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黑暗的一届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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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8月26日开幕的这届奥运会,并不是以“XXX奥运会”被人铭记的,而是“XXX惨案”。

1

1972年的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当时的主办国联邦德国是很想办好的。

联邦德国政府从上到下,都希望通过这届奥运会,抹去1936年柏林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的阴影——那是在希特勒的纳粹浪潮下举办的一届奥运会。

联邦德国希望告诉世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文明富强、安宁祥和的国家。

慕尼黑奥运会,也确实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景象:这是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一届奥运会。参加的国家和运动员数量,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包括以色列,尽管纳粹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印记还没消退,但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也派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运动员代表团。

慕尼黑奥运会
以色列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

如果说这届奥运会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大量的资金被投在了场馆设施和器材上,削弱了安保的预算。

不管怎样,开赛一周,各项赛事顺利进行,一切迹象表明,一届“欢乐祥和成功的盛会”,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直到9月5日凌晨,8个蒙面的黑影,悄悄潜进了奥运村。

2

1972年9月5日的凌晨4点,8个蒙面的男子来到了奥运村25A门旁的一段栅栏前。

这段栅栏有2米高,但这根本拦不住来参加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们,他们在晚上吃喝玩乐之后,经常会翻越这道栅栏进村。

奥运村的保安并不会阻拦他们——都是年轻人嘛,玩过头了很正常。而且保安拿什么阻止他们呢?为了扭转当年柏林奥运会给各国运动员造成的那种恐惧感,保安甚至连枪都没有配。而且,奥运村里没有路障,没有探头,没有探测器,真正体现“欢乐祥和”。

在此之前,没有一届奥运会因此出过什么问题。

更何况,那8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是套着田径运动服翻过栅栏的,动作娴熟。

他们如果是窃贼,倒也算了。但是,翻过栅栏后,他们从包里摸出了冲锋枪和手雷。

3

这8个人,是“黑色九月”(巴勒斯坦的一个秘密恐怖组织)的成员。

而他们这次潜进奥运村,显然是有备而来。一翻过栅栏,他们直接就扑向了31号建筑——那是以色列运动员的宿舍楼。

9月5日凌晨4点25分,恐怖分子来到了31号楼1号房间门前,他们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万能钥匙。

第一个听到异响的,是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英德。他一开始以为,是另外一名外出的室友回来了。但他听到门外的谈话,用的是阿拉伯语。

“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后来在阳台上被拍摄下的镜头

他瞬间反应了过来,一面冲上去用他重达124公斤的身躯顶住房门,一面用希伯来语朝屋内大喊:“有危险!”

尽管8名恐怖分子最终撞开了房门,但约瑟夫的努力没有白费,另一位举重教练破窗而逃——他是第一个逃出的以色列人。

另一个反抗的,是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他挥拳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但他随即被另一名恐怖分子用枪射穿了面颊。

剩下的4位以色列运动员,都被恐怖分子用枪指着头。

之后,3号房间的门随即也被恐怖分子撞开,里面的6名以色列运动员也被带了出来。其中的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理决定赌一把,趁人不注意,他突然发力冲出了房间。恐怖分子连射几枪都没有击中他——贾德幸运地成为第二个逃出的以色列人。

面颊血流如注的摩西没有放弃,在贾德逃跑时,趁着恐怖分子分神,猛地击碎了其中一个的下巴,但随即胸部连中数枪,他还试图拿起一把菜刀,但随后又被一枪命中头部——摩西成为第一个死去的以色列人。

举重运动员鲁马努抄起了另一把菜刀,直接砍向了一名恐怖分子,但之后他被冲锋枪几乎打为两截——第二个死去的以色列人。

至此,13名以色列人,逃走两个,死去两个,还剩下9个,被8名恐怖分子控制了。

以色列运动员的房间现场

恐怖分子曾殴打那9个以色列人,威逼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藏身的房间,但9个人,紧咬牙关,没有一个开口。

另外7名以色列运动员,逃过一劫。

4

这场发生在9月5日凌晨的殊死搏斗,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其间还有枪响,但没有人注意到。

作为一届“欢乐”的盛会,奥运村里夜夜都有狂欢活动,砸碎酒瓶甚至燃放鞭炮的现象经常发生,保安都已经习以为常。警察局曾接到过几个路人打来的电话,但同样认为是运动员的嬉戏打闹,并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逃出来的两位以色列运动员,分别到韩国和意大利代表团下榻的地方打电话报警。

伪装成运动员的警察,试图去营救人质

但其中一名运动员贾德犯了一个错误:他告诉警方,恐怖分子只有5个人。

9月5日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弗雷德·施赖伯从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他知道出大事了。

5点30分,弗雷德接到了恐怖分子的要求:在9月5日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3架飞机把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5

到了恐怖分子限定的9点,国际奥委会主席拉基宁和本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道默宣布,从9月5号下午开始,慕尼黑奥运会所有比赛暂停。

