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悱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通过，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们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真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的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十几年、几十年的，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广厦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地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