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只有波兰的导演，才会在二战里记录一位钢琴家的命运。大概是因为，波兰是肖邦的故土。1939年，波兰再次沦陷，整个城市变成一场废墟，人们的恐惧与绝望在炮火中寂静无声，200年前的一幕重现。华沙起义失败，当时远在他乡的肖邦，在钢琴上一顿狂奏发泄，在日记里写下“为什么我不是一名鼓手”，他没法回家乡战斗，只能把钢琴当作战鼓，写下一首又一首铿锵而哀伤的波兰舞曲，甚至人们把他那些温柔的夜曲也都当作战曲。肖邦在波兰，相当于一位民族英雄。

但我觉得《钢琴家》讲的并不是战争。导演波兰斯基借天灾人祸向音乐表达感激与致敬。在苦难绝望中，人们是如何活下去的？是为了所爱的人。如果爱人、亲人和家园都失去了，那是为什么？爱因斯坦说，死亡，意味着再也听不见莫扎特的音乐了。也许很多人，是为了热爱的音乐、为了心中的信念而活下来。那些音乐和信念，都是生的希望。钢琴家躲藏在一幢破旧的别墅里，不远处就是一架钢琴，但他不能发出声响。直到有一天，德军战败即将撤退的时候，一位军官发现了他。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做什么的？”

“钢琴家。”

于是军官领他到钢琴边，请他弹奏。

一开始弹得有些犹豫，记忆随音乐恢复，逐渐流畅，直到音流在澎湃激昂中结束，他才想起来，整首《g小调第一叙事曲》，每一个音符和琴键都了然在心，不必去回忆，音乐自己流淌了出来，好像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此时忽然明白，这些少年时开始练习的曲子，此刻终于真的属于他了。

而我在银幕面前，忽然领悟了，为什么他可以活下来，可以受尽耻辱活下来，没有亲人没有钢琴没有指望地活下来，原来是因为音乐。音乐一直在他心里流淌，是音乐在激励他，每一天。也许是无意识的。

我并不是说音乐有多么伟大。在艰难时世里，让我们活下来的，未必是伟大的信念，反而是一些心爱的小事小物：爱人头发的香味，妈妈煮的牛肉汤，每天喝的伯爵茶，那本没有读完的小说，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姑娘。记得我奶奶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起她小时候老家着火的旧事，她妈妈背她逃出火海，什么财物也没带，只记得手里紧紧拽着平时织毛线用的小篓子。

德国出音乐家，半职业的乐迷就更多了。二战中有不少德国音乐家应征入伍。音乐家们变成纳粹杀人狂，实在难以想象。因此有不少小说、电影都是关于一位热爱音乐的纳粹与一位被占领国女子的故事，比如《法兰西组曲》、《沉静如海》。在二战中，这样的故事大概有不少，但那是不能说的，后来都变成秘密沉没在时间的河流中。那个敌人身材魁梧，穿笔挺的纳粹军装，只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出卖了他。他心里有音乐和爱。而那个女子很文艺脱俗，爱弹钢琴，丈夫又出征了很久。于是敌我不分，善恶交织，罪恶里有人情，欲望里夹杂善意，还有各种愧疚让剧情跌宕。因此故事超越了战争，隐喻人世的复杂混沌，爱最终不能带来拯救，但它与音乐一样，是长夜里的一盏明灯。

二

1912年，恩格尔第一次来上海。身材高大，面貌普通，一张德国人古板的脸令人信赖。一双眼睛却温柔如水，让他看起来有些羞涩。那时他21岁，带着同样年轻的妻子来远东闯荡。

恩格尔是德国东南部的德累斯顿人，家境贫寒，自小喜爱音乐，小提琴学得很好，后来又学了指挥。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建议他“要么打铁，要么当音乐家”。可见在德国，音乐家和铁匠一样多，也同样是一门吃饭的手艺。

辛苦的成长后来支撑起漂泊的生涯。

中学毕业后，他去参军，加入军乐队。服兵役后回乡，他选择做一名音乐家，继续演奏小提琴。但可供选择的乐队寥寥，大多是些业余的温泉乐队和度假地乐队，后来他干脆自己开了一间小咖啡馆，每天晚上在自家店里演奏音乐。但那还是不够养家糊口。后来他开始旅行演出，足迹遍布奥地利、芬兰、俄国和巴尔干半岛。

再后来就到了上海。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欧亚之间的航程大大缩短了，欧洲人开始来远东旅行，欧洲音乐家们也纷纷来巡演。20世纪初的上海，传说中的“冒险家乐园”，纸醉金迷，遍地黄金。不少知名音乐家都来上海演奏过，海菲兹、蒂博、梅百器（Mario Paci）。乐手们听说这里可以挣到更多钱。

《南京条约》缔结之后，上海成了向英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大量的英国人进驻上海，他们建起洋房、租界、教会，修筑马路，待他们有了钱之后，又开办银行和百货商店，把在英国的消遣娱乐也带到上海，造起了跑马场、俱乐部，还招募了一支像模像样的乐队。

