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雪覆盖着原野，乡村间的大路上。午间融雪时踩踏得稀烂的泥巴，夜间又冻结成硬块了，路面坑坑洼洼，绊绊磕磕。道路朝南，沿着漫坡而上的原野延伸，在雪地上像一条随意丢下的皮绳，曲曲弯弯。
    我们三人——班长刘建国、班主任王老师和我——一行，冒着渭河平原数九隆冬的清晨时分凛冽的寒风，正沿着这条乡村大路朝南走，要赶到一个叫田家寨的村子去，找田芳的父亲田茂荣老汉。我们将交给他四百块钱，由他再交给把田芳许订给的那一方的家长，偿还他接受过的彩礼或者说聘金，从经济上彻底割断捆绑着田芳的绳索，这是怎样一件令人鼓舞的壮举！
    四百块钱装在我的书包里，沉甸甸地挂在我的肩上，那无异于几百颗腾腾跳跃着的心，我怎能不感到沉重呢！
    新年晚会上，我们的《白毛女》歌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田芳的名字消匿了，那些认识或不认识她的外班的同学，那些教她或根本没有教过她的老师，见面都亲切地叫她白毛女了，我们班的同学更不用说了。戏剧里的白毛女已经获得了新的生活的权利，获得了幸福自由的爱情，现实生活中的白毛女——田芳，笼罩在心灵上的封建的乌云还没有消散。
    虽然发生过轰动小镇的抢劫田芳的事件，她的父亲仍不改口，绝不许她毁弃三媒六证确定过的与大张村的婚约。对她压力最大的不是她的父亲，她说她将永不回家，甚至断绝父女关系，也决不回到“黑咕咚咚的万丈深的枯井”里去了。对她压力最大的是八石麦子，她的父亲把她许订给大张村所接受下的聘礼，早已被全家老少吃掉了，变成粪土，施到田地里去了。八石麦子，一石十斗，一斗三十五市斤，整整两千八百斤，折合人民币三百多块钱哪！
    一场募捐活动在师范学校掀起来了！
    想起这场募捐活动的前前后后，我至今仍然激动不已。起初，只是我们篮球队几个同学的举动，想不到竟然扩大到整个学校里去了。那天与县武装部的篮球赛结束以后，我和队长何长海回校的路上，闲扯着已经过去的田芳被抢劫的事。我说，我要是有三四百块钱，我就愿意拿出来，解除她心上的债务。何长海说，咱们球队凑一凑，能不能凑够呢？十来个篮球队员在一块凑来凑去，不过几十块钱，远远不够。回到学校后，消息传给班里的男女同学，大家纷纷向我捐款。紧接着，外班的同学也赶到我的宿舍、我的教室里来捐款，甚至有十几位老师也捐了……啊呀！短短的三四天内，我的书包里装进了五百多块钱，超过需要的数目了。我和班主任王老师商量之后，决定把多余的一百多块钱退回那些捐数最高的老师和学生，留下四百元足够了。
    “为了砸断封建锁链！我捐三块……”
    “再不能容忍我们的姐妹作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我捐一块……”
    “为了解放，为了自由！我捐……”
    那一张张男生和女生的脸在我眼前迭印，那一声声慷慨激昂的话在我耳畔响着，永生难忘！大伙不仅是同情田芳的遭遇，而是一种共同的时代要求，刚刚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强烈的反封建的意识是共同的要求，这些师范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速成班的学生，来自社会底层，不单是仇恨地主资本家，尤其仇恨封建的婚姻，好多人与田芳有类似的遭遇，离婚和解除婚约，在师范学校不仅不会被人耻笑，而会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同情。
    “你离婚了？”
    “离了！”
    “完全弄零干了？”
    “零干了。你呢？”
    “我刚提出来，正离哩！”
    “赶紧离了！重新自由去……”
    这是公开的交谈，不会令人议论……田芳这样的引人注目的白毛女，得到热烈的募捐就是不奇怪的事了。
    我按按书包，四百块人民币正在手心，我的心止不住一阵发热，隆冬原野上清晨凛冽的寒风也不那么厉害了。
    我们三人走进田家寨，几经打问，终于找到田芳家的门口。
    两间厦屋，连个围墙也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十分贫苦的农民。我们三人站在厦屋门口，一个女人走出来，大约四十出头，一眼就可以断定是田芳的母亲，脸形太相像了，她一看见这三个穿戴不同于庄稼人的陌生人，先愣怔了一会儿，有点惊恐地问：“寻谁？”
    王老师说明了我们的身份，田芳母亲脸上的惊恐立时消失了，却更加慌，把我们让进屋，却无法使我们坐下来。炕上的一张破烂的被子下，围坐着四个娃子和女子，地上竟然没有一个可供人坐下的凳子。她擦擦手，闪身出了门，再进门的时候，端着一条长凳，大约是从邻家借来的。不管怎样，我们三人挨排儿在长凳上挤着坐下了。
    她张罗着倒水，取烟，取来了一只装着烟未的木盒子，却找不到烟袋。王老师点燃自己的纸烟卷，劝她再甭麻烦了。她在灶锅下的木墩上坐下，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没有经见过世面，也没有和公家的干部打过交道的农家妇女，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王老师尽管很和气，问她家里的状况，她头不抬，烧着火，简短地答上一句，半天又没话了。田芳的父亲拾粪去了，她告诉我们，随之就指使坐在炕上的儿子去找。
    老汉回来了，头上裹着一条黑布帕子，鼻子冻得红红的，一进门，大声说：“三位先生来了！抽烟——”把那个短杆旱烟袋依次让给我们三人，随之在门槛上坐下来。
