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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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处“小说”应为“戏曲”。
  〔2〕胡适在其《西游记考证》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又说:“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见《胡适文存》二集)。钢和泰,沙俄时代贵族,十月革命后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教古印度宗教学和梵文。
  〔3〕“红线,明梁辰鱼曾作杂剧《红线女》。“红拂”、明张凤翼曾作传奇《红拂记》。“虬髯”,明凌濛初曾作杂剧《虬髯翁》。
  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上次讲过: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宋人虽然还作传奇,而我说传奇是绝了,也就是这意思。然宋之士大夫,对于小说之功劳,乃在编《太平广记》一书。此书是搜集自汉至宋初的琐语小说,共五百卷,亦可谓集小说之大成。不过这也并非他们自动的,乃是政府召集他们做的。因为在宋初,天下统一,国内太平,因招海内名士,厚其廪饩,使他们修书,当时成就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但在无意中,却替我们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薮来。至于创作一方面,则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为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
  宋建都于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间有种杂剧,这种杂剧中包有所谓“说话”。“说话”分四科:一、讲史;二、说经诨经;三、小说;四、合生。“讲史”是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就是后来历史小说之起源。“说经诨经”,是以俗话演说佛经的。“小说”是简短的说话。“合生”,是先念含混的两句诗,随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意思,大概是讽刺时人的。这四科后来于小说有关系的,只是“讲史”和“小说”。那时操这种职业的人,叫做“说话人”;而且他们也有组织的团体,叫做“雄辩社”。他们也编有一种书,以作说话时之凭依,发挥,这书名叫“话本”。南宋初年,这种话本还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则杂剧消歇,话本也不通行了。至明朝,虽也还有说话人,——如柳敬亭就是当时很有名的说话人——但已不是宋人底面目;而且他们已不属于杂剧,也没有什么组织了。到现在,我们几乎已经不能知道宋时的话本究竟怎样。——幸而现在翻刻了几种书,可以当作标本看。
  一种是《五代史平话》,是可以作讲史看的。讲史的体例,大概是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直到了要讲的朝代。《五代史平话》也是如此;它的文章,是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结,总是一段一段的有诗为证。但其病在于虚事铺排多,而于史事发挥少。至于诗,我以为大约是受了唐人底影响:因为唐时很重诗,能诗者就是清品;而说话人想仰攀他们,所以话本中每多诗词,而且一直到现在许多人所做的小说中也还没有改。再若后来历史小说中每回的结尾上,总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话,我以为大概也起于说话人,因为说话必希望人们下次再来听,所以必得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未了事拉住他们。至于现在的章回小说还来模仿它,那可只是一个遗迹罢了,正如我们腹中的盲肠一样,毫无用处。一种是《京本通俗小说》,已经不全了,还存十多篇。在“说话”中之所谓小说,并不像现在所谓的广义的小说,乃是讲的很短,而且多用时事的。起首先说一个冒头,或用诗词,或仍用故事,名叫“得胜头回”——“头回”是前回之意;“得胜”是吉利语。——以后才入本文,但也并不冗长,长短和冒头差不多,在短时间内就完结。可见宋代说话中的所谓小说,即是“短篇小说”的意思,《京本通俗小说》虽不全,却足够可以看见那类小说底大概了。
  除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一种《大宋宣和遗事》,首尾皆有诗,中间杂些俚句,近于“讲史”而非口谈;好似“小说”而不简洁;惟其中已叙及梁山泊的事情,就是《水浒》之先声,是大可注意的事。还有现在新发现的一部书,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此书中国早没有了,是从日本拿回来的——这所谓“诗话”,又不是现在人所说的诗话,乃是有诗,有话;换句话说:也是注重“有诗为证”的一类小说的别名。
  这《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虽然是《西游记》的先声,但又颇不同:例如“盗人参果”一事,在《西游记》上是孙悟空要盗,而唐僧不许;在《取经诗话》里是仙桃,孙悟空不盗,而唐僧使命去盗。——这与其说时代,倒不如说是作者思想之不同处。因为《西游记》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经诗话》之作者是市人。士大夫论人极严,以为唐僧岂应盗人参果,所以必须将这事推到猴子身上去;而市人评论人则较为宽恕,以为唐僧盗几个区区仙桃有何要紧,便不再经心作意地替他隐瞒,竟放笔写上去了。
  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如一、后之小说如《今古奇观》等片段的叙述,即仿宋之“小说”。二、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作家之中,又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就是罗贯中。
  罗贯中名本,钱唐人,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做的小说很多,可惜现在只剩了四种。而此四种又多经后人乱改,已非本来面目了。——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不似经书,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至于贯中生平之事迹,我们现在也无从而知;有的说他因为做了水浒,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那可也是一种谣言。贯中的四种小说,就是:一、《三国演义》;二、《水浒传》;三、《隋唐志传》;四、《北宋三遂平妖传》。《北宋三遂平妖传》,是记贝州王则借妖术作乱的事情,平他的有三个人,其名字皆有一“遂”字,所以称“三遂平妖”。《隋唐志传》,是叙自隋禅位,以至唐明皇的事情。——这两种书的构造和文章都不甚好,在社会上也不盛行;最盛行,而且最有势力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一、《三国演义》讲三国底事情的,也并不自罗贯中起始,宋时里巷中说古话者,有“说三分”,就讲的是三国故事。
