷”信仰及“狐凭”传承的关系，当另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