    “三位有何贵干？”他仰头问。
    王老师和他谈起田芳的婚事，给他解释新社会婚姻自由的道理。老汉低着头，抽着烟，做出一种耐心听着的姿态。一当王老师停住口，他仰起脸，做出深明大义的神气，说：“新社会好，咱农民拥护共产党。儿女的婚嫁之事，应该由家里管，政府和学校管这些事做啥？”
    王老师又耐心给他解释学校应该管的原因。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田芳的父亲说，“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比我懂得多，我跟人家说下一句话，三媒六证，邻里皆知，而今一水冲了，我在田家寨还算不算人？”
    我心里暗暗吃惊。这个老农民，一身黑色家织粗布棉袄棉裤，补丁摞着补丁，肘头露出变成黑色的棉花絮子，一脸皱折，鼻尖上吊着清凌凌的水一样的鼻涕滴子，捉着烟袋的手指像树皮一样裂开着口子，嘴里却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词句。我早已从田芳口里得知，她的父亲是个一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一个大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子，谈起话来，却要讲信义，夹杂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词。如果是我的父亲这样讲话，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亲却叫我奇怪了。
    王老师索性问起八石麦子的事。
    “有这事。”田芳的父亲一口应承，“家家的女子都卖钱，家家的儿子订媳妇都花钱。我吃了人家的麦子，我不昧良心……”
    王老师又讲道理，说那根本不是昧良心的事。我也就一手掏出四百元钱来：“这是我们同学和老师的一点心意，目的只有一个，让田芳能安心读书，再甭逼她上轿了……”
    老汉瞪大眼睛，瞅着我递到他眼前的一厚扎票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有料到我们的这个举动。愣了半天，忽然醒悟了似的，猛地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推开，并且站了起来：“这不能，这不能呀！”
    “我们是为了田芳的前途……”我说。
    “为了啥也不能失信！”老汉说。
    “你要是不收，我们就——”王老师看看说服不下，就使出我们路上商量好的最后的一着，“交给乡政府，由乡政府交给大张村那家人。当然，这样一来，媒人和你难免就不好看了。你知道，上次抢人，县上扣了大张村三个人，刚刚释放……”
    “唉呀！”田芳的父亲颓然坐在门槛上，双手抱住头叹息。
    王老师示意我把钱放下，我瞅瞅那张破烂的用麻绳扭着腿儿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盆盆罐罐，把钱放下了。
    “我们走了。”王老师站起来说。
    田芳的父亲抬起头，看见桌子上的那一摞钱，没有推辞，脸上露出愧疚不堪的神色，张开双手，挡住门：“说啥也不能走……不吃饭了，再坐坐……”
    我们又坐下了。
    “唉，三位同事……”他摆摆头，一脸诚恳的又是慌愧的神色，“解放了，已往的礼性全部不合时了吗？”
    王老师笑了：“也不是这么说。你，一个贫农，翻身了，扎实种你的地，把日子往好里过，顾那么多臭礼性做啥？”
    “解放了好！确实好！不拉兵了，不抽税了，官人不欺百姓了，确实好！可这新社会——”田芳的父亲现在显出一个老庄稼的天真来，说，“全都没大没小了么？男女不分了么？不顾脸面了么？”
    王老师哈哈笑着，摇摇头。
    “你看——”老汉举出例证来，“俺田家寨，有五个姓氏，田姓是主，其余是后来添进来的。人说，‘歪胡家，捣秦家，恶鬼出在刘、李家，仁义礼智大田家’，而今，田家人也不讲礼义了！你看看，那些男男女女，这个离婚呀，那个自由呀！闹得全都乱了套……当然，咱连咱的女子也没管得住！”
    “你为啥要管人家哩？”王老师笑着问，“人家年青人，听啥不听啥，自己有主意了！你拿那些老封建思想管人家，肯定管不住！”
    田芳的父亲叹息：“咱们人老几辈儿没跟人胡说白道过，穷是穷，可没做下让人指脊背的事……”
    “你把我压迫了一辈子！”田芳的母亲说，“而今孩子压不住了……才好！”
    “你——”田芳的父亲红了脸，“我看我活不成了！”
    “穷得叮当响，臭礼性倒多！”女人更加壮起胆子，“土改时，工作组分给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呢？晚上悄悄给人家送回去，让民兵抓住了，审了半夜，说他跟财主有勾搭，他只说……我不能白受不义之财……你们三位听听，这就是他的礼性！”
    告别了田芳的父母，我们三人重新返回来。太阳升起在冬日灰蓝的天际，寒气消散了，道路上开始松冻，泥泞布满乡间大道。我们三人回味着刚才和田芳父亲的有趣的谈话，说着笑着，走到漫坡顶上。
    眼前是渭河平原的壮丽的原野，坦坦荡荡，一望无际，一座座古代帝王、谋士、武将的大大小小的墓塚，散布在田地里，蒙着一层雪，他们长眠在地下宫殿里，少说也有千余年了，而他们创造的封建礼教却与他们宫廷里的污物一起排到宫墙外边来，渗进田地，渗进他的臣民的血液，一代一代传留下来，就造成了如我的父亲和田芳的父亲这样的礼义之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