英国人喜欢晚上出门看戏，最初是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他们把一个仓库改建成帝国剧场，在那里表演戏剧。戏剧需要配乐，于是又召集会乐器的人来伴奏。在此基础上，1879年，上海成立了第一支西方管弦乐队“上海公共乐队”。最初乐队人手少，只是一支铜管乐队，在各种游行、剪彩等隆重场合表演。乐队时常邀请一些路过上海的外籍音乐家留下来指导，不断招募乐手，乐队逐渐壮大。

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了“魔都”，市民的文艺生活相当丰富多彩。

我们吃完饭后，在热闹的四马路上散步。然后，又到小巴黎酒吧舞厅，去看人们跳舞。舞厅相当大，和着乐队的音乐，灯光闪烁。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看到交谊舞在上海的流行趋势十分惊讶，不少舞厅里都拥有20人以上的乐队。当时上海已有著名的“电影院”，有一部分乐手为无声电影现场配乐，还有数不清的咖啡馆、酒吧、夜总会。上海因而成了音乐家的聚居地。有趣的是，当时在上海夜总会里面演奏的大多是菲律宾人。为什么菲律宾人擅长摆弄西方乐器？原来菲律宾曾被西班牙殖民统治了300多年，欧洲文化的长期植入，培养出了大量西方乐器的演奏者。他们学习欧洲音乐，后来菲律宾又被美国占领，乐手因而又学会了美国的流行曲和爵士乐。菲律宾乐手擅长数种风格，曲目丰富，活跃在各大港口城市的舞台上。

但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本国文化的纯正与优越性，并不希望公共乐队的乐师都是菲律宾人，而且菲律宾乐师大多来自底层，常闹事，不太好管理，演奏水平也参差不齐。当时公共乐队的演出盈利微薄，乐队委员会于是提议将乐队上交给工部局管理，后来改名为名闻遐迩的“工部局乐队”，开始依靠市民税收运营。

乐队因此有了经费高价聘请欧洲的职业音乐家。恩格尔就是当时从欧洲招聘来的乐手。

欧洲人来到上海，也带来了他们的假日音乐会。那时候，伦敦刚刚出现的“逍遥音乐会”已经来到上海，那是一种露天音乐会，也有在室内举办，但听众不用穿礼服正襟危坐，大家都比较“逍遥”轻松，可随意加入或走动。工部局乐队于是也在外滩花园办起了类似的“良宵音乐会”。当时在伦敦演奏的500多首乐曲，在上海也演了150多首，可见上海的城市文化当时是与欧洲同步的。大部分西方名曲当时已经在上海首演。这一逍遥音乐会的传统后来一直保留下来。

还有一种喜闻乐见的周日早晨音乐会。在欧洲，人们都有周日做礼拜和听音乐会的传统。莫扎特和贝多芬当年都是周日音乐会的常客，无论去演奏还是做听众都饶有兴致。上海的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很快开始模仿这种音乐会。旅法女钢琴家周勤丽在自传里写到，童年时生活在上海，那时候每个礼拜天是最快乐的，大清早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父亲去公园听音乐会，而平时独自练琴，难得见到父亲。她从那时候开始立志做一名音乐家。这些音乐会，也曾经是上海的古典音乐启蒙。

这些乐队的演出，恩格尔应该都参加过，只是找不到有关他和妻子在上海的生活记录。德国乐手的清高让上海人记忆深刻，他们拒绝在喜丧礼上伴奏，即使高价邀请。他们不屈服于各种权力、金钱或潮流。

这支乐队就是如今的上海交响乐团，当时已是“远东第一交响乐团”，演奏水平大概也不比如今逊色。最初乐队里没有中国人，据说谭抒真教授是第一位在工部局乐队演奏的中国人，后来他成为中国小提琴教育界的一代宗师。自然后来上交乐队变成了清一色中国人，到了21世纪初又开始面向世界纳贤，乐席里重新出现金发的外籍乐手。平时听过上交的不少音乐会，印象深刻的是一场新年音乐会，指挥来自纽约爱乐，音乐会稳定如常，乐队的临场反应敏捷自如有点令我吃惊，觉得一直有点低估了它。乐手都很勤奋，即使顶级水准也照样像学徒一样努力练习。那时候乐团在湖南路5号，对面就是音乐学院的高级教授公寓，门口低矮的宣传栏里，贴着熟悉的指挥家和乐手，如今国际上最著名的音乐家都会来上海，时常与上交合作。

恩格尔来上海不到两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工部局董事会中的德国人纷纷被迫辞职，外滩的德国银行倒闭，黄浦江上停泊的德奥商船被扣留，德国乐手也都下岗了。当时中国青岛是德国租界，日军参战，向青岛发起进攻，防守青岛的德军只有4000人，于是公共乐队的德国乐师应征入伍，恩格尔放下小提琴背起步枪奔赴青岛上战场。谁知那一场进攻的日军声势浩大，近30000人，德军寡不敌众只好集体投降。恩格尔、首席小提琴手米利埃斯和几位乐师都成了日军的俘虏。

