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2），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
　　我去讲演（4）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5）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k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
　　“司”当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7），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8）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X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X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9），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10）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11），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12），现在则“到了汉口”（13）。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14），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便写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的《循环世界》里，看见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来多嘴。但其中有关于我的三点，我自己比较的清楚些，可以请为更正，即：
　　“一，我从来没有做过《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
　　“二，陈大悲（15）被攻击后，我并未停止投稿。
　　“三，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
　　从发信之日到今天，算来恰恰一个月，不见登出来。“总之你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你是这样”罢。幸而还有内地的《语丝》；否则，“十二藤”，“bbb”，那里去诉苦！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若夫“香江”（案：盖香港之雅称）之于国粹，则确是正在大振兴而特振兴。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环日报》“昨日下午督宪府茶会”条下，就说：
　　“（上略）赖济熙太史即席演说，略谓大学堂汉文专科异常重要，中国旧道德与乎国粹所关，皆不容缓视，若不贯彻进行，深为可惜，（中略）周寿臣爵士亦演说汉文之宜见重于当世，及汉文科学之重要，关系国家与个人之荣辱等语，后督宪以华语演说，略谓华人若不通汉文为第一可惜，若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学汉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闲视之云云。（下略）”我又记得还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16）”的关于国粹的演说，用的是广东话，看起来颇费力；又以为这“金制军”是前清遗老，遗老的议论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会它了。现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大惊失色，赶紧跳起来去翻旧报。
　　运气，在六月二十八日这张《循环日报》上寻到了。因为这是中国国粹不可不振兴的铁证，也是将来“中国国学振兴史”的贵重史料，所以毫不删节，并请广东朋友校正误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选》句，因为不能悬揣“金制军”究竟如何说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贴于下，加以略注，希《语丝》记者以国学前途为重，予以排印，至纫公谊（17）：
　　k六月二十四号督辕茶会金制军演说词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学业，周爵绅，赖太史，今日已经发挥尽致，毋庸我详细再讲咯，我对于呢件事，觉得有三种不能不办嘅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谈谈，（第一）
　　系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学问呀，香港地方，华人居民，最占多数，香港大学学生，华人子弟，亦系至多，如果在呢间大学，徒然侧重外国科学文字，对于中国历代相传嘅大道宏经，反转当作等闲，视为无足轻重嘅学业，岂唔系一件大憾事吗，所以为香港中国居民打算，为大学中国学生打算，呢一科实在不能不办，（第二）系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呀，中国事物文章，原本有极可宝贵嘅价值，不过因为文字过于艰深，所以除哓书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极高嘅人以外，能够领略其中奥义嘅，实在很少，为呢个原故，近年中国学者，对于（整理国故）嘅声调已经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国大陆相离，仅仅隔一衣带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国学科，能够设立完全，将来集合一班大学问嘅人，将向来所有困难，一一加以整理，为后生学者，开条轻便嘅路途，岂唔系极安慰嘅事咩，所以为中国发扬国光计，呢一科更不能不办，（第三）就系令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呀，中国通商以来，华人学习语言文字，成通材嘅，虽然项背相望，但系外国人精通汉学，同埋中国人精通外国科学，能够用中国言语文字翻译介绍各国高深学术嘅，仍然系好少，呢的岂系因外国人，同中国外洋留学生，唔愿学华国文章，不过因中国文字语言，未曾用科学方法整理完备，令到呢两班人，抱一类（可望而不可即）之叹，如果港大（华文学系）得到成立健全，就从前所有困难，都可以由呢处逐渐解免，个时中外求学之士，一定多列门墙，争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唔哙有乜野隔膜咯，所以为中国学问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办，列位先生，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班中国外洋留学生，因为想研精中国学问，也曾出过一份（汉风杂志），个份杂志，书面题辞，有四句集文选句，十分动人嘅，我愿借嚟贡献过列位，而且望列位实行个四句题辞嘅意思，对于（香港大学文科，华文系）赞襄尽力，务底于成，个四句题辞话，（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
　　略注：
　　这里的括弧，间亦以代曲钩之用。爵绅盖有爵的绅士，不知其详。呢＝这。而家＝而今。嘅＝的。系＝是。
　　唔＝无，不。哓＝了。同埋＝和。咩＝呢。＝呵。唔哙有乜野＝不会有什么。嚟＝来。过＝给。话＝说。
　　注毕不免又要发感慨了。《汉风杂志》（18）我没有拜读过；
　　但我记得一点旧事。前清光绪末年，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亲自看见的。那时的留学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要将土地从异族的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除实行的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钞旧书。所钞的大抵是中国所没有的禁书，所讲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书，因为是《湖北学生界》（19）的特刊，所以名曰《汉声》，那封面上就题着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
