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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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文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2〕,不好;巴比塞〔3〕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4〕,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5〕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2〕萧伯纳于一九三三年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七日途经上海。
  〔3〕巴比塞(H.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4〕“大学教授,下职官员”这是邵洵美在《十日谈》杂志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的《文人无行》一文中的话:“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少,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借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5〕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政论家、出版家。曾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著有《萍踪寄语》等书。《高尔基》(原书名《革命文豪高尔基》)是他根据美国康恩所著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里所谈的批评,是指林翼之的《读〈高尔基〉》一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