他们被押送往日本的战俘营。

一去日本就是6年。先是在四国的丸龟战俘营度过3年，之后又在德岛县的板东战俘营度过3年。板东町那时是个农村，人口不足6000，但有不少著名的寺庙神社，人们参禅拜佛，民风淳朴，战俘们生活清苦，倒也没受什么欺侮。他们在当地种菜种庄稼，自制香肠面包，休闲活动有保龄球和体育运动。德国战俘里面自然有不少音乐家，没有音乐的日子过不下去，恩格尔很快就召集了乐师们一起来玩乐队。

最初人手不齐，但战俘营里面有一台从东京借来的钢琴，乐队用它弹奏欠缺的声部。后来搬到板东战俘营，和其他营里的乐师汇合，阵容扩大为45人，就弄出了一个像样的管弦乐队来，叫“沿岸炮兵队管弦乐团”。

技艺精湛的恩格尔成了乐团的顶梁柱，担任指挥和小提琴手，有时担任协奏曲的独奏，还是乐团的艺术指导。他的乐团在板东上演了17场音乐会，主要演奏海顿、贝多芬、舒伯特的德奥名曲，还有德日两国的民谣，恩格尔有时候自己作曲，为他的狱友舒登黑尔写了一首《舒登黑尔上尉进行曲》，也在音乐会上表演。

后来日本的音乐学家田庄一郎写了一本书，叫作《第九“最早”故事》，讲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最早在日本上演的故事。日本音乐界一直认为1924年在东京音乐学校那一场音乐会是贝九在日本的首演，而田庄发现，在德军战俘营里的音乐会上其实早已演奏过贝九了。只是因为观众都是德军，自小耳熟，没觉得大惊小怪。而板东的农民们，自然也听不来贝九，他们连五线谱也不识。

战俘营里面都是男性，贝九的合唱部分有女高音和女低音，只好都由男声低八度演唱替代。远离家乡与亲人的男人们，不远千里来中国，经历战争，又飘洋去日本，远在世界的一个陌生角落里想念故乡，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听故乡的音乐。幸好德国的音乐从不凄伤，《第九交响曲》辉煌的全奏，排山倒海般的气势，让人坚信有一种信念和理想比世界广阔，比生命长久，它让个人的命运变得微不足道，好像蹉跎一生是寻求真理的必然道路。个人的苦难命运曾经缔造了如此辉煌的音乐，照耀着我们的苦难，让它变得可以承受，甚至变成一种受难的荣耀。

在这样的背景里面，热爱音乐这件事变得很纯粹，那些人对音乐的渴望如此真实，他们会如何感受音乐呢？我难以代入，因而格外向往。我在如今的上海，在璀璨的夜色里抬头看飘移而过的厚厚云层，电子音乐在耳边跳跃，在轻微麻醉的晕眩里面，想象着惊雷一般响彻大地的贝九第四乐章大合唱。到底哪一个才是幻梦呢？

这个德国人没有留下抒情日记。只留下几篇论文，刊载在战俘营的营报上，向战友们介绍贝多芬交响曲演奏的风格问题。

渐渐地，板东的人们都听说了这支管弦乐队，附近的一些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纷纷上门求教，战俘营开始负责一部分本地学员的教学课程，并与他们一起演奏。在当时的日本乡村，人们几乎没听过西方古典音乐，也没有专业音乐训练基础，即使教这些门外汉，恩格尔也非常热情，每次坐车到一个小照相馆的二楼教课，教学十分严格，学生稍有差错，就举着指挥棒大喊：“No! No!”

有一次下课回家，汽车滑倒在河滩上，幸好河已经干涸了。他从车里爬起来，和大家一起笑笑唱唱地走回营里去。100年前的夏夜，日本乡间，他们一起在菜地里走路的画面，让我想起小津的电影。

本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德国大个子。他喜欢城里一间日料餐厅“越后亭”，常常和学生朋友们簇拥着去吃饭，一边欣赏本土表演。后来他归国之后，人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出一张艺伎的照片。一个窈窕女子，眉眼清淡，穿着浅色的和服，人们认出她就是在越后亭表演舞蹈的艺伎。

那女子低着头，淡淡地对来访的人说：“他身材魁梧，很有品位，一看就是艺术家的清澈双眼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对我身着的和服腰带和发插也很有兴趣，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所有美丽东西都怀有强烈憧憬的人。”

她低头告辞，看不清表情，只露出和服后领口一段粉颈。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不得而知。

恩格尔于1919年12月获得释放。1920年1月，他从神户登上“哈德逊”号轮船回德国，途经上海时，妻子贝尔塔上船与他团聚，他在日本的6年里，她一个人在上海，靠他的退职金度日。人们以为他们终于可以平安回德国了。谁知道，后来的5年，他们竟然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惹。恩格尔在“得嘉园管弦乐队”里谋得职位，在那里继续搞音乐。

接下来是严酷的二战，再没有恩格尔的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