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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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读了两年半,毕业正在春季。没有办法,我只能就近读正谊高中。年级变了,上课的地址没有变,仍然在山(假山也)奇水秀的大明湖畔。
    这一年夏天,山东大学附设高级中学成立了。山东大学是山东省的最高学府,校长是有名的前清状元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彰,以书法名全省。因为状元是“稀有品种”,所以他颇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设高中一建立,因为这是一块金招牌,立即名扬齐鲁。我此时似乎也有了一点雄心壮志,不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经过了一番考虑,立即决定舍正谊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选在北园白鹤庄。此地遍布荷塘,春夏之时,风光秀丽旖旎,绿柳迎地,红荷映天,山影迷离,湖光潋滟,蛙鸣塘内,蝉噪树巅。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诗,赞美北园:“杨花落尽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声声向人语:此间即是避秦乡。”可见他对北园的感受。我在这里还验证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说,离开此处有几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说这是海外奇谈。可是我亲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证此言不虚。
    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能副其实的。首先是教员队伍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所有的老师几乎都是山东中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国文教员王玉先生家学渊源,学有素养,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后为青岛大学教师。英文教员是北大毕业的刘老师,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员。教数学的是王老师,也是一中的名教员。教史地的是祁蕴璞先生,一中教员,好学不倦,经常从日本购买新书,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学术情况的人,恐怕他是惟一的一个。教伦理学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谊的校长鞠思敏先生。教逻辑的是一中校长完颜祥卿先生。此外还有两位教经学的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进士,由于年迈,有孙子伴住,姓名都记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记不清,因为他忠于清代,开口就说:“我们大清国如何如何。”所以学生就管他叫“大清国”。两位老师教《诗经》、《书经》等书,上课从来不带任何书,四书、五经,本文加注,都背得滚瓜烂熟。
    中小学生都爱给老师起绰号,并没有什么恶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异。上面提到的“大清国”,只是其中之一。我们有一位“监学”,可能相当于后来的训育主任,他经常住在学校,权力似乎极大,但人缘却并不佳。因为他秃头无发,学生们背后叫他“刘秃蛋”。那位姓刘的英文教员,学生还是很喜欢他的,只因他人长得过于矮小,学生们送给他了一个非常刺耳的绰号,叫做“X亘”,X代表一个我无法写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学生,三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一年级三个班,总共不到二百人。因为学校离城太远,学生全部住校。伙食由学生自己招商操办,负责人选举产生。因为要同奸商斗争,负责人的精明能干就成了重要的条件。奸商有时候夜里偷肉,负责人必须夜里巡逻,辛苦可知。遇到这样的负责人,伙食质量立即显著提高,他就能得全体同学的拥护,从而连续当选,学习必然会受到影响。
    学校风气是比较好的,学生质量是比较高的,学生学习是努力的。因为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烦,没有什么“绯闻”一类的流言。“刘秃蛋”人望不高,虽然不学,但却有术,统治学生,胡萝卜与大棒并举,拉拢与表扬齐发。除了我们三班因细故“架”走了一个外省来的英文教员以外,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风波。此地处万绿丛中,远挹佛山之灵气,近染荷塘之秀丽,地灵人杰,颇出了一些学习优良的学生。
    至于我自己,上面已经谈到过,在心中有了一点“小志”,大概是因为入学考试分数高,所以一入学我就被学监指定为三班班长。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数第一张桌子,标志着与众不同。论学习成绩,因为我对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我比。别的课想得高分并不难,只要在考前背熟课文就行了。国文和英文,则必须学有素养,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在国文班上,王玉老师出的第一次作文题是“读《徐文长传》书后”,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的评语是“亦简练,亦畅达”。此事颇出我意外。至于英文,由于我在上面谈到的情况,我独霸全班,被尊为“英文大家”(学生戏译为greathome)。第一学期,我考了个甲等第一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荣登这个宝座,虽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我却有点沾沾自喜。
    可事情还没有完。王状元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灵感,他规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绩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额外褒奖。全校五个班当然有五个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者,却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平均分数是九十七分。于是状元公亲书一副对联,另外还写了一个扇面,称我为“羡林老弟”,这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对联已经佚失,只有扇面还保存下来。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决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C.O.D.)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绝不是什么英雄,“怀有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时间到了1928年,应该上三年级了。但是日寇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了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派兵占领了济南。学校停办,外地的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我住在济南,只好留下,当了一年的准亡国奴。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军阀早就滚蛋,来的是西北军和国民党的新式军阀。王老状元不知哪里去了。教育厅长换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惟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表面上颇有“换了人间”之感,四书、五经都不念了,写作文也改用了白话。教员阵容仍然很强,但是原有的老教员多已不见,而是换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从上海来的教员,国文教员尤其突出。也许是因为学校规模大了,我对全校教员不像北园时代那样如数家珍,个个都认识。现在则是迷离模糊,说不清张三李四了。
    因为我已经读了两年,一入学就是三年级。任课教员当然也不会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的教员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记住的都是国文教员。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什么胡也频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莱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尽管有的先生没有教过我。
    初入学时,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根本很少讲国文,几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写上两句话: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现代文艺”,当时叫“普罗文学”,现代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个年轻革命家的身份,毫无顾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学生区摆上桌子,招收现代文艺研究会的会员。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当了会员,还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准备在计划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一些肤浅的革命口号。胡先生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准备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两年后就在上海龙华就义。
    学期中间,接过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题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我父亲死于故乡我回家奔丧的心情的,董老师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页上面空白处写了几个眉批:“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这真正是正中下怀,我写文章,好坏姑且不论,我是非常重视节奏的。我这个个人心中的爱好,不意董老师一语道破,夸大一点说,我简直要感激涕零了。他还在这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说我和理科学生王联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了满足。我之所以能毕生在研究方向迥异的情况下始终不忘舞笔弄墨,到了今天还被人称作一个作家,这是与董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分不开的。恩师大德,我终生难忘。
    我不记得高中是怎样张榜的。反正我在这最后一学年的两次考试中,又考了两个甲等第一,加上北园的四个,共是六连贯。要说是不高兴,那不是真话;但也并没有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是19岁。
    如果青年朋友们问我有什么经验和诀窍,我回答说:没有的。如果非要我说点什么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两句老生常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诀窍。说了等于白说;但白说也得说。
    1998年8月25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