  苏东坡也说:“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在罗贯中以前,就有《三国演义》这一类的书了。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至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是否出于创作,还是继承,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但明嘉靖时本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编次”之说,则可见是直接以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的。但是现在的《三国演义》却已多经后人改易,不是本来面目了。若论其书之优劣,则论者以为其缺点有三:(一)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1〕,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二)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
  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像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如《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都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
  二、《水浒传》《水浒传》是叙宋江等的事情,也不自罗贯中起始;因为宋江是实有其人的,为盗亦是事实,关于他的事情,从南宋以来就成社会上的传说。宋元间有高如,李嵩等,即以水浒故事作小说;宋遗民龚圣与又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又《宣和遗事》上也有讲“宋江擒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等说话,可见这种故事,早已传播人口,或早有种种简略的书本,也未可知。到后来,罗贯中荟萃诸说或小本《水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浒传》。但原本之《水浒传》,现在已不可得,所通行的《水浒传》有两类:
  一类是七十回的;一类是多于七十回的。多于七十回的一类是先叙洪太尉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梁山泊,打家劫舍,后来受招安,用以破辽,平田虎,王庆,擒方腊,立了大功。最后朝廷疑忌,宋江服毒而死,终成神明。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
  《水浒传》有许多人以为是施耐庵做的。因为多于七十回的《水浒传》就有繁的和简的两类,其中一类繁本的作者,题着施耐庵。然而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其实生在罗贯中之后。后人看见繁本题耐庵作,以为简本倒是节本,便将耐庵看作更古的人,排在贯中以前去了。到清初,金圣叹又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
  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这便是现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然而我在前边说过:《水浒传》见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大部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
  但到明亡之后,外族势力全盛了,几个遗民抱亡国之痛,便把流寇之痛苦忘却,又与强盗表起同情来。如明遗民陈忱,就托名雁宕山樵作了一部《后水浒传》。他说:宋江死了以后,余下的同志,尚为宋御金,后无功,李俊率众浮海到暹罗做了国王。——这就是因为国家为外族所据,转而与强盗又表同情的意思。可是到后来事过情迁,连种族之感都又忘掉了,于是道光年间就有俞万春作《结水浒传》,说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
  ※※※
  〔1〕“落凤坡吊庞士元”诗见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卷十。
  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上次已将宋之小说,讲了个大概。元呢,它的词曲很发达,而小说方面,却没有什么可说。现在我们就讲到明朝的小说去。明之中叶,即嘉靖前后,小说出现的很多,其中有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现在再将它分开来讲:
  一、讲神魔之争的此思潮之起来,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的。宋宣和时,即非常崇奉道流;元则佛道并奉,方士的势力也不小;至明,本来是衰下去的了,但到成化时,又抬起头来,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继晓,正德时又有色目人于永,都以方技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凡有新派进来,虽然彼此目为外道,生些纷争,但一到认为同源,即无歧视之意,须俟后来另有别派,它们三家才又自称正道,再来攻击这非同源的异端。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
  此种主潮,可作代表者,有三部小说:(一)《西游记》;
  (二)《封神传》;(三)《三宝太监西洋记》。
  (一)《西游记》《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人更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此见于明时所修的《淮安府志》;但到清代修志却又把这记载删去了。《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是一百回,先叙孙悟空成道,次叙唐僧取经的由来,后经八十一难,终于回到东土。
  这部小说,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在前边已经提及过——已说过猴行者,深河神〔1〕,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著作。
  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西游记传》——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湅J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后来有《后西游记》及《续西游记》等,都脱不了前书窠臼。至董说的《西游补》,则成了讽刺小说,与这类没有大关系了。
  (二)《封神传》《封神传》在社会上也很盛行,至为何人所作,我们无从而知。有人说:作者是一穷人,他把这书做成卖了,给他女儿作嫁资,但这不过是没有凭据的传说。
  它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所叙的是受辛进香女娲宫,题诗黩神,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上边多说战争,神佛杂出,助周者为阐教;助殷者为截教。我以为这“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总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以三教为神,以别教为魔罢了。