同时,联邦德国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以及警察局长弗雷德,提出愿意进入建筑换回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了,只是同意把时间延迟到12点,并且放低条件:只需要把他们和人质用飞机送到埃及开罗,再释放他们要求释放的其他人。

在此期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通过电话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分钟。比撒切尔夫人成名更早的“铁娘子”梅厄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立场:绝不妥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

但在奥运村这边,为了营救人质,联邦德国政府表示,愿意同意恐怖分子的要求,但需要进一步谈判细节,以此拖延时间。

晚上6点35分,联邦德国内政部部长、奥运村村长和弗雷德警长作为谈判代表,进入了31号楼。但他们出来后,带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恐怖分子既疯狂又坚决,取消攻进大楼营救人质的计划。

之后,就像那些警匪片里拍的那样,在包围奥运村的12 000名联邦德国警察的注视下,2架直升机腾空而起,载着8名恐怖分子和9名以色列运动员,飞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

6

机场,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晚上10点35分,两架载有恐怖分子和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降落在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旁。恐怖分子强迫直升机的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4个恐怖分子走出直升机,去检查客机。

此时的机场周围,自然已经安排了联邦德国的狙击手。但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影响了狙击手的判断。

最要命的是,联邦德国警方听信了贾德关于恐怖分子只有5人的话,还真的不多不少,只安排了5个狙击手。

时间不等人。

当恐怖分子从直升机走向客机的时候,狙击手开火了。

很遗憾,尽管上来就击中了两个恐怖分子,但5个狙击手,不可能瞬间击毙8个恐怖分子。

枪声一响,直升机的驾驶员按照事先的约定,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两人被击中,重伤。

但他们还能跑,而被捆在直升机里的以色列人质,双眼被蒙住,动弹不得。

恐怖分子立即就近找掩护,开枪还击。解救人质的一场突袭,居然变成双方互射的一场枪战。

因为顾及人质的安全,联邦德国警察不敢火力全开。在几次劝降都被恐怖分子拒绝之后,失去耐心的联邦德国警察,决定不顾一切了——他们出动了六辆装甲车,突击队队员跟在后面冲了上去。

失去逃跑希望的恐怖分子,终于做了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他们往一架载有5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扔了一颗手榴弹,直升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另一架直升机里的4名以色列人质,被直接射杀。

被烧毁的直升机

9月6日凌晨1点30分,警方终于击毙了最后一名不肯投降的恐怖分子,后来经查实,这个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的人,原来作为一名建筑师,参与修筑慕尼黑奥运会的奥运村,所以恐怖分子才会那么熟门熟路。

最终,8名恐怖分子,5人被击毙,3人被抓捕。但9名以色列人质,无一生还。

在检查直升机残骸时,警方发现,那4名被捆绑射杀的以色列人质,绳索上留下了他们的牙痕——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在努力逃跑。

7

9月6日上午,慕尼黑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座无虚席,但不是为了观看比赛,而是所有的参赛国运动员和官员,为以色列代表团逝去的11条生命默哀。

著名的巴伐利亚歌剧院管弦乐团,现场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许多在场运动员失声痛哭。

以色列代表团团长拉尔金——本来是这次“黑色九月”要抓的头号目标——发表了讲话:“现在,我要带着我同胞的遗体回国了。但是,奥林匹克的精神不会变。我们保证,四年后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我们还会回来。”

9月7日,慕尼黑奥运会比赛全面恢复。

遇难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

那一届奥运会,苏联名列第一,带回了50枚金牌。美国名列第二,带回了33枚金牌。

而以色列,带回了11具同胞的尸体。

馒头说

其实,以色列在那届奥运会上的保证,并不仅仅是继续参加奥运会。

11具同胞遗体被送回国后,铁腕女总理梅厄公开表示,以色列必须“以眼还眼”。她当即授权“摩萨德”(著名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必须为11名以色列运动员复仇。

在“摩萨德”领导人扎米尔将军的策划和实施下,一份名为“上帝之怒”的复仇计划出炉了。

“摩萨德”选出了11名“黑色九月”组织的领导和重要成员,开始了全世界范围的追杀。或爆破,或暗杀上了“复仇名单”的11个人,最终只有1个人侥幸逃脱,其余10人全被“摩萨德”暗杀。关于这段故事,斯皮尔伯格(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专门拍过一部电影,就叫《慕尼黑》。

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以色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公开自己暗杀行为的国家。但在那之后,曾经批评这种行为的美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甚至开始动用无人机发射导弹“定点清除”目标。

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我采访的第一届奥运会,当时我就惊讶于每次进入奥运村,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军人注视下,通过安检门和搜身,甚至随身的笔记本电脑,也要当着他们的面启动一次。

但了解了“慕尼黑惨案”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检查都不是多余的。

只是,用斯皮尔伯格导演完《慕尼黑》之后的话来说:“我喜欢以色列受到严重威胁时做出的强烈反应。但我认为以‘反应’来对抗‘反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造成了一种‘永动’的报复机制。”

尤其是放到恐怖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每个人其实都想知道,这种“怨怨相报”的尽头究竟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