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使馆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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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在瑞士设有公使馆。当时最高级的驻外代表机构好像就是公使馆。因为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又没有被卷入世界大战,所以这里的公使馆俨然就成了欧洲的外交代表。南京政府争取留学生回国,也就以瑞士作为集中地点。他们派来此地的外交人员级别也似乎特别高。驻瑞士使馆的武官曾一度是蒋介石手下的所谓“十三太保”之一,后来成为台湾海军总司令的显要人物。
我们在瑞士打交道的就是这个公使馆。
我们于10月9日到了瑞士,当晚就坐火车赶到弗里堡。第二天又回到伯尔尼,晚上参加了使馆举行的所谓庆祝“双十节”的宴会,到的留学生相当多,济济一堂,来自欧洲的许多国家,大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势。我在饥饿地狱里已经呆了不少年头,乍吃这样精美的中国饭菜,准备狼吞虎咽,大大地干它一场。然而德国医生告诉过我,人们饿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自己会失掉饱的感觉。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有不少人这样撑死的。我记住了这些话,随时警惕,不敢畅所欲吃。然而已经解馋不少了。
从这以后,我住在弗里堡,不常到使馆里去。但是逐渐从老留学生嘴里知道了使馆内部的一些情况。内部人员之间有矛盾。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的情况下,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使馆又与留学生有矛盾。详情不得而知,只听说有一次一些留学生到使馆里去闹,可能主要也是由于经济问题。大概闹得异常厉害,连电话线都剪断了。使馆里一位秘书之类的官员,从楼上拿着手枪往下跑,连瑞士警察也被召唤来了。由于国际惯例,中国使馆是属于中国的,瑞士人不能随便进去。因此请来的警察只能呆在馆外作壁上观,好像中国旧小说里常讲到的情况。这场搏斗胜败如何,我没有兴趣去仔细打听。但是却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我们于必要时何不也来仿效一下呢?
这样的时机果然来了。起因也是经济问题。使馆里有一位参赞原是留德学生,对我们刚从德国来的几位学生特别表示好感。他大概同公使有点矛盾,唯恐天下不乱,总想看公使的笑话。有一天他偷偷告诉我们,南京政府又汇来了几十万美元,专用做救济留欧学生之用,怂恿我们赶快去要钱。我们年少气盛,而且美元也决不会扎手,于是就到使馆去了。最初我们还是非常有礼貌的,讲话措辞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谈到了我们去的主要目的:要钱。那位公使脸上就露出了许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辞。我在1945年11月17日的日记上写了我对他的印象:“这位公使是琉璃蛋,不成问题,恐怕已经长出腿来了。虎文说他说话不用大脑。我说他难得糊涂。”这应该说不是好印象。他一支吾,我们就来了火气。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国内已经汇来了美元,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瞒也瞒不住。此时,他脸上勃然变色,似乎有点出汗的样子,他下意识地拉开抽屉,斜着眼睛向里面瞧。我猜想,抽屉里不是藏的美钞,就是藏的账本。不管他瞧的是什么,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后,他答应给我们美元。但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要告诉别的留学生,不要张扬。我们点头称是,拿了美钞,一走出使馆,我们逢人便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当时没有仔细分析。说是惟恐天下不乱吧,有点过分。恐怕只是想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让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在瑞士期间,我听了很多使馆的故事或者传说。有人告诉我,在一个瑞士人举办的什么会上,中国公使被邀参加并且讲话。按外交惯例,他应该用中文发言,让译员翻译成德语或者法语,二者都是瑞士国语。但是,我们的公使大人,大概想露一手,亲自用德文讲话。如果讲得好,讲得得体,也未可厚非。可是他没有准备好的讲稿,德语又蹩脚。这样必然会出洋相的。特别是他在讲话中总是说“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大为惊愕。中国人士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恍然顿悟:我们公使大人是在把中国讲话时一时想不起要讲什么话只好连声说“这个,这个,这个……”翻译成了德文。这样的顿悟,西方人士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的。中国人有福了。
我还听人说,在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有一位使馆里的什么官员,同我们一样,鼻梁儿不高,却偏喜欢学西方高鼻梁儿人士,戴卡鼻单面眼镜,大概认为这样才有风度。无奈上帝给中国人创造了低鼻梁儿,卡鼻眼镜很难卡得住。于是这一位外交官只好皱起眉头,才能勉强把眼镜保留在鼻梁儿上。稍一疏忽,脸上一想露笑容,眼镜立即从鼻梁儿上滑落。就这样,整个晚上,这一位自命有风度的外交官,皱着眉头,进退应对于穿笔挺的燕尾服的男士们和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士们之间。真是难为了他!无独有偶,在同一个招待会上,我们的武官,大概是什么少将之类,把自己得到的一枚勋章别在军服的胸前,以显示威风。但是,这一枚小小的勋章偏不听话,偏要捣蛋,总把背面翻转向前。这当然会减少威风的分量,是我们的武官决不能允许的。于是,整个晚上,他就老注意这枚勋章,它一露出背面,他总是把它翻转过来。我个人没有这个眼福,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精彩的表演。你试闭眼想上一想:在一个庄严隆重的外交招待会上,作为主人的官员和武官,一个紧皱眉头,一个不停地翻转勋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你能不哑然失笑吗?
其余的传言还很多,我不再讲述了。
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样一个使馆。我真是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付南京派出来的外交官,硬比软更有效果。我们交涉从瑞士到法国去的用费和交通工具时,我们就应用了这个经验,而且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