  (三)《三宝太监西洋记》《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明万历间的书,现在少见;这书所叙的是永乐中太监郑和服外夷三十九国,使之朝贡的事情。书中说郑和到西洋去,是碧峰长老助他的,用法术降服外夷,收了全功。在这书中,虽然所说的是国与国之战,但中国近于神,而外夷却居于魔的地位,所以仍然是神魔小说之流。不过此书之作,则也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因为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东南方面,倭寇猖獗,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做了这一部书。但不思将帅,而思太监,不恃兵力,而恃法术者,乃是一则为传统思想所囿;一则明朝的太监的确常做监军,权力非常之大。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信以为真,就有义和团实验了一次。
  二、讲世情的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讲世情的小说,也就起来了,其原因,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而且有一类,还与神魔小说一样,和方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书中所叙,是借《水浒传》中之西门庆做主人,写他一家的事迹。西门庆原有一妻三妾,后复爱潘金莲,酖其夫武大,纳她为妾;又通金莲婢春梅;复私了李瓶儿,也纳为妾了。后来李瓶儿,西门庆皆先死,潘金莲又为武松所杀,春梅也因淫纵暴亡。至金兵到清河时,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到济南去,路上遇着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佛法感化孝哥,终于使他出了家,改名明悟。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来报尽仇的,像这部《金瓶梅》中所说的西门庆,是一个绅士,大约也不外作者的仇家,但究属何人,现在无可考了。至于作者是谁,我们现在也还未知道。有人说:这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而做的,因为他的父亲王忬为严嵩所害,而严嵩之子世蕃又势盛一时,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无不受其压抑,不使上闻。王世贞探得世蕃爱看小说,便作了这部书,使他得沉湎其中,无暇他顾,而参严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说》冠其首。
  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
  此外叙放纵之事,更甚于《金瓶梅》者,为《玉娇李》。
  但此书到清朝已经佚失,偶有见者,也不是原本了。还有一种山东诸城人丁耀亢所做的《续金瓶梅》,和前书颇不同,乃是对于《金瓶梅》的因果报应之说,就是武大后世变成淫夫,潘金莲也变为河间妇,终受极刑;西门庆则变成一个騃憨男子,只坐视着妻妾外遇。〔2〕——以见轮回是不爽的。从此以后世情小说,就明明白白的,一变而为说报应之书——成为劝善的书了。这样的讲到后世的事情的小说,如果推演开去,三世四世,可以永远做不完工,实在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做法。
  但这在古代的印度却是曾经有过的,如《鸯堀摩罗经》〔3〕就是一例。
  如上所讲,世情小说在一方面既有这样的大讲因果的变迁,在他方面也起了别一种反动。那是讲所谓“温柔敦厚”的,可以用《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来做代表。不过这类的书名字,仍多袭用《金瓶梅》式,往往摘取书中人物的姓名来做书名;但内容却不是淫夫荡妇,而变了才子佳人了。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而在外国却很有名。一则因为《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本;《好逑传》有德,法文译本,所以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都知道,给中国做文学史就大概提起它;二则因为若在一夫一妻制的国度里,一个以上的佳人共爱一个才子便要发生极大的纠纷,而在这些小说里却毫无问题,一下子便都结了婚了,从他们看起来,实在有些新奇而且有趣。
  ※※※
  〔1〕深河神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作“深沙神”。
  〔2〕这是《玉娇李》的情节,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
  〔3〕《鸯堀摩罗经》四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属大乘部,叙述佛济度鸯堀摩罗的故事。
  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清代底小说之种类及其变化,比明朝比较的多,但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只可分作四派来说一个大概。这四派便是:
  一、拟古派;二、讽刺派;三、人情派;四、侠义派。
  一、拟古派所谓拟古者,是指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者而言。唐人底小说单本,到明时什九散亡了,偶有看见模仿的,世间就觉得新异。元末明初,先有钱唐瞿佑仿了唐人传奇,作《剪灯新话》,文章虽没有力,而用些艳语来描画闺情,所以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很多,直到被朝廷禁止,这风气才渐渐的衰歇。但到了嘉靖间,唐人底传奇小说盛行起来了,从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欢做几篇传奇体的文章;其专做小说,合为一集的,则《聊斋志异》最有名。《聊斋志异》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做的。有人说他作书以前,天天在门口设备茗烟,请过路底人讲说故事,作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有许多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拟古。书中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当时所出同类的书差不多,但其优点在:
  (一)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二)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很可怕。不过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聊斋志异》出来之后,风行约一百年,这其间模仿和赞颂它的非常之多。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隶献县人纪昀出来和他反对了,纪昀说《聊斋志异》之缺点有二:(一)体例太杂。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作品中,不当有两代的文章的体例,这是因为《聊斋志异》中有长的文章是仿唐人传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却象六朝的志怪。(二)描写太详。这是说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而每每过于曲尽细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许多事,本人未必肯说,作者何从知之?纪昀为避此两缺点起见,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而只是学他的以神道设教一面的意思,于是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
  拟古派的作品,自从以上二书出来以后,大家都学它们;
  一直到了现在,即如上海就还有一群所谓文人在那里模仿它。