　　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后，竟变成在香港大学保存国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的标语了。我实在想不到这四句“集《文选》句”，竟也会被外国人所引用。
　　这样的感慨，在现今的中国，发起来是可以发不完的。还不如讲点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余兴”。从予先生在《一般》杂志（目录上说是独逸）上批评我的小说道：“作者的笔锋……并且颇多诙谐的意味，所以有许多小说，人家看了，只觉得发松可笑。换言之，即因为此故，至少是使读者减却了不少对人生的认识。”（20）悲夫，这“只觉得”也！但我也确有这种的毛病，什么事都不能正正经经。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发到底。只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为整年的发感慨，倘是假的，岂非无聊？倘真，则我早已感愤而死了，那里还有议论。我想，活着而想称“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为有趣，想要介绍的也不过是一个广告。港报上颇多特别的广告，而这一个最奇。我第一天看《循环日报》，便在第一版上看见的了，此后每天必见，（21）我每见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终于想不通是怎么一回事：
　　香港城余蕙卖文
　　人和旅店余蕙屏联榜幅发售
　　香港对联香港七律
　　香港七绝青山七律
　　荻海对联荻海七绝
　　花地七绝花地七律
　　日本七绝圣经五绝
　　英皇七绝英太子诗
　　戏子七绝广昌对联
　　三金六十员
　　五金五十员
　　七金四十员
　　屏条加倍
　　人和旅店主人谨启
　　小店在香港上环海傍门牌一百一十八号
　　七月十一日，于广州东堤——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一四四期。
　　（2）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赴香港讲演，二十日回广州。
　　文中说的“一月”应为二月。
　　（3）辰江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三七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题为《谈皇仁书院》。他曾亲听过作者在香港的讲演，在信的末段说：“前月鲁迅先生由厦大到中大，有某团体请他到青年会演说。……两天的演词都是些对于旧文学一种革新的说话，原是很普通的（请鲁迅先生原恕我这样说法）。但香港政府听闻他到来演说，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去问话，问为什么请鲁迅先生来演讲，有什么用意。”
　　（4）作者在香港青年会共讲演两次，一次在二月十八日晚，讲题为《无声的中国》；一次在二月十九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
　　两篇讲稿后来分别收在《三闲集》和《集外集拾遗》中。
　　（5）《循环日报》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它辟有《循环世界》等副刊。
　　（6）“藩司”“臬司”明清两代称掌管一省财政民政的布政使为藩司，俗称藩台。称掌管一省狱讼的按察使为臬司，俗称臬台。
　　（7）颜之推（531—？）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北齐文学家。他关于学鲜卑语、弹琵琶的话，见所著《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按颜之推是记述北齐“一士大夫”的话，并且表示反对，不是他自己的意见。鲁迅后来在《〈扑空〉正误》（收入《准风月谈》）一文中作过说明。
　　（8）和尚被焚的故事，见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建炎二年十二月，“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轻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有僧讼富民，逋其钱数万缗，而通事受贿，诡言天久不雨，此僧欲焚身动天。燕京留守尼楚哈许之。僧呼号，不能自明，竟以焚死。”又宋代洪皓《松漠纪闻》有金国“银珠哥大王”一则，记燕京一个富僧收债的事，内容与此相似。通事，当时对口译人员的称呼。
　　（9）“学者”指顾颉刚等。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作者自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10）《工商报》即《工商日报》，香港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五年七月。
　　（11）“清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该党，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到一九二七年春季北伐军进展至长江下游，蒋介石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公布所谓“清党”决议案，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清党运动”。
　　（12）《晨报副刊》。鲁迅经常为《晨报副刊》写稿，但并非“特约撰述员”。
　　（13）“到了汉口”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还没有正式决定“分共”，公开与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派合流，当时的武汉还是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的所在地。
　　（14）“枪终路寝”即被枪杀于路上的意思，由成语“寿终正寝”改变而来。
　　（15）陈大悲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的话剧工作者。一九二三年八月，《晨报副刊》连续刊载他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忠友》；九月十七日陈西滢在《晨报副刊》发表《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一文，指责他译文中的错误。
　　徐丹甫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中说鲁迅因此事停止了向《晨报副刊》投稿，意思是说鲁迅反对《晨报副刊》发表陈西滢的文字。
　　（16）制军清代对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的尊称。
　　（17）至纫公谊过去公函中习用的客套语。意思是十分感佩（对方）热心公事的厚意。纫，感佩。
　　（18）《汉风杂志》时甡编辑，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第一号封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
　　“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前二句见该书卷一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19）《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名为《旧学》，扉页背面也印有上述《文选》句。
　　（20）从予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所引的文字见于他在《一般》杂志第三号（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评论《彷徨》的短文。《一般》，是上海立达学会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二六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开明书店发行。
　　（21）这个广告连续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香港《循环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