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花的蔷薇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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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2)(《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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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那有名的小说《DonQuijote》的M.deCervantes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DonQuijote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3)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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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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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4)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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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6)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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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7)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算作一个例外罢。
五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的《闲话》。他在文中先举《呐喊》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间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
(3)见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第五、六章。关于说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话,参看本卷第239页注(39)。
(4)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指成舍我、蒋梦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同年五月一日广州《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报道,自标榜“扑灭赤化”的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并采取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严厉镇压手段后,北京报界和学界一片恐慌,《世界晚报》成舍我、《中美晚报》宋发祥和“素号稳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先后逃匿。
(5)“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语见《尚书·胤征》,好坏同归于尽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直系军阀以曹锟、吴佩孚等为首;皖系军阀以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战事于七月中旬开始,不数日皖军溃败;北洋政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职务,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馆。下文所说的广告,不见于《北京日报》;
究系何报,未详。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五四”时期它们曾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反群众的情绪,也曾被胡适等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