  可是并没有什么好成绩,学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
  二、讽刺派小说中寓讥讽者,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败,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嗣后又有广东南海人吴沃尧归罪于社会上旧道德的消灭,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书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点。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
  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三、人情派此派小说,即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红楼梦》其初名《石头记》,共有八十回,在乾隆中年忽出现于北京。最初皆抄本,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红楼梦》。据伟元说:乃是从旧家及鼓担上收集而成全部的。至其原本,则现在已少见,惟现有一石印本,也不知究是原本与否。《红楼梦》所叙为石头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贾府的事情。其主要者为荣国府的贾政生子宝玉,聪明过人,而绝爱异性;贾府中实亦多好女子,主从之外,亲戚也多,如黛玉,宝钗等,皆来寄寓,史湘云亦常来。而宝玉与黛玉爱最深;后来政为宝玉娶妇,却迎了宝钗,黛玉知道以后,吐血死了。宝玉亦郁郁不乐,悲叹成病。其后宁国府的贾赦革职查抄,累及荣府,于是家庭衰落,宝玉竟发了疯,后又忽而改行,中了举人。但不多时,忽又不知所往了。后贾政因葬母路过毗陵,见一人光头赤脚,向他下拜,细看就是宝玉;正欲问话,忽来一僧一道,拉之而去。追之无有,但见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雪芹名佹,一字芹圃,是汉军旗人。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即以织造局为行宫。其父,亦为江宁织造。我们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时实在是一个大世家的公子。他生在南京。十岁时,随父到了北京。此后中间不知因何变故,家道忽落。雪芹中年,竟至穷居北京之西郊,有时还不得饱食。
  可是他还纵酒赋诗,而《红楼梦》的创作,也就在这时候。可惜后来他因为儿子夭殇,悲恸过度,也竟死掉了——年四十余——《红楼梦》也未得做完,只有八十回。后来程伟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虽说是从各处搜集的,但实则其友高鹗所续成,并不是原本。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
  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像。(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纪;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
  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四)是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雪芹的祖父,父亲,都做过江宁织造,其家庭之豪华,实和贾府略同;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有似于宝玉;而其后突然穷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说尾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红楼梦》而后,续作极多: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
  直到道光年中,《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这有《品花宝鉴》,《青楼梦》可作代表。《品花宝鉴》是专叙乾隆以来北京底优伶的。
  其中人物虽与《红楼梦》不同,而仍以缠绵为主;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青楼梦》全书都讲妓女,但情形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到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虽然也写妓女,但不像《青楼梦》那样的理想,却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1〕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
  四、侠义派侠义派底小说,可以用《三侠五义》做代表。这书的起源,本是茶馆中的说书,后来能文的人,把它写出来,就通行于社会了。当时底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很觉得厌气了,而《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当潘祖荫由北京回吴的时候,以此书示俞曲园,曲园很赞许,但嫌其太背于历史,乃为之改正第一回;又因书中的北侠,南侠,双侠,实已四人,三不能包,遂加上艾虎和沈仲元;索性改名为《七侠五义》。这一种改本,现在盛行于江浙方面。但《三侠五义》,也并非一时创作的书,宋包拯立朝刚正,《宋史》有传;而民间传说,则行事多怪异;
  元朝就传为故事,明代又渐演为小说,就是《龙图公案》。后来这书的组织再加密些,又成为大部的《龙图公案》,也就是《三侠五义》的蓝本了。因为社会上很欢迎,所以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等都跟着出现。——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其先又有《施公案》,同时则有《彭公案》一类的小说,也盛行一时。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初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现在《七侠五义》已出到二十四集,《施公案》出到十集,《彭公案》十七集,而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很觉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
  上边所讲的四派小说,到现在还很通行。此外零碎小派的作品也还有,只好都略去了它们。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没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起它们了。
  我讲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今天此刻就算终结了。在此两星期中,匆匆地只讲了一个大概,挂一漏万,固然在所不免,加以我的知识如此之少,讲话如此之拙,而天气又如此之热,而诸位有许多还始终来听完我的讲,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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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九尾龟》清末漱六山房(张春帆)撰。一九二回。